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女子生活考：我曾90次睡上陌生人的沙发 | 人间
她36岁了，总习惯说“自己奔四的人了”，母亲快70岁了，终于死心不再为女儿结婚生子操心，对她的要求也降低到“不吸毒就好”。
北京女子生活考 | 连载02
前言
在我的想象中，这里有一家酒馆，里面聚合了一大群在北京生活的酷女孩，她们是这个小酒馆的客人，也是主人。
这是我和摄影师李伟共同策划的一个项目，包括写作、摄影和视频。我们采访了一系列长期居住于北京的女孩，深入她们的生活居所，听她们讲述童年和成长，谈论人生中大大小小的选择，欲望和占有，悔恨和失去。
受访人覆盖了多个群体，女DJ，LGBT群体，手工制书匠，时装编辑等等。
她们在北京长期生活，用不同的方式创造价值，自我实现，也为这个城市和这里的人群创造出另一种可能。她们是这座城市百千万女性的缩影。
我希望有一天，能将所有参与到这个项目的女孩们，邀请进一间真正的酒馆，那一定是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夜晚。
1
火神庙在崇文花市大街上，灰砖红墙泛着新，人们路过此处也很少多看一眼。
现在，这里是东城区图书馆第二借阅处，只有院门上一行“敕建火德真君庙”暗示着此处有过的历史。贩售绢花的花市早已从记忆中擦去，花市百货商场和崇光电影院也紧随其后湮没于时光的烟云。如今这个区域是由回迁户们重新定义的：一家狭小的新华书店，一个地下农贸市场，一座清真寺，几家供应1.5元豆浆和5元煎饼的铺子，美容店与服装店开一个倒俩，连7-Eleven都因缺乏客源而关门大吉。
就在这条大街的某间公寓里，住着一个身穿Metallica（金属乐队）背心的姑娘，她曾去过31个国家，住进过90个沙发主人家中。每隔4个月，她必须离开北京，在世界的另一处待上60天，雕塑一个全新的身份——当然，其间每周也需交稿两篇，自有她的焦灼。
旅行中的经历被她写成一个个故事：逛裸体海滩、住豪华宫殿、在印度喝大麻酸奶，在伊朗饮酒狂欢，读者也随之与日俱增。
冬天的时候，她下楼买菜，像邻居们那样，层层包裹着自己，拎回新鲜的番茄、洋葱与土豆。只有当暖风吹进夏日，才能在她裸露的胳膊上看到新添的纹身，从老太太们旁边经过时，它们被那些已经耷拉下来的眼角一遍遍地、迅速扫描解析着。因为这8个纹身，当过护士的母亲专门为她的体检增加了一项艾滋病检测。
她36岁了，总习惯说“自己奔四的人了”，母亲快70岁了，终于死心不再为女儿结婚生子操心，对她的要求也降低到“不吸毒就好”。
现在，她在这处由母亲于2004年购置的居室中，拢着湿漉漉的长发从浴室走向客厅。
她叫喜喜。
2
“喝咖啡还是红茶？我可以给你们做美式或是espresso。”喜喜问，说话间已经进了厨房，几分钟功夫，便用一只橙色摩卡壶送出一杯。
长发微卷，一张瘦脸棱角分明，与她的黑皮肤和胳膊上的纹身组合在一起，像个墨西哥女人。直到她开口招呼我们，一口囫囵的北京话才暴露了她的身份。
这是一间宜家风格的一居室，客厅的餐桌也是工作台，上面摆着笔记本电脑和一本《现代西班牙语》教材，电视机柜上搁着俄罗斯套娃与某位马格南摄影师的照片。往里的卧室是明朗的白色混杂着星星点点的粉，白色衣柜上挂着一副手工制作的圣诞老人拼贴画，卫生纸粘成的白胡子，有种漫不经心的幽默。
比起她那些刺激的旅行经历，房间显然太简朴了。一个独居的女孩，每天7点起床学西班牙语，下午写作，晚上看剧，料理三餐。这正是自诩为嬉皮的喜喜在北京的日常，“我觉得自由职业一定要自律，在家骗吃骗喝，那不叫自由职业，那叫在家待业。”
自从4年前从一个电影网站离职后，她再也没有回到过格子间，而是靠旅行和写作，过上了让旁人羡慕的自在生活。
● ● ●
喜喜的足迹已经覆盖了31个国家，从印度、摩洛哥、突尼斯，到俄罗斯、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她靠“沙发旅行”（Couchsurfing）一次次住进异国那些本地人家中，与他们同吃同住同玩。这是一种颇受年轻人青睐的互助旅行方式，通过沙发网站，可以在世界任意一个角落找到免费提供的沙发床位，住进陌生人家中。在这个小圈子里，善意和信任是循环传递的，每一个提供沙发的主人，都有可能会在下一次旅行时成为另一家的沙发客。
选择沙发旅行，显而易见的好处是省钱，同时，也能为旅行带来不可预料的惊喜，或是惊吓。这些会都成为喜喜的写作素材，她用这种看上去有些冒险的体验式写作，深入到异国的人和事中。
“我希望跟别人玩的不一样，回来即使吹牛逼也有资本，这样就显得很酷啊！”喜喜嗓门大，吐字滚滚，有着和她故事里如出一辙的利落样儿。
她曾写过一篇名为《穷游不为省钱，为了浪》的文章，猎奇的经历在文字渲染下，激荡出一圈圈涟漪：“这些年，我在印度的性爱神庙上数过到底有多少种做爱姿势；在伊朗偷喝禁酒享受‘破禁’的欢愉；在法国裸体海滩体验着‘生而自由’的快乐；在澳洲塔斯马尼亚和岛民庆祝活色生香的夏日圣诞……”
她享受这种出风头的感觉，也坦荡接受众人的崇拜。其中的秘诀，不过是，“一定要有故事，如果没有，那就制造点儿”。
3
旅行中，风险时常伴随喜喜左右：在伊朗，她丢了背包身无分文，差点沦落到要去卖血；在澳大利亚悉尼，她联络沙发主人，收到的却是赤裸裸的性交易暗示，果断终止了这次沙发体验，同时也毫不客气地在那个全五星的页面上提交了一个差评。
她是典型的“北京大妞”，大大咧咧的个性中有着极为随和的一面，但在该表现强硬时从不示弱。在摩洛哥马拉喀什老城，一位带路小哥试图诓走喜喜100欧元，遭到她迎头痛骂：“你滚，你当老娘第一天出来玩吗？”在气势上震慑对手时，胳膊上那一排纹身功不可没。
当然，并非从未有过恐惧。
2015年，喜喜只身一人前往印度。当飞机在孟买上空缓缓下降时，她将脸贴近舷窗俯瞰这座城市：这是一个因层出不穷的轮奸新闻震惊世界的国度，明晃晃的色彩闯入到混乱而无序的贫民窟，恒河水将一切无声无息沉浸在一片神圣与肮脏之中。
“大不了随时买票走人。”想到总有退路可走，她才调整了姿势，将目光从窗外收了回来。
在最初的一周，喜喜见识了孟买的千人洗衣场和果阿的嬉皮聚集地，“一种让人迷恋的混沌美”。第三站来到小城奥尔加德，她住进了印度本地人家中，沙发主人Kerron曾在新西兰留学和工作，如今在家乡打理自己的生意，同时也为NGO组织服务，家中还有妻子、9岁的女儿和幼子。
喜喜在这个年轻的印度家庭里见到了传统而又真实的一面，女性在此地的生存处处受限。那个夏天，暑热正浓，为了尊重当地习俗，也为了自我保护，她每天都只能裹得严严实实外出。回到Kerron家后，正想换上家居短裤透透气，却遭到Kerron妻子的制止，女人告诫喜喜，穿成这样在院子里会引来邻居们的指指点点。而当喜喜试图换上长裤去院子里抽烟时，这位印度妻子再次劝说她移步房顶，因为女性在公众场合抽烟是会被当作坏女人的。
相比旅行者，长期居住在此的人早已将限制过成了日常。男人是这个家庭里绝对的权威，妻子与女儿只能言听计从，9岁的女儿早早学会看父亲脸色行事，帮助母亲做家务，照看弟弟。那时恰逢BBC纪录片《印度的女儿》（India's Daughter）上映不久，影片中一段话让喜喜始终无法忘记：“我们有最好的文化，但是在我们的文化里，女性没有一席之地。”
另一些时候，对女性的歧视和骚扰是并存的。在中东和北非，很多男人一边向喜喜行注目礼，一边毫无节制地冲她大喊“Japan，Japan，空你几哇”，随后爆发出一团哄笑。在印度，与喜喜合照的青年们肆无忌惮将手揽上她的腰。在摩洛哥，当喜喜身着无袖长裙路过清真寺时，一个不相识的老人冷不防吐来口水。
“我不期待更多，但是我希望能做到男女平权。”说这话时，这个热爱开玩笑，总是满脸不在乎的姑娘突然严肃起来。
4
喜喜不知道自己的性格基因与这座古老城市有多少关联，但她深深体会到出生和成长在北京的幸运。
六七岁时，父母便带她走遍了周边的城市，开启了人生最初的旅行。也因为相对稳定的生活，她无需向现实妥协。“假设我的生活挣钱压力很大，我可能不会到处去旅行，也不太可能自由职业。”
每次结束旅行回到北京，喜喜都会松一口气，重又投入到舒适与规律的日子里。而每当这样的生活重复几个月，她一准儿又想要逃离。
现在，对于这座生活了36年的城市，她少有“家”的依赖。
北京早已变了样，儿时乘坐3路车放学回到崇文那一片平房的景象只存在记忆里，甚至崇文作为一个行政区域在北京的版图上也已不复存在。喜喜想起每次旅行异国，提到北京，人们总要惊呼“污染”、“雾霾”，她也慎重考虑过，等父母走后，就离开北京去另一个城市探索。
喜喜清楚，在这座以包容著称的城市，存在一种从外向内辐射的鄙视链。一些北京人歧视一切外地人，而就算北京人自己，“东富西贵北贫南贱”的老话，也成为这些人心中划分等级的依据。喜喜相信，即使在巴黎和纽约，相似的歧视也难以回避，但她理解人们对大城市的向往，早年她的姥姥姥爷也同样是从河北来到北京谋生，这里遍地是机会。
出国旅行的次数越多，对于地域所带来的身份认同，喜喜的感受越来越模糊，学英语、西班牙语，在家里调制鸡尾酒和意大利面，她的哥们儿也以鼓楼的老外居多，只有在谈兴大起时，才能发现她的北京口音偷偷跑出来。
喜喜说，在北京，能称得上朋友的人已越来越少，而她自己也与主流生活越走越远。她不知道别人会如何定义她的生活，失败也好，戏剧性也好，反正她都不在乎。几年前，从格鲁吉亚坐大巴去土耳其东部时，看着窗外大片的荒原和群山急速倒退，她豁然开朗。当人身处于自然当中，渺小得如同尘埃一样，“你就觉得以前那些狗屁办公室政治真的都不算什么，很多事情都不值得一提。”
住过豪华的宫殿、顶级的五星级酒店，也住过穷人家的床垫，“我见识过有钱人的纸醉金迷，也见过底层人民的艰辛，你什么都体验过了，就不会太在乎是‘富游’还是‘穷游’。学着用更慈悲的心去看世界，也会更加确信自己到底想要怎样的生活。”
她曾在写作中用一种自嘲的语气将自己归类为“大龄单身无业女青年”，文章发表后却发现，编辑在女青年后面用括号加上了“屌丝”二字，她并不气恼，“做媒体想要吸引大家点击嘛，能理解，其实我无所谓，反正我就是这么生活。”
再次回到北京，与母亲斗智斗勇了几十年的喜喜发现，母女俩终于达成了共识。有一天，母亲玩笑似的对她说，等我以后死了，你别给我买墓地，留着钱还能再去玩。她也玩笑似地回应，对，我肯定不能给你买。
编辑：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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