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王淹死了丨人间
“小伙子，你说我们这样的家庭，既不偷，又不抢，也没有沾亲挂故当官的亲戚，要想翻身，没有白日做梦的精神，还活不活啊？”
配图 | 《网》剧照
八零年代的老警旧事丨连载11
2018年7月1日，星期天，是四川全省天然水域渔猎开禁的日子。憋了4个月的鱼友们叽叽喳喳商量了好几天，十几人一致决定到李家沱开杆。
李家沱鱼绝虾灭了十几年，也就是这两三年，才开始出鱼。现如今是釜溪河上著名的野钓窝子。据说，如果运气好、技术高，多年不见的岩鲤鱼也说不定能钓到，更不用说普通的鲫鱼和鲤鱼了。
李家沱在釜溪河与沱江的交汇处。每到雨季，沱江水总比釜溪河水更凶猛泛滥，将水流倒灌进釜溪河足有四五里，长年累月，釜溪河靠近入江口的李家湾下，就被冲出一条十七八米深、二三里长的深水区。水底沟壑纵横、岩洞密布，水流也颇稳定，是鱼儿生活的好场所。
不到7点，野钓的各路人马就纷纷驱车到达。李家沱水深，鱼口重，大家都钓手杆、钓扇面、钓截杀。因此一人占上十几米宽的水域，打好窝子，放鱼篓下水，搓饵挂饵，准备工作就完成了。
我和万玉占的位置最偏僻，在李家沱尾，靠近沱江口。万玉是野钓高手，去年在庸公闸堰下，一小时钓了6斤多，相当于鸡啄米，没停歇的。但今天我的运气比他好些，第一杆试水，鱼饵还在水面，一条两斤多的翘壳餐抢食，就被我钓了起来。第二杆又趁热打铁，一个反抛，钓饵出去十几米，专钓上水鱼，果然又中一条，只是眼看鱼到了岸边，突然激起一个水花，竟逃脱了。
万玉侧目望我，大声说：“老潘呢，还是耐心点钓截杀或底坠吧，兴许运气好，就碰着岩鲤鱼呢。”
正说着，万玉第一杆上了条鲤鱼，远处的钓友们，也纷纷开始上手了，惊喜声不绝于耳。今天果然是个吃口。我把手杆架在撑子上，打开茶水壶，呡了一嘴。
10点来钟，太阳开始毒辣。有钓友鱼获多的，已经收了杆，开始在各钓点观望游走，有的甚至上车开了空调，闭目补觉。我提起自己的鱼篓看了看，一条翘壳餐，四条鲫鱼，四五斤吧，也把家什收好归位。
我跑去提万玉的鱼篓，也有六七斤了。正看着，万玉突然紧张地嘘我：“不要响动，大鱼来啦！”
我慌忙退回几步，盯着远处的浮子，浮子正缓缓滑动，这是一条不慌不忙的大鱼，专业术语叫口绵。水底的大鱼老奸巨猾，试了几口，浮子又回到水面原来的样子。隔了几分钟，又再来吮几嘴，就这样往往复复大半个钟头，最后，它好像做出了决定，一嘴将钓饵吞了进去，浮子迅速沉入水里，万玉的双手使劲地持住钓竿，钢轮时收时放，一丝水线显示，大鱼正慌慌张张朝李家沱深水跑去，那里似乎才是大鱼真正的窝。
岸上的人也都跟着跑起来，万玉试着收过几次线，但总怕钓硬了，鱼线被切断，又放了回去。跑了百余米，鱼线在水中忽然一动不动了。鱼和人都累了。
歇了好一会儿，万玉试着提了线，低声说：“它还在。”
万玉继续收线，收收停停大概又过了半小时，老鱼终于出了一次水面，惊鸿一瞥之间，有人喊道：“岩鲤鱼！”
万玉更小心起来，收放了好几次鱼线，钢轮发出呜呜呜的声音，好不容易又收了几十米的线，大家才看清了，黑紫色的头背、银白色的肚皮——果然是一条一米多长的岩鲤鱼。
岩鲤鱼大张着嘴在水面喘气，鼓凸着肚皮，看起来很像是肚子里还有没来得及分娩的鱼籽。
很快，岩鲤鱼做了最后一搏，它嘴里衔着鱼线，奋力潜入深水，然后绕着河岸盘旋。
万玉使劲提线，竟没有反应：“它把鱼线绕到什么东西上了。”
我低头察看水里的状况，原来，是岸边被砍去的一棵柳树的根，长长地支在水里，岩鲤鱼竟把鱼线绕在上面了。
有人脱掉衣裤，说要下河去取鱼，万玉急忙制止。他犹豫一下，突然握住鱼竿向上一扬，鱼线“嗖”的一声断了。水里旋起个一波水纹，岩鲤鱼再也不见了踪影。
大家纷纷惋惜不止。我还在看那柳树桩子，比对周围环境，真像渔王李阿木曾经栓渔船的那棵柳树啊。
李阿木是个渔民，不猎鱼时，他的渔船，就曾栓在这棵曾活着的柳树下。
24年前，李阿木被电死在大柳树下，是我出的现场，是我出具的非正常死亡结论。
李阿木、李联斗两代渔王的故事，都在这棵救了岩鲤鱼的柳树桩子下。
解放前的李家湾，大院西头，住着几户农民和一个地主，地主就是李阿木的父亲李联斗。大院东头，驻扎着国民政府的盐运稽查所，专管打击盐运走私。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将盐运稽查所改置为水陆派出所驻地，就是我们派出所。
据李阿木讲，1944年以前，他们一家还都是渔民。当时，他父亲李联斗下河入水憋气的时间之长，在沱江河、釜溪河上都无人能及，方圆几十里谓之为“渔王李”。
据说，渔王李能潜入李家沱河底，在岩石缝隙里徒手抓岩鲤鱼、王八，到鱼洞里捉母猪壳、青鳝鱼。他还会识鱼窝、辨鱼事、追鱼迹，往往看准了，一渔网下去，几十斤杂鱼起坎。
那时候，李阿木还有些丧气地对我说：早些年，他们一家人，并没有因为“渔王李”的本事，过上一天好日子。那些年，岩鲤鱼、母猪壳，才5枚铜钱一条，王八、青鳝鱼，10枚铜钱一条。去鱼市口卖了，再去米市，卖鱼的钱，刚够换3升糙米，煮成鱼粥，一家7口人，只够填肚子而已。
“渔王李”身份的变化，源于1943年的一次国难财，以至于解放后几十年，李家在人前都抬不起头。
1943年农历10月16日，一个到自贡组织抗日募捐的上将军，将募到的1.2亿元法币，换成裕商银行的支票，坐汽车去重庆交给中央政府。同一天，将军募捐到的堆积如山的衣物、以及几箩筐金银首饰，都由副官押着，被搬上了5条歪脖子大盐船。大盐船计划顺江而下，再到重庆与国民政府交割。
船过李家沱时，正是午后，七八架去轰炸盐场的日本飞机，不知道发了哪根神经，竟然向船队扔了几颗炸弹。
那天，李阿木父亲，正把渔船栓在柳树下歇息。眼看日本飞机擦着水面，从沱江对岸飞进了釜溪河。飞机飞得太低了，李阿木听父亲说“晾衣竿竿，都打得下来”，炸弹更是一颗一个准。5条大盐船全被炸中，船破物散，衣物浮在河面，满河都是。
人们把衣物捞起来，晒满了两河岸，可几箩筐金银首饰却沉入河底，踪影全无。政府组织了十几次打捞，渔王李也参与其中，终是一无所获。
到了第二年，1944年腊月，李家湾一阵天地炮响起，爆出一个大新闻：渔王李紧挨稽查所，起房造屋了！渔王李到沿江村，盘下800担禾田了！渔王李成地主了！
镇子上、码头边、运河里也疯传：渔王李捡了“鸡公”，发了国难财，这次是要倒霉了。
乡政府的保长、稽查所的所长，轮番去找渔王李盘问了几次，一无所获。市警察局的“黑狗子”，持着自贡法院的传票，将渔王李捉去，吃了一月的牢饭，直到法官给渔王李一纸“查无实据”的释放证明，渔王李这才平平安安度过了解放前，一家人过了几年正儿八经的地主生活。
1949年12月，自贡解放了。1950年“土改”开始，当地农民协会做主，把地主李联斗的10间大瓦房，和800担水禾田，全都分给了贫雇农。
因着“渔王李”的名号，农民协会决定恢复其渔民成分。渔王李一家子，又重新住到了渔船上，农协主席还美其言为“食得其所，力其所长”。
只是，地主生活那几年，渔王李完全没有搭理自家的渔船，栓在大柳树下的渔船早就破废了。船板外已经爬满螺蛳，前舱朽出了洞，小鱼小虾进进出出，在船里面做了鱼窝子；船上竹篾和竹笋壳编织的船篷也早成了朽物，手指头戳一戳，就是几个洞。
夫妇二人只得拆去朽木，加上农协支持的十几块船板——还是那年日本飞机炸坏的盐船的侧面楠木面板，这才补了窟窿。
渔王李当地主年间的佃户里，有竹编手艺的，记着东家的好，量船定做了新船篷。不上一月，一艘透着浓烈桐油味的新渔船，伴着一挂小鞭炮，在李家沱又下了水。
渔船设了两个舱位。后舱高出一尺，上面一层木板，夜为床，昼为厅，吃饭、闲聊、睡觉，全在上面。前舱也可休闲，船板下为暗舱，置水放鱼。
一开始，渔王李一家大人小孩，还不适应。“就是叫花子上过几年床，过惯了舒服日子，一下子去睡干檐坎，也不了然嘛。”李阿木感慨。一家人秋冬出江，春夏依河，按照季节的不同鱼律，逐水追鱼，继续着被中断了5年的渔猎生活。
这些零嘴家世，全是1991年夏天，我刚调到水陆派出所，被分配到李家湾防洪值班时，借着大月亮和烧酒，听李阿木讲述得来。
李阿木讲这些故事时，长脚翘成二郎腿，我们之间隔一方蔑凳，蔑凳上摆一海碗酒、一只盘子，盘子里盛着油酥和餐条（鲦鱼的当地叫法）。李阿木一条鱼也不吃，咂一口酒，讲一段故事。
此时李阿木一家，正借住在派出所的闲屋里。
水陆派出所从李家湾搬走三十几年，屋子曾被生产队借去做过保管室，堆放粮食和农具之类。包产到户后，就借给了无房无屋的李阿木家。
派出所也没有收李阿木家的租金，所长说：“总比请人看守强，有人住着，房子才不荒芜。”
1978年，派出所还出面从两里外的化肥厂搭了电，电也是免费的。但李阿木一家，似乎是在渔船上黑灯瞎火惯了，我在洪水值班的二十几天里，总共没见他们开过几次灯。
当时李阿木家里三口人，一个老婆一个老幺儿。老幺儿十七八岁，是个傻子，还有癫痫病，但他知道去偷化肥厂的铜铁，换糖吃，一年里总要被保卫科抓住几十回。李家的大女儿、二女儿都出嫁到了外省，三两年才回家见个面。
那几年，李家沱上游一公里建了化肥厂，再上去一公里，隔河相对是磷肥厂和水泥厂，又上一公里，挨着邻镇子，是树脂厂和碗厂。所有工厂都依河岸建设、取水排污。
“岩鲤鱼和母猪壳，都绝迹了。”有一晚，李阿木发出一声哀叹。
“怎么可能，前几年金牌鱼餐厅还有卖呢。”我说。
“李家沱的鱼洞里，现在尽是些不择水质的鲶鱼、鲫鱼和乌鱼了，讲究环境的好鱼都没了。”
“你最后一次抓到岩鲤鱼、母猪壳，是好久的事呢？”
“1988年洪水天，我用拦网，捉了两只半斤左右的母猪壳。1989年四月初六，在李家沱鱼洞捉了一条六斤九两的公岩鲤鱼，此后就没再见过了。”
李阿木咂了口酒，看着我捉条油酥鱼入了嘴，把酒碗递给我。
“你想不到那只公岩鲤鱼，多瘦多长，怕是好多年没有吃食了！”
李阿木伸出自己的胳膊和手掌：“这么长，近三尺吧，我一辈子都没有见过瘦成这样的鱼。”
“它的头埋在洞里，我左手抓住鱼尾，右手卡住它的背脊，轻易带上了船，它都没有什么力气了！起码有十几二十岁，放在鱼舱里，也不挣扎，一动不动，月光下就一条黑线，根本不像条岩鲤鱼的样子！”
我是吃过见过岩鲤鱼的，正经的岩鲤鱼，嘴长背厚腹圆，李阿木说瘦成一条线的岩鲤鱼，的确罕见。
“它的眼神更是奇怪。我在船头抽叶子烟，它掉转头对着我，脊背高耸，双眼鼓凸，眼神哀怨，完全是生无可恋的表情。它知道自己活不下去了。”
“这条鱼，你怕是赚了很多钱吧？”我不想话题过于沉重。
“赚了268元。”
我喝了酒，一下子又呛出来，咳嗽了好一阵：“老李，我的工资才百多元，前年金牌鱼餐馆，做好的岩鲤鱼，才十几元一斤，你没有吹牛吧？”
“我可没有吹牛。”他说着起身，提了蜂窝煤灶上的炊壶，往我放地上的茶盅里续水。“单是岩鲤鱼，当然值不了多少钱，你知道那岩鲤鱼里有什么吗？”李阿木翘着的二郎腿摇晃起来，黑暗里，我也看的出他脸面上的得意。
李阿木等了一阵，见我不问，才把头凑向我小声说：“鱼肚里有只金戒指。”
我拍了自己的大腿，一时忘形：“就是李联斗发国难财的那批啊？”
李阿木仰在竹椅上：“古话说得好，对于我们穷人来说，真是马无夜草不肥啊！”
说话间，李阿木又为他爹的事编由头：“我爹在世时，说了个老故事。说自流井老李家，雍正十年，吃了官司落了难，八店街的老陕趁火打劫，低价买了李家的田产去修建陕西庙——就是现在的西秦会馆。李家从此成了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的‘干人’。也是报应，两代人后，李氏有个后人，做了老陕的大账房，一年春节，老陕回三原老家一去不返，大账房就此落下了老陕的万贯家财。后来自流井就有句江湖话：你不姓王，不姓李，老子不怕你。你说，咱自流井老李家，没有老陕这笔外财，能够有这大起落吗？”
“你父亲得了抗日募捐的外财，几年间还不是落回了原样吗？”我讥笑起来。
“小伙子，你现在是国家干部，不理解穷人的光景。你说我们这样的家庭，既不偷，又不抢，也没有沾亲挂故当官的亲戚，要想翻身，没有白日做梦的精神，还活不活啊？”
我正想抵黄，李阿木抢先续话：“比如你和你们领导比，凭工资，相差了几十元，如果你不找外水，领导的生活应该比你好，如果你找了外水，恐怕你比领导还过得好。”
我的脸有些发烧，好在夜里看不见。这个老李，凭着到镇上卖鱼认识的各色人物，恐怕也知道了我与几个单位做煤炭生意的事情，“你扯鸡巴远了，继续说那条岩鲤鱼的事。”我低声道。
“我父亲是渔王，摸到了河底的金银财宝，我也被人称为渔王，捉到了釜溪河里最后一条岩鲤鱼，都是天意啊。”李阿木吃口酒，一阵感叹中不泛得意之情。
吃了酒，李阿木还在有滋有味地回忆着那条岩鲤鱼。
“我原先捉过的岩鲤鱼，生命力都很强，养在鱼舱里，三五天也死不了，可这条岩鲤鱼，鼓着血眼睛瞪我，我一支叶子烟还没抽完，它就翻了肚皮。我立时放血，心想放了血，还保持得一点新鲜，明天也许卖得脱。摸黑在船上断腮剖腹，打理鱼肠时，摸着一硬物，我捏出来抹去血沫，在月光下看，才知道是一个戒指。”
“我叫婆娘点了马灯来，戒指澄亮金光，咬一牙，起个凹。婆娘激动起来，我反倒平静了，我知道，咱老李家的好运气，又回来了。”
“第二天我去打了酒，买了20饼纸钱，叫婆娘把鱼头鱼尾煎成个整样，去父亲坟上祭拜了一回。回家把鱼身烧了，兄弟，岩鲤鱼那味道之鲜啊，恐怕是我这个渔王，在人间吃到的最后美食了。”
我把最后一条油酥鱼放进嘴里：“就完了？”
“完了。”
我还是想试探他家背后金银财宝的事，琢磨着又给他讲：“史料记载，1943年抗日募捐，自贡人民倾其所有，创下了22项全国第一。比如1亿多万法币的捐款，总数全国最多，还有个人家庭捐款，也是全国最多。1942年，十万盐工响应《新华日报》的‘献机’倡议，还捐款买了‘盐工号’‘盐船号’两架飞机。十字口募捐现场，有个姓侯的女学生，把父母给她做嫁妆的七八十万元钱全捐了，她说，国家不行了，衣裳越穿得好，便越没有人格；还有一位老太太，听了献金演讲，把攒了30多年的200块银元捐了；一个10岁左右的叫花子，跪着求募捐的人收下他手里的10元法币。冯玉祥在慧生公园演讲募捐时，上至官贾，下至职员、学生、小贩、劳工、难童、寡妇、囚犯、叫花子牵线不断，主席台上一排十几个箩筐，不到半天就堆满了，其中，放金银首饰的箩筐就有5个。”
“5箩筐？”李阿木果然上钩。
“咱们志书上记载的，还有错？”我把酒碗斟满：“你们俩爷子，怕是摸了不止半箩筐金银宝贝吧？”
“我们摸得了多少！李家沱十几人深，就是潜入水底一趟，都不容易，还要在沟壑岩洞里找寻，更是难上加难。人下了河底，也就是胡乱摸几把，摸着了是运气，人能够活着上岸，才是福气啊！”
“你爹造的10间大瓦房，800担水禾田，不要几千大洋呀？”
“我问过我爹，还真不要那么多，我爹说总共才花了700袁大头。我爹给我说，他总共就摸到了5个金箍子、4只金戒指、16只银箍子。”
“那你呢？”
“我啊，就岩鲤鱼肚子里那只金戒指……我说，你问那么仔细，是不是要搞我们老李家第二次‘解放’啊？”
“去年沿滩，人家在一艘沉船里摸了一水桶银元，卖给人民银行，公安也没有去管，我还管你这点小事？不过听说你们家，除了鱼获，还是靠的李家沱里的金银首饰过日子呢。人家说你两个女子，穿金戴银，是你陪嫁的呢？”
“人家穿金戴银，是我女婿家置办的。改革开放了，发家致富了，不许穿金戴银啊？我说你们政府，咋老盼着百姓日子不好过呢！你看现在的几个化工厂，一齐朝江河里排毒，排一次死一河面的鱼，总有一天，江里河里都没有鱼了，我们渔民饿死了，你们就高兴了！”
李阿木说完，咕咚一声，啜去半碗酒。
“你看老李，我咋会盼你穷盼你死呢，不过化工厂排污，我们派出所也管不着啊……”
李阿木裹了一截叶子烟，点燃了吧嗒着说：“沱江河釜溪河，都没有大鱼了，好鱼也绝了，看样子我们也只有上岸讨口了。”
我也不知道再说些什么了。
1991年夏季20多天的洪水值班，就在与李阿木的唠唠叨叨中结束了。
后来在镇子上的鱼市口、在码头边，我也偶尔碰见过两回李阿木。他卷着裤腿，提几只瘦长的鱼在他瘦长的腿肚边晃荡，我碰见一次买他一次鱼。双方交接完，我走出十几步，耳里总能听见他幽怨的声音：“釜溪河都成毒河了，李家沱的鱼花花要死绝了。”
最后一次见着李阿木，是1994年冬月，他浮在李家沱大柳树下的河面上，头往下没在水里。一双泡得发白的长脚，像一只巨大的蜕皮死青蛙，浮在水里一动不动。
我是搭乘水警李长寿的摩托艇到的现场。
摩托艇到李家沱时，岸上已经围了几十个看客，先前报案的化肥厂保卫科同志也在其中。
李长寿熄了火，我往岸上喊：“电源截断了吧？”
“断了断了，从厂里断的，水里没有电了。”
我和李长寿商量了一下，打开现场勘查箱，给珠江相机上了胶卷，对着尸体照了几张相片。李长寿又发动摩托艇，把我送到岸边，我又在岸上照了几张相片。
我向李长寿摇手，李长寿把摩托艇划远再回来，对着尸首冲起几个浪子，尸体便靠在了岸边。在保卫科同志的协助下，我对尸体正面背面都照了相，照完相，大家才歇下来，在大柳树下铺了几张芭蕉叶，坐着抽烟，等县局洪法医来出鉴定。
李家沱那天的大柳树，同时栓了两只船，一艘渔船，一艘警艇。李阿木惨白的尸体，就夹在两条船之间。
当天，经过现场走访调查，结合法医鉴定书，确定李阿木非正常死亡案件为触电呛水身亡。触电的原因，是李阿木擅自从居住处的电源上拉电触鱼，不小心却触电落水，呛水而亡。
隔了两天，我在办公室装订了李阿木的死亡卷宗，放在了1994年的非正常死亡档案里。
合上档案柜的瞬间，我脑子里闪念而过：这李阿木，根本就不是触电死的，是化工厂毒死的啊——对于一个渔王来说，只要河里有鱼，至于搭电触鱼吗？
又隔了两天，李阿木的老婆和两双儿婿赶到派出所。李阿木老婆提出一个请求，想把遗体取出来办个丧事。我请示领导，大家怕节外生枝，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因为1991年洪水值班建立的一份感情，我陪着李阿木一家到了殡仪馆。在殡仪馆里，我帮助殡仪工，把冷柜里的李阿木搬出来放在台子上，将家属买的白内衣青外衣穿上。李家的三个女人，就在一旁跪着哀哀地哭。
刚见了人，李阿木的老婆就不住地哭诉：“死鬼，跟了你一辈子，风里雨里，一家人没有过过一天干净日子啊。前年家里幺儿死了，河里的鱼也死完了，李家沱没有念想了，我喊你上岸，喊你一起去女婿家，过干坎上的日子，你死鬼不肯啊，说啥子离不开李家沱……这下好咯，李家沱把你收了，你们李家绝种了！”
一个女儿也哭着说：“老汉唉，好在我们嫁到了外地，遇上了好人夫，总算上了岸咯，要在家里，还不是随你做一辈子的渔民，你不知道干坎上多好啊，太阳毒了，大雨磅礴了，都有房顶遮着呢。老汉吔，只有你一辈子苦啊！”
我寻思着，李阿木几娘母，也有老派出所的空屋，自然不算“上不了岸”。想来，许是在为渔王李两代人摆不脱的渔民身份悲鸣。
但我又忆起那些星稀月淡、或者大雨磅礴的日子，我和李阿木在他家门口，一方蔑凳、一海碗酒、一盘油酥河餐条。李阿木一条鱼也没吃，讲了一夜又一夜的故事。而我吃完了盘子里的河餐条，听了一肚子的旧事。
编辑 | 沈燕妮
亢 龙
也许我的人生就应该是：
从警察，到酿酒师，再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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