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弗兰克的“朋友圈”（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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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9日，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1924-2019)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马布(Mabou)海边的家中逝世。作为一位“现象级”的摄影家，他的创作风格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改变了许多摄影师的创作轨迹。他的去世让世界缅怀的同时，也让大家开始思考弗兰克给我们留下思想上的“遗产”究竟是什么？2020年第2期《中国摄影》以专题“回响与共振——致敬罗伯特·弗兰克”重新回顾并梳理了弗兰克的创作生涯，并试图厘清在各种中外媒体的转译之中我们对于弗兰克的理解与误读，从本期推送开始，我们将该专题中的部分精华文章进行节选发布。
在今天的推送中，我们通过几个小故事来讲述弗兰克在人生道路上所遇到的几位朋友，正是这些人与弗兰克生命轨迹的交叉，让那个曾经在纽约街头踯躅的犹太新移民一步步成为今天的世人所熟悉的那个“罗伯特·弗兰克”。
本文首发于《中国摄影》2020年2期（有节选）
文/李鑫 李森
领路人
早在欧洲时，弗兰克已经系统地学习摄影，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他先师从瑞士商业摄影师、平面设计师米歇尔·沃尔根辛格(Michael Wolgensigner)，从他身上，弗兰克掌握了主题拍摄技巧与编排手法，并学会高效、流程化地开展摄影项目。后来，他受到素有“瑞士摄影界先锋军”之称的雅各布·塔格(Jakob Tuggener)的影响，在画册之间用空白页隔开彼此相邻的照片，以让读者在翻阅时思考与停顿。
除此之外，他在欧洲的摄影师群体中也有着广泛的人脉。瑞士摄影师保罗·森(Paul Senn)为弗兰克写了推荐信，弗兰克拿着推荐信与自己编辑的画册《40张照片》(40 Fotos)联系了居住在纽约的瑞士设计师与摄影师赫伯特·马特(Herbert Matter)，在他的帮助下，弗兰克得以在纽约暂立脚跟。不过，弗兰克渴望进入纽约的摄影圈与杂志圈，于是他毛遂自荐，拜访了素未谋面的摄影师保罗·希默尔(Paul Himmel)。希默尔赏识弗兰克的摄影才华，进而推荐给当时《时尚芭莎》(Harper's Bazaar)的艺术总监、平面设计师阿列克谢·布勒多维奇(Alexey Brodovitch)。布勒多维奇聘用弗兰克担任时尚摄影师，正是他鼓励弗兰克放弃了笨拙的禄来双反相机，使用更加灵活、轻巧的徕卡35mm旁轴相机。弗兰克也从他身上受益良多，尤其是他编辑的开创性画册《芭蕾》(Ballet)。布勒多维奇对弗兰克的任用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很好地解决了弗兰克在美国的生计，同时，也帮助他逐渐融入行业的商业化运作。
结交精英:爱德华·斯泰肯与沃克·埃文斯
1950年对弗兰克来说是别具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罗伯特·弗兰克回到了纽约，他与玛丽结婚，在MoMA见到了爱德华·斯泰肯(Edward Steichen)，还在画家詹森·哈维(Jason Harvey)的介绍下认识了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
对于弗兰克而言，来自著名策展人、传奇摄影师爱德华·斯泰肯的帮助与认可至关重要，因为他不但是美国摄影分离派的重要人物，同时也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摄影部主任。早在1948年，弗兰克就给斯泰肯写信，希望他能看自己的照片，但没有回音。到了1950年，他再次写信，并如愿见到斯泰肯。此次，斯泰肯赞赏了他的照片，并在“51位美国摄影师”(51 American Photographers)展览上展出了两张弗兰克的作品。后在1954年，弗兰克参与斯泰肯策划的《人类大家庭》(The Family of Man)摄影展，尽管弗兰克有七幅早期作品入选(其中两幅出自玛丽之手)，但弗兰克很快发现了他很难认同斯泰肯在摄影中的多愁善感和主题上的滥情，于是与斯泰肯分道扬镳。弗兰克还反对斯泰肯将策展人的意志凌驾于艺术家个人所要表达的独特声音之上的做法，并认为斯泰肯为该展览挑选的照片“过于矫情”，其中包括斯泰肯拒绝了比尔·布兰特“过于忧郁”的照片。尽管如此，爱德华·斯泰肯仍然是一位对弗兰克帮助巨大的人，只是这种影响较之沃克· 埃文斯而言，还无法相提并论。
沃克·埃文斯对弗兰克的影响和帮助是决定性的。正是在同一年，经过画家、灯具设计师詹森·哈维的介绍，弗兰克正式认识了沃克·埃文斯。在当时的纽约摄影圈，埃文斯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弗兰克早在1947年刚到纽约时就已经知道并看过埃文斯的画册。埃文斯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精英，住在东92区公寓，过着让人羡慕的优越生活，出入名流与上层社会，结识政治权贵，他还是古根海姆基金会的研究员、顾问委员会成员，与古根海姆基金会秘书长亨利·艾伦·摩尔(Henry Allen Moe)来往密切。而此时的弗兰克，过着波希米亚式的生活，经济上常常面临入不敷出。无论如何，弗兰克与埃文斯似乎都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但弗兰克和埃文斯恰恰在对摄影的认知上，找到了共通和共鸣。埃文斯的视觉美学、正直的秉性以及简洁却引人深思，他帮助弗兰克得以清晰地审视自己的摄影创作。早在埃文斯的画册《美国影像》(American Photographs)刊行之前，弗兰克已经花了好几年研读这本充满经典、精致照片的画册，甚至在1955年、1956年环行美国时，他还随身带着这本影集。
沃克·埃文斯助力申请古根海姆基金
在“人类大家庭”开幕的几个月前，埃文斯鼓励弗兰克申请古根海姆基金，既是出于对弗兰克才华的欣赏，也是基于个人友谊的勉励。弗兰克要想成功申请到这笔基金离不开埃文斯的指点和支持，因为他知道古根海姆基金会希望看到的是什么:摄影师能够记录美国生活、文化与地理的方方面面。
而埃文斯对于弗兰克的帮助可谓是不遗余力，他至少从这几个层面对弗兰克提供了帮助:与弗兰克一起合作商业项目，助其赚取维持生活的收入;几乎为弗兰克代笔，撰写古根海姆基金申请书;以古根海姆基金会研究员的身份为弗兰克撰写推荐信;在基金的审批环节及时投下赞成票令该基金得以获得批准。在古根海姆基金申请书中，埃文斯甚至将自己对摄影的理解“借”给这位年轻的外国摄影师，诸如“档案”“视觉冲击”“文明”“目录”等概念都帮助弗兰克厘清了思路、大大增加了申请成功的可能性。事实上，如若对比弗兰克的申请初稿与最终版本，可以发现，无论语言或者构思，几乎全是埃文斯的建议。经由埃文斯的亲笔润饰，弗兰克向古根海姆基金会提交的申请书水准已经远超其最初版本。
除了埃文斯的提前帮助，在1955年4月，弗兰克还得到来自纽约艺术圈最有影响力之人的推荐信，其中包括阿列克谢·布鲁列维奇、爱德华·斯泰肯、《时尚》(Vogue)杂志的艺术总监亚历山大·利伯曼(Alexander Liberman)、知名艺术史学家迈耶·夏皮罗(Meyer Schapiro)等。最终，弗兰克顺利地获得古根海姆基金3600美元的支持。当然，这些都是助其成功的外部条件。
德尔皮尔推动《美国人》的问世
从1955年开始，弗兰克携妻带子，从东向西，由北向南，用一台小型徕卡相机记录那些支离破碎的“美国梦”。1956年，弗兰克手里的古根海姆基金已经所剩无几，而《美国人》却还没有完成，在沃克·埃文斯和妻子玛丽的帮助下，弗兰克再次获得了一笔古根海姆基金的赞助，弗兰克将妻儿送回纽约，独自完成接下来的拍摄。在旅途中，他还借用了摄影师雪莉· 伯登(Shirley Burden)和韦恩·米勒(Wayne Miller)的暗房冲洗胶卷，这为他节省了不少经费。1956年夏天，弗兰克完成了大量的暗房工作，并将照片分组分类钉在墙上......直到1957年初，弗兰克拍下了最后一张被收入《美国人》的照片。
《美国人》得以问世完全要归功于弗兰克与法国出版人罗伯特·德尔皮尔(Robert Delpire)的友谊。1958年的欧洲人对美国这片战后“新大陆”充满向往和好奇，德尔皮尔并没有将其定义为艺术家的个人创作，而是作为《大众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Essentielle)系列中的一册，弗兰克的每张照片都结合了许多社会评论家描述性文字，如今这本被当作“摄影圣经”的《美国人》在第一个版本中更像一个介绍美国的图文画册。然而《美国人》由于过于强烈的批判导致它并不被美国人所认可，而在欧洲，市面上已有不少关于美国的图书出版，没错，德尔皮尔亏钱了。次年，美国格罗夫出版社(Grove Press)出版了第一版英文版《美国人》，在这一版中第一次加入了垮掉派文学旗手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撰写的前言，并移除了对图片的描述性文字，仅保留了照片和对页的空白及少量的照片描述，此时的《美国人》与凯鲁亚克的跨掉派文学代表作《在路上》产生了联系，这一版往往被看作是《美国人》正式问世的第一个重要版本。此后，美国的光圈出版社、意大利的斯迦洛出版社(Scalo)相继出版，2008年，在弗兰克本人的亲自参与下，德国的史泰德出版社出版了最新一个版本的《美国人》，这是其个人最为认可的一个版本，其中包括了由史泰德团队制作的中文版。
从未“垮掉”的弗兰克
弗兰克结识凯鲁亚克是在1957年秋天吕西安· 凯尔(Lucien Carr)举办的一次聚会上，弗兰克非常欣赏垮掉派文学无拘无束、发乎本能的创作手法，而且，《美国人》中所流露的情绪和记录下的元素，如点唱机、汽车、公路......都与凯鲁亚克作品《在路上》中体现出的粗犷豪放、落拓不羁的气质不谋而合。因此他请凯鲁亚克为自己的画册撰写序言。他们很快就成为了朋友，似乎在精神层面，弗兰克在凯鲁亚克身上可以找到比埃文斯更多的共鸣。此后，他与更多的垮掉派成员成为朋友，并最终成为了他们的一员。其中垮掉派作家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对弗兰克影响最大，是他让弗兰克知道了纽约除了高楼大厦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看似玩世不恭，但却对美国的改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美国人》在纽约出版后，弗兰克又拍摄了一系列实验性摄影项目，比如，从纽约公交车上拍摄车窗外的人物和景象。但他很快发现，自己无法满足于单张摄影作品的创作，因此，弗兰克收起相机，开始拍摄电影。1959年，弗兰克与导演阿尔弗雷德·莱斯利(Alfred Leslie)联合导演了电影《拔出雏菊》(Pull My Daisy)，在电影中，垮掉派代表人物艾伦·金斯伯格、格里高利·科尔索(Gregory Corso)、杰克·凯鲁亚克均有出演。《拔出雏菊》也和雏菊没有任何关联，里面贯穿了“垮掉一代”的基调:讽刺、戏谑、玩世不恭。1972年，他为滚石乐队巡回演出所拍摄的纪录片《杂种布鲁斯》(Cocksucker Blues)也颇为知名，但由于影片中涉及呈现成员吸毒和混乱的私生活导致该片被判禁止放映。此后的50年中，弗兰克陆续又拍摄了约20部影片，有些遭遇了批评，也有些获了奖，他拥有摄影师和制片人的双重身份。
虽然在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中，弗兰克被贴上了“垮掉派”的标签，但事实上，弗兰克对这种标签并没有明确的认同，首先，他与部分“垮掉派”成员结交的时候，尚未有“垮掉的一代”这一提法，这个群体本身也非常松散，没有明确的边界;其次是这群人的生活方式弗兰克从来都不认同，他还要挣钱喂养妻小，他无法做到“不承担任何责任”，虽然他重视家庭，但生活并没有因此给予弗兰克更多的眷顾，弗兰克与玛丽的婚姻走到了尽头，他们于1969年离婚，1974年，女儿遭遇空难，1994年，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儿子在抗争多年后选择了自杀。1975年，琼·丽芙(June Leaf)成为了他第二任妻子，为了躲避媒体的关注，他与第二任妻子琼·丽芙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马布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陪伴他的除了丽芙，还有他重新捡拾起的摄影，只是画面的风格更加粗粝、自由。弗兰克在1985年曾说过一段话:“过去的生活在我背后，好像一些事情在大力地拽住我。而我的面前是大海。”崇尚快乐生活态度的日本友人荒木经惟认为，弗兰克实在不应该在遭遇不幸后把自己关在那个孤僻的小岛上面对大海。
评论家江融曾在2007年7月22日对弗兰克的采访中问道:后期充满强烈视觉效果的个人化摄影创作，是否与其女儿的不幸早逝有关?弗兰克这样回答:“你不要问过于具体的问题......摄影能够让人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叙述你想要说的话，然后继续生活。”(《摄影的力量—当代世界著名摄影人访谈录》江融著，中国文联出版社。)
还好，有丽芙的陪伴，每当她谈起弗兰克的才华，脸上总是绽放出一种难以掩饰的光彩:“他就像一个拿着一双筷子的人，观察着，观察着，他就(下筷)......总能在一团混乱之中，将最本质的东西精准地夹出来。”(出自纪录片《离去、归来》Leaving home, Coming home)正如丽芙形容的那样，面对生活，弗兰克犀利的目光从未垮掉。
来自中国的朋友
弗兰克与中国颇有渊源，早在1948年，他的工作室就迎来过一位中国客人，他就是如今被称为“中国莫迪里阿尼”的落魄画家常玉，原本常玉是将自己在巴黎的工作室与弗兰克在纽约的住所进行为期两年的交换使用，但弗兰克最终并没有在巴黎常驻，但在纽约的相处中，他与常玉建立起了深厚的友情。在常玉去世30年后的1997年，弗兰克为他在巴黎即将到期的墓地续费，还把他所赠予自己的作品拍卖后设立了“弗兰克基金会· 常玉奖学金基金”，以资助中国艺术青年前往耶鲁大学学习。
同样是在1997年，弗兰克在艺术家乔纳斯·梅卡斯(Jonas Mekas)举办的一个80人左右的小型音乐会上，结识了美籍华裔艺术家金旻(Dodo Jin Ming)。金旻是一位音乐家，同时也是一位摄影师，弗兰克曾赞赏她:“具有不寻常的优雅、清晰的头脑，和冷静的思维”，琼·丽芙则赞赏这位摄影师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他们相识之后常常见面，弗兰克还使用过她的暗房，冲晒展出的作品，还曾多次邀请她去他和丽芙在加拿大马布的住处，2014年9月12日，金旻与弗兰克驱车爬上马布高地的一座山头，弗兰克指着远处他位于海边的小屋，天上的云突然穿过太阳，照耀着整个海湾，风有力地吹着，此时的弗兰克沉浸在属于他的世界中，金旻举起相机为弗兰克拍下了他的肖像，平时郁郁寡欢的弗兰克此刻露出了难得一见的喜悦。
弗兰克和丽芙唯一的一次北京之行，是缘于他对《红色新闻兵》拍摄者李振盛的欣赏，2007年，在策展人罗伯特·普雷基的努力下，弗兰克与李振盛在平遥摄影大展中举行了联展。当弗兰克和丽芙从平遥离开来到北京之后，他们收到了一封名叫安欣的女孩的来信，通过这封邮件，弗兰克在北京与几位对摄影充满热爱的青年摄影师见面，他们就是卢恒、付羽、魏来。在北京，他与这几位年轻人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三人帮弗兰克冲洗了他在中国所拍摄的19个胶卷，而弗兰克则向他们赠送了自己亲手放印的作品作为纪念，他们还拍摄了一些宝丽来照片，这些照片最后被收入史泰德所出版的弗兰克影集《七个故事》。此后，付羽、卢恒又去美国拜访过弗兰克位于纽约的工作室，一同前往的还有青年摄影师王轶庶、邹盛武，对他们来说，弗兰克带着光环，但却平易近人，他们作品中所流露出的个性得到了弗兰克的认可，他鼓励这些年轻人将自己的作品出版。弗兰克还结识了摄影师黄庆军，称赞他的作品为观看中国打开了一扇窗。
弗兰克的中国朋友除了摄影师之外，还有画家王亚中、诗人吕德安，这些跨越各个年龄、各个国家的朋友，弗兰克与他们之间的友情简单而纯粹，都是在创作、性格和艺术思想上找到了来自彼此的认同。弗兰克所结交的友情跨越不同的年龄、国家、种族，他们共同构成了弗兰克这位永远作为异乡人的朋友圈。
李鑫，1993年出生于湖南张家界，艺术图书策划编辑，自由撰稿人，译者，致力于介绍现当代艺术和摄影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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