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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非洲②|刘青海:部分国家或现政治动荡和粮食安全危机

  编者按:疫情下的非洲经济形势如何,中非经济合作可采取哪些应对举措?浙师大非洲研究院非洲经济所所长刘青海博士近日撰文《疫情下的非洲②:部分国家或现政治动荡和粮食安全危机》,对此进行了分析。  该文529日首发于澎湃新闻网,现本公众号转发如下:



【写在前面】

  2020年的疫情对全球旅游业、航空业、石油矿产等行业造成严重冲击,非洲经济亦遭受巨大打击。建议相关各方关注非洲经济的现状、面临的问题及下一步走向,抓住后疫情时代非洲经济发展新窗口,化危为机,进一步加深中非合作,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非洲经济走向研判
一是疫情将趋于严峻,经济损失严重。由于非洲的公共医疗体系相对薄弱,应对财政空间有限,位于南半球的一些国家即将进入冬季流感高发期,部分民众不顾禁令继续外出活动等原因,非洲极易成为新冠肺炎疫情的重灾区。从范围来看,非洲第一波确诊的基本都是上层阶层,但近期确诊和死亡病例中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比例越来越高。为应对疫情,非洲国家大多采取“封城”等限制措施,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受到极大阻碍,必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增长预计将在2020年降至-1.6%。世界银行每两年发布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形势报告预计2020年该地区的增长率将从2019年的2.4%剧降至-2.1%—-5.1%,陷入25年来的首次经济衰退。

二是极端贫困人口、脆弱就业人口大幅增加。根据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的估计,疫情对非洲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疫情控制最好的情况下可能减缓到1.8%,最坏的情况下则将衰退到-2.6%,从而将有500万至2900万人可能被推入1.90美元/天的极端贫困线下。脆弱的家庭因疫情进入短暂贫困的概率将增加17.1%,进入10年或更长的时间贫困的概率将增加4.2%,而从贫困中摆脱的概率则将下降5.9%。非洲每年的正式就业机会(目前为370万人)预计将下降1.4%至5.8%,非正式和脆弱就业将会增加(非洲60%以上的男子和近75%的妇女非正式就业)。据国际劳工组织预计,由于工人面临全部或部分工作场所倒闭,非洲将损失1900万个工作岗位。

三是萨赫勒国家和非洲中部国家可能发生政治动荡。法国外交部所属的分析、预测与战略研究中心(CAPS)4月初发布报告《穿山甲效应:非洲即将迎来风暴?》,预测疫情之下,大多数非洲国家政府将遭遇破产,因为疫情催生的危机对非洲来说可能是“难以承受的”。其中萨赫勒国家和非洲中部国家被分别界定为“脆弱”和“穷途末路”的政权,疫情在这两类国家不仅可能造成动荡,还可能引发政权倒台。对于萨赫勒国家,隔离措施将打破非正规经济的脆弱平衡,而这种支撑日常生计的经济形式对维持社会契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加之多为全球最容易导致传染病流行的国家,因此可能触发政治动荡。在中部非洲,疫情的冲击、油价的崩溃可能使喀麦隆、加蓬和刚果(布)等国本已放缓的经济加速陷入危机,以道达尔为首的石油业经营者考虑从这些国家撤离,打破当地脆弱的经济平衡。
四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特别是东非有可能发生粮食安全危机。撒哈拉以南非洲特别是东非地区的农业生产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严重:乐观的情况可能会下降2.6%,但若各国贸易中断则有可能下降7%。由于收入下降、交易成本上升、粮食出口国的出口限制,预计该地区粮食进口量最少会下降13%,最多会达到25%。更为严重的是,在疫情来袭之前,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已经遭遇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蝗灾。由于红海两岸和非洲之角的气候十分适合蝗群繁殖,如果控制不力,蝗群6、7月可能扩大500多倍,而其时正值收获季,东非的粮食安全形势将极为严峻。

五是经济一体化趋势有望加强。原定于7月启动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已经无法按原计划执行,因为没有国家会在近期开放边境口岸。为提振萎靡不振的经济,预计非洲国家将强化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协定,尤其是与非洲大陆其他国家的贸易协定。政府可能协助和促进本地公司参加贸易代表团和其他促进出口的活动,简化进行跨国金融交易的过程,采取措施解决提高生产力,降低经商成本等。同时,非洲国家可通过低利率扩大生产能力,利用非洲的经济一体化举措,扩大非洲内部贸易(目前非洲内部贸易仅占其贸易总额的15%)。2020年2月,非洲国家已同意将90%的商品的关税降低到零,这与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期望采取的其他贸易便利措施一起,将在四年内增加非洲大陆内部的贸易超过50%。

六是进口替代、ICT行业、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有望加快。非洲国家可能利用疫情造成的缺口减少对远方供应商的过度依赖,转向更接近的供应商,从而加快本地化生产的进程,进一步鼓励本地制造业的发展(如优先考虑技能培训、降低贷款利率、能力建设和正确的技术),对促进非洲区域价值链、发展工业化的持续努力产生一些积极影响。疫情对非洲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都造成一定影响,使得政府与企业都意识到需要进行数字化转型,必然加快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的发展,改进电信基础设施服务,建立与网络安全、个人数据保护和隐私、数字支付以及支持金融技术初创企业增长相关的法律和监管框架。此外,有望进一步推进电力基础设施,采用公私合营形式。如南非可能以可负担的步伐规模开发核电,欢迎私人企业参与。

后疫情时代的应对措施
一是把本地化原则融入中非经济合作的各个方面。后疫情时代,我们应吸取疫情的经验教训,更为积极地采用本土化原则,让中非形成利益共同体,以增加其合作的动力而减少变动的可能,深化中非经济合作。这里的本地化指站在当地人的视角,用当地游戏规则、当地思维模式、当地力量、当地资源设身处地、因地制宜进行相关安排。因此,采用本地化原则,使合作项目符合当地人民的特点,切合当地的实际需要才能以不变应万变,不管发生什么冲击,都有助于化解风险,减少冲击。

二是设立非洲农业复苏基金、非洲纺织服装复苏基金、非洲医药产业支持基金,优先支持中国在非相关企业。疫情给非洲工业、农业以及在非中国企业带来巨大损失。考虑到在非中国农业、农产品加工、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相对较多的情况,可设立非洲复苏基金、非洲农业复苏基金、非洲纺织服装产业复苏基金,向因疫情遭受巨大损失的企业、农户提供资金、技术、培训等帮助(中国在非相关企业应放在优先地位)。同时,考虑到非洲医疗、制药行业的巨大潜力,可将相关项目作为初步支持候选项目,提供融资途径。

三是设立非洲数字经济发展基金,与非洲加快数字经济的合作。疫情后,非洲数字经济产业预计将得到更快发展。这需要降低移动宽带的成本,确保互联网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地区)特别是被边缘化的人们可以访问网络,设立相关基金在服务不足的地区提供服务,提高人民的数字技能和数字意识等。中国可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框架下,与非洲分享信息通信发展经验,共同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鼓励企业在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互联网、数字经济等领域开展合作,助推中非双方实现包容式发展。

四是建立中国企业、当地政府部门、公民社会畅通的常态化合作联络机制。后疫情时代,可考虑建立中国企业、当地政府部门、公民社会畅通的常态化合作联络机制,定期组织中国企业与当地政府部门、社区、媒体、非政府组织交流会,让双方借此机会能够开诚布公,深入沟通交流,通过当地部门细致的政策讲解和双方坦诚的对话交流来化解分歧,解决问题。
五是建立应急机制及时化解不利舆情,支持民间力量发挥更大作用。多年来,美国依靠大量的非政府组织(NGO),深入渗透到非洲的每一个角落,大大增强了在非洲特别是在民间的影响力。后疫情时代,中国可借鉴美国在非洲NGO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籍以深化中国在非洲特别是在民间的影响,打赢国际舆论战。例如,利用相关电商和线上传播经验丰富的中国企业、在非华人,及时发现和澄清恶意舆论。还可加强中非在国家有效治理方面的合作,支持民间力量成立非政府组织,以非洲青年为重点进行“能力建设计划”,培养一批亲华精英。

六是利用大数据收集相关消费者数据,生产适合市场需要、符合发展趋势的产品。目前,中国已在大数据使用领域处于相对领先地位,如利用大数据管理动态信贷风险并降低债务违约率,使用预测算法帮助疏导交通,利用地理空间数据通知农民收割庄稼等,使用健康大数据帮助制定精准健康战略决策,确定整个人口健康趋势和治疗成功率等。中国企业可以利用这个优势,在互联网相对发达的非洲国家如尼日利亚、加纳、肯尼亚等首先实施,利用大数据收集相关消费者需求、爱好、发展规律等数据,生产适合市场需要、符合发展趋势的产品。

七是抓住当地私有化机遇。近年来,埃塞俄比亚、安哥拉等不少非洲国家开始对一些行业、企业进行私有化。例如,2019年6月,安哥拉财政部私有化技术委员会表示,为鼓励国内外的私人资金、知识和管理进入相关产业,提升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企业竞争力,将对超过190家公营企业进行私有化(其中32家为主要的国营企业)。目前,安哥拉公营机构的私有化进程,已经按照法律规定的条文和准则开展。后疫情时代,由于当地不少产业、企业进入困难时期,中国企业可密切留意相关信息,瞄准被疫情严重冲击的优质资产,通过当地一些投资基金、私募基金对石油、矿产、金融、食品、数字技术和医药卫生等行业进行收购。

作者刘青海系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我国生产要素成本上涨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非洲转移研究”(16BJY083)的阶段性成果。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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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澎湃新闻

编辑 | 孙崇斌

审核 | 非洲研究院科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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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IASZNU)是在教育部、外交部支持下于2007年成立的中国高校首个综合性、实体性非洲研究院,经十余年发展已成为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国非洲研究机构与国家对非事务智库,成为国内首个拥有非洲研究“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学术机构,是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基地、教育部浙江师范大学中国南非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外交部“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指导委员会指导单位”和“中非智库10+10合作伙伴计划”中方智库、教育部“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单位、浙江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浙江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

      近年来,非洲研究院自2016年以来连续第四次入选《全球智库报告》“最佳区域研究中心”(大学附属),还先后入选中国社科院"中国智库综合评价核心智库榜单”、“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索引(CTTI)”中国高校智库百强A+、《2018年中国智库报告》高校智库(特色)系统影响力排行榜第4、《中华智库影响力报告(2018)》高校智库影响力排行榜第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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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SZNU a été fondée en Septembre 2007 sous les auspices du Ministère de l’Éducation (MOE) et l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MFA). Parmi les Universités chinoises, c’est le premier Institut complet créé spécialement pour les études africaines. Après plus de 10 années de développement, l’IASZNU est devenue un Institut d’études et un Think Tanks très influent sur les affaires africaines en Chine qui possède un « Savant du Chang Jiang » des études africaines. Il est le Think Tanks chinois sur le  « Plan Think Tanks du Partenariat Chine-Afrique 10 + 10 » et un des établissements guides sur le « Plan de Recherche Conjointe et d’Echange Chine-Afrique »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Il est sélectionné par le Ministère de l’Éducation pour « La Coopération Universitaire Chine-Afrique 20+20 », en tant que base principale pour des études du continent et des études spécifiques de pays. Il est également sélectionné par la Province du Zhejiang comme le Centre d’Innovation Collaborative 2011, la base de recherche de la Philosophie et des Sciences Sociales dans la province de Zhejiang. L’IASZNU a été classé parmi les meilleurs Think Tanks (affiliés à une Université) au monde pendant deux années consécutives, en 2016 et en 2017, par le Global Think Tanks Index publié annuellement par la Pennsylvanie Université. En 2018, l’Institut a été classé comme l’un des meilleurs Think Tanks affilié à une université en Chine avec le classement A + du système de classement chinois (C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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