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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过六十，在美国做农民 | 人间FM

Original 2017-08-19 罗四鸰 人间theLivings

图 | 关斌斌

我一直觉得印度人和日本人的英语最难懂，可是老师能听懂他们的，却听不懂我的。我才知道，我说的是世界上最难懂的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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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美建交后，失散多年的父亲和二哥有了消息。1977年，分别30多年的二哥从美国回来探亲，表达了帮我移民美国的意愿，我没有答应，当时我在江苏省地质矿产局下属的第一地质勘探大队工作，对工作充满热情。

但到了1988年初，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我还是提出了移民申请。移民申请排期到时，我刚好60岁，办完退休手续就立即开始了移民。

1999年1月19日，我和妻子禹模正式移民美国，从上海抵达波士顿。

早在1984年，我的二姐三姐就在二哥的帮助下移民了美国，她们起初都是在二哥的农场和餐馆做事。我和禹模也不例外，我开启了自己的美国农场生涯，而禹模去了餐馆做“巴士”。

本文为“60岁出走美国”系列第一篇。

本文曾于2017年2月刊发

新增FM音频故事，敬请聆听

我二哥张作诚一家住在美国马萨诸塞州西部的阿姆斯特镇，他有四个农场，一个闲置，两个出租，自己只经营一个。农场位于Hedley镇。此外，他还在阿姆斯特镇上，开了一个中国餐馆“安城中国饭店”。

阿姆斯特镇是麻州西部的一个很重要的小镇，以阿姆斯特镇为中心的康乃狄克河流域，是当时美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美国著名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就隐居在此处，她的故居如今依然是麻州的旅游热点。

在这附近，还有1863年成立的马萨诸塞州立大学，这是一个有三万多学生的综合性大学，周边又陆续建立了六所学院。阿姆斯特镇很自然地成为麻州大学的社会服务中心，二哥的饭店就开在中心，几十年来生意一直很红火。

二哥张作诚自幼立志务农，五十年代在台湾大学农学系毕业后，在台湾糖业公司研究所工作达十年之久，后来在一个美国教授的帮助下来留学美国。

获得博士学位后，谢绝了化学公司的聘请，走上自己创业的道路。他在台湾和美国的研究项目，都是化学除草剂，可没多久，他却从理念上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决心远离除草剂，生产无公害的农产品，遂自己开办农场。

为了给办农场筹集资金，他先在镇上开了个小餐馆，到朋友那里学了4天，就回来自己当主厨，带着妻子和两个上小学的儿子日夜劳作，餐馆经营得蒸蒸日上，也从一间房扩到四间，而最重要的信誉，也一天天高涨——银行找上门给他贷款，餐馆的房东宁愿少卖几万元，也乐意把房子卖给他。

有了资金后，他开始买农场，他看上了康乃狄克河边一块最好的农田，土壤肥沃，水源优质。农田主人认为，这么好的土地，不能用来做商业开发，而要用来种地，张作诚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把土地卖给了他。这便是二哥的农场ChangFarm。

农场中间有一条公路穿过，公路东面是“高河漫滩”，西面是“阶地”，农场的房屋建筑都盖在西面的“阶地”上。以前，农场全部种植蔬菜，使用机械化生产。后来农场盖了一间豆芽厂，经治效益比种地高得多。

不过，二哥希望种植有保健作用的经济作物，只留少部分土地种植有机蔬菜，主要供应自己的餐馆，剩余有多的菜便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卖。

最终，合适的经济作物被确定为五味子。1999年1月我来农场的时候，正赶上这一时期。

农场虽然很大，但是用来种菜的土地却不多，大约六英亩多（合中国三十多亩）。真正负责种地的固定工人就我一个，其余都是豆芽厂的工人。农忙季节也会有一两个临时工，一般都是从中国来探亲的学生家属。

农场打工虽然挣钱少些，却无人打扰，只有在犁地、做垄等需要动用大机械时，才请豆芽厂的墨西哥工人帮助。

很快，我也学会了使用大机械，于是只有遇到难度高一点的工作，才请他们过来，其余都由我自己来做。

麻州西部只有120多天的无霜期，作物生长期短。春天从3月就要在温室里育苗，怕霜的植物要在5月底才能移植到室外。11月开始下霜，夏季蔬菜都会枯死，但是不怕霜的秋季蔬菜可以一直生长到12月初，真正的农闲时间只有1月和2月，其余时间都挺忙。

最多的时候，我种了17种蔬菜。春天播种和育苗；夏天田间管理和采摘，一部分给餐馆，一部分拿到市场上去卖。露天市场每周六开放，所以周五是最忙的日子，采摘、清洗、打包装车，第二天一大早拉到市场上去。

记得那时，我刚学会开车不久，开着一辆破旧的福特面包车到菜市场卖菜。夏季常有雷阵雨，那辆面包车的雨刷不灵，要打方向灯它才动，于是我就不停地打方向灯，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很是狼狈。

在菜市场，我认识了很多人。有顾客是麻州大学农学系的学生，还会问我是否农业系毕业的。

为了让蔬菜稳定供应，我想出很多办法，有些在温室里种植的叶类蔬菜，过去收获是连根拔起，我改成用镰刀割，这样每周可以收获一次，既省事又提高了产量；把香椿芽、雪里蕻腌成咸菜卖，也很受欢迎；我还试着用杜仲树叶和五味子叶制成茶叶，利用五味子榨汁后的残渣做酒，也很不错。

农场工作不能计较时间。早上和傍晚是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刻，所以起早贪黑是平常的事情。

最难熬的是夏天高温季节。虽然麻州的夏天与中国的四大火炉相比要凉爽得多，但是因为美国的空气透明度好，阳光直射到皮肤上，像是直接在火上烤。不管温度有多高，到田里干活都要穿长衣长裤或者抹防晒霜。我不喜欢搽防晒霜，但也不可能避开中午不去下田，因为中午太阳光最强烈时才是除草效率最高的时刻，除草后杂草很快被晒死。若在早晚除草，有一部分杂草还能活过来。

因为不用除草剂，人工除草成为很重的工作，夏日里杂草的生长速度比蔬菜快好几倍。

除了工作，在美国，学英语和开车也是两项重要任务，不会这两项就好像没有嘴也没有腿。

来美国之前，我在滁县学习了半个月驾驶，也可以说略知一二。至于英语，则是从七十年代开始自学的。

我报了一个驾驶学习班，老师用英语讲课，我基本上听不懂。同学都是一些十几岁的高中生，而我可能比老师的爸爸还要老。那些高中生大多数已经从家长那里学会了开车，上课根本不想听，只等着一周理论课结束，再去完成一周实习课，然后就能得到一个合格证。而我因为听不懂，也是只等着实习课。

平时有空的时候，我就用二嫂的汽车练习，围着农场的房子转，练习各项考试项目。后来二姐的小儿子送给我一辆旧的福特车，有了自己的汽车，我几乎每天都在练习。

二哥专门请了私人教练带我上路练习过三次。经过不懈的努力，我总共考了四次才取得了麻州驾驶执照，那时我已经6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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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英语要比学驾驶难得多，估计这也是我的后半生都无法完成的任务。在美国每个城市都有针对新移民开办的免费英语学习班，相当于扫盲班，我和禹模都去报了名。

经过摸底测验，我进了中级班，禹模进了初级班。班上的同学来自世界各国，说着南腔北调的英语。我觉得印度人和日本人的英语最难懂，可是老师能听懂他们的，却听不懂我的英语。原来我说的是世界上最难懂的英语。

首先没有人能叫出我的名字，张作训三个字的汉语拼音用英语读起来非常可笑，我当场就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Rock（劳克）。因为我干地质工作，常年与岩石打交道，我就把岩石的英文发音当作我的英文名。

后来劳克就成了我的笔名，在我给别人画像时也签“劳克”。但是美国人对劳克这个词的理解，并不是岩石而是滚石音乐。所以后来，我开店画像，有人以为我是卖唱片的。

在英语班的学习活泼又快乐，在我62岁生日那天，英语学习班还专门为我庆祝了一番，使我大感意外。

禹模为了给我一个惊喜，事先和老师通了气。于是，老师就在上课中间，安排了一次防火演习，要求大家都下楼在院子里等五分钟再回教室。这次演习是专门为我安排的，当我回到教室时，课桌上已摆好了点心、蛋糕、饮料，大家唱起了生日快乐歌，着实让我感动。

与我相比，禹模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来到美国后，她去了二哥的餐馆工作，做“巴士”。所谓的“巴士”，是比喻这份工作像公共汽车一样不停地跑，以维持餐馆的运转。她在全餐馆年龄最大，干的却是最苦最累的工作。客人来前要准备每个餐位上的餐具，来了后要倒水倒茶，走了再收拾餐桌，打扫干净后迎接下一批客人，下班以后还要负责倒垃圾和打扫厕所。

巴士与招待生的比例是1:2或1:3。也就是说一个巴士要为两个或三个招待生做辅助工作，而小费的分配比例是，服务生拿百分之八十，收银员拿百分之五，巴士拿百分之十五。收银员拿固定工资，服务生和巴士的收入主要则靠小费。

这种显然不合理的分配却能一直延续下去，当然有其原因。巴士不需要与顾客有较多的交谈，只要打个招呼即可。而招待员则不然，不但要熟悉菜单和价格，快速记录下客人的要求，甚至要熟悉一些常客的习惯，可见对英语水平要求较高。

在不断有新移民涌入美国的那些年，英语水平低的劳动力比比皆是，好的招待生却不多。到餐馆干活会很辛苦，是早已预料之中的事，意料之外的，却是新来的经理处处刁难，让她苦上加苦。

新来的经理姓黄，英文名叫珍妮，台湾人，十八岁嫁人，生有一女，但很快就离了婚。离婚时，一位法官帮助她获得了家产，她对那个法官感激不尽，后来又做了法官的情人。

这位法官也是二哥的朋友，二哥对他也很钦佩。因为他原来只有小学文化，凭自己的努力当上了法官，最后晋升为高级法院院长。后来珍妮来了美国，十几年前曾在二哥餐馆打工，那时二嫂管厨房，珍妮在前台，后来因为她与二哥关系暧昧，被二嫂伙同厨房其他人一起赶走了。

我和禹模来美国的时候，刚巧二哥做出了他人生中一次比较重大的决定：他决定把珍妮重新请回餐馆当经理，并与她共同生活。但他没有与二嫂离婚，按二哥的说法是：“如果离婚，别人会欺负她”。

在这之前，二哥已经到台湾与那位法官进行了“交接”，据二哥说，他们都是重感情的人。我们来美国的第二天，二哥把我和禹模以及大哥的女儿敬民叫到一起，宣布了他的重要决定，也警告我们不要干涉他的私人生活。

我们三人保证不管他的事，但心里却都同情二嫂，特别是禹模，她一向在男女问题上保守而又固执，难免流露出对珍妮的不屑。所以，她和珍妮相处得很不愉快。

珍妮上任经理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二嫂请出厨房。这件事可能是二哥早有铺垫，所以很快就办成。

之后，她又常刁难禹模。禹模与其他人相比，确实年纪大，身体弱，工作生疏，所以很容易找出毛病。但珍妮却总是夸大其词加倍处罚。别人吃饭时她仍要工作，别人下班时她还要打扫厕所，下班回家要搭别人的汽车，也要看脸色。

珍妮向二哥告状，二哥总是批评禹模。因为二哥有个传统，就是要求自己的亲人比外人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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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最讨厌或者说最害怕别人讲他与珍妮的关系，有一次为珍妮欺负禹模的事，我实在忍不住，大声对他说：“她就是个坏女人！”二哥马上瞪大了眼睛问我为什么？我说：“她欺负人，就是坏女人。”

二哥是个诚实的人，他对珍妮欺负禹模心知肚明，马上态度软了下来，嘴里嘟囔了一句：“是啊，她欺负人。”

又有一次，禹模因在前台当“巴士”体力不支，二哥建议她到厨房切菜。可是进去一天就又被赶了出来，理由是禹模拿刀的姿势不对。实际上厨房的人手已经够了，如果禹模在厨房固定下来，就需要一个人到前台当“巴士”。厨房的人都不愿意，就联手把禹模赶走。

不过，使禹模下决心离开餐馆，离开我，独自到波士顿另谋出路的是另一件更让她伤心的事。

我在农场工作时，每天早上要给餐馆采菜。有一次禹模下班后告诉我，说二哥通知明天早上要采雪豆苗。于是，第二天我们俩就到田里采了一筐雪豆苗。

当晚二哥请客，请的是麻州大学知名教授。二哥特地向教授介绍农场的雪豆苗是如何如何好。可是，等菜端上桌以后，才发现那雪豆苗老得像驴草。

二哥把一肚子怒火发到禹模身上，骂她为什么采这么老的菜。禹模一时摸不着头脑，只好连声道歉，并答应把菜连夜重择一下。她到厨房冷库准备去拿菜，一开门赫然看到我们采的那一筐菜就放在地上未动，厨房炒的是另外一批雪豆苗。她马上想起半个月前，有人曾问老板，有一批墨西哥工人采的雪豆苗不能用，是否把它倒掉。当时我和禹模都在场，老板不置可否，这批雪豆苗就留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我和禹模一起到餐馆，直接到冷库把我们采的雪豆苗拿出来摆在二哥面前。对于此事我得理不饶人，要求二哥给禹模道歉。他点头了，给禹模写了一封信。信中却列举了一大堆禹模的缺点，几乎看不到有道歉的词句。

这件事让禹模坚定了回国的念头。

就这样，2000年春节，由于工作不顺心，禹模又非常想念孩子们，我们回国了。

我和禹模回中国过春节，家住波士顿的二姐劝我们不要回去，她说刚到美国都会有些不适应，一定要坚持下去，二姐夫也说：“我们爹死娘死都没有回家。”

我们还是回国住了一个月，可因为儿女们对移民美国的期盼，我们又回到了美国。

征得二哥同意后，禹模离开了餐馆，住在波士顿的二姐家中，在波士顿开始艰难的谋生。我则继续留在二哥的农场。

在农场最艰难的，其实不是体力上的疲劳，而是人员关系上的不协调。

首先是在农场经营方向上，二哥与他儿子张心怡意见相左。二哥要发展五味子，再种少量有机蔬菜，张心怡却反对。

多年来，种五味子只投资没有收益，种蔬菜也不赚钱。因为规模小，采用半手工作业，需要添置小型手扶拖拉机。小型机并不便宜，效率还低，很不划算。心怡曾对外说，是豆芽厂在养活我们这些人，我听了很难受。

张心怡很能干，脾气也很暴躁，十几岁时放弃了大学学业，全身心投入农场管理。他对农场的活无一不精，在他管理下没有一人敢偷懒。在我之前，五味子的培育由高镇生管理。他原是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的，专门从事人参种植方面研究，通过二哥的关系移民到美国，培育五味子对他而言算是才尽其用。

可是张心怡却不这么想，在他看来，正是在高镇生的怂恿下，他爸爸才迷上了这个赔钱的五味子，于是他处处找高镇生的麻烦。

在二哥回中国时那段时间，他们的矛盾终于爆发了。据说，因高镇生不听指挥，张心怡一时火头上来，回宿舍拿了枪，高镇生吓得直接跑了。等二哥回美国后，事情已无法挽回，高镇生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也许是看在我是他亲叔叔的面子上，心怡对我往往是不予理睬，也算是态度平和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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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场工作的加重，二哥认为我每周两次去学英语，每次加上路上的时间要三个多小时，太耽误时间，建议我停止去学习班。但是我觉得停下来太可惜，就改成中午班，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去学英语，带着面包和水在路上吃，只占用一个多小时工作时间。

二哥发现后很生气，命令我停止去上课。

冬天，农场没有活干，我也在餐馆帮忙打“巴士”。“巴士”要比其他人提前半个小时上班，做准备工作。可是中午，我在在中午班学英语，要晚半个小时才能上班。为此我向经理打过招呼，希望别人能帮助做一下准备工作。经理心里不高兴，又碍于我是老板的弟弟没有当面拒绝，却把一肚子火发到二哥身上。二哥觉得自己的亲人不能搞特殊化，立刻把火烧到我的身上。

有一次，二哥冲进我的教室，没有向老师打招呼直接把我叫出去回餐馆工作。他的这一举动使全体师生感到愕然——在美国的确很少见到这样粗鲁的行为。

从这一天起，我再也没有回到英语补习班。

不过，2002年秋季，我也离开了二哥的农场，因为我的腰椎受了伤，第三、四、五腰椎和第一骶椎都有严重病变，最严重的一处是第四与第五腰椎之间，由于椎间盘向内突出，使椎管变狭窄，压迫神经造成腰腿痛。

二哥找了一个医生，是中国人，问他此病怎样治疗。他建议给我打针，四十天打一次，共打三次。于是，二哥就让我到附近的一个专门治疼痛的诊所打针，打针的药水是打在骨髓腔里，打了针就不知道痛，我继续下地干活，二哥也很高兴。可是几天以后药效过了，痛得却更厉害，我只打了两针，第三针没再打。

后来二哥又听说游泳可以治疗此病，就给我买了月票，经常带我去游泳。从理论上讲游泳时对脊椎没有垂直压力，有利于机能恢复。但是我这病怕冷，游泳池的水对我来说太凉了。

实际上不管是用什么方法治疗，首先是不能再参加劳动了。如果一边治疗一边劳动，只能越来越严重。二哥希望我能继续留在农场，不干活或少干活帮助管理管理。可是，农场根本就没有只动嘴不动腿的活，说留在那里可以不干活那只是骗自己而已。

于是我毅然离开了农场，至于离开后怎么办完全来不及考虑。

（本文由张作训口述，罗四鸰整理）

编辑：侯思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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