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自等待》剧照

姐姐早在十年前就对涉世未深的我说：“生活，会教育得我们褪下几层皮。”姐姐初一就辍学打工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时有三个要上学的弟弟。爸爸肯定也告诉过她，“遇到什么事儿，你都忍着点儿”。

我叫胡留帅，因为太喜欢海子，给自己起名叫小海。我今年已经三十了，光在流水线就耗了十几年。

“我不要过那样的日子，但是我不知道该过什么日子。”我给歌手张楚在微博里发了这条私信。张楚竟然回复了我，介绍多哥（许多）给我认识。我毅然辞职离开流水线，去了北京的皮村找多哥，正式成为一名北漂。

我觉得自己是个矛盾的、尖锐的、颓废的大龄男青年，是流水线上的产物。

如今我没有房子车子，也没有存款和老婆。不过，还好我可以写诗。

我有名 有姓 29岁

我有快乐 有悲伤 没有对象

我是联大的 中诺基的 泰莱的 申洲的 

富士康 简龙工业园 新郑航空港 辛德勒西餐厅的

我是7639 11515 6100350 工号12

我是他们嘴里的空想家 不现实 文艺青年 还没有醒的 

屌丝 草根 单身一族 困难份子

——2016年12月31日 写于北京南锣鼓巷

1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出生于豫东平原。家里姐弟四个，我排行老三。2002年，家里供不起两个高中生，我就把读书的机会让给了我哥。2003年夏末，不到16岁的我交了一千多块钱，跟着县里的技校老师去了深圳打工。

去之前，有一个多月是在县城的技校度过的。那时候很流行读技校，学电脑、电焊的居多，我妈却觉得学缝纫挺好，“风刮不着，雨淋不着，是个技术活儿。”于是，在我妈的建议下，我学了缝纫。当时交了七八百块钱的学费，踩了一个月的废布，就算是毕业了。

过了四五个月，学校给村里有电话的一户人家打电话，转告我说要出去工作了，不过还需要交一千二百多块钱，介绍费、路费都算在一起了。我爸卖了好几架车子粮食，才凑够了钱交给学校。

那时候，爸爸骑着自行车送我去县城学校的路上，对我说：“遇到什么事儿，你都忍着点儿，好好干。”

几乎都是第一次出家门，我和同学一起挤上了南下的列车。

△我买的第一本诗集

我是第一次乘火车，尽管上了车厢只能站着，但我仍觉得新鲜。可当列车行驶了七八个小时以后，我才头一回体会到，一秒钟被掰成两半过是什么样的，到了下半夜，我勉强在两截车厢接口的水池边找了个地方蹲着，刚眯一下眼睛就又被火车的轰鸣声震醒。

不知穿过了多少桥洞与隧道，30多个小时后，这种煎熬才算告一段落。

从惠州下了火车，我们坐上了一辆大巴。没想到，本来说好的每人10块车费，到了半路就变成50了。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跟收费的人发生了争执，被打了一嘴巴，全车的人集体站起来表示抗议，不过代价是被迫下车。我们半路拦了一辆车，才到了深圳横港。

本以为学校已经安排好了，没想到“老师”原来要现找旅馆，再找工厂。三天后，我们稀里糊涂地进了家电子厂，不管你学的是电脑、电焊还是缝纫机，到了那地方，有什么厂进什么厂。

工资三四百一个月，几乎没有休息。如果不太忙，发工资后第二天就放假一天。

不过第一次上夜班是极其难熬的，我至今难忘。我本来在二楼装配部，但因为一楼注塑部没有做出来，我们就被调去注塑部。我的任务是用小刀刮刚加工出来的收音机塑料壳子上的塑口沿儿。结果我实在熬不住，打了瞌睡，锋利的刀片一下就在手指头上削了个口子。我忍着痛撑到了早上下班，手指头已经肿得老高，最后还是室友帮我挤出了脓水，贴了个创可贴，才算好了点。

还有一次，我下了夜班出去买早餐，被查暂住证的人抓了去，非要让我们找人来接或者交钱。我们这些从不同地方被抓去的“流民”被关进派出所一个临时的大房子里，房子就像老家的猪圈一样，也有一个大栅栏。我趁着派出所的几个人吃早餐的功夫，推开了忘锁的大门，飞也似地逃了出来。居然就这么逃了出来。

我在那个工厂干了一年多，每月几乎上三十天班，每天在流水线上工作十多个小时。直到2004年秋天我离开那里，月工资也从没超过六百块。       

2

经过工友介绍，我去了东莞的服装厂。

虽然工资不高，但扣除吃饭，每月还能剩八九百块钱。到服装厂后，我负责其中一个工序，有时候用剪刀开口袋，有时候踩着平车缝纫机在衣服的接口处压一条线。衣服从半成品开始做，做好了就记包号、工序和件数。

有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创造价值还是制造垃圾。高仿品牌的衣服往往布料不怎么好，再加上衣服按件计工资，工友们都做得比较赶，次品率很高，返工率接近一半。我也常常想，也许自己做的衣服别人穿几次就不穿了。

我一边做衣服，一边打螺丝 ，然后一遍又一遍地怀疑人生。

后来三年，我又换了六七个厂，都在东莞。前后我做过香港女装，耐克、阿迪这样的运动装，名牌代加工和羽绒服等等。

在小工厂做羽绒服时，车间的羽绒满天飞的都是，粘在身上、脸上，甚至鼻孔里。绒也不是什么好绒，味道很大，工厂根本不提供口罩，工人们也没有意识做自我保护。

等到下班，就用专门打扫卫生的喷枪吹掉身上、头发上的绒毛。一个组只有一两个喷枪，只能看谁先抢到喷枪，抢不到的就自己回宿舍弄干净。

虽然服装厂工资低，但服装厂一般不会装全自动流水线。偶尔想写一两句话，我可以拿出笔，写在产品维修单的纸后边。电子厂就不行，几乎从上班忙到下班。

有一次，班长把我写的东西收走了，同事看到我写得潦草，都笑说“画符呢”。

●    ●    ●

2006年，打工三年多，我跟工友学会了买彩票。不过总是不中。

我一度放下狂言，对当时也在东莞打工的哥哥说，“有买彩票的钱不如省下来买本大词典。我要写部惊世之作。”那时哥哥在县重点读了一年后，也辍学打工了。19岁的我真的花了20块钱买了本定价60元的大词典，盗版的。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买书。回去后，我还真从头看到尾，仔细地看了好多遍。

2007年下半年，我去了宁波，本来想干点别的。可在北仑人才市场找了好久，最后还是重操旧业，继续“踩平车”做衣服，一待就是四年。

2011年开春，我从宁波的服装厂离职，去了苏州投靠姐姐。下了火车，我一手扛着装铺盖的大背带，一手拉了一个行李箱，里面装满了衣服、书和五六本笔记。摇摇晃晃地下车、过地下通道、出站、转公交，窘迫极了。

2012年冬天，在苏州高教区大学城一个流动书摊，我买到一本海子诗集，五块钱。书是旧的，扉页还有第一次购买者写的购买时间与地点，我却如获至宝。这些年我走到哪带到哪，还在上面写了自己走过的地方作为纪念。

2014年母亲节，我在常熟的一个羽绒服厂上班。车间工作间隙，我潦草地在笔记本上写了首《母亲》。

我没有和家人交流的习惯，母亲直到现在也不知道这首诗。只有我赚了钱、结婚了，我妈才会高兴，觉得有用，诗歌没用。

妈妈

没有姑娘愿意爱我

我知道这孤独才刚刚开始

这条路还会有很长很长

……

妈妈

我只是将青春都献给了那看不到太阳的工厂

可有谁知道那生命的火焰在压抑着疯狂的舞蹈

3

2015年5月份，定居郑州的姑妈给我介绍一个对象，是个图书管理员，我们互换了QQ号。聊了一个多月，我就去郑州看了她，还从苏州给她带了碧螺春和星月菩提。她有160斤，我100斤，走在二七广场的大商场里，路人不停地看我俩。可我觉得她挺好，当时我28了，觉得自己不能挑了。

我从苏州请了三次假去见她，看了三场电影。跟她聊文学、聊音乐、聊电影，但是她都笑笑不说话。最后一次，我告诉她我已经提出了离职，准备去郑州陪她。结果女孩却说，“我们不合适。”

其实我从2009年就开始相亲了。一次下着雪，我妈还去媒人家烧锅，好让媒人腾出时间带我去女孩家见面。那个女孩挺好，有个头，还不丑。但是我没上心。

23岁时，我也算谈了次恋爱。初恋是车间里同组的女孩。我原来对她不感冒，结果别人说她喜欢汪峰，我们才开始接触聊天。她是我唯一的正式女友，虽然只有短暂的三个多月。很快，她就回了四川老家，我们后来也没有再联系。

2014年，我在苏州的厂里跟一个女孩表白，借了钱买了一束红色的玫瑰花。结果女孩不愿意要。我说，你不接受算了，起码把花拿着，就算回头扔了也行。

几乎每年过年回家，家人都会催我提前回去，虽然我极其厌倦，但每年也要见上几个，基本一两天一次。

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找对象也越来越难。

虽然姑妈介绍的女孩拒绝了我，可我已经提了辞职，最终还是去了郑州。本打算转行做业务，但过了半个多月一直没找到工作，最后还是进了富士康。那时做苹果6s，活少，工资才一千多。

在我的打工生涯中，那是段很异样的往事，我总有恍然如梦的感觉。那个冬天凌晨四点的下班路上，呼啸的北风、飘飞的大雪、各种叫卖的商贩、沉默而鲜亮的月色、孤独的星辰以及簇拥着行走却表情漠然的工人大队伍，构成记忆中难忘的画面。于是，就有了我在2017年打工春晚上朗诵的《下夜班的工人》。

走出四点一刻的厂区大门

北风裹挟着咳嗽的青春

四周前后踮脚

赶路的足音

山东葱花卷饼，西安羊肉泡馍

袜子，保暖裤的叫卖声

和生活的魔鬼

在黎明前劈头盖脸的袭来

……

人群蒙面奔走

如一场深冬的雪

那些是我生活与灵魂的双重写照。

一千多的工资显然不能养活自己，况且还要找对象结婚。过了一个多月，我又跑去推销手机投影仪，地推借贷软件，但都没挣到钱。

过了年，我和同学去了浙江嘉兴电子厂。他说，还是电子厂女孩多一点，找对象是首位。

我才发现，就算自己一直想要跳出来，但始终难以摆脱流水线。

4

在嘉兴电子厂加班的车间，有一天正干着活，我抬头看到一片黑暗，就想起十多年来的漂泊、搁浅的理想，还有昨天姐姐的电话。

电话那头，姐姐问我找对象的事，“老大不小了，不能整天的做梦了，妈妈又托三姥爷给你提亲呢。”

后来，我写下了《姐姐》，这是第一次给姐姐写东西。

姐姐，我在江南的一座小城里住了很久很久

我竟然忘了光阴也在我的身上流转过

我忘了

姐姐，虽然我见过明艳的桃花盛开

可二十多年我从来没有真正的遇到过一个春天

我没有

姐姐，傍晚我在加班的车间就突然想起了你

窗外是一片江南的朦胧 

……

姐姐，我现在已不再向谁说起理想

这包括三月的野草和夜空的星辰 

不再说

慢慢长大了就发现，很多时候面对亲人总是无言。就像我在嘉兴打工，哥哥在兰州打工、爸爸在内蒙打工一样，我们都是沉默的。 

我还清晰地记得，姐姐早在十年前就对涉世未深的我说：“生活，会教育得我们褪下几层皮。”我那时候才20岁，只能隐约感觉到姐姐这些年的委屈。她初一就辍学打工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时有三个要上学的弟弟。爸爸肯定也告诉过她“遇到什么事儿，你都忍着点儿”。姐姐那些难以言说的委屈，我不知道她可以向谁倾诉。

●    ●    ●

那时候，我已经开始非常集中地写作了。

写在工厂的维修单、进货单、工作表的后边，写得非常潦草。如果不及时誊稿，过段时间自己都不知道写的是什么。

晚上下班后，我总会去网吧上一个小时网，把白天写的诗誊在QQ空间，也无关别人看与不看，只是一个记录。

我在网吧是个异类，只有我在抄诗，周围的人大多都在打游戏。

我在车间也是个异类。我给工友背诵唐诗《春江花月夜》、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许立志的《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工友说，这些人写得挺好，可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用处呢？

有时候我也恨这这样的自己，可我又不知道在命运面前到底该如何妥协。也许，它只是一个普通工人的悲喜苦乐与青春挽歌记录。

这些年来我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些破碎的诗歌。 

5

2012年，我不光买了本海子诗集，还花了130块钱买了苏州乐园的门票，去“热波音乐节”看汪峰唱歌。他唱了四首歌，我就像见了初恋情人般，跟着一起唱一起跳，感觉像绽放了内心深处的自己。

当时我工作的工厂离现场有一二十公里，我为了省钱不舍得打车，走了三个多小时才回到住的地方。

后来又去了几次汪峰的演唱现场。我记得他在上海体育馆“峰暴来临”那场，请假时，班长怎么都不批。可我非走不可，就直接穿好外套，扭头走出了车间。周六晚上五点多走出工厂，跑去公交站坐到苏州火车站，再坐动车到上海，到了体育场，演唱会已经开始半个多小时了。不过票已经便宜了，最远的看台票本来280,200左右就可以买到一张黄牛票。

那次，他向章子怡求爱，好多人高声呼喊着“在一起，在一起”，大屏幕上的章子怡流了泪。演唱会结束后，我就只能找个网吧猫一晚上。为了省钱，我每次看完演唱会都不会住宾馆，太贵了。

后来，我开始在微博上给一些摇滚歌手评论，把我写的东西私信发给他们，汪峰、许巍、郑钧都发过，但是都没回。可我还是会坚持发。

本来以为是个没有回响的树洞，张楚大哥却回复了我。我把写在纸上的诗歌抄送私信发给他，跟他说我对音乐、对生活的看法，以及我枯燥无望的工厂生活。在车间，我和工友几乎很难交流诗歌。

张楚告诉我，不要太极端，要阳光，不要忧郁。他还寄了一套书给我，像是梦想成真了一样。中间我们一直保持联系，他介绍了新工人艺术团的许多大哥给我认识。

有一天，我告诉多哥，我想去北京，他告诉我要做好吃苦的准备，我听了他的话后也是不假思索：“我既然考虑要来，就已经做了所有打算，再苦再累也好过继续苟延残喘。

2016年7月13日，我直奔北京的皮村。我买了打折的机票，从杭州萧山机场到首都机场。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飞机。

下了飞机已是深夜，找地方睡是头等大事，去宾馆太贵，我就在机场的长椅子上坐着睡着了。

早上七点，我联系了多哥，打车去打工文化博物馆，这要是在之前，我肯定不舍得。但到皮村确实没车，第一次更是不好找。虽然好几十，但还是咬咬牙去打车了。

皮村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大风吹着灰尘满天飞。杂货店、小餐馆、路边摊把皮村织成了一张网，成千上万的打工者忙碌地寻觅自己的餐物。

多哥带我参观了打工博物馆，让我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就算是中国最大的电子加工商富士康，包括最大的针织服装加工商申洲集团，工会都只是形式，没有一个是真正关注工人精神层面的。

可在这儿，我看到了活着的平等与尊严。

6

我喜欢艺术，之前听说过798艺术区，准备在那附近找份工作。但找工作远远没那么顺利，我白天在画廊与艺术馆之间转悠，晚上在十二点后去网吧猫着。

我也尝试了在公园长凳上睡，被一些蚊子咬醒后就不敢再睡外边了。网吧包夜25元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有一次，我试着包两个小时花六块钱，但是电脑关机就被网管赶了出去。那是我第一次领略了北京的房子是何其重要，就算空着，都不会让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待着。

还有一次，我在地安门大街的一个网吧坐在椅子上睡着了。醒来以后发现手机不见了，去前台问，网管说没见。这时旁边一个光膀子正打着游戏的纹身大哥搭腔了，“手机在我这，想要得买两盒好烟。”我鬼使神差地跑去前台花了40块钱买了两包玉溪给他，那时我身上只有50块钱。

三天夜宿网吧后，我只想快点找到份工作。

很快，我找到一份在798德国西餐做服务员的工作。随后又去了三里屯酒吧做服务员，干了三天，见了好多没见过的：男同和百合、唱歌的流浪歌手、抽水烟的销魂女子。最后领班以性格不适合为由，辞退了我。

一个多月后的周末，我在皮村打工博物馆办公室外，隔着门口的玻璃，看到办公室里文学小组正在上课，可自己却不敢进去听。

第二周，我早早就过去等，去了以后才发现，所有人都非常平和自然。“让我们忠于理想，让我们面对现实”，从此我便成了文学小组新的一员。

为了周末学习方便，我去了皮村的同心互惠公益店服装店做售货员，每月工资两千多。到2017年打工春晚时，我们六个来自不同职业的一线工人各自朗诵了自己的《劳动者诉说》。

皮村让我充满归属感，我不想离开北京。以前待过的那些大工厂，我一点都不眷恋。

●    ●    ●

这些年，我跑过十多个城市，做了十几份工作。作为一个跟着流水线一起走了十几年的车间工人，从青春年少蹉跎至而立之年，颠沛流离十余载，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在创造价值还是制造垃圾。

一年又一年，在车间流水线上加班加点，每天工作十一二个小时，困得睁不开眼、累得直不起腰，没完没了地干，可还是一无所有。这让我不断地怀疑人生。

诗歌就是我的出口。

我很佩服那些能把故事写得很感人的作者，但我从来不具备那种讲故事的才能。我想把我求生的流浪人生写出来，作为3亿工人里庞大单数的一员。     

想起2009年我还在苏州一家工厂时看到纳兰性德那句 “万里他乡，非生非死，此身良苦”，回过头才发现，这些年来无论“南流”还是“北漂”，似乎“良苦”从未改变。

一些农村的家长看到“北漂”，会在电话里会殷切地劝导孩子“好好工作”，我们也总是报喜不报忧，承载着家乡对大城市虚无的想象和不切实际的期盼。不过，我没想过买车买房，对我来说，这些都太遥远了。我只要活着就好，就是那种正常的活着。

说实话，我觉得我现在都没有理想了，真的，我受够了那些机械般的废墟日子。找个对象过日子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编辑：董俊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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