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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赶上了这行业最好的十年丨人间 · 寻业中国

西山 人间theLivings 2020-08-27
来自专辑
寻业中国

再也没有一家煤矿门口、排着那浸透着亢奋的长龙了,很多煤老板开始改行,也有很多来不及抽身的煤老板行将破产或者已经破产。家乡的煤矿一个个停了产。


配图 | Sipa图片社


征    稿

在大多数时间,工作都与我们的生存直接相关。无论我们是在主动寻找一个谋生的饭碗、不断追求自己钟爱的事业,还是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甚至消极逃避,它都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构成部分。

为了更好的生活,几代中国人都在不断适应着时代的变化,不曾停歇,也不能停歇。工作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不同代际、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性格的个体多元多样的三观。

这一次,我们希望能请大家一起,记录下自己以及身边的人与工作有关的故事。记录下我们的父辈们曾经所为之奋斗的,也记录下我们自己所困惑、怅惘与坚持的一切。

记录下自己,就是记录下今天。

征文长期有效,投稿发邮件至 thelivings@vip.163.com,并在标题标注「寻业中国」。期待你的来稿。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08



我的家乡盛产煤炭,大大小小的煤矿遍布城市周边。千禧年前,31岁的父亲从银行辞职,一头扎进了煤炭行业。

今年除夕夜,父亲带着些许酒意评价自己的前半生,他说自己经历了中国煤炭行业的黄金十年,也见证了整个行业从辉煌到沉寂的重要历程。

文章是父亲的口述。




早些年,谁都知道开矿挣钱,可本钱大,手续也很难办,只能开个小煤窑——跑到偏僻的山旮旯里,雇几个村民,悄没声地挖煤卖煤。买卖虽红火,可一旦出现矿难,轻则前功尽弃,重则倾家荡产、锒铛入狱。

至于合法的煤炭生意,就只有煤炭的异地买卖了。把煤炭用大卡车运往周边的城市,卖给工厂、学校、食堂;或者有关系的,直接通过火车运往全国各地,特别是长江中下游经济发达的城市,赚个差价。

1999年,我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单位,踌躇满志地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此前在银行工作的这些年,也认识了一些煤矿、铁路单位的工作人员,了解清楚煤炭生意的基本模式后,我认为自己完全有了单枪匹马入行的能力。

我对着地图,把目标锁定在南方一座经济发达的工业城市。那一年,这座城市的发展正欣欣向荣,需要大量的煤炭资源。

但想把煤炭运过去,只能通过火车。当时,所有的正规煤矿都可以向铁路部门提出货运计划的申请——俗称“车皮计划”——只要有带着明确目的地的“车皮计划”,煤炭就可以发出去了。

随后,我开始拜访家乡周边的各家煤矿。大煤矿对我不屑一顾,他们张口就说:“我们的客户都是全国各地大型发电厂,合同都是每年的煤炭订货会上签好的。你就是一次能发()一个列的车皮,我们也不能跟你合作。”

“一个列”就是一列火车,33节车皮,一节车皮60吨煤,总共就是近2000吨。这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这简直是个天文数字。

吃多了闭门羹,我改变了策略,开始专找中小型煤矿。我相信市场这么大,一定会有些煤矿存在煤炭销售的问题。

很快,我就找到了狼山煤矿。狼山煤矿是一家县办煤矿,虽说规模小,却也是县上重点扶持的企业,矿运销部陈经理50岁左右,曾经是一所中学的教师,身上有一股浓浓的书卷气。

等我说明了我的来意,陈经理很快回复我说:“没问题,我们可以把煤卖给你,并为你申请你所需要的车皮。但我们的车皮计划都是这个月的月初报下个月的计划,只要计划一下来,你就得把煤款先打在我们账上。”

我满口答应下来。


解决货源问题,我马不停蹄地南下去了那个此前我只在地图上见过的城市。

初来乍到,两眼一抹黑,我在城里漫无目的地转了两天,来到了火车货运站——这个地方80%的煤炭都从这里运进来的。

那天站里日常停放着几列运煤的火车,工人们正热火朝天地从火车上往地下卸煤,虽说没有风,可整个站台都弥漫着黑色的粉尘,粉尘下就是一堆堆小山一样的煤炭。

我穿行在“小山”之间,看着一辆辆大卡车豪迈地冲进货站,又满载着煤炭呼啸而去。拦住一辆货车,我问:“师傅,你们把煤运到哪里去呀?”

“货场,老板的货场,这地方不让囤货,24小时内必须拉走。”

我赶忙向司机打听了货场地址,记在小本子上。司机还挺热情,笑着说:“是来做煤炭生意的吧?我经常碰见你们这样的外地人,想考察市场,在这儿不行,得到货场去。”

我正想开口问能不能搭他的顺风车到货场去看看,司机突然指着迎面开过来的一辆摩托车说:“你问他去吧。他姓赵,就是个煤老板。”

这人是我入行以来认识的第一个煤老板。

赵老板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一般进了货站,停在了一个煤堆前,绕着转了一圈,从车上取下一个尿素口袋,抓了几块煤放了进去,看样子是要拿去化验。

我趁机上前跟他搭话。

“北方人吧?内蒙?陕西?还是山西?”

我说我是陕西的,刚来没几天,想先考察一下这里的煤炭市场。

赵老板一听,似乎来了兴致,很在行地说:“陕北还是关中?你们陕北的煤还不错的,可关中的不行,发热量低,硫又高,不过价位倒有优势。我们这里有人在陕北发货,你看这堆煤,就是你们陕北的,我今天就打算进一些,和别的煤掺在一起卖。”

我低头仔细看了看,出于对家乡煤的了解,很快就把煤炭的来源地认出了个大概,心里有了主意,便对赵老板说:“我们矿上的煤质量比这好,我也打算把我们矿上的煤运到这里来销售。”

赵老板一听,随即问我:“你有化验单吗?让我看看。”

我从包里取出狼山矿上提供的《煤炭质量化验单》递给了他,他看了一下,随即就开口邀请我去他的货场坐坐:“你去我那儿看看,对我也了解一下,我们以后可以合作的。”

想来合不合作都是次要,最重要的是我得先认识一些“业内人士”,以便快速入行。念及此,我便跟着赵老板来到他的货场。




赵老板的货场靠近河道,里面还有四五家煤炭公司。

进了办公室,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迎了出来,赵老板介绍说那是他的老婆。

两人对我都很热情,一边跟我拉家常,一边讲着他们家的生意。看得出,这是一家典型的夫妻店,男主外、女主内,又雇了两个工人就成了一家小公司。

“我做这行已经很久了,虽说没挣到什么大钱,可我这人光明磊落,从不亏欠人家的货钱。要是我们能够合作,你尽管放心,我会一分不少地把钱付给你。”听起来,赵老板还是很诚恳的。

我告诉赵老板自己初来乍到,还不急着发货,但将来有可能合作。

可赵老板似乎是个急性子:“等什么将来呀,你下个月就可以把煤发给我。你放心,只要煤进了货场,吨位一出来,我立马付现金给你。”

我琢磨着,赵老板的生意毕竟做得小,要想在这块市场里深耕,我还是得结识实力雄厚、从业时间长的大老板——毕竟,实力代表着信誉,有信誉才有长期合作的可能。

很快,我又认识了蒋老板。他看上去和赵老板完全不一样,办公室在城市中心的国贸大厦里,西装革履,满面油光,梳一个“许文强”式样的大背头,手下还有一帮人高马大的业务员。

蒋老板对我说:“我是做电煤生意的,需求很大,你只要能把货运到这里,我统统接收。价位,你不用担心,咱们随行就市,不会让你吃亏的。”

说来好笑,接触了几次,我总觉得蒋老板有点黑社会的性质,想来自己一个人背井离乡,这种人还是敬而远之的好。


在货场混迹了一个月,前前后后也认识了一些煤老板,相互打听了一下,蒋老板不好说,但认识的人都说赵老板的确是个本本分分的生意人,虽然生意做得不大,但信誉在整个这一片都是没话说的。

第二个月月初的时候,狼山煤矿的陈经理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月计划下来了,可以给我5个车皮的“计划”。我也没有太多的本钱,300吨刚刚好。

想来想去,我还是决定找赵老板。我们很快就商量好了价钱。按照煤矿上的规矩,装车、发货之类的工作全由矿方负责,客户只需要付款,提供收货方信息,就可以在异地火车站接货了。

于是,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我终于做成了自己的第一单生意。




从此以后,我和赵老板成了稳定的合作伙伴。

赵老板在煤炭行业已经做了10年了,从撑着一只小船给运货的人做短驳开始,慢慢地发展到了今天的样子,他很知足。

后来熟悉了,有次一起喝酒,他才向我托了底:

“你不知道,我是个上门女婿,年轻时家里太穷了,当兵复员回来还要穿打补丁的裤子,实在是讨不起老婆。不得已才倒插门。上门女婿没地位,一家人都瞧不起我,包括我老婆,家里来了客人都要把我支出去,嫌我给她们丢脸。我这才咬紧了牙,暗暗发誓一定要混出个样子来。

“我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可真苦,冬天能冻死,夏天能热死,一年能挣一万块钱,心里就已经很高兴了。那个时候怎么都没想到会有今天。

“现在,我一个人养活他们一大家子人,全家人对我的态度都和过去不一样了——钱多了地位就是高。我这个人没啥野心,只要踏踏实实地过日子,供我的两个小孩子读到大学毕业就知足了。”

和赵老板熟悉了后,往后我每个月都会固定给他几个车皮的煤。赵老板也从不多事儿,货款一直结得很及时。


没多久,蒋老板又找到了我,非要请我吃饭。席间,他问我:“听说你最近一直在发货,生意不错吧?”

“都是小买卖,跟您的生意没法比。”

“谁的大生意不是从小买卖坐起的。”蒋老板立刻接了话头,“我年轻的时候还不如你,是用汽车拉货的,你一起步,就是火车皮,可以了。”

客套话说完,蒋老板认真地跟我商量:“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你同意不?”

我很纳闷,不知道他一个大老板,有什么想法还需要我的同意。

“很简单,你和我们公司合作,替我们在你们当地组织货源,货款我来出,每吨再给你2元钱。你能一次发一个列更好,这样你没有任何风险就可以挣到佣金。”

在家乡组织货源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可这样的生意能做长久吗?等蒋老板熟悉了所有的进货渠道,他完全可以甩掉我,那我岂不是得不偿失?

可我嘴上并没有拒绝他,只是推说“先试试看”。

没几天,狼山煤矿的陈经理很焦急地打来电话说:“我现在有1000吨已经装上车的原煤,收货地点和你在一个地方,可是货主迟迟不打款,我想把这些货先发给你,你看怎么样?”

原煤指的是从井下开采出来、没有经过分选的混装煤,此前我从来没有发过这样的货,也不知道该把这样的煤卖给谁,可是陈经理是我的“贵人”,说什么我都得给他帮这个忙。

情急之下,我给蒋老板打了电话,说有1000吨原煤,问他要不要。

“要啊,别说1000吨,2000吨都行。什么价位?”

“280,你要要的话,现在就把货款打到矿上,马上给你发货。”

蒋老板很高兴,很快打了款。这单生意做成了,蒋老板很快就给我结了2000元的佣金,可是没过多久,陈经理却对我说:“那个蒋老板到矿上找我,要跟矿上合作,我拒绝了,告诉他以后再要煤,可以通过你。这人做生意不地道啊,过河拆桥。”

陈经理能把这些告诉我,着实令我非常感动。我没想到蒋老板这么快就“甩”了我,只能暗暗庆幸没有为了那么一点佣金,就把自己在家乡的关系网都“卖”给他。

从此,我再也没有和蒋老板打过任何交道。


在陈经理和赵老板的帮助下,我的生意一直做得很顺利,家乡的煤矿对我也越来越信任了。很快,赵老板又向我介绍了胡总:

“人家做的是大生意,每月的需求在3万吨以上。他们自己也在矿上订煤,可远远满足不了需求,所以只要符合他们的标准,他们都可以接受。

“不过,胡总自己做这一行的时间并不很长,三四年吧,但起步要比我们好很多。他以前是我们这里燃料公司的经理,对煤炭行业很熟悉。

“他兄弟在政府里当官,家里有一定的背景。所以他辞了职,贷到了一大笔款子就开始单干了,这两年他的生意在我们市里可是数得着的。你放心,人家资金充足,你那点货款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听赵老板这么说,我也就放心了。

第一次见面,胡总给我的感觉就非常好,人很和气,看上去也很有涵养。

听完我的介绍,他很豪爽地说:“我对煤炭质量的要求并不高,但是不同的大卡(编者注:煤炭热量大卡,既煤炭热值,指的是煤炭在发热量测定仪中经过燃烧所产生的热量)有不同的价位,只要能够接受我们的标准,就只管把货发给我,我们可以长期合作。”

我仔细查看了胡总公司的煤炭供货标准,觉得自己还是有利可图,很痛快地跟他签订了合同。

经过长时间的接触,我渐渐发现,在很多方面,胡总并不像一个生意人,倒像一个国家公职人员。他低调,总是穿一件普通的夹克,明明有几辆豪车,出门却还是习惯坐公交车,平时也常常在大排档里吃快餐,俨然就是一个普通基层干部。

一次我去他公司结账,他正在吃饭,一碗面条就是一顿午餐,见我来了,很热情地让公司的大姐再下一碗面来。

“我这个人生活很简单,没有大的欲望,粗茶淡饭就很满足了。我儿子常常嫌我土,说我有钱不会花,他要开名牌车,穿名牌衣服,出入大饭店。我不行,过不了那日子。哎,看来我的钱都是给他挣的,谁让我是老子他是儿子呢。”

胡总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儿女都不在他的公司做事,只有女婿鞍前马后地跟着老丈人。公司的很多业务也都是女婿负责。

接下来的日子,我从老家倒腾出来的煤炭80%都进了胡总的货场。胡总结账很及时,但他有个规矩,每次都不结完,会留个零头,确保我下次的货还给他。我对这种做法倒也没有异议,毕竟在第二次结账的时候,就可以拿到前一次的零头,而且相对于全部货款来说,那个零头也不算什么。




那些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南方城市。偶尔回趟家乡,也就是去狼山煤矿拜会一下陈经理或其他一些煤矿的运销部经理,然后再回到南方等待接货。

到了2005年,煤炭价格比我刚入行时翻了一番,也越来越紧俏了。煤炭紧俏,车皮就跟着紧俏起来,没过多久,所有的人就开始明争暗抢了。

赵老板三天两头地给我打电话,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煤”——“我在这个行业做了十来年,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利润,你不知道,我现在一个月的利润就顶得上过去一年的。你可得大力支持我,想尽办法把煤炭运过来啊。”

我告诉他,煤炭是能弄到,但就是车皮紧俏。

“想办法!只要想办法就一定能弄到手,实在不行的话,我给你加价,权当你的活动经费。”那天,赵老板还指着自家门前的河道对我说,“算命的说这条河里有一颗财星,为了让财星正对着我的房门,我就把我的房子拆了重新建。你看,我现在的房子是斜的,房门也是斜的,这样财星发出的光就可以照进我的房子。”

我看了看门前那静静流淌的河水,什么也没看出来,倒是第一次发现赵老板的房子的确是斜着盖的。

煤价一天天暴涨,对于赵老板这样的小老板来说,前一次囤积的煤还没卖完,价格就涨了几十倍乃至上百倍,连我都吓坏了。


为了弄到车皮,我抓紧时间坐火车回老家,一路上发现,也就是这一年半载的时间,西安以北的高速路和国道两边竟然遍地都是煤场了,一辆辆拉煤车穿行其中,一副热火朝天的场面。一打听,竟然是当地人铲平了庄稼地,用来囤积煤炭,坐等外地的客商前来买煤。客商买了煤,也等不了什么车皮计划了,直接就用汽车把煤运到山东、江苏等地。

这么远的距离用汽车来运输,在以往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可如今,在江苏山东煤炭都已经涨到七八百一吨了,还有什么不可能的呢?

等我回到了家,才知道家乡的矿上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家矿的招待所里都住满了全国各地赶来的商人,他们拿着巨款、等待着希望中的车皮——有了车皮,就可以把煤运到天南海北。

短途拉煤的汽车在矿门口排成了名副其实的长龙,日日夜夜地等待着地底下运出煤来。司机们吃住都在车上,只要前方有一点点空隙就迅速发动车子跟上去,以防别的车子插队。

正规的煤矿满负荷地运营,不正规的小煤窑偷偷摸摸地开采,只要能把煤运到地面上,很快就会被人一抢而空。也没人在乎煤炭的价格,煤价再高也有人要,反正用不了几天,甚至晚上睡一觉,市场上的价格就能涨个50、100元。

我好不容易才见到陈经理,他也苦笑着说:“我在矿上干了这么些年,以前一直发愁煤卖不动,现在倒好,根本不愁卖。自从今年开始,铁路上给我们的车皮计划就越来越少,特别是长江以南的车皮根本就申请不到。我前天还去西铁分局找他们,可人家说大型煤矿车皮都开始吃紧,哪顾得上小煤矿。我们矿长说了,没车皮就不要了,反正不用出门就能把煤卖光了,发那么远干啥。”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这摊生意还怎么做?我不甘心,继续在各家煤矿之间奔波,结果每家的情况也都是如此。




过了段时间,我好不容易弄来了车皮,打算把煤发给胡总。打电话过去,那边却是个陌生人:“我是小胡,我爸爸去世了。”

怎么会呢?胡总才50来岁,怎么会忽然去世呢?再问,小胡就悲痛地说:“心脏病,很突然。”

放下电话,我打电话给赵老板,赵老板也说:“可惜啊可惜,正是干事儿的时候,他却走了。”

再问胡总的公司,赵老板不确定地说:“公司还运营吧,只不过现在应该是小胡当家了。父亲不在了,儿子总是要站出来的,总不会把公司交给女婿吧。只不过小胡是外行,人又太年轻,想在这一行站稳脚跟还得多历练。”

为了稳妥起见,我没有跟小胡做生意,也没有去要最后一次剩下的那些“零头”——人都不在了,况且我手里没有任何凭证,算了吧。

过了一段日子,我竟然在家乡的矿上见到了赵老板,他风尘仆仆地大老远地来找我,希望我能给他引荐一些能弄到车皮的人。

可我是真的无能为力。在当时的形势下,所有中小型煤矿的车皮计划都在紧缩,更何况像我们这样的“散户”。很多人甚至把煤炭短驳到煤台上,只等着车皮来了装车就能走,可等了几个月,都等不来一个车皮。

赵老板不死心地说:“既然来了,搞不到车皮我就不走!”可在矿上招待所住了两周,每天跑断了腿,也还是一无所获。

两周后,赵老板终于决定先回去了,我请他吃饭,又说到了胡总。赵老板神秘地说:“我告诉你吧,胡总不是病死的……”

我大吃一惊,继而在心头掠过了“仇杀”两个字——为情恐怕不可能,胡老板不像是那种人,那一定是为钱——脱口而出:“凶手抓住了没有?”

“抓什么抓?他是自杀的。”

“自杀?他有什么想不开的?”

赵老板叹了口气说:“煤价涨得这么快,对我们这样的小户来说是好事,可对于胡总却是灭顶之灾。”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胡总是跟电厂签的合同,签合同的时候已经确定好了价格,可谁知煤价涨得太快,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再按照当初定的价格给电厂送煤,他就得倾家荡产。

“他跟电厂协商,可电厂换了新领导,新领导的亲戚也是做煤炭生意的,跟胡总是竞争对手。人家不但想把胡总撵出去,而且就是要让胡总倾家荡产,于是就趁着这机会逼着胡总履行合约。

“胡总想尽了办法都无法终止合约,这才想到了这最惨的一招——自杀。他死后,公司再申请个破产,也就不必履行合约了。如果能把财产保住,儿子就还是有钱人……”

赵老板的话让我浑身发冷,为了保住家产而自杀的胡总,到头来只换来了一句“值了”的评价,况且那家产也未必能保得住,真值吗?

“值!怎么不值?要是我也会这么做!”赵老板说得斩钉截铁,我坐在对面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煤炭生意一天火过一天,我却一天比一天发愁。可不做煤炭,我一个买断工龄的,还能做什么呢?

2007年初,我在南山煤矿考察,正好遇上矿上的吴矿长视察工作,他笑着对一众随行“叹气”道:“哎!这架势,我可真没见过。看来,咱们前些年都白干了。早知道这样,咱们去年一年应该一边挖煤一边开山,把那些煤都囤积起来,等到现在再卖。”

大家看起来一个比一个开心,转过新的一年,他们的薪水又翻了好几番,谁都想不到矿上的工作能这么挣钱。

南山煤矿是家中型煤矿,跟着市场的好时机正蒸蒸日上,可矿上的管理却是眼见的混乱——整个煤场乱七八糟,满地都是泥浆、石头、时不时就有一辆拉煤车陷进泥坑里,半天都出不来。我忽然琢磨,如果自己和南山煤矿合作,在这里建一家选煤厂,一来解决了分选煤炭的问题、改变整个煤场脏乱差的现状,二来自己的出路问题不也解决了。

我很快找到了吴矿长,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吴矿长听了笑着说:“主意倒不错,可我们矿没有这样的先例,我还是向上级部门汇报一下吧。”

我知道吴矿长是在搪塞我,可我并不死心,三番五次地去找他。终于在一天,坐在他会议室门口数小时后,等来了他对我说:“你去办公室,找一下主任,商量一下合同的事”。

我的选煤厂很快就动工了,计划在3个月后开始投产。

投产的第一天,我坐车到矿上去,还没走到矿门口,司机就对我说:“下来走吧,路断了。”下了车,我赫然看见通往煤矿的路被挖出一道深深的鸿沟,鸿沟两旁站着一群群包着头巾的妇女,都是旁边村子里的女人。不远处的空地上坐着她们的男人,男人们手里拿着木棒、铁锹、锄头,悠然地喝着啤酒,幸灾乐祸地瞅着这边的动静。

司机上前打听出了什么事,回来说:“坏了,村民在闹事,他们把路挖断、逼着矿领导把咱们撵出去,说咱们抢了他们的饭碗。”

原来,南山煤矿成立的时候,矿门口的小村庄早已经存在了上百年,村子里的人本来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小日子,可自从有了煤矿,男人和女人就不再下地种田。年轻力壮的男人靠在煤场装车为生,手脚利落的女人则和男人合作,不停地捡拾混在煤里的石块。这是极其辛苦的体力活,却能换来颇为丰厚的报酬——选煤厂其实就是用自动化来代替这些原始的体力活,自然不可避免地触动了村民们的利益。

当天,整个煤矿就陷入了瘫痪,生产出来的煤运不出去,货场里堆成了小山,等没地方存放后,索性停了产。

第二天,镇上的派出所来了十几个民警,可村民们根本不在乎,照样让女人们冲在最前面,男人们躲在后面静观其变。民警也是当地人,转悠了一早上就再也不来了。

第三天、第四天,照样如此。到了第五天,矿方和村民才终于达成了协议:我们的选煤厂会全部雇佣这些村民。

事情这才告一段落。




可等选煤厂投产一段时间后,我才发现,自己触动的不仅仅是村民的利益,还有诸多煤场上工作人员的利益:工人、铲车司机,还有场长——自从有了选煤厂,他们再也没法收取那些不想排队的司机的好处费了,也没办法在深更半夜的时候偷偷拉上几车煤运出去。

矛盾一天比一天激烈,铲车司机故意多次撞坏我们的机器,使我们无法正常运营,而场长不但不处理,还隔三岔五地到矿领导那儿诬告我们影响煤场的正常工作。

一年多后,矿领导不胜其烦,决定让我们停业。停业通知就贴在了办公室的墙上,我小心翼翼地把它取下来,收进了包里。当时我想,如果有一天事情不好收拾的话,这张通知将是矿方单方面撕毁合约的最有力的证据。

选煤厂停业后,我开始一趟趟地去找吴矿长,希望能协商解决,可吴矿长却避而不见。矿上的态度很坚决,只说我们的选煤厂“不适应矿上当前的形势,应予关闭”。

我决定打官司,态度很明确:既然矿方违约,我只要求拿到依照合同应得的赔偿款。

可没有想到的是,矿方态度却十分蛮横,只放话说:“你们一分钱都别想拿到,我们不协商,随便去告。”

我很气愤,觉得诺大一个煤矿怎么像个泼皮无赖。万不得已,我到县法院提出了诉讼。

法院很快受理了案件,可却迟迟没有动静,就像我的诉讼书投在了池塘里,冒了一个泡,就无声无息了。终于等来了消息,法院说:“我们已经把案件转到了中院,由中院进行审理。”律师也向我解释:“矿上势力太大,县法院没有办法审理,只有把这个难题踢到了中院。”

等我终于接到了中院审判员的电话时,他却说:“矿方不承认他们违约,说是你们无故停业给矿上造成了很大损失,不得已才要求你们关闭的。”

我气愤地说:“怎么可能?我的选煤厂效益那么好,我为什么要无故停业?是他们强行让我们停业的。”

审判员面无表情地说:“他们有充分的证据,而且他们也打算起诉你。”

我一下子想起了我在办公室的墙上小心翼翼揭下来的通知,对审判员说:“我有证据。”第二天,我把通知复印件提交了法院,随后的日子又是一片寂静。

就在我准备再次去法院的时候,法院一位工作人员忽然约我面谈说:“你还是跟矿上协商解决吧。”

我知道矿上如今的态度和我手中的那份通知有着直接的关系,可我已经不想协商了。既然我的手中有着重要的证据,我不信法院会判我败诉。

“你的案子拖了这么久,你自然知道其中的原因,矿上一直在施压,我劝你还是协商吧,这样对你也有好处。你想,就是你胜诉了,矿上拒不执行,你还要去申请强制执行,不知道又要拖到何年何月。”法院的工作人员跟我说。

我考虑了很久,最终同意了协商,然而矿上给出的赔偿款却少得让我吃惊。厅长、审判员也开始轮番地找我谈话,其中厅长的话最有意思:“我是一个法律工作者,可我希望你们都不要来打官司,因为即使你胜诉了,也未必能达到目的。”

我知道在这场官司里,我和矿方的力量无法比拟,这使得我一直处在一个弱势地位,在这种情势下,我屈服了。

再往后几年,我也渐渐离开了这个行业。




2010年,我曾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电话那头说:“我是小胡,这几天我想去你们那儿转转,到了后联系您。”

我心生悲凉,却也不好多说什么。

没几天,小胡开着一辆路虎来了,见了我意气风发地说:“现在煤炭行情这么好,我打算在你们这儿买家矿,我爸以前的生意利润太低,要是开家矿,一定赚钱。”

我相信小胡的话,在当时的形势下,所有的煤矿都赚得盆满钵满,没有不赚钱的道理。接下来,小胡详细地了解了当地煤矿的情况。这个时候,恰好一家县办煤矿改制,小胡作为大股东,很快成了这家煤矿的老板。

小胡接手煤矿后,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扩建工作,可是,等到一年多后小胡的煤矿终于开始重新投产,煤炭价格却开始缓慢下降了。

到了2011年末,煤价经过了接连几年的上涨,全国大小煤矿都开始扩大生产规模,可越来越多的用户也开始从国外进口煤炭。矿上的煤卖不出去,只有降价,煤价开始持续走低。以至于到后来,一些煤矿每从地下挖出一吨煤,就意味着开始亏损。家乡的煤矿一个个停了产,工人们开始放起了长假,每个月只能领一些基本的生活费。

煤炭的红利期终于结束了,寒冬慢慢地到来了。

再也没有一家煤矿门口排着那浸透着亢奋的卡车长龙了,很多煤老板开始改行,也有很多来不及抽身的煤老板行将破产或者已经破产。

我联系了赵老板,想知道他的近况,电话里,赵老板用高昂的声调告诉我:“我早就不做煤炭了,现在做房地产了,有机会你来我们这儿看看。还有,我离婚了,又结婚了,再有两个月,我老婆就生了,到时,你来喝满月酒啊!”

我恭喜了赵老板就挂了电话,又想起了他指给我看的那颗财星。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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