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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风霜雨雪的湿陷性山坡。
原州区阳洼村，2015年1月 牛红旗
航拍中国的飞机在西海固上空盘旋好一阵子了，机翼划破长空的声音，飘曳于机尾的白雾，引得人们不断向上仰望。在坡田里点种玉米的村民丁志科抬起头望着天空说：“那上面肯定有双眼睛，正在向下俯瞰哩，他肯定能看见下面的梯田和村里升起的炊烟。”我说：“那不是神的眼睛，可我估计通过那双眼睛俯瞰的人，表情一定很丰富，看见下面神迹般的变化，保准会眼睛一亮，发出接连不断的惊叹。”西海固已不是以前那个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定义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秃头土脸、寸草难生的酷旱之地了，已眉清目明，头戴花冠，身穿秀衣，出落得像个曲线优雅的大姑娘。而且从前干涸了的山谷里，新生的条条溪流，正波光粼粼地向山外流淌。这变化，自然是人和上天共同努力的结果。村民不再把牛羊放出去啃山咬树了，他们已经知道什么是生态环境，越来越爱护草木了。他们甚至连那些野外的野鸟、野兔都想召回家去，撒些食物让它们吃，晒一盆清水由它们喝。然而，一切并没有过去。在那些山村道路由沙土变成混凝土，散落山间的土窑和泥屋变成整齐的安民新居，在自来水流进每家每户，人们脸上的尘土演化成笑容时，那些飘忽的往事并没走远，依然像胡须花白的老人，端坐在村口或山坡上，那些从眉睫边划过的光影，在消失的时候，给人们的眼角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纹路。我不知道飞机上向下俯瞰的人看没看见我，知不知道我从哪里来，要去哪儿。我可能正徜徉在某个山道上，可能就是那个隐隐约约闪动的小黑点。我对自己要干什么，能干些什么，并没有完全揆清，我只是觉得自己生在西海固，亲眼目睹着这块土地一天天由旧变新，有了雨水，多了云霓，禁不住放下可能赚钱的小生意，挎上相机，给笔管吸满墨水，朝向山野和村落，向银须飘飘的光阴老人走去。
种地需要一把好铁锹，进城打工需要一把好铁锹，西海固的农民把铁锹叫家当。
原州区清河镇水泉村，2015年10月 牛红旗
人喜爱什么，或许就会邂逅什么。在我看来，遇到机缘，能不能结缘，一则靠造化，二则要看你怎么走，怎么做。说到肩挎相机，我很早就开始在影像中注意自己了。记得1975年小学毕业，当时从同学手中接过毕业合影时，我立刻把前排靠边蹲着的自己捏在了拇指下。我从没发觉自己会那么穷酸，那么丑。前排蹲着的男同学中，唯有我穿着一双没包尖的黑色女式塑料凉鞋，唯有我左脚的鞋带是断裂后用黑线缝接起来的。那一刻，同学们都在为自己漂亮的衣着和俊秀的形容欣喜发狂，我却第一眼就盯住了自己那只羞怯到无处躲藏的左脚。这大概就是我与摄影的缘起吧。我把那张合影带回家后没让姐姐看，也没交由母亲保管，以至于把它夹在书中弄丢了。然而，我因此却知道了照片是可以攫住某个时段、某一瞬间，可以化作永恒的。我从小不喜欢镜子，却喜欢独自远行。漫长的成长过程中，我喜欢去郊外听鸟鸣，喜欢去几十里外的外婆家。外婆家有毛驴，有磨窑，有鸡、狗、猫，有豆荚地，有鲜艳的杏花和圆墩墩的草垛。那时候我就在想，能有个相机把它们拍下来就好了。我喜欢去外婆的村子里看社火，喜欢在村里办喜事或办丧事时混在大人中间吃分发的馒头。可是，外婆死后办丧事的时候，我依然没有相机，没拍下山坡上忽然冒出来的那个白如馒头的小土包。很难说清我是因爱上摄影而深刻地认识了西海固，还是因热爱西海固才喜欢上了摄影。从我生活的县城迈步出去，不足两里就跨入了田野。或者说，整个西海固本来就是一个大村落。每每回想走过的路，我不由自主就想起了波浪翻滚的麦苗，想起了那些光秃但又温暖的山丘，想起了如外婆一样佝偻着腰去沟底挑水的农妇。我读了《世界摄影史》，走了上百个山村，想了许许多多事，我发觉，时间神不知鬼不觉溜走的时候，消磨掉了一些人们不畏困苦的气质，碾碎了一部分俭朴的生活细节，隐没了曾经陪伴人们的扁担、背篓、板凳，和人们曾经用来烧饭的铁锅、风箱。我曾经去几个常去的山村，让农户把他们认为最有纪念意义的“传家宝”拿出来让我拍。如我所猜，他们并没亮出存折和首饰，而是把爷爷用过的农具，奶奶淹过咸菜的陶罐，父母结婚时置办的自行车、脸盆架、玻璃镜框，以及前些年驮水的木桶和儿女上学时用过的铅笔盒找了出来。水泉村小母克仁的父亲除了摊开农具，找出一块“毛主席万岁”的白瓷纪念章，还从纸箱里翻出了以前下雨穿过的胶靴。那双疤痕累累的雨靴太抢眼了，使我联想起了自己当年穿过的女式塑料凉鞋。我说，这也算得上是你的宝贝？老母没搞懂我什么意思，回答说，你不是让我把传家宝都拿出来吗？随之，他抱起小孙儿，脆脆地亲了一口，浪漫地说，其实在我看来，我这宝贝孙儿，才是我最最珍贵的传家宝。老母的举止和言语让我猛然一惊。是啊，真真唯能传衍人类血脉的是后代，是人。我兴奋地举起了相机，并把那张照片收录在了《疼水·我的西海固》中。常在乡间走访和拍摄，使我有了与在淡然状态中生活的人，融入的机缘，有了乐在其中的幸福感。从而，整理影集资料时我很容易就把拍摄的图像归了类，给每个单元取了名：“我原是一名村童”“雪落无声”“羊世间”……
牵牛的人和挑水的人。
原州区官亭镇城耳山村，2016年7月 牛红旗
坡为门，上了坡就算到了家。
原州区清河镇水泉村，2015年12月 牛红旗
羊群饮过水会凌乱不堪，犹豫不定。
原州区官亭镇城耳山村，2016年5月 牛红旗
一家三口。原州区官亭镇城耳山村，2016年5月 牛红旗
人小声说话时，牛会抬起头来偷听。
原州区河川乡青土台，2015年1月 牛红旗
三
从2013年开始，我连续六年拍摄着离县城不远的水泉村。水泉村具有典型的西海固地貌，从农耕到生活状态保持着原来的传统习惯。说来运气不错，在与村民结识和交往的过程中，我没有遇到障碍。清晨上学的孩子与我招手打着招呼，收工回家的小伙子邀我去家里喝茶，锄草的老人直起腰来，给我絮叨着下雨天村子的模样。马全仓老人每次提起下雨，语音就会拖长，稍稍停顿一下。我假设着下雨天的光线和景象，思考着到那时该如何拍摄，如何才能把老人盼雨的心情融入画面。没多久，果然下了一场雨。我大老远就望见马全仓肩披雨衣站在地垄上向远处眺望。这次，他把心事告诉了我。他并不是不想搬去康居楼住。几年前儿子因不懂法律，把大麻当油料种了一大片，结果在一个下雨天被带走了，服了刑。他和老伴都老了，老两口是想守着老窑院，等儿子回来了再一块儿住新居。他说他的老窑已是水泉村最后一茬还在住人的窑洞，要我一定随他去家里拍拍，好留个纪念。水泉村具有典型的西海固地貌，从农耕到生活状态保持原来的传统习惯。为了在巨变中不留遗憾地拍摄下影像，我在有了这个村子做主要拍摄地之后，继续寻找着适合自己的拍摄方式。我阅读了大量前人拍摄西海固的作品，发现就我而言，脚踏实地，心怀情感，才可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我不反对追求影调，但认为没有强烈的影调也是一种影调。我愿意顺应客观环境与在人们流露出自然情绪的状态下拍摄。我不反对人们说我汲取了爱默生的自然主义摄影方法。爱默生的作品冷静，客观，忠于现实，但我认为拍摄作品不去介入个人审美情趣，不掺杂价值判断，完全以“出世”的态度去创作，是绝然不可能的。我觉得无论拍摄人物、动物、器物或景观，摄影者必然是在场的，必然会给相应的空间做出取舍。在不断总结自己的过程中，我从“决定性瞬间”中走了出来，在我的摄影里，空间决定着瞬间，尤其我拍摄的非新闻性的纪实和人文影片。我情愿把瞬间拉长，拖成时段，拽进特定的空间，经过观察分析后再进行拍摄。有个叫小武旦的小男孩，喜欢跟在我屁股后面摸揣相机，说他长大了要拜我为师，跟我学拍照。他出生那年，村道旁栽植柳树苗，大约他两岁那年，他躺在家门口的小柳树下撒着泼要让哥哥折根柳枝给他编个柳圈帽。第二年冬天，一场大雪把小柳树压倒在地，我拍照时他小手从袖管里伸出来指着两棵小柳树咿呀道，它们死了，头杵在地上了。可等到春暖雪融我再去看那两棵柳树时，它们不仅挺直了腰杆，而且还猛然长高了一截。后来，小武旦上了幼儿园接着又上了小学，随后又跟着父母搬进了康居楼。临搬走那天，我去他家给他们全家在柳树前拍了合影，并把以前拍的照片从手机相册中翻出来。他看后，忽然搂住我的腰，羞答答地说：“我小时候咋那么丑，那么皮顽。”如今，两行柳树长成了大树，站在山下老远就能望见。我不以为它们只是两行大柳树，它们既是经历风霜雪雨活下来的树木，也是西海固从干山秃岭变成林草绿野的见证。在我拍水泉村的这些年里，小梅出嫁了，马全仓的儿子回来了，老母的孙儿会骑自行车了，大母克仁家的牛圈里已由两头牛变成四十多头牛了。村里的老人和年轻小伙，因生在不同时代，经历不同，对未来有着不同的认识和期许，我一边分析其中的差异，一边用我认为可采用的方式做着记录。在对水泉村连续不断的拍摄过程中，与其说我在拍摄村民的生存状态，见证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不如说我是在修炼自己对人生的认知，深化着个人对摄影的理解。
孩子从小就养成了珍惜水的习惯。
原州区官亭镇城耳山村，2016年8月 牛红旗
马小军从城里回来，在这眼窑洞里娶妻、生子，过日子。
原州区官亭镇城耳山村，2016年6月 牛红旗
与牲口棚相通的窑门，显映着人畜共存的风景。
原州区官亭镇阳洼村，2016年6月 牛红旗
四
记得我有过较长一段时间处于困境之中。大约半年时间吧，那段时间，仿佛我大脑短了路，只是带着相机往水泉村去，而不知该拍些什么。有时候，我会蹲在地头与田间干活的人闲聊一个上午，有时候我会坐在大峁梁头一根接一根抽完半包烟。2016年的冬天下了大雪，进村后我满脑子都是困惑，不知在苍茫天野间该从何下手。正是那天，我神不守舍地把一侧车轮滑下了路坎。就在我不知所措时，从屋里出来给牛添草的丁志科看见了我。他唤来两个儿子和邻居马玉学父子俩，帮我把车抬了上来，又邀我到他家去坐。他半含揶揄地笑道，都好几年了，这么熟悉的路你咋能让车滑下路坎呢？他当过两届支书，与我有过多次交流，还让我看过他以前写的笔记。他说：“我看这段时间你是脑子乱了，心头没弦了。”我尴尬地笑笑说:“近来是没了主弦，正犯难不知该怎么拍呢。”他呷一口茶，不眨眼地望着我，慢悠悠地说：“着什么急呀，水泉村在这儿，你随时来都可以拍，想怎么拍就怎么拍！”我说：“我总觉得以前只浮光掠影拍了皮毛，没拍到根上。”他依然不眨眼地笑着说：“不行就换种方法嘛，地闲撂上一茬，再去种它，兴许还能多打粮食哩。”从他家出来，车开到沟畔边又左滑右滑没法行驶了。海玉安见状，跑回家拿来铁锹，铲了雪，沿着沟崖用黄土给我铺撒了一条很长的路。叮嘱我，当心点，走慢点，不怕慢，只怕偏。随后，拐过弯道又看见海恒莲老太太在前面往路上撒土。她那么老了，竟然还那么有力气，不紧不慢给整条坡上都撒上了土。我终于把车开到了宽阔处，可等我从车上下来向她道谢时，她已白巾飘飘地扛着铁锹回了家。开春后，老太太和一家人老老少少在地里铺薄膜，我走过去问：“您那天帮我铺完路，为啥不声不响就走了？我连声谢谢都没对您说。”她小姑娘般呶呶嘴说：“有什么好谢的，路是给众人铺的，有情有感人家才会给你铺路。”听了她这句话，我想了许久。想着想着，眼前忽然亮了。路是给众人铺的，有情有感人家才会给你铺路。同时我又想起了丁志科和海玉安说过的话。从那以后，我又找到拍摄目标，拍起了路。拍水泉村的路，拍西海固所有的路。我发现，每条路上都有人的足迹，情感的轨迹，驶向未来的辙迹。之后，因路的启发，我又拍摄了许多人们熟而不见的事物。
10 多年前，马全仓老人就开始向手边什物告别了，这是董家墒的最后一茬土窑，该是人去窑空的时候了。
原州区官亭镇董家埫，2016年8月 牛红旗
农妇心里想着一些圆，围绕着一个个圆。
原州区官亭镇城耳山村，2016年6月 牛红旗
五
我家所在的单元楼顶上有个伯劳巢，庭院里有棵香槐树。我住在二楼，好些个清晨，我都是在梦中被香槐树梢上伯劳的啁啾声唤醒的。朦胧中听见伯劳的鸣叫，我脑海中便会浮现出一幅幅缥缈的风景：曦光清曜，丘岭逶迤，溪流汩汩，农夫在旷野上劳作。这情境正好对应了清代黄叔琳注解《文心雕龙·神思》时谈到的，“思心之用，不限于身观，或感物而造端，或凭心而构象，无有幽深远近，皆思理之所行也。”经过多次悉听，我竟觉得这只叫声婉约的伯劳恰似《诗经·豳风·七月》中飞来的那只。也许喜欢读诗写诗的缘故，我觉得世间充满了诗意，处处事事都有诗情。拿摄影来说，每次举起相机，我都会迅速地在取景器中构划出一幅情景画。我常常惊讶地发现，人物后面的山峦怎么就不失时机地显了出来，白云怎么就在我要摁下快门的那一刻飘了过来？难道它们是天意差遣来的？我很喜欢《诗经》中“风”的格调，喜欢把“风”中那种优雅、自然、淳朴、舒缓的气韵纳入影像。“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清人在轴，驷介陶陶。左旋右抽，中军作好。”从这两段不同的诗句中，很容易就能感觉到《诗经》“风”的情调。无论是前者颂说母亲的辛劳，还是后者讽刺以演练战车来故弄玄虚的场面，都呈现出了一幅清晰可见的诗意浓浓的辽阔图景。摄影不也是如此，只要把所拍摄场景的特定氛围抓住，诗意便自然流露出来。我们拍的可能是他人，但是在照片的背后站着我和你。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小时候外婆讲过的那个故事：从前有座山，山下有条河，河边住着一个娘娘神，她一个人在河边时间长了，觉得心慌，就捏了个泥人，并且把自己三根肋骨抽出来，插进了泥人的身体。后来，这个泥人就变成了她的伴侣，再后来世上就有了人，就有了我和你。
碾麦时，没有风不行，风大了也不行，马新兰一家终于等到了风，可微风紧跟着狂风，狂风携带着暴雨。
原州区官亭镇城耳山村，2016年7月 牛红旗
牛红旗
本名牛宏岐，上世纪60年代生于宁夏固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宁夏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固原市摄影家协会主席。2011届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访问学者，21届鲁迅文学院高级研讨班结业。摄影作品在《中国摄影》《大众摄影》《中国艺术报》等多家媒体发表，荣获第二届阮义忠摄影人文奖第二名、宁夏第九届文学艺术二等奖，宁夏第十届摄影艺术展金奖等奖项。文学作品在《青年文学》《十月》《诗刊》《北京文学》等刊物发表，荣获第六届冰心文学奖，《诗刊》社“柴达木”诗歌大赛三等奖等奖项。出版有诗集《地面》，摄影散文诗歌集《失守的城堡》，长篇非虚构《七沟十八弯》，摄影集《疼水·我的西海固》，摄影散文集《西边》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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