TOP20•2019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之思
点击上方蓝字一键轻松关注
即与离的张力
文/何博原文首发于《中国摄影》2020年1期，本文有所删节TOP20·2019之事
由中国摄影家协会和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浙江省摄影家协会、《中国摄影》杂志社承办的“TOP20·2019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于2019年6月14日开始征稿，9月20日截稿。2019年10月19日，“TOP20•2019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在浙江美术馆开幕，11月17日结束，其间经历了期待、关注和讨论。2020 年，《中国摄影》杂志第1期以专题的形式，为本次活动画上句号。
本届新锐展的评委会，由影像文化学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顾铮，艺术家、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实验艺术系主任高世强，摄影艺术家、成都当代影像馆艺术总监王庆松，《中国摄影》杂志主编徐艳娟，艺术评论家、策展人董冰峰，摄影史学者、策展人何伊宁，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TOP20•2013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入选者孙略组成。艺术写作者、策展人王欢和评论家、策展人、艺术史博士邢千里作为特邀观察员全程观察了评选。评委会经过初评、复评和终评三个阶段的斟酌和讨论，最终评出入选摄影师20人/组(其中一组作品的作者为摄影师组合) 。
TOP20•2019之思
2018年1月，我们以《趁年轻，信一回:“TOP20•2017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观察》为题，撰写了上一届 TOP20 摄影新锐展专题的编者手记。那篇文章中，我们围绕对“新锐”这一说法的争辩，进入评选初选的200余组作品对摄影发展面貌的映射，以及新锐展触及的“庙堂”与“江湖”的关联等话题，作了分析。
两年之后，那篇文章谈到的现象和问题，依然回响于此次评选的进程以及投稿和入围的作品中，因此，本文不再针对上述问题展开讨论。这种连贯性让我们意识到:与其将一次次评选看成某种节点(对它们的关注终结于“入选”或“评奖”)，不如意识到它们在相对长的时期里的样本属性——我们从评选本身可以读出么?是否可以包含:不同主办机构组织的评选的动机、价值取向和选择标准，这些因素如何变成评选规则，选择出的作品和创作者反过来对人们认知、判断评选活动的影响，以及评选中面对当下摄影生态的投射如何处置等。而最后一点，恰是每次评选之后，活动的组织方可以以案例的形式进行总结的。如果涉及不同评选的“内部”总结得以呈现甚至汇集，那么形成的样本群或许会对我们认识摄影行业的现象与问题，提供另一个侧面的参考。
TOP20•2019 的评选过程中，评委们需要“处置”的问题集中在以下几方面:其一，那些相对有知名度的、在其他评选中(屡屡) 获奖的作者和作品，要不要再入选。比如，最终入选的张兰坡、刘书彤、汪滢滢，皆已在 2019 年度的三影堂摄影奖上有所斩获，王翰林的投稿作品入围了《中国摄影》杂志社的另一个摄影评选活动“毕业季”。而张博原、向承美、史阳琨的作品则收获了2019年国际上一些有影响力的奖项。最终，这些作品的入围可在另一个专业领域的评选中找到参考——那些优秀的电影新作，拿到某一个电影节的奖项之后，就没有资格获得其他电影节的认可了吗?当然，这种局面确实反映了近几年摄影作品评选的“尴尬”——来稿中有分量的作品数量不占多数，留给评委选择的余地自然更少。其二，作品的创作手法对于是否入选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那些对制造、生成影像的方法进行探索的作品中。比如当作者强调图像由算法“生成”而来，就意味着多了一道必须“言之有物”并说服(而非唬住)观者的栏杆，而这类作品阐述字里行间流露的信息也会成为评委研读甚至“死磕”的焦点。其三，更大量的创作主体对某些策略的认同，正向或反向地作用于评委对作品的认可度。对日常碎片的捕捉，将现成图像置入作品体系，构建虚构叙事和档案，家庭历史的呈现等方向，广泛见于投稿作品，这些方向由几年前的话题性逐渐转为常规，如今已不再会因为创作“类别”本身而获得评委的倾斜，对它们的考量也变成了这些策略在作品中的完成度，是否真诚，以及具体策略之于表达是否合理比如几种策略交织于同一组作品时，各自的必要性，等等。
另外，与分析作为样本的评选相对应的，是关于评选和展览的外部评论。这一点一直以来相对缺失。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国内近几年的评选和展览活动，很多时候是“通稿”代替了评论，多种渠道下往往只传出一种“宣传式”的声音。作为 TOP20 新锐展组织方之一的《中国摄影》自身在参与、观看某些同类活动之后撰写展评，都会强调文章的原创性和基于实际体验的独立评论。所以对于这届新锐展，我们也抱有这种期待。展览开幕后，不多的展评出现在网络上，其中亦有批评的声音。这些批评建立在对“新锐”这一说法甚至它隐约给出过的承诺的期待上，最终落脚于作品在展览现场的具体呈现。这引出了一种常见的“隔阂”:评选的组织者重视的是什么样的“过程”得到了这个结果(就像笔者在前文着力阐述的那些)，旁观者注意到的则(只能)是“呈现”和“结果”。至少在笔者看来，这种“隔阂”是有意义的:它能够提醒我们，无论是参与投稿的具体作品(摄影生态的微观样本)，评选活动的组织方(同样是微观样本)，还是观看并撰写评论文章的作者，没有哪一方可以“超然”独立于摄影发展的状况之外;相反，这些主体应该寻找机会进入到摄影文化的具体环节，去了解这些环节的机制、特点、具体问题以及它们之于其他环节的关联，以此尝试建立起相对全面的认知。总之，对于评选活动本身的分析(不管是自我分析还是外部考量)，以及更多更有效的评论，是各种各样的评选发展至今，迫切需要完善的两个环节。
从2011年到2019年，八年，五届，一百多个名字被印在“TOP20•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的入展名单上，而两年一度的名单绝不只是总结和休止。行至今日，历经了创立最初的“高光”时刻和激发广泛争辩的成长期后，“TOP20•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以及关乎这项活动的声音，似乎都进入了一种相对平稳的状态中，这种平稳，围绕着“期待”浮动。我们怀着期待观看、阅读每一份投稿，选择、讨论、争辩，最后尝试达成共识。真正动人的是蕴含在最后入选的20组创作者作品中的生命力，及其背后对当代生活境遇的回应。这些回应从个人视野出发，因真诚而言之有物，并最终在公共话题中形成有策略和深度的共鸣; 这些回应努力掌控摄影与这个世界“即”与“离”的张力——摄影切入这个世界，同时又反身探寻摄影与世界的关系，并让作品形成有效的合力。
这些回应触碰着生与死:张兰坡的《巨人传》恢弘地勾连起时间和空间、英雄与凡人，并指向永恒;王翰林的《内啡肽的火焰》由个人的濒死体验牵引出对“无限”和未知的探寻。这些回应关乎实在与异想:它们可以形成自潘晓春在《异物》中克制的添加与置换; 可以游戏于黄紫白的《蒋志伟日记》中严肃的架空文本的字里行间;可以在陈海舒的《气泡》涉及“水”的历史与想象中时隐时现，可以引导观者在胡兆玮的《利维坦》里通过数码考古，参悟针对近未来的预言。这些回应流淌于对摄影本体看似冷静的讨论策略中:迟磊的《此刻星辰不同往日》将“显”与“隐”的逻辑覆盖在层层“后退”的数字模型上;胡涂的《平行》则具象地揭开了隐藏在网络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共性——尽管这些共性依然是碎片化的表象。这些回应悬浮在因人而改变的历史与现实上空:史阳琨的《怀旧之邦》、张樱瀚的《人为黄土》、陈亚男和吕格尔的《生命之环》是它们停留、徘徊的区间。这些回应与细碎的日常相互交织:陈川端的《克制的秩序》和邓云的《陨石》把这张图像之网营造得更加纷繁，而向承美“编织”的《农民志:全家福》则横跨了字面意义和当事者心中的希冀，将留守儿童及其家庭特殊的日常碎片整合在一起。最终，这些回应又落回到个人与自我、家庭和故乡之间达到与疏离的境遇:它们重叠于刘书彤个人时间线的大量节点(《刘书彦-刘山保-刘书彤》)，穿行在娓娓道来的家族史的故事里(汪滢滢的《洄》、石真的《Kwei Yih》、汤凌霄的《处女座》)，填补于张博原曾经空缺的故乡记忆和他捕捉的影像现实之间(《我的塔里木》)，或者在卢禹凡对作为个体的“人”是否需要适应“众”的价值标准的追问之际被建构(《Make Me Beautiful》)。
作为主办方，我们希望通过有效的展陈与图录，以及以媒体为出发点的深度呈现、研讨与传播，放大这些创作者在未来坚持探索和前行的信号。这也是我们今天以及未来坚守“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这项活动和平台的动力和意义。
“TOP20•2019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入围作品选登
潘晓春
《异物》
张兰坡
《巨人传》
迟磊
《此刻星辰不同往日》
胡兆玮
《利维坦》
史阳琨
《怀旧之邦》
张樱瀚
《人为黄土》
陈亚男 吕格尔
《生命之环》
张博原
《我的塔里木》
石真
《Kwei Yih》王翰林
《内啡肽的火焰》
卢禹凡
《Make Me Beautiful》
黄紫白
《蒋志伟日记》
胡涂
《平行》
陈川端
《克制的秩序》
邓云
《陨石》
向承美
《农民志：全家福》
22 岁的万军，刚刚大学毕业，他的父母在武昌工作， 从他们的家乡万州乘火车到武昌需 11 小时 7 分钟。在过去的 14 年里，他只见过父母 7 次，每次都是当 父母有重要的事情要回老家办理时才能见面。
汤凌霄
《处女座》
白马公园,2017年5月
南京紫金山，2015年8月
刘书彤
《刘书彦-刘山保-刘书彤》
汪滢滢
《洄》
陈海舒
《气泡》
更多内容请看《中国摄影》2020年1期
点击购买杂志
☟
精彩文章回顾
被称作摄影家，我心中有愧
做 有 品 格 的 摄 影 杂 志
微信号：cphoto1957长按二维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