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都一样”里的陷阱：从杨笠脱口秀说起丨燕京书评

作者 | 重木

全文共 4844 字，阅读大约需要 8 分钟

“性别对立”，与其说是一个可怕的现实，更可能是一种拒绝讨论和掩盖问题的手段；通过利用这个噱头，性别制度中的既得利益者们，可以由此阻拦和污名那些对于自我正当性别权益进行诉求的群体。一味地强调“男女都一样”，无异于在为原本就不平等的性别制度中进一步的添砖加瓦。

伴随着储殷教授在微博上diss杨笠成为热搜，杨笠在《脱口秀大会》中所讲的关于一些“男性迷之自信”的段子成为争议的焦点。而伴随着这一季《脱口秀大会》中几位女性脱口秀演员在性别——尤其是关于当下社会、媒体以及流行文化中对女性的各种约束、规训和歧视问题的讨论，使得性别问题再次成为讨论的中心。 

杨笠

如果我们稍有注意便会发现，今年关于性别问题的讨论似乎比以往更多，从年初新冠病毒肆虐时，一些前往武汉的医疗队伍中要求女性医务人员剪发的新闻；到对于在抗击新冠疫情前线女性医务人员卫生用品缺乏和捐献的关注；再到几起引起巨大关注的性侵事件，以及其后廉价卫生巾新闻引起人们对女性卫生用品消费的关注；《脱口秀大会》中杨笠等几位女性脱口秀演员的段子，以及最近表现抗击疫情的电视剧《最美的逆行者》中对诸多相关领域中女性参加抗击疫情事实的删减和篡改等……都再次使得这一话题战火重燃，而引起新一轮的争议。一时间聚集于其中的各种观点和问题也随之透露出在这个看似开明现代的时刻，对于性别问题的种种迷思、偏见和污名。

《最美逆行者》在豆瓣已被取消评分和观看按键

在关于涉及女性权益和偏见的诸多讨论中，我们发现有一个观点十分盛行，并且也往往存在于男女两性之中。即在解决女性所遭遇的各种困境、污名和伤害时，以诉诸普遍人权的方式来强调因为“男女都一样”而要求赋予女性与男性相似的权利。这一观点和希望解决两性不平等问题的理路其实并不新鲜，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诞生于英美诸国的第一波女权运动其实便利用这一思路，作为开拓女性权益的工具。诸如哲学家穆勒便强调，男女之间并不存在本质性的差异，只是因为后天社会环境的约束而导致她们无法如男性一样接受教育而出现了差异，因此教育权便成为当时女性争取的重要权利。

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其《为女权辩护》中同样强调后天社会的制度性区隔是造成两性差异的重要原因。并且她利用自由主义所建基的人权作为辩护的工具，强调女性同样是“人”，因此应该受到天赋人权的保障。第一波女权运动在理论上的突破和创造便是利用普遍人权，强调男女都是“人”而指出传统人权中的“人”（man）所具有的偏颇，从而为女性的基本人权奠定基础，因此为之后的教育权以及选举等权利的诉求打开方便之门。

这一观念在当下涉及两性权益讨论时依旧会频繁出现，并且似乎在众多纷杂的理由中有两个原因十分鲜明。首先是许多人希望通过强调“男女一样”来扩大传统的性别制度所覆盖的范围，从而获得某种形式的普遍性性别平等。这与第一波女权运动中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十分相似。当演员马伊琍在接受娱记采访时，便强调自己对女性题材影视剧的反对，似乎在她看来，过分强调“女性的”题材可能预设了女性先天的弱势地位，从而在巩固已有的刻板印象的同时也造成新的区隔和歧视。

除此之外，我们也会发现，强调“男女一样”似乎还有另一个目的，即为了消弭可能产生的两性冲突，或者说是女性在争取自身的权益中可能对现有性别制度的攻击与破坏，从而直接影响到当下处于其中并且占据着既得利益者位置的人们的利益。因此利用这一手段来达到“同化”的目的。

女权运动

“男女一样”的逻辑在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波女权运动中遭到批判，一方面因为时过境迁，伴随着许多女性获得教育与选举的权利后新的问题随之诞生，诸如处于不同阶层的女性在职场、家庭中的困境，关于女性性欲、身体和欲望的讨论等等；另一方面则是人们渐渐发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本身的缺陷可能造成女性陷入新的困境，即在强调普遍人权和两性相似的背后所遮蔽的差异，以及曾经作为相似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以及是由谁来规定的？而正是对这一相似逻辑的反思和批判开启了人们对存在于两性之间的差异进行思考。

当“私人的就是政治的”成为第二波女权运动中著名的口号时，在其背后所隐藏的正是一直以来基于性别划分的公共/私人领域所造成的区隔，而这也正是组成性别制度中的重要元素。当女性被预设的自然性本质而束缚于家庭中时，她们私人的情感、困扰以及关于家庭的诸多烦恼都被当作琐事忽略。而其实也正是在这些“琐事”中凸显着女性实实在在的困境和苦恼，而这些往往是被认为属于公共领域的男性所未曾感受或是难以知晓的部分。在这些“私人的”中，两性无论是在生物、身体还是社会角色上的差异才真正得以显现，从而需要被放在公共领域进行讨论。

在关于女性卫生用品的新闻和讨论中，我们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见证了这一现象。即两性身体的差异所造成的不同问题，其实是难以真正用相似逻辑来解决的。当抗疫前线的女性医务人员因为缺乏足够的卫生用品而影响身体健康和工作时，许多人——男性——或许是第一次意识到在捐助的物资中应该包含女性卫生用品（为武汉抗疫的女性医务人员捐献卫生用品始自许多民间女性群体）；而当廉价卫生用品新闻出现后，许多人或许才意识到收入有限的女性在卫生用品等物需上的缺乏，以及卫生用品消费在女性生活中所占据的影响。

《印度合伙人》剧照。电影又名《印度合伙人》，是根据印度草根企业家阿鲁纳恰拉姆·穆鲁加南萨姆的真实事迹改编，讲述主人公拉克希米冲破阻力，发明低成本的卫生巾生产机，为印度农村的经期卫生观念带来变革的故事。

这一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来源于智识或理论，而是由于身体的差异所造成的切身的体验，因此许多男性几乎没有意识，或是即使有所意识但却往往因为与己无关而缺乏更加深入地了解或反思，从而导致对由这些差异所造成的许多女性真实困境的忽视。而在很大程度上，“男女都一样”的逻辑在这里与其说是帮助了女性，不如说是进一步掩盖了这些差异所造成的不平等与歧视。

在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妇女能顶半边天”而开启的“男女都一样”的性别意识形态成为主旋律，全国上下的女性都承担着和男性一样的工作，不仅仅是在体力劳动上，而几乎是在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都努力达到一致。但正如贺萧在其《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一书中所发现的，许多妇女在承担了与男性一样的体力劳动后，她们依旧还得完成传统中被分配给她们的家务劳动与照顾子女老人，从而导致其承担着双重压力。在贺萧所收集和采访的诸多案例中，许多农村妇女和男性一样从事沉重的体力活，再加上照顾家庭，最终导致疾病横生，尤以各种妇科病为甚（贺萧在书中也提及当时诸多妇女因为卫生用品的匮乏，而导致身体健康出现问题）。

“妇女能顶半边天”

这也便是相似逻辑下可能造成的问题，即“男女都一样”在传统未经反思的性别制度中极有可能被划入“像男性（人，man）一样”的陷阱中，从而使得后者成为正确的、“人”的标准而要求女性看齐，而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便是对女性——无论是在生理还是社会性别气质上——的抹除，从而真正做到了“男女都一样”这一看似平等实则不过是更进一步压迫的期望。也正因此，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兴起的女性研究中对两性差异和女性气质的强调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除了身体差异所造成的两性不同的需求往往被相似逻辑所忽视，另一层差异则往往诞生于社会文化，即传统性别制度所创造出的两性形象以及对其的各种要求（如对于一个合格的、“正常的”女性应该是什么样的、该如何表现与行为等等）一旦被质疑或挑战，就往往会造成新的规训。

在杨笠关于男性和女性差异的段子中，其实也正透露出了处于性别制度中的不同性别所接受的无论是生存处境还是教育背景所造成的差异。例如男性-理性/女性-感性，男性在公共领域中扮演的是重要角色，相反女性却在私人领域或私密关系中的耽湎等（杨笠以男女对友谊的处理和理解揶揄）。在杨笠段子所讽刺的那些男性中，他们的自信并不来源于学识或思想，而仅仅是来源于他们的“男性”（male）身份。

这一生理性别（sex）从一开始就已经在性别制度中占据高位，从而——如R.W.康奈尔在其《男性气质》中所指出的——获得相应的性别红利。而这也就是杨笠所疑惑的，为什么许多男性明明那么普通，却可以那么自信的原因。并且这一自信也往往指向于女性，所以才会出现杨笠讽刺的“她一定是想从我这里学到些什么吧”的男性意识。

《男性气质》，R.W.康奈尔著，柳莉、张文霞、张美川、俞东、姚映然译，赵平审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3年7月版

正是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性别制度本身所设计的差异作为区隔两性在诸多权益上的差距。正如诸多女性主义理论所指出的，建基在生物性基础上的生理差异在社会文化中被建构为某种两性性别本质差异，从而出现了各种二元对立（男性/女性、理性/感性、公共/私人等）的等级制度，而女性始终被安置在消极或说是低层次中，从而造成了一直以来的性别歧视。而当这样的生物差异建构被发现，性别制度又往往以“男女都一样”的相似逻辑来对其进行掩盖和遮蔽。并且在这一建构中存在着更加细微的差别，我们依旧可以从女性卫生用品事件中发现，即建基在生理差异上的性别制度其实是有选择性的，目的依旧是为了维护主流性别群体的利益，因此我们才会在许多文化中看到对女性月经、分娩等生理差异的污名和偏见。

许多人故意利用生理差异来为性别制度所建构的不平等的两性权益进行辩护，但却忽略了女性的生理差异；而一旦人们提及因为女性的生理差异而需要差别对待时，许多人又以普遍人权的理论来批评对后者的过分补偿……这一逻辑运用我们在日常或网络讨论中能够频繁看到，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性别——主流男性——一方面并未对自己已经获得的特权有所反思（他们所处的境况因为完全被自然化而往往难以察觉，见格雷森.佩里《男性的衰落》），而认为女性获得了更多的特权；另一方面，许多男性本身在男性内部的群体中因为处于下层地位，而遭到剥削和伤害，但他们又因为难以对抗这一男性制度或是懦弱，而转移了泄愤的对象，即认为是争取自身权益的女性群体夺走了他们的利益，而忽略了其实他和许多女性都一样是性别制度的受害者。

《男性的衰落》，[英]格雷森·佩里著

张艳、许敏译

浦睿文化丨湖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6月版

也正是因为许多男性同时处在（两性的）性别制度以及男性群体内部的等级制度之中，而导致他们一方面是性别制度的性别红利受惠者，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在男性群体内部的资源分配不均——因为诸如男性气质、阶级、种族与社会地位等原因——而遭到伤害和剥削。因此，许多男性面对的恰恰是这样矛盾的处境，并且也由此决定着他们其后可能选择的立场。

在许多采访或新闻中，我们都会发现许多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反复地强调他们并不希望也不赞成男女之间的对立。与此同时，我们却也发现，无论是在日常，还是网络中，性别对立意识都在蔓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发现许多被认为是激进的关于性别制度的批判和言论遭到边缘和忽视，而伴随着“男女都一样”的逻辑和观念在两性中的发展，我们或许也可能再次遭遇着过去的困境，即在这一片和气之中掩盖的制度性不平等，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各种刻板印象和污名的加深。

冲突其实是促进讨论和改变发生的重要动力。并且，冲突也并不意味着你死我活或彼此对立，它更可能是如黑格尔所发现的那样，作为问题内在的促发动力而使得辩证法得以运作起来，从而开启新的可能性的发生。当我们讨论性别、两性矛盾和权益问题时，冲突或许是发现问题、理解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

“性别对立”，与其说是一个可怕的现实，更可能是一种拒绝讨论和掩盖问题的手段，通过利用这个噱头；性别制度中的既得利益者们，可以由此阻拦和污名那些对于自我正当性别权益进行诉求的群体。一味地强调“男女都一样”，忽视差异，以及否定自我性别（sex/gender）在我们个体成长和生活中的重要性，无异于为原本就不平等的性别制度中进一步的添砖加瓦。

汉娜.阿伦特在接受汉斯采访时曾指出：“当你被以犹太人而遭到批评的时候，就一定要以犹太人的身份进行反击”，这一点或许同样适合我们的性别讨论，当你因为自身的性别而遭到污名和偏见时，你除了以自己的性别进行反驳外，还能用什么来反驳呢？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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