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来了，线下批发店就死了丨人间 · 寻业中国

如何设计网页、如何拍摄产品、如何做客服、如何收发货，都需要系统学习，对于父亲这样开了几十年线下店的传统老板们来说，一切又需要从头开始的，他们思前想后，迟迟都没有行动。

配图 | 李晶/摄

征    稿

在大多数时间，工作都与我们的生存直接相关。无论我们是在主动寻找一个谋生的饭碗、不断追求自己钟爱的事业，还是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甚至消极逃避，它都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构成部分。

为了更好的生活，几代中国人都在不断适应着时代的变化，不曾停歇，也不能停歇。工作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不同代际、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性格的个体多元多样的三观。

这一次，我们希望能请大家一起，记录下自己以及身边的人与工作有关的故事。记录下我们的父辈们曾经所为之奋斗的，也记录下我们自己所困惑、怅惘与坚持的一切。

记录下自己，就是记录下今天。

征文长期有效，投稿发邮件至 [e-mail]，并在标题标注「寻业中国」。期待你的来稿。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09

“姑娘欸，长辈说的话，你要听进去。你在外面上班挣那点钱，还不如回来给自己家开淘宝店。”今年的大年初二，吃罢晚饭，父亲没像往常一样在手机上斗地主，一家人沉默了一阵，他冷不防地冒出了这句话。

这不是他第一次对我提起这件事了。

我家是个体经商户，做箱包批发生意，有一间租来的20平米的小铺子。之前为了扩大店铺面积，父母也和其他商铺一样，在屋顶挂上棚子，再把横梁木板搭在店外的空地上，用来展示商品。

年前我去店里转转，发现书包款式好几年都没有更新了。问父亲，他说现在的年轻父母都在网上给孩子买书包了，实体店的书包卖得太慢，市里的小商户和周边县乡的批发商也就不愿意来进货了。他们的顾客基本都是些老年人，我们店也只好从厂里进了些老年包和买菜用的拉杆车。

我家店铺所在的长街两侧，不少门店都已关停。行走其间，鲜见来人，原本仄逼的街道反而显得宽敞了。

整日面对着空空荡荡的街道，父亲也只能斗斗地主消磨时间。在店里坐久了，他才会偶尔站起来活动一下筋骨，顺便看看街道内同行的生意如何，比如孙康家。

孙康是我小学同学，几年前他家年开了个淘宝店，虽然现在店里也没什么生意，但每天的快递都是一车车送出去的。

“别看了，没生意就是没生意。”母亲坐在店里面看电视，没好气地说：“饿也饿不死，吃也不吃饱。这些年不都这样过来了吗？我们老啦，跟不上时代啦！”

“你知不知道，他家光卖编织袋都卖得好火爆，现在在瑞丰（商城）边上租了一个500平的仓库，全部放编织袋，每天生意好得不得了……”父亲话说了一半，摆摆手停了下来，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其实，我家的生意也曾好得让所有人都充满希望。

1992年，20岁出头父亲跟着老乡高伯伯一家来安徽芜湖做生意，“那时候你高伯伯说，芜湖有一处做生意的宝地，是市政府扶持打造的，将来可是皖南最大的批发市场。”所谓“宝地”，指的就是芜湖长街片区。

从古至今，长街都是芜湖最富盛名的贸易集散中心，清朝时这里的“芜湖巨店”几乎包揽了长江以南所有的浆染业务。

父亲刚去时，长街已被改造成了小商品批发市场，很快就初具规模——狭窄通直的街道两侧店铺林立，往来其中的行人摩肩接踵，不仅有从周边城市来进货的零售商，更有不少追求时髦的年轻人，热闹非凡。

长街从西门口直至宝塔根下，全长1700米，占地35万平方米。除了长街主街，还有沿河路、花津路等多个独立市场，里面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品，品类繁多，文具、箱包、鞋袜、五金、水暖、零食礼品等等一应俱全。这些小百货多属中低端产品，主要销往安徽省内的农村地区。

那时候，高伯伯家在沿河路租了店铺卖五金，而父母当时也没多少本钱，就只能在巷道内摆摊卖鞋垫。省吃俭用了一年多，两人便用攒下的钱、加上四处筹来的一些，租下了长街主街的一间小门面，并在巷道内租了个古旧的徽式民宅做仓库，如此，也算是正式加入了最早一批“长街老板”的行列。

鞋垫利润薄，在数次讨论后，父母决定转行做书包的买卖。书包的面料由老家的姑姑们置办，她们买好材料，交由村里的小厂剪裁（我老家地处沿海，当时村里这样的小厂很多），再送去印刷厂印上图案后缝制。

那个年代，书包的款式很单一，来进货的人甚至不需要看样子，只要稍微了解一下最近流行的电视剧、卡通片，与此相关的书包准会好卖。

起初，我家书包上印着的是名侦探柯南、哆啦A梦、迪士尼公主一类，后来又添了些时下大热古装剧的主角人像，尤其是《还珠格格》播出后，但凡是印着小燕子图案的包都是供不应求——那些年，我家书包上几乎全是芜湖女孩赵薇。

那几年，连父母亲自己都没有想到，家里的生意会这么红火。有时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只能先陪着批发的客户开单子，碰到买零的散户，就骄傲又抱歉地摆摆手：“今天不卖零、不卖零。”

除了批发商，我家店门口也常常会聚集一群“送货大队”。那时候，送货服务是由一群生猛的大老爷们组成的，每人都标配一辆巨型三轮车，负责把买家选好的商品送到托运站。块头最大的“天王”就是这送货大队里的“金牌骑手”。

“小尚，有没有货要带？”天王没事的时候总是把车一横，停在我家门口讨活做。有时候客户催得紧，父母亲也会拦住他，硬要在他那已经放满的三轮车上再加高一层。

“加一层3毛带走。”父亲和他砍价。

“没有5毛不走。”天王身子一直，一副霸道样。

“行行行，5毛就5毛。”父亲拗不过他，笑着答应了。

我记得那时候自己还小，还不解地问父亲，怎么送个货这么便宜，5毛钱就够了。父亲就笑着告诉我，在这一行，5毛就是5块。

千禧年在大家的期盼中到来，长街市场一派欣欣向荣，高伯伯家生意不错，我家的生意也蒸蒸日上，日子自然好过了很多。

经过七八年的积累，父母还清了欠债，也填上了超生弟弟的罚款窟窿。2001年，我7岁，弟弟6岁，我们一家四口终于搬出长街里那间常年不见阳光的20平低矮平房，租住进了附近一间100平米左右的楼房。

那一年，父母还回老家补办了婚礼，新盖了一座四层小楼，随后，爷爷奶奶也从土屋搬了进去。喜事一件连着一件，愈加激发了父亲的干劲。那时，店里的生意实在太过火爆，只靠小厂子接单已供不上货了，而且，顾客对款式也越来越挑剔，父亲决定去大厂进货。

当时，国内最知名的箱包批发市场在河北白沟，北上出差成了当务之急，尤其是寒暑假“书包季”前，必须备好充足的货源——寒暑假两战，往往决定了我家一年的收入。

由于进货金额通常要一二十万，鲜有银行能单日转出这笔钱。因此，父亲只能携带巨额现金出门。母亲不放心，便把现金一摞一摞塞进肉色丝袜里，再把这条“钱带子”拴在父亲的腰上。也亏得父亲高瘦，增加了这点“腰围”也没有那么明显。那时候，在我眼里，“腰缠万贯”去进货的他，像极了电影里的英雄。

为了能更加贴近孩子的眼光，每次出差前，我都是父亲的“参谋”：“丫头，最近有什么好看的动画片吗？”我便会绞尽脑汁，把最近小伙伴们讨论的都告诉他。得亏那时候市场的版权监管还不太严格，按照父亲的说法，“那时如果这些都不准卖，市面上2/3的包就都要报废了。”

父亲的行程通常不超过3天，毕竟店铺里只有母亲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当然，我和弟弟不上课时，也会充当义务“童工”，在店里坐班。

等父亲出差回来，一家人也一刻不得闲，立即展开新一轮的体力拉锯战：早晨天还没全亮，大嗓门的天王像打鸣的公鸡一样，在店门口大吼大叫：“小尚，你家的货到了50件，快来收货。”

然后，父亲就拉着自己“童工”们出动了。小孩子总是好骗的，父亲只需要说一句：“你们两个比赛，看谁拿得多。”就足以让我和弟弟飞快地奔跑起来了。当然，结束后也总有一大堆零食等着我们。

2003年，长街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路面整修。整修前，路面铺的是清代留下的红麻石，凹凸不平，时不时便有不小心看路的人跌倒。

整修后，路面拓宽了，街道两侧红麻石路变成了平整的水泥路，方便行人和车辆进出，只在路中央还留一道狭窄的红麻石路，以保留古街风貌。

然而，生意却没有像之前父母预期的那样变得更好了。

自那年开始，城管执法大队开始常常“光临”长街，让店家拆除违规搭建的棚子、收起占道经营的商品，等审查过去了，各家再摆出来；而更令父亲感到困扰的是，这年年末，孙康家也开始卖书包了——他们家以前只卖帽子手套，就离我家店铺不远。

俗话说，同行是冤家，父亲嘴上不说，心里还是别扭的。而更令父亲意想不到的是，自从孙康家开始卖书包，长街又涌入不少他家的苏北老乡们，都开始卖起箱包来。

以前，整条长街上总共也就四五家箱包店，而且都是离得老远，互相影响不大。而这不到半年，长街上的箱包店，已增至二三十家了。

由于入行晚，为了争取生意，苏北老板们刻意放低价格，还承诺客户“卖不掉的包，随时拿回来退。”就这样，一年下来，我家的营业额下降了近3成。

父亲看不下去了，忍不住说：“都是这群侉子害的，生意没法做了！哪有人卖货只赚1块钱的，物流成本都不够，还卖不掉就退货，别人退回来了，我们到哪儿退？！”可抱怨也归抱怨，行情已然如此了。

以往，长街上的箱包商户都是去河北进货，款式价格都差不了太多。自从商户越来越多后，街道上箱包的产地也更多元化了，河北、湖南、广州等地的货纷纷在店里挂起。父母起早贪黑更努力了，其他的商家也不甘示弱，有的甚至直接睡在商铺的阁楼上。

竞争日渐激烈，父亲嘴上抱怨着，行动上也只能有所改变：父亲认定同行个别产品利润确实压得够底，但在其他品类上一定会加价，如此分析，价格战是坚持不打的；但由于他们开启了退货的先河，我家也只能默认遵守规则——毕竟谁的服务好，谁的客户才会多。

但即便一再做出妥协，我家的生意却再没回到曾经的模样。

也是这一年，高伯伯家的生意也不太好做，原因同样是同行猛增。

高伯伯家也有一儿一女，比我大许多，毕业后都在自家店里工作。有时候生意不景气，他们经常会四人同守着店，大眼瞪小眼也盼不来客人。高婶婶无聊的时候，就来我家店里串门，打趣地问一句：“小尚，你家卖了几千啦？”

“几千？我家今天卖了好几万呢。”父亲听着就笑了，“你看哪有人？刚开张哩。倒是刚刚来了个搞推销的，说是阿里巴巴网站的，要我交钱入驻，我才不干哦。”

那时候，不少自称阿里巴巴的员工来长街上做推广，只是互联网才刚普及，入驻还要收费，父亲和其他老板们一样，一听就拒绝了。

等到2005年，芜湖另一个批发市场——吉和市场也进行了整修改造，从此前跟长街一样的露天市场变成了一处3层楼的商场，更名为宝文市场，颇具现代化的格调。

长街上的生意已经温温吞吞一阵了，不少批发商都搬去宝文市场求发展了。也就是像父亲和高伯伯这样生意做得早的，还剩下点老客户，收入虽大不如前，但也还算稳定；或者像孙康家那样，因为店主眼光独到，经营有方，能硬生生地分别家一碗羹；其余的商铺大都只能惨淡经营。

长街上不少商铺老板都回家了，我家隔壁的店铺空了出来，搬来一家浙江人，经营不到一年，也退店休业、打道回府了。又跨了一年，眼看着越来越多老乡返乡，父母也隐约感觉到些许不安，还对我说，等我小学毕业，就一家人一起回老家。

可我知道，这句话他们只是说说而已。

眼看着生意下滑得厉害，父亲决定尝试引进女包。

然而，父亲以往做生意是胜在人品和策略，为人诚信、胆大心细，有自己的控价和进货标准等等，但他的眼光还是相对保守的，这让他在女包引进上几乎是惨败。

那时，每当女包到货时，母亲的白眼快翻上天了，“诶哟，这都什么包哎？花里胡哨、五颜六色的，哪个女孩会喜欢哦……你看看这个，这个图案跟狗皮膏药似的，怎么卖得动哦……”妈妈像捡垃圾一样拎起包的一角。

父亲视生意为自己的终身理想，母亲如此“诋毁”，他自然气不过。

“你每天来那么晚就卖得动货啦？你看看人家孙家，人家老婆每天几点钟来的。他们家现在都买房子了。”父亲气得回嘴，继而又稍作停顿，“不过，他们买的那房子，我们也买得起。”

那时，我们住的房子还是租来的。买房的心思父母都动过，但由于生意上资金周转比较大，两人也从没有下定决心在芜湖扎根，所以一直没有行动。

引进女包失败后，父亲又开始引进男士公文包，这一次他终于又扳回了一局。

男包利润比女包好得多，而且样式少，不容易看走眼。若遇到单位订单，一下子就能出上百个。就这样，我家大概成为长街男包最多的店家之一，不少市场内的同行都在我家拿包。

我那时还时常来店里，却很少再见到天王。

“父亲，怎么现在都没看见天王了？”我有些纳闷。

“天王那家伙暴脾气，前几年喝醉酒在马路上蹬三轮车，腿都摔断了，好久都不做了。而且现在长街早就不允许人力三轮车通行了，太危险了。”我父亲解释道。

时代滚滚往前，人的命运也跟着向前翻滚。不久后父亲自己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送起货来跑得飞快。

“现在的生意没那么忙了，我自己开车去，几分钟就送到了。”送久了，日晒雨淋的，他的脸又黑又糙。以前媒人向母亲介绍他时，措辞可是“一表人才、全身雪白的小伙儿”。有次，父亲还问我：“我现在去进货，白沟那帮人都叫我老尚，以前他们都叫我小尚的，我有这么老了吗？”

想来那时父亲也就三十来岁，心里自然不觉得自己老。

2008年，经济危机降临，外需减少，工厂普遍积货，导致书包的出厂价下降，父亲趁此机会，拿到了一批低价同质的货。谁也没想到，这会是我家最后的巅峰。

夏天，奥运会在北京召开，福娃自然成了香饽饽，父亲偷偷进了福娃图案的书包。可那时候，严格的版权保护早已不像几年前了，经常会有城管来回巡逻，发现有盗版产品就要罚款，父亲只好把货都收进仓库里。

等书包季开始，我和弟弟依旧轮流坐在他的三轮车上，起早贪黑帮忙摆摊。我已经大了，不太情愿坐三轮车，总有种难以言说的羞耻感。虽然我心里明白，坐父亲的三轮车本身并不可耻，但这确实和日渐繁华的城市格格不入了。

那年秋末冬初，长街发生了一次很大的火灾，4小时才扑灭，浓烟弥漫在长街内，迟迟没有散去。接下来三四个月里，又接连发生了两三次。

几场火灾就像隐喻一样，很快，四处就开始流传着长街要拆迁的消息。

那时我已回了老家念初中，一天，妈妈突然回来，说是结婚证弄丢了，要补办结婚证，准备买房。就这样，做生意近20年，父母亲才在这个城市买了第一套房子。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是：“长街要搬迁了，新市场在城南，我们打算搬去城南啦。”

妈妈说，城南的市郊，有一处号称“规模最大、品种最全、档次最高、配套最完善的综合性专业市场——瑞丰商博城”即将建成，这口号，和当年兴建长街的时候如出一辙，比宝文市场还洋气。

瑞丰的招商专员们常常在长街做宣传，一边鼓吹长街即将拆迁的消息，一边鼓动商家抓紧时间租买瑞丰的店铺。

最终，长街上大部分商户都在瑞丰弄了间门面，我家、高伯伯家、孙康家都是，只等着瑞丰建成了。

2009年，淘宝第一个“双十一”活动正式上线，那时，网购刚刚兴起，长街上的老板们还没人把它放在眼里。

早在那年元旦，我就问过父亲开网店的事。当时我参加了学校的元旦汇演，挑不到合适的演出服，找同学借了一件，同学告诉我这是她姐姐网购的。

可父亲听了却摇摇头说：“我又没文化，不知道怎么弄。请人搞还要花钱，谁知道能不能做成。”我知道，父亲当时的心思根本不在什么网购上，他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了瑞丰。

2010年，瑞丰正式建成，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印刷名片，增加了瑞丰二店的地址和电话。他踌躇满志，逢客户进门就塞名片，以为自己事业的新高峰马上就要到来。

“我的梦想就是开个公司。”那时，父亲常常对我这么说。

开了新店后，最明显的问题是人手不够。好歹算是“家族企业”，自然要全员上阵的。平日里生意不忙，父母亲一人分管一店；书包季正值寒暑假，我和弟弟就轮流在瑞丰值班。然而，和父亲的预想截然不同，瑞丰的生意着实过于惨淡，干坐着一整天，也不见一个人进来，用弟弟的话说，“看店就是换个地方玩电脑”。

高伯伯的儿子和儿媳也被“分配”到瑞丰看店，由于店里确实冷清，高哥哥时常被父母念叨，赚不到钱，还游手好闲。

大家又观望了一年多，瑞丰的生意还是没有一点起色，长街也没再提什么拆迁，大家又纷纷退了瑞丰的店，回去守着长街的老店。“唉！我们也老了，能做几年是几年吧。”退店的时候，父亲有些不舍，这也是他第一次说自己老了。

这和瑞丰店刚开起来的他，差别也太大了。

也是从这个时候起，网购的影响开始逐渐渗透进日常生意中了。

偶尔来店买包的散客，一问价格就跑了，他们说网上的要便宜得多。一天，两个大学生模样的人走进了我家店铺，要买两个双肩包。父亲向来不欺负年轻人，报了个实价，没想到他们也要砍价：“老板，便宜点吧，这个包网上30都够了。”

“网上的包你看个图片都差不多，拿到手你就知道不一样了。”说着，父亲拿了个相似的款式，“你看这两个包差不多吧，你看看这个拉链的金属，你摸摸包的面料，你捏捏这背带……还有背后，一个是一体式的气囊，整面都是；另一个什么都没有……质量不一样的。”

可两个年轻人显然没被说服：“老板，今年都2012年了，世界末日都到了，你卖不卖这个店都是要倒闭的。”父亲气得说不出话来。

到头来，他们还是没有买我家的包，但传统实体批发业的末日，或许真的不远了。

当然，那时长街上已经有一拨人——以80后、尤其是85后为主——率先走起了互联网销售路线。比如，我们隔壁的玩具店店主，他们家80后的儿子接手后就开起了网店，店铺外堆满了快递纸箱，店里的员工经常要打包到深夜。

其他店家看在眼里，也蠢蠢欲动，可如何设计网页、如何拍摄产品、如何做客服、如何收发货，都需要系统学习，对于父亲和高伯伯家这样开了几十年线下店的传统老板们来说，一切又需要从头开始的，他们思前想后，迟迟都没有行动。

那时我已经上高中了，父母不给我办银行卡，偶尔我也让同学帮我网购东西。听说我家是做箱包批发生意的，免不了被问一句；“你家有网店么，我可以到你家买呀！”

于是我又去转告父亲，父亲反问我：“你会开网店吗？”

“我没试过，不过上网查查应该可以开个店的。”

父亲不想耽误我的学习，说等我上了大学再说吧。

2013年，淘宝凭着“双11”350亿的成交额正式“出圈”，走进了寻常大众的视野。“淘宝”、“网购”一类的词一度在长街上引发了持久且巨大的恐慌，也终于开始实实在在影响到了实体店经营。

“都是马云害的，这网上能退能换，我们这些批发生意怎么做哦？”

“就是，网上价格都是透明的，我们做什么生意？”

批发生意本来就是赚差价的，市场一透明，对于中低端产品销售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开网店”成了所有商户必须面对的问题。

这一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小学同学组织聚会，我见到了久未谋面的孙康。他和记忆中的胖小子不大一样，整个人瘦了几圈，看起来眉清目秀的。后来我才知道他不再继续读书了，就在自家店铺帮忙，大家都戏称他“孙老板”。

我和他简单交流了几句，问了问他对长街的看法。

“长街不行了，我家生意也很差，现在街上哪有人？还是你家生意好。”

“那你家以后打算怎么办呢？”我问他。

“我也不知道，打算开个网店试试。”

2015年，孙康开了个淘宝店。这时候淘宝上早已涌入海量的商家，品类繁多，本以为这个时候个体入局电商已经有些困难了，谁想到此时市场前景却是一片大好，更是在此后两三年迎来了一波又一波井喷式的发展。

和以前刚开始做箱包生意一样，孙康家这一次也不是最早入局的商家，但又一次在合适的时候加入了。他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在网店里只销售各式各样的编织袋，没想到凭着老客户和自然流量，生意渐渐也有了起色。

很快，虽然孙康家实体店里依然没什么生意，可是网上的订单量却越来越大，每天不见行人进，只有成车的货物运送出去。

“你都不知道，他家生意有多好！”每次父亲和我说起孙康家，开头总是这一句，我也只能回，“知道啊，网购就是方便嘛，让你开，你也不开嘛。”

“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太懒了，都不愿意出门买点东西，每天呆在宿舍里等着收快递呢。”父亲有点不乐意，叹了口气，说，“不过现在网上购物真方便，不想要就退掉，还不用出门……”父亲念叨个不停。

“爸，要不我还是给你们申请个网店吧？”自从上大学后，这句话我不止说过一遍。

“等你放假回来再说吧。你不在，说了，我们也不懂。”

可等我假期回去了，再谈起网店的事情，每次谈到一半，父亲就会打断我，他觉得这一切实在过于繁琐、麻烦了，说要改日再谈、从长计议。久而久之，这事就一直拖着没了下文。

我知道，他心里是想开网店的，但是又害怕后期运营力不从心，我和弟弟都不在他身边，父亲没有下决心的勇气。如今的父亲早就不再是当时那个敢于思变的年轻人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更不敢轻易尝试新事物了。

那时候，高婶婶还是经常来我家，抱怨生意难做，抱怨高哥哥不上进。我问她家怎么也不想开个网店。“我哪里会开网店哦，又不是你们年轻人。小高也说网店不好做的，身边做成的没几个。”高婶婶笑道。

她说得也没错，网店也不是开了就能做成的。可不去尝试，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这些年，长街早已“门前冷落鞍马稀”，像高伯伯和父亲这样不想进军互联网的老一代批发商只能接受生意日益惨淡的事实。与此同时，拆迁的传闻更像阴翳一样一直罩在他们头顶，谁都知道迟早会有那么一天，但也没人知道具体是哪一天。

终于，2017年初，区政府最终下发了通知，把长街巷内的房屋征收写进文件。我家仓库的房东已经把房子交给政府了，纵横长街巷道内的房子大部分也都被收走了，店铺的征收也只是时间问题。

长街，日薄西山矣。

2017年夏天，我大学毕业进了杭州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

父亲不干涉我的选择，但是我隐约总感觉他另有所盼。有一次碰到高婶婶来店里，还是那句开场白，“今天你又卖了几千了？”父亲摇摇头，不接她这句玩笑话，反问一句：“你家今天卖了几万了？”

高婶婶笑着说：“我家不像你家欸，赚不到钱啊，马上要清仓处理啦。我家小高今年就回老家去了，明年就不来了，瑞丰那边的门面卖掉好了。我和我家老高过年还回来，再处理处理沿河路的陈货，我们也不干嘞……”

高婶婶快60了，在芜湖待了大半辈子，也要回去了。

此时，长街片区的沿河路、花津路的店铺，悉数搬去了瑞丰，瑞丰的生意渐渐好过前两年，但也是不温不火的，除非开了网店。

等高家回乡后，“回家”一词在父母口中提及的次数越来越多了。可话题总会在结束在“回家干嘛呢？”这个问题上。一想到这件事，他们还是觉着不如继续在长街干下去，“走一步算一步吧”。

父亲每天还是雷打不动，照常“上班”。我也和他差不多，干着朝九晚六的工作，拿着入不敷出的工资，就这样又是一年。

今年过年回家，亲戚问我工资如何，我不好意思说出口。“不如回家帮你父亲开个淘宝店。”亲戚说。

亲戚本也就是无心一句，父亲却记在心里了，或者说，他大概也一直希望有人能盘活自己这辈子安身立命的这摊生意——这家经营了近30年的店铺对他来说不仅是一份差事，而是事业，甚至是理想。

“姑娘欸，你在外面上班挣的那点钱，还不如回来给自己家开淘宝店。我现在还行，还有一些人脉资源，再过几年我就说不上话了。”父亲又一次开口说。

可我也只能对父亲坦然相告：“爸，我现在的工作是越来越好的，我也想趁着年轻多累积一点经验。给咱家开店的事情，我可以帮你申请网店，但我现在真没打算做生意……”我的人生有我自己的规划，确实从没考虑过回家做生意。

“算了，算了，当我没说过。”他摆了摆手，缓缓地离开了房间。我看着他走出去，驼着背，有点缩着脖子。我还想说点什么，一向温和的父亲却直接阻止了我。

他跑去找母亲，说自己初五就会回芜湖去，让妈初八就必须回去。相比于早年初四就营业，他觉得现在休息的时间太长了。

“马上就是书包季了，是生意最好的时候，你迟来一天我们就会流失好多生意。”他对母亲说。

可我们都知道，所谓的书包季早就过去了。

编辑 | 唐糖

奥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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