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赶上了这行业最好的十年丨人间 · 寻业中国

再也没有一家煤矿门口、排着那浸透着亢奋的长龙了，很多煤老板开始改行，也有很多来不及抽身的煤老板行将破产或者已经破产。家乡的煤矿一个个停了产。

配图 | Sipa图片社

征    稿

在大多数时间，工作都与我们的生存直接相关。无论我们是在主动寻找一个谋生的饭碗、不断追求自己钟爱的事业，还是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甚至消极逃避，它都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构成部分。

为了更好的生活，几代中国人都在不断适应着时代的变化，不曾停歇，也不能停歇。工作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不同代际、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性格的个体多元多样的三观。

这一次，我们希望能请大家一起，记录下自己以及身边的人与工作有关的故事。记录下我们的父辈们曾经所为之奋斗的，也记录下我们自己所困惑、怅惘与坚持的一切。

记录下自己，就是记录下今天。

征文长期有效，投稿发邮件至 [e-mail]，并在标题标注「寻业中国」。期待你的来稿。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08

我的家乡盛产煤炭，大大小小的煤矿遍布城市周边。千禧年前，31岁的父亲从银行辞职，一头扎进了煤炭行业。

今年除夕夜，父亲带着些许酒意评价自己的前半生，他说自己经历了中国煤炭行业的黄金十年，也见证了整个行业从辉煌到沉寂的重要历程。

文章是父亲的口述。

早些年，谁都知道开矿挣钱，可本钱大，手续也很难办，只能开个小煤窑——跑到偏僻的山旮旯里，雇几个村民，悄没声地挖煤卖煤。买卖虽红火，可一旦出现矿难，轻则前功尽弃，重则倾家荡产、锒铛入狱。

至于合法的煤炭生意，就只有煤炭的异地买卖了。把煤炭用大卡车运往周边的城市，卖给工厂、学校、食堂；或者有关系的，直接通过火车运往全国各地，特别是长江中下游经济发达的城市，赚个差价。

1999年，我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单位，踌躇满志地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此前在银行工作的这些年，也认识了一些煤矿、铁路单位的工作人员，了解清楚煤炭生意的基本模式后，我认为自己完全有了单枪匹马入行的能力。

我对着地图，把目标锁定在南方一座经济发达的工业城市。那一年，这座城市的发展正欣欣向荣，需要大量的煤炭资源。

但想把煤炭运过去，只能通过火车。当时，所有的正规煤矿都可以向铁路部门提出货运计划的申请——俗称“车皮计划”——只要有带着明确目的地的“车皮计划”，煤炭就可以发出去了。

随后，我开始拜访家乡周边的各家煤矿。大煤矿对我不屑一顾，他们张口就说：“我们的客户都是全国各地大型发电厂，合同都是每年的煤炭订货会上签好的。你就是一次能发（要）一个列的车皮，我们也不能跟你合作。”

“一个列”就是一列火车，33节车皮，一节车皮60吨煤，总共就是近2000吨。这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这简直是个天文数字。

吃多了闭门羹，我改变了策略，开始专找中小型煤矿。我相信市场这么大，一定会有些煤矿存在煤炭销售的问题。

很快，我就找到了狼山煤矿。狼山煤矿是一家县办煤矿，虽说规模小，却也是县上重点扶持的企业，矿运销部陈经理50岁左右，曾经是一所中学的教师，身上有一股浓浓的书卷气。

等我说明了我的来意，陈经理很快回复我说：“没问题，我们可以把煤卖给你，并为你申请你所需要的车皮。但我们的车皮计划都是这个月的月初报下个月的计划，只要计划一下来，你就得把煤款先打在我们账上。”

我满口答应下来。

解决货源问题，我马不停蹄地南下去了那个此前我只在地图上见过的城市。

初来乍到，两眼一抹黑，我在城里漫无目的地转了两天，来到了火车货运站——这个地方80%的煤炭都从这里运进来的。

那天站里日常停放着几列运煤的火车，工人们正热火朝天地从火车上往地下卸煤，虽说没有风，可整个站台都弥漫着黑色的粉尘，粉尘下就是一堆堆小山一样的煤炭。

我穿行在“小山”之间，看着一辆辆大卡车豪迈地冲进货站，又满载着煤炭呼啸而去。拦住一辆货车，我问：“师傅，你们把煤运到哪里去呀？”

“货场，老板的货场，这地方不让囤货，24小时内必须拉走。”

我赶忙向司机打听了货场地址，记在小本子上。司机还挺热情，笑着说：“是来做煤炭生意的吧？我经常碰见你们这样的外地人，想考察市场，在这儿不行，得到货场去。”

我正想开口问能不能搭他的顺风车到货场去看看，司机突然指着迎面开过来的一辆摩托车说：“你问他去吧。他姓赵，就是个煤老板。”

这人是我入行以来认识的第一个煤老板。

赵老板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一般进了货站，停在了一个煤堆前，绕着转了一圈，从车上取下一个尿素口袋，抓了几块煤放了进去，看样子是要拿去化验。

我趁机上前跟他搭话。

“北方人吧？内蒙？陕西？还是山西？”

我说我是陕西的，刚来没几天，想先考察一下这里的煤炭市场。

赵老板一听，似乎来了兴致，很在行地说：“陕北还是关中？你们陕北的煤还不错的，可关中的不行，发热量低，硫又高，不过价位倒有优势。我们这里有人在陕北发货，你看这堆煤，就是你们陕北的，我今天就打算进一些，和别的煤掺在一起卖。”

我低头仔细看了看，出于对家乡煤的了解，很快就把煤炭的来源地认出了个大概，心里有了主意，便对赵老板说：“我们矿上的煤质量比这好，我也打算把我们矿上的煤运到这里来销售。”

赵老板一听，随即问我：“你有化验单吗？让我看看。”

我从包里取出狼山矿上提供的《煤炭质量化验单》递给了他，他看了一下，随即就开口邀请我去他的货场坐坐：“你去我那儿看看，对我也了解一下，我们以后可以合作的。”

想来合不合作都是次要，最重要的是我得先认识一些“业内人士”，以便快速入行。念及此，我便跟着赵老板来到他的货场。

赵老板的货场靠近河道，里面还有四五家煤炭公司。

进了办公室，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迎了出来，赵老板介绍说那是他的老婆。

两人对我都很热情，一边跟我拉家常，一边讲着他们家的生意。看得出，这是一家典型的夫妻店，男主外、女主内，又雇了两个工人就成了一家小公司。

“我做这行已经很久了，虽说没挣到什么大钱，可我这人光明磊落，从不亏欠人家的货钱。要是我们能够合作，你尽管放心，我会一分不少地把钱付给你。”听起来，赵老板还是很诚恳的。

我告诉赵老板自己初来乍到，还不急着发货，但将来有可能合作。

可赵老板似乎是个急性子：“等什么将来呀，你下个月就可以把煤发给我。你放心，只要煤进了货场，吨位一出来，我立马付现金给你。”

我琢磨着，赵老板的生意毕竟做得小，要想在这块市场里深耕，我还是得结识实力雄厚、从业时间长的大老板——毕竟，实力代表着信誉，有信誉才有长期合作的可能。

很快，我又认识了蒋老板。他看上去和赵老板完全不一样，办公室在城市中心的国贸大厦里，西装革履，满面油光，梳一个“许文强”式样的大背头，手下还有一帮人高马大的业务员。

蒋老板对我说：“我是做电煤生意的，需求很大，你只要能把货运到这里，我统统接收。价位，你不用担心，咱们随行就市，不会让你吃亏的。”

说来好笑，接触了几次，我总觉得蒋老板有点黑社会的性质，想来自己一个人背井离乡，这种人还是敬而远之的好。

在货场混迹了一个月，前前后后也认识了一些煤老板，相互打听了一下，蒋老板不好说，但认识的人都说赵老板的确是个本本分分的生意人，虽然生意做得不大，但信誉在整个这一片都是没话说的。

第二个月月初的时候，狼山煤矿的陈经理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月计划下来了，可以给我5个车皮的“计划”。我也没有太多的本钱，300吨刚刚好。

想来想去，我还是决定找赵老板。我们很快就商量好了价钱。按照煤矿上的规矩，装车、发货之类的工作全由矿方负责，客户只需要付款，提供收货方信息，就可以在异地火车站接货了。

于是，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我终于做成了自己的第一单生意。

从此以后，我和赵老板成了稳定的合作伙伴。

赵老板在煤炭行业已经做了10年了，从撑着一只小船给运货的人做短驳开始，慢慢地发展到了今天的样子，他很知足。

后来熟悉了，有次一起喝酒，他才向我托了底：

“你不知道，我是个上门女婿，年轻时家里太穷了，当兵复员回来还要穿打补丁的裤子，实在是讨不起老婆。不得已才倒插门。上门女婿没地位，一家人都瞧不起我，包括我老婆，家里来了客人都要把我支出去，嫌我给她们丢脸。我这才咬紧了牙，暗暗发誓一定要混出个样子来。

“我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可真苦，冬天能冻死，夏天能热死，一年能挣一万块钱，心里就已经很高兴了。那个时候怎么都没想到会有今天。

“现在，我一个人养活他们一大家子人，全家人对我的态度都和过去不一样了——钱多了地位就是高。我这个人没啥野心，只要踏踏实实地过日子，供我的两个小孩子读到大学毕业就知足了。”

和赵老板熟悉了后，往后我每个月都会固定给他几个车皮的煤。赵老板也从不多事儿，货款一直结得很及时。

没多久，蒋老板又找到了我，非要请我吃饭。席间，他问我：“听说你最近一直在发货，生意不错吧？”

“都是小买卖，跟您的生意没法比。”

“谁的大生意不是从小买卖坐起的。”蒋老板立刻接了话头，“我年轻的时候还不如你，是用汽车拉货的，你一起步，就是火车皮，可以了。”

客套话说完，蒋老板认真地跟我商量：“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你同意不？”

我很纳闷，不知道他一个大老板，有什么想法还需要我的同意。

“很简单，你和我们公司合作，替我们在你们当地组织货源，货款我来出，每吨再给你2元钱。你能一次发一个列更好，这样你没有任何风险就可以挣到佣金。”

在家乡组织货源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可这样的生意能做长久吗？等蒋老板熟悉了所有的进货渠道，他完全可以甩掉我，那我岂不是得不偿失？

可我嘴上并没有拒绝他，只是推说“先试试看”。

没几天，狼山煤矿的陈经理很焦急地打来电话说：“我现在有1000吨已经装上车的原煤，收货地点和你在一个地方，可是货主迟迟不打款，我想把这些货先发给你，你看怎么样？”

原煤指的是从井下开采出来、没有经过分选的混装煤，此前我从来没有发过这样的货，也不知道该把这样的煤卖给谁，可是陈经理是我的“贵人”，说什么我都得给他帮这个忙。

情急之下，我给蒋老板打了电话，说有1000吨原煤，问他要不要。

“要啊，别说1000吨，2000吨都行。什么价位？”

“280，你要要的话，现在就把货款打到矿上，马上给你发货。”

蒋老板很高兴，很快打了款。这单生意做成了，蒋老板很快就给我结了2000元的佣金，可是没过多久，陈经理却对我说：“那个蒋老板到矿上找我，要跟矿上合作，我拒绝了，告诉他以后再要煤，可以通过你。这人做生意不地道啊，过河拆桥。”

陈经理能把这些告诉我，着实令我非常感动。我没想到蒋老板这么快就“甩”了我，只能暗暗庆幸没有为了那么一点佣金，就把自己在家乡的关系网都“卖”给他。

从此，我再也没有和蒋老板打过任何交道。

在陈经理和赵老板的帮助下，我的生意一直做得很顺利，家乡的煤矿对我也越来越信任了。很快，赵老板又向我介绍了胡总：

“人家做的是大生意，每月的需求在3万吨以上。他们自己也在矿上订煤，可远远满足不了需求，所以只要符合他们的标准，他们都可以接受。

“不过，胡总自己做这一行的时间并不很长，三四年吧，但起步要比我们好很多。他以前是我们这里燃料公司的经理，对煤炭行业很熟悉。

“他兄弟在政府里当官，家里有一定的背景。所以他辞了职，贷到了一大笔款子就开始单干了，这两年他的生意在我们市里可是数得着的。你放心，人家资金充足，你那点货款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听赵老板这么说，我也就放心了。

第一次见面，胡总给我的感觉就非常好，人很和气，看上去也很有涵养。

听完我的介绍，他很豪爽地说：“我对煤炭质量的要求并不高，但是不同的大卡（编者注：煤炭热量大卡，既煤炭热值，指的是煤炭在发热量测定仪中经过燃烧所产生的热量）有不同的价位，只要能够接受我们的标准，就只管把货发给我，我们可以长期合作。”

我仔细查看了胡总公司的煤炭供货标准，觉得自己还是有利可图，很痛快地跟他签订了合同。

经过长时间的接触，我渐渐发现，在很多方面，胡总并不像一个生意人，倒像一个国家公职人员。他低调，总是穿一件普通的夹克，明明有几辆豪车，出门却还是习惯坐公交车，平时也常常在大排档里吃快餐，俨然就是一个普通基层干部。

一次我去他公司结账，他正在吃饭，一碗面条就是一顿午餐，见我来了，很热情地让公司的大姐再下一碗面来。

“我这个人生活很简单，没有大的欲望，粗茶淡饭就很满足了。我儿子常常嫌我土，说我有钱不会花，他要开名牌车，穿名牌衣服，出入大饭店。我不行，过不了那日子。哎，看来我的钱都是给他挣的，谁让我是老子他是儿子呢。”

胡总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儿女都不在他的公司做事，只有女婿鞍前马后地跟着老丈人。公司的很多业务也都是女婿负责。

接下来的日子，我从老家倒腾出来的煤炭80%都进了胡总的货场。胡总结账很及时，但他有个规矩，每次都不结完，会留个零头，确保我下次的货还给他。我对这种做法倒也没有异议，毕竟在第二次结账的时候，就可以拿到前一次的零头，而且相对于全部货款来说，那个零头也不算什么。

那些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南方城市。偶尔回趟家乡，也就是去狼山煤矿拜会一下陈经理或其他一些煤矿的运销部经理，然后再回到南方等待接货。

到了2005年，煤炭价格比我刚入行时翻了一番，也越来越紧俏了。煤炭紧俏，车皮就跟着紧俏起来，没过多久，所有的人就开始明争暗抢了。

赵老板三天两头地给我打电话，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煤”——“我在这个行业做了十来年，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利润，你不知道，我现在一个月的利润就顶得上过去一年的。你可得大力支持我，想尽办法把煤炭运过来啊。”

我告诉他，煤炭是能弄到，但就是车皮紧俏。

“想办法！只要想办法就一定能弄到手，实在不行的话，我给你加价，权当你的活动经费。”那天，赵老板还指着自家门前的河道对我说，“算命的说这条河里有一颗财星，为了让财星正对着我的房门，我就把我的房子拆了重新建。你看，我现在的房子是斜的，房门也是斜的，这样财星发出的光就可以照进我的房子。”

我看了看门前那静静流淌的河水，什么也没看出来，倒是第一次发现赵老板的房子的确是斜着盖的。

煤价一天天暴涨，对于赵老板这样的小老板来说，前一次囤积的煤还没卖完，价格就涨了几十倍乃至上百倍，连我都吓坏了。

为了弄到车皮，我抓紧时间坐火车回老家，一路上发现，也就是这一年半载的时间，西安以北的高速路和国道两边竟然遍地都是煤场了，一辆辆拉煤车穿行其中，一副热火朝天的场面。一打听，竟然是当地人铲平了庄稼地，用来囤积煤炭，坐等外地的客商前来买煤。客商买了煤，也等不了什么车皮计划了，直接就用汽车把煤运到山东、江苏等地。

这么远的距离用汽车来运输，在以往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可如今，在江苏山东煤炭都已经涨到七八百一吨了，还有什么不可能的呢？

等我回到了家，才知道家乡的矿上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家矿的招待所里都住满了全国各地赶来的商人，他们拿着巨款、等待着希望中的车皮——有了车皮，就可以把煤运到天南海北。

短途拉煤的汽车在矿门口排成了名副其实的长龙，日日夜夜地等待着地底下运出煤来。司机们吃住都在车上，只要前方有一点点空隙就迅速发动车子跟上去，以防别的车子插队。

正规的煤矿满负荷地运营，不正规的小煤窑偷偷摸摸地开采，只要能把煤运到地面上，很快就会被人一抢而空。也没人在乎煤炭的价格，煤价再高也有人要，反正用不了几天，甚至晚上睡一觉，市场上的价格就能涨个50、100元。

我好不容易才见到陈经理，他也苦笑着说：“我在矿上干了这么些年，以前一直发愁煤卖不动，现在倒好，根本不愁卖。自从今年开始，铁路上给我们的车皮计划就越来越少，特别是长江以南的车皮根本就申请不到。我前天还去西铁分局找他们，可人家说大型煤矿车皮都开始吃紧，哪顾得上小煤矿。我们矿长说了，没车皮就不要了，反正不用出门就能把煤卖光了，发那么远干啥。”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这摊生意还怎么做？我不甘心，继续在各家煤矿之间奔波，结果每家的情况也都是如此。

过了段时间，我好不容易弄来了车皮，打算把煤发给胡总。打电话过去，那边却是个陌生人：“我是小胡，我爸爸去世了。”

怎么会呢？胡总才50来岁，怎么会忽然去世呢？再问，小胡就悲痛地说：“心脏病，很突然。”

放下电话，我打电话给赵老板，赵老板也说：“可惜啊可惜，正是干事儿的时候，他却走了。”

再问胡总的公司，赵老板不确定地说：“公司还运营吧，只不过现在应该是小胡当家了。父亲不在了，儿子总是要站出来的，总不会把公司交给女婿吧。只不过小胡是外行，人又太年轻，想在这一行站稳脚跟还得多历练。”

为了稳妥起见，我没有跟小胡做生意，也没有去要最后一次剩下的那些“零头”——人都不在了，况且我手里没有任何凭证，算了吧。

过了一段日子，我竟然在家乡的矿上见到了赵老板，他风尘仆仆地大老远地来找我，希望我能给他引荐一些能弄到车皮的人。

可我是真的无能为力。在当时的形势下，所有中小型煤矿的车皮计划都在紧缩，更何况像我们这样的“散户”。很多人甚至把煤炭短驳到煤台上，只等着车皮来了装车就能走，可等了几个月，都等不来一个车皮。

赵老板不死心地说：“既然来了，搞不到车皮我就不走！”可在矿上招待所住了两周，每天跑断了腿，也还是一无所获。

两周后，赵老板终于决定先回去了，我请他吃饭，又说到了胡总。赵老板神秘地说：“我告诉你吧，胡总不是病死的……”

我大吃一惊，继而在心头掠过了“仇杀”两个字——为情恐怕不可能，胡老板不像是那种人，那一定是为钱——脱口而出：“凶手抓住了没有？”

“抓什么抓？他是自杀的。”

“自杀？他有什么想不开的？”

赵老板叹了口气说：“煤价涨得这么快，对我们这样的小户来说是好事，可对于胡总却是灭顶之灾。”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胡总是跟电厂签的合同，签合同的时候已经确定好了价格，可谁知煤价涨得太快，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再按照当初定的价格给电厂送煤，他就得倾家荡产。

“他跟电厂协商，可电厂换了新领导，新领导的亲戚也是做煤炭生意的，跟胡总是竞争对手。人家不但想把胡总撵出去，而且就是要让胡总倾家荡产，于是就趁着这机会逼着胡总履行合约。

“胡总想尽了办法都无法终止合约，这才想到了这最惨的一招——自杀。他死后，公司再申请个破产，也就不必履行合约了。如果能把财产保住，儿子就还是有钱人……”

赵老板的话让我浑身发冷，为了保住家产而自杀的胡总，到头来只换来了一句“值了”的评价，况且那家产也未必能保得住，真值吗？

“值！怎么不值？要是我也会这么做！”赵老板说得斩钉截铁，我坐在对面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煤炭生意一天火过一天，我却一天比一天发愁。可不做煤炭，我一个买断工龄的，还能做什么呢？

2007年初，我在南山煤矿考察，正好遇上矿上的吴矿长视察工作，他笑着对一众随行“叹气”道：“哎！这架势，我可真没见过。看来，咱们前些年都白干了。早知道这样，咱们去年一年应该一边挖煤一边开山，把那些煤都囤积起来，等到现在再卖。”

大家看起来一个比一个开心，转过新的一年，他们的薪水又翻了好几番，谁都想不到矿上的工作能这么挣钱。

南山煤矿是家中型煤矿，跟着市场的好时机正蒸蒸日上，可矿上的管理却是眼见的混乱——整个煤场乱七八糟，满地都是泥浆、石头、时不时就有一辆拉煤车陷进泥坑里，半天都出不来。我忽然琢磨，如果自己和南山煤矿合作，在这里建一家选煤厂，一来解决了分选煤炭的问题、改变整个煤场脏乱差的现状，二来自己的出路问题不也解决了。

我很快找到了吴矿长，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吴矿长听了笑着说：“主意倒不错，可我们矿没有这样的先例，我还是向上级部门汇报一下吧。”

我知道吴矿长是在搪塞我，可我并不死心，三番五次地去找他。终于在一天，坐在他会议室门口数小时后，等来了他对我说：“你去办公室，找一下主任，商量一下合同的事”。

我的选煤厂很快就动工了，计划在3个月后开始投产。

投产的第一天，我坐车到矿上去，还没走到矿门口，司机就对我说：“下来走吧，路断了。”下了车，我赫然看见通往煤矿的路被挖出一道深深的鸿沟，鸿沟两旁站着一群群包着头巾的妇女，都是旁边村子里的女人。不远处的空地上坐着她们的男人，男人们手里拿着木棒、铁锹、锄头，悠然地喝着啤酒，幸灾乐祸地瞅着这边的动静。

司机上前打听出了什么事，回来说：“坏了，村民在闹事，他们把路挖断、逼着矿领导把咱们撵出去，说咱们抢了他们的饭碗。”

原来，南山煤矿成立的时候，矿门口的小村庄早已经存在了上百年，村子里的人本来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小日子，可自从有了煤矿，男人和女人就不再下地种田。年轻力壮的男人靠在煤场装车为生，手脚利落的女人则和男人合作，不停地捡拾混在煤里的石块。这是极其辛苦的体力活，却能换来颇为丰厚的报酬——选煤厂其实就是用自动化来代替这些原始的体力活，自然不可避免地触动了村民们的利益。

当天，整个煤矿就陷入了瘫痪，生产出来的煤运不出去，货场里堆成了小山，等没地方存放后，索性停了产。

第二天，镇上的派出所来了十几个民警，可村民们根本不在乎，照样让女人们冲在最前面，男人们躲在后面静观其变。民警也是当地人，转悠了一早上就再也不来了。

第三天、第四天，照样如此。到了第五天，矿方和村民才终于达成了协议：我们的选煤厂会全部雇佣这些村民。

事情这才告一段落。

可等选煤厂投产一段时间后，我才发现，自己触动的不仅仅是村民的利益，还有诸多煤场上工作人员的利益：工人、铲车司机，还有场长——自从有了选煤厂，他们再也没法收取那些不想排队的司机的好处费了，也没办法在深更半夜的时候偷偷拉上几车煤运出去。

矛盾一天比一天激烈，铲车司机故意多次撞坏我们的机器，使我们无法正常运营，而场长不但不处理，还隔三岔五地到矿领导那儿诬告我们影响煤场的正常工作。

一年多后，矿领导不胜其烦，决定让我们停业。停业通知就贴在了办公室的墙上，我小心翼翼地把它取下来，收进了包里。当时我想，如果有一天事情不好收拾的话，这张通知将是矿方单方面撕毁合约的最有力的证据。

选煤厂停业后，我开始一趟趟地去找吴矿长，希望能协商解决，可吴矿长却避而不见。矿上的态度很坚决，只说我们的选煤厂“不适应矿上当前的形势，应予关闭”。

我决定打官司，态度很明确：既然矿方违约，我只要求拿到依照合同应得的赔偿款。

可没有想到的是，矿方态度却十分蛮横，只放话说：“你们一分钱都别想拿到，我们不协商，随便去告。”

我很气愤，觉得诺大一个煤矿怎么像个泼皮无赖。万不得已，我到县法院提出了诉讼。

法院很快受理了案件，可却迟迟没有动静，就像我的诉讼书投在了池塘里，冒了一个泡，就无声无息了。终于等来了消息，法院说：“我们已经把案件转到了中院，由中院进行审理。”律师也向我解释：“矿上势力太大，县法院没有办法审理，只有把这个难题踢到了中院。”

等我终于接到了中院审判员的电话时，他却说：“矿方不承认他们违约，说是你们无故停业给矿上造成了很大损失，不得已才要求你们关闭的。”

我气愤地说：“怎么可能？我的选煤厂效益那么好，我为什么要无故停业？是他们强行让我们停业的。”

审判员面无表情地说：“他们有充分的证据，而且他们也打算起诉你。”

我一下子想起了我在办公室的墙上小心翼翼揭下来的通知，对审判员说：“我有证据。”第二天，我把通知复印件提交了法院，随后的日子又是一片寂静。

就在我准备再次去法院的时候，法院一位工作人员忽然约我面谈说：“你还是跟矿上协商解决吧。”

我知道矿上如今的态度和我手中的那份通知有着直接的关系，可我已经不想协商了。既然我的手中有着重要的证据，我不信法院会判我败诉。

“你的案子拖了这么久，你自然知道其中的原因，矿上一直在施压，我劝你还是协商吧，这样对你也有好处。你想，就是你胜诉了，矿上拒不执行，你还要去申请强制执行，不知道又要拖到何年何月。”法院的工作人员跟我说。

我考虑了很久，最终同意了协商，然而矿上给出的赔偿款却少得让我吃惊。厅长、审判员也开始轮番地找我谈话，其中厅长的话最有意思：“我是一个法律工作者，可我希望你们都不要来打官司，因为即使你胜诉了，也未必能达到目的。”

我知道在这场官司里，我和矿方的力量无法比拟，这使得我一直处在一个弱势地位，在这种情势下，我屈服了。

再往后几年，我也渐渐离开了这个行业。

2010年，我曾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电话那头说：“我是小胡，这几天我想去你们那儿转转，到了后联系您。”

我心生悲凉，却也不好多说什么。

没几天，小胡开着一辆路虎来了，见了我意气风发地说：“现在煤炭行情这么好，我打算在你们这儿买家矿，我爸以前的生意利润太低，要是开家矿，一定赚钱。”

我相信小胡的话，在当时的形势下，所有的煤矿都赚得盆满钵满，没有不赚钱的道理。接下来，小胡详细地了解了当地煤矿的情况。这个时候，恰好一家县办煤矿改制，小胡作为大股东，很快成了这家煤矿的老板。

小胡接手煤矿后，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扩建工作，可是，等到一年多后小胡的煤矿终于开始重新投产，煤炭价格却开始缓慢下降了。

到了2011年末，煤价经过了接连几年的上涨，全国大小煤矿都开始扩大生产规模，可越来越多的用户也开始从国外进口煤炭。矿上的煤卖不出去，只有降价，煤价开始持续走低。以至于到后来，一些煤矿每从地下挖出一吨煤，就意味着开始亏损。家乡的煤矿一个个停了产，工人们开始放起了长假，每个月只能领一些基本的生活费。

煤炭的红利期终于结束了，寒冬慢慢地到来了。

再也没有一家煤矿门口排着那浸透着亢奋的卡车长龙了，很多煤老板开始改行，也有很多来不及抽身的煤老板行将破产或者已经破产。

我联系了赵老板，想知道他的近况，电话里，赵老板用高昂的声调告诉我：“我早就不做煤炭了，现在做房地产了，有机会你来我们这儿看看。还有，我离婚了，又结婚了，再有两个月，我老婆就生了，到时，你来喝满月酒啊！”

我恭喜了赵老板就挂了电话，又想起了他指给我看的那颗财星。

编辑 | 沈燕妮

西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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