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凝视｜抗战时期的摄影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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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7月7日，《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封面，图片《塞上风云》为沙飞所摄
1942年，河北平山碾盘沟，晋察冀画报社为创刊号制铜版。沙飞/摄
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大型摄影画报《晋察冀画报》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晋察冀根据地中共第一位摄影记者、第一个新闻摄影机构也诞生于此。以《晋察冀画报》及丛刊、画刊等相关摄影出版物为媒介平台，晋察冀的摄影活动得到了蓬勃发展，在摄影创作、人才培训、组织机构、画报出版、摄影理论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不仅在当时发挥了宣传武器的作用，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体制摄影奠定了组织、人才、观念基础。
第五届中国摄影图书榜年度摄影史论图书《革命的凝视：政治• 宣传• 摄影维度下的< 晋察冀画报> 研究》，以《晋察冀画报》为主要研究对象，兼顾晋察冀的其他相关摄影出版物，分析了晋察冀摄影出版和摄影活动的成就、影响及历史局限，同时对画报创办者、摄影家沙飞及同时期其他重要摄影家的摄影作品、摄影理念进行了剖析，以探求特定时代与个人命运的互动关系。
图书榜评委施瀚涛对该书评价道：“综观中国摄影史的研究现状，多为资料收集和整理，或编年式的笼统陈述，但基于个案的事实考证和意义阐述不足；惯于从艺术的维度去分析摄影家个体的成就，而欠缺从摄影本体或艺术之外的学科和视角去探究某一现象的发生和存在机制，以及它们的性质和意义。该书从传播学和文化史的视角入手，内容横跨抗战史、摄影史与画报史等多个研究领域，同时包含大量一手的文本和访谈资料，是今天摄影史个案研究的一个很好的范例。“
该书作者杨建在下文中分享了以这一份党报作为研究课题的缘由和该书出版背后的故事，并进一步阐述了解放区摄影挖掘和研究的重要性。
《革命的凝视：政治• 宣传• 摄影维度下的< 晋察冀画报> 研究》
杨健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20 年8 月
解放区摄影的挖掘与研究
文／杨健
《革命的凝视：政治• 宣传• 摄影维度下的〈晋察冀画报〉研究》这本书的形成要从我的博士论文谈起。博士二年级时，我们进入论文选题阶段。对我而言，从所修专业（传播学）和学术兴趣出发，这个题目既要与传播相关，也要与摄影关连。因此，最初我选择的是一个战争影像传播的题目。然而导师认为这个题目容易流于大而无当，失之空泛。导师认为一个好的题目应该是“中国的”“一手的”和“个案的”，也就是说应该从具体个案入手，通过一手资料研究中国问题。从这一理念出发，结合我平时的阅读和积累，我决定从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的摄影传播寻找选题，做专人、专刊等个案研究。
《晋察冀画报》发展示意图。注：本图根据司苏实所绘“解放区画报体系发展示意图”绘成，该图见顾棣编《中国红色摄影史录》（上）P95。
1943年7月，晋察冀画报社工作人员大合影
研究方向确定之后，我开始着手搜集相关一手资料。此前已经看过解放区摄影家沙飞的一些资料，我于是设法跟沙飞之女王雁女士取得联系，并得到她热情的回应。其时她已经跟中摄影史专家顾棣、司苏实等合作，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出版了《沙飞摄影全集》《中国红色摄影史录》《铁色见证—我的父亲沙飞》等史料性著作。我南下深圳拜访王雁女士，北上太原、北京、河北等地走访顾棣、司苏实等学者，以及杨振亚、赵银德、顾瑞兰等解放区摄影家，并做了相应的访谈，获得大量一手信息和资料。特别是晋察冀画报社的相关出版物，从《晋察冀画报》到《晋察冀画刊》，以及名目繁多的丛刊、半月刊、月刊、季刊、号外、时事专刊等，基本搜罗完备。
《晋察冀画刊》
在此过程中，我的目光逐步聚焦到以《晋察冀画报》为中心的一系列根据地出版物，并最终确定以《晋察冀画报》为研究对象，逐步提炼出一系列问题，作为论文回应和解决的对象。这一系列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战争年代的媒介技术如何影响图像生产？“摄影武器论”在何种背景下提出并在战争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战争语境下，哪些因素对图像的生产和传播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从《晋察冀画报》到《晋察冀画刊》，根据地的画报出版实践出现了何种根本性的变化？战争时代建立的“红色摄影”模式对建国后的摄影生态产生了哪些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对以上问题的回应构成了这篇论文的主要论点，部分观点可以算是本论文的创见。比如，论文认为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从《晋察冀画报》到《晋察冀画刊》的演进过程中，摄影的功能发生了一个从建构政治形象到展开战争动员的转向，在此过程中，摄影风格渐逐模式化，并最终奠定了所谓红色摄影模式。这一观点对部分研究者忽视画报自身演进逻辑、不加辨析地笼统论述进行了纠正。论文第一次提出《晋察冀画报》是从“战争、民主、日常生活”三个维度对解放区进行的一次“图像建构”，通过这种建构，解放区的政治形象得到确立和巩固。而论文中有关画报作为“战争动员”的手段的观点，在之后几位学者的论文中得到更加细致的阐发和引申，这也证明了论点的合理性。
1944年秋，沙飞（左）与石少华在河北阜平神仙山脚下
1941年，河北平山县民兵在埋设地雷配合主力作战。石少华/摄
1938年，河北涞源浮图峪，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沙飞/摄
1940年，晋察冀根据地军民参观百团大战摄影展览，沙飞/摄
当然，这篇论文也存在诸多有待提升和完善的地方。比如它未能充分引入比较的视角，如果将根据地的摄影宣传和国统区、日占区的相比较，有助于凸显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特点，至少在证据上会更加可靠。此外，本文的“理论性”似乎不足，作为长期从事摄影实践教学的教师，也许我的思维更偏感性一些。
虽然顺利完成答辩，但解放区摄影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其研究工作仍有待开拓。其研究方向确定之后，我开始着手搜集相关一手资料。此前已经看过解放区摄影家沙飞的一些资料，我于是设法跟沙飞之女王雁女士取得联系，并得到她热情的回应。其时她已经跟中国摄影史专家顾棣、司苏实等合作，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出版了《沙飞摄影全集》《中国红色摄影史录》《铁色见证—我的父亲沙飞》等史料性著作。我南下深圳拜访王雁女士，北上太原、北京、河北等地走访后几年，我以此为方向，先后成功申报扬州大学人文社科基金、江苏省哲社基金、国家社科基金，这些基金为我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2016年，我还在扬州大学的资助和王雁女士的推荐下，以《晋察冀画报》的研究课题获得美国哈佛大学的访学机会，并有幸得到哈佛大学建筑与艺术史系汪悦进教授的指点。在此过程中，我吸收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对博士论文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修订、完善。
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同济大学出版社的陈立群老师是一位对图像史颇有研究的专家，他的专业素养为我解决了至关重要的出版难题。没有陈立群老师的帮助，拙著还不知何时才能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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