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多年，八宝红鲟饭总让我想起，自己曾如此有幸成为父母的女儿，生活在他们用爱营造的家庭里，这让我面对人世艰难总比旁人多了一份勇气和笃定。
1975年，我出生在福州的一个小镇上。彼时母亲已41岁，生完我后，她的身体越发弱下去，常年药不离口，记得幼时我向她撒娇索抱，总被父亲一把拽开。母亲性格温柔谦和，是典型的江南女子，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严格遵照基督教义行事为人。我是老幺，上面还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孩子多了，拌嘴打闹的事也常有。可母亲却从未责骂过我们，更别说动手打。父亲则性急，不善言辞，没说几句话就脸红脖子粗，再解释就说全是在部队养成的习惯。不过，性急的父亲对母亲却极有耐心。打我记事起，父亲已是镇上一家中学食堂的主厨了，平日还会帮十里八乡的大户人家操办的红白喜事。即便常年营营役役，他却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做饭、洗衣、做卫生，甚至包括一大早起床倒马桶——这在当时大男子主义盛行的福州，简直算是异类。镇上女人们常夸母亲好命，嫁了个好丈夫。母亲就红着脸，低声应承。然而，我小时候半夜醒来，却瞧见过几次母亲跟父亲“怄气”——母亲坐在床边垂泪，父亲站在一旁搓着手来回兜圈子——我二话不说就翻下身去，狠狠推父亲一把，“不许欺负我妈”。我人小力气却大，好几次父亲都被推得打个趔趄摔倒在地上。每逢见此，母亲就“噗嗤”一声笑出声来，父亲则轻拍我的屁股，“快上床，小心着凉”。而后，他俩闭灯睡觉去了，留我一人百思不得其解。1981年9月，父亲让我跳过幼儿园大班直接上小学，幸好我从小跟着母亲上教会读诗，识字对我不算难，彼时大姐刚出嫁，其他的哥哥姐姐要么上班，要么住校上学，家里就剩父母亲、三姐和我。父亲看我会识字后，便拿出珍藏的菜谱让我念着玩。偶尔他在家时，我便搬了张小竹椅坐在他身边，问“这个字怎么念？”“什么是海米？勾芡是什么意思？”……冬去春来，一本菜谱几百道菜，我挨着念了几个来回。偶尔念到一道菜，父亲让我停下来再念一遍。起初，我以为是哪儿出错了，而后才发现是父亲想听得仔细点买材料来照着做。“爸，这个菜你没做过吗？”“怎么没做过，当年在部队炊事班，我南北菜系都做了个遍。”“那为什么在家里还做这些菜？多费钱啊。”父亲把刀往菜板上一砍，刀稳稳地立在案板上，“阿红啊，你得记着，人生就像做菜，菜谱是死的，人是活的。该讲传统就得讲传统，但不能死讲传统，要懂得因地制宜。就如广东的菠萝咕咾肉，来了福建就成了荔枝肉，到了东北就是锅包肉，表面上看只差一点点，可实际上差的不仅仅是外表，还有内里的滋味……”每逢父亲讲“大道理”时，我就不懂装懂地点头，心里想着，只要父亲能给我做好吃的就行。不过，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我家伙食一直是出了名的好，顿顿三菜一汤，就算只有番薯南瓜，也能被父亲侍弄出别样的滋味。时隔多年，许多同学提到去我家蹭饭的事，往往都以“你家的饭比我家年夜饭还好吃”为结尾。那时我也为此苦恼——父亲做的菜太好吃，我一直是同龄人中最胖的姑娘。可饶是如此，我仍控制不住自己这张吃货的嘴。第二年冬至前后，父亲又摸出本《闽菜大全》让我念。当我念到“八宝红鲟饭”时，图片上的大红鲟挥舞着两只大螯，配上油光发亮的八宝糯米饭，实在诱人，我咽着口水问：“这不就是螃蟹吗，为什么又叫红鲟？”父亲给我解释了红鲟与螃蟹的区别，随后又补了一句，“反正煮到最后都是红红的，吃起来每一口都鲜得不行。”我急不可耐了：“爸，我想吃红鲟饭，明天你给我做一顿嘛。”一旁做针线活的母亲就笑着说：“傻丫头，红鲟可是稀罕物，就我也只在小时候大年三十晚上才能吃到。每次我爸边开鲟盖边说吉利话，然后把大螯夹给我吃。那味道香到骨子里，到现在我还能记得呢！”原本在躺椅上悠悠然的父亲一下子坐起来，双眼发亮地看着母亲。我没想那么多，不管不顾地嚷起来：“那我今年大年三十晚上也要吃红鲟饭。”“一只红鲟得花你爸半个多月工资呢！咱家前几年盖房欠的债还没有还完呢，可吃不起，等还完债了让你爸弄一盘。”母亲又说，我赶紧闭了嘴。父亲摸了摸我的头，没有吭声。日子一晃到了年底。母亲按着习俗，先“筅堂”（大扫除）做卫生，洗洗刷刷到腊月二十三，然后开始蒸糖馃（红枣花生芝麻红糖蒸成的年糕）、做米馃、炸海蛎饼。那时家里没有冰箱，母亲炸完留给我们少许，便将剩余的放在大竹筐里，吊在房梁上，说是怕老鼠偷，我只觉得她是怕家里我们这几个馋猴儿偷。过了腊月二十五，母亲开始带着我去街上备年货，又送了一些去镇北的4个舅舅家。这些日子，总不见父亲，每天都是我睡着了他回来，我醒了他已出门。母亲说年底正月，结婚的人多，父亲有时候一天都得串好几家的场。那一年，父亲忙到腊月二十九才结束。大年三十一大早，父亲便喊我起床，骑着二八自行车，我斜坐在前梁上，一路“叮铃铃”地往街上去。从镇尾到镇头，都是卖春联鞭炮、年糕水果、花生瓜子糖果蜜饯等年货的摊子，浓浓的年味漾满了整条街。路上，但凡看到家里没有的东西，父亲就会停下买个一两样，车后座被塞得满满当当。待到海鲜市场门口，我在外看自行车，他独自进去，没一会儿便拎了许多东西挂在车把上。回去时，他推着自行车在前，我拎着大袋小袋跟在后，看着父亲宽厚的肩膀，耳边响着“叮铃铃”的自行车铃声，心里的欢喜都快要溢出来了。到家时，姐姐们忙着洗洗刷刷，母亲在厨房忙着蒸包子、炸面食，满屋都飘满了香味。午饭后不久，父亲便钻进厨房开始忙活。我跑到门外溜达，街上的小贩也收摊回家，人渐渐少了，鞭炮声却开始此起彼伏，家家户户的厨房里也开始飘出饭菜香。到了傍晚，父亲开始喊姐姐们帮着端菜，我争着要摆筷子放碗，母亲坐在一旁紧着吩咐：“一定要小心，大年三十不能打碎碗。”转眼间，八仙桌上已摆了九道菜，最后父亲端上一个盖得严严实实的大圆盘放在中间，一丝似有若无的异香迎面袭来。我使劲地吸了吸鼻子，伸手要去掀盖，被父亲瞪了一眼。母亲带领我们做完饭前谢恩祷告（基督徒饭前仪式）后，父亲掀起锅盖，一只大大的红鲟趴在盘子中间，我大喊一声：“八宝红鲟饭！”母亲横了父亲一眼，父亲却嬉皮笑脸：“来，全家妈妈最大，有请妈妈来开盖。”原来，饭当中的那只红鲟盖，唯独长者才能打开，在打开之后，意味着年夜饭正式开始。母亲用筷子夹起红鲟盖的瞬间，隔着满桌的香气，透过隐隐的蒸汽，我似乎看到母亲眼角的泪痕，待我再仔细瞧过去，却见母亲如孩童般欢呼起来：“阿端，是这个味儿，是我小时候吃的味！”父亲给我们一人盛了一碗：“今晚红鲟饭个个都得吃。吃了来年我们家能蒸蒸日上，十全十美，日子越来越红火，越来越好，发大财！”“好咧——！”那年的年夜饭，深深地烙在我记忆深处：明亮的灯火，氤氲的热气，满屋的饭菜香，间或夹杂着水仙的冷香。屋外的鞭炮响彻天，却怎么也盖不过满屋的欢声笑语。吃过饭后，一家人围在父母亲的卧室里“坐三十暝晡”（俗语，即守岁），发完压岁钱后，我们围铺的围铺（坐在床上，盖着被子取暖），打麻将的打麻将，我趴在母亲的腿上，睡意朦胧间，母亲却一反常态地讲起了她小时候的事。曾外公家当年是我们县远近闻名的大户人家，家产颇丰，曾模仿山西的王家大院，在镇北边盖了108间房子，房连房、院连院，巷道纵横，下雨天不打伞挨家走遍都不会淋湿，那个后花园在我们当地数一数二。曾外公当时说，“这些房子让自己的子孙住个十代八代都没问题”。几次土改后，外公的田地和家产悉数上交国家或分给贫农了，一家人连老带小十多口人窝在早先给长工预备的一间小耳房里。1961年秋天，父亲从部队回家探亲。镇北的六姑婆见父亲人将30仍孑然一身，就做媒把母亲介绍与父亲。父亲对母亲一见钟情，私下对媒人说：“看她第一眼时，我就知道这辈子做我老婆的只能是她了。”之后，不顾上级阻拦提前转业回到地方，进入县公安局工作。第二年，又不顾领导和家人的反对娶了身份不好的母亲。没几年，文革开始了。外公一家因二舅是国民党，在解放前随蒋介石军队去了台湾，使得一家人不仅被扣上了“大地主”的帽子，而且还多了“通敌叛国、反革命分子、黑五类……”等好几项。无休无尽的批斗、游街没多久，外公、外婆都去了，而舅舅和舅妈们也成了“人人喊打的牛鬼蛇神”。与此同时，县领导也找父亲谈话，让他在母亲和公安局局长的职位两者间做出选择，父亲毫不犹豫地选了前者，随即离职回镇上当了一名中学食堂的厨师，还哄母亲说，“食堂伙食好，回镇上能方便照顾家里”。文革结束后，父亲为外公平反的事四处奔走，费尽心思才拿回一处房子，让舅舅们都有了住所。这时，母亲才知道父亲为她放弃局长职位一事，为此狠狠哭了一场，说自己不值得父亲那么做。父亲却说，“这世上啥也不如一家子平安齐整来得舒坦”。在那个除夕前，我从未听过这些往事，就连哥哥姐姐们也不甚其详。或许是一碗红鲟饭，勾起了母亲的回忆。夜里人群散去，我睡意朦胧时，隐约听见母亲嗔怪父亲：“你看你，花那么多钱买红鲟，太浪费了。”“钱没了再赚，你和孩子能开开心心过个年，这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可咱家还欠着债呢！那么多钱吃一顿就没了，太可惜了。”“报告领导，本人准备过完年就做包子赚大钱，请领导批准！”母亲掐了父亲一把，吃吃地笑起来。我实在熬不住，合上眼睡了。年后，父母亲真开始每天早起蒸馒头包子、炸油条麻花，偶尔也让我和三姐拎出去卖，我们家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那之后，父亲也常常会拎回一只红鲟清蒸，说要给母亲补身子，其实大多都是进了我的肚子里。但唯独八宝红鲟饭，父亲却只在年三十才做。1985年春节后，母亲的身体愈发不好，经常头疼、胸闷，夜里很难睡个囫囵觉。上医院检查，医生说母亲因多年忧思和劳累，导致心脏不好，不能干重活。父亲便让母亲辞去竹器厂的工作，专心在家休息。听闻猪心对母亲有益，父亲几乎寻遍镇上所有的屠夫，拜托他们有了猪心便留给我家。然而三四天才能寻得一个，处理起来更是费工夫——先是剥去猪心上的筋膜和白色油脂，随后深划十字花，入清水中轻揉慢压挤净血水，再进沸水里微微一焯，捞出来。最后，往十字花里塞点朱砂和盐，拿线缝起来，放罐里慢慢炖上两小时左右。见父亲做得如此细致，我眼馋，以为是什么珍馐美味，非要闹着吃一口。尝一口，却不过是清汤寡味，往后母亲再让我吃，我摆着手扭头就跑。当然，父亲不只是寻猪心，他还经常挖柳树根、上山采草药——但凡别人告诉他治好母亲身体的偏方，他都要找来试试。然而，这年五月后，母亲的病却愈发重了。一番犹豫后，父亲将母亲送去二姐工作的医院休养。每隔一两天，就搭1个多小时的车去陪母亲一晚上，等第二天中午才回来。若逢周末，他便一早去市场买回带鱼，切断煎炸得微黄喷香，装入保温盒，再带上些自制的油饼、麻花等，带着我一起去医院看母亲。端午前，父亲接回母亲，说等节后再去医院休养。那天晚上，父亲连做了好几个菜，左邻右舍都来看母亲，热热闹闹地坐满了大厅。父亲嘴拙，没说什么话，就挨个儿倒茶，脸上是抑制不住的笑容。次日，父亲刚蒸好母亲爱吃的紫菜包子，便给我念叨，“明天是初三，要煎面饼（春卷）给你母亲吃”（我们这边过端午，素来说初三煎面饼，初四做节仔，似乎比初五更隆重）。我捧着包子啃得像狗，对父亲提要求，“那春卷里蛏要少一点，瘦肉、豆芽多一点”。母亲则坐在门前给父亲缝衣服，望着我笑。我原以为，第二天的春饼能如我所愿，却没想到那以后春饼成了我最不愿触碰的东西。1985年6月20日，农历五月初三。上学前，母亲让我先顺路送一篮子鸡蛋给大伯母家，我不愿意：“我不去，大伯母对你不好，原来总挑拨爷爷打你。现在对我们也不好，总是无缘无故骂我们。这些鸡蛋是人家送给你吃的，不要送。”母亲劝我：“《圣经》上说，若有人要打你右脸，你就连左脸也转过去给他打（《马太福音》5：39）。我们要宽容忍耐。再说了，人家是长辈，无论怎样都得尊重她。”我拎起书包就往外跑：“那等我中午回来再说，现在上学要来不及了。”冲出家门的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放学后，见家里大门敞着，我屏住呼吸，站在母亲的屋门前偷偷地听了一下，没啥动静，想进去看看又怕她让我送鸡蛋，就蹑手蹑脚地进了对面的屋，打开课本开始做作业。没一会儿，大哥也回家了，他进了母亲的屋。突然，我听见他撕心裂肺地喊“妈、妈……”我急忙跑过去，看到母亲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快去！快去喊六伯娘，咱妈出事了。”大哥红着眼冲我吼着。我全身发凉，心想要跑，脚却一动都不动。见状，大哥一把推开我跑了出去。我慢慢挪到床前，伸出手指摸了下母亲的脸，暖乎乎地，自言自语，“大哥傻了吧，妈妈是睡着了……”这时，几个人劈里扑通地猛冲进来，其中一个是赤脚医生，把我挤到一边，将母亲的眼皮一撩，再摸摸心口和脉门，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顿时，大哥跪在地上哭得惊天动地，没多久，父亲就像疯了一样闯进来。我嚎啕大哭起来，心里无比痛恨自己，为什么那天早上不把鸡蛋送去？为什么放学回家不先去看母亲？……从那一天起，我的人生没有童年了，父亲则一蹶不振，反复说是因为他把母亲接回来过节，才让母亲心脏病突发时无人照顾。之后那段时日，许多人上门求助让他操办酒席，父亲都是推辞。无奈之下，二姐申请调回镇上医院以便照顾父亲和我。这年年底，入腊月许久，我家都冷冷清清，什么也没准备，父亲闭口不言，最终还是二姐三姐简单买了些年货。可到了年三十那天，父亲却又一大早出门，拎回来许多东西，一只大红鲟赫然在内。摆桌时，红鲟蒸饭照例卧在饭桌中央，大哥放完鞭炮后，父亲拿起筷子掀开鲟盖：“来，来、来，大年三十团团……”他哽咽了一下，“大年三十红鲟饭，来年蒸蒸日上、十全十美，大家多吃点。”我颤颤巍巍地夹起红鲟的大螯，将到碗里时，不小心抖了下筷子，大螯滑掉在桌上。大哥起哄：“噢噢，小妹今年得一整年吃饭掉饭粒啦！”我突然想若是母亲在，肯定不许大哥这样奚落我，泪水忍不住涌上来，怕他们看见，就低头偷偷憋了回去。而那碗盼了一整年的八宝红鲟饭，因为母亲不在了，也仿佛失去了香味。那一夜的守岁，父亲独自呆坐在阳台外面，哥哥们躲在楼上看书，三姐拼命地洗刷厨房。我随二姐收拾屋子，望着父亲的背影，二姐告诉我，母亲的身子不好，很大部分是因为思念外公外婆落下的心病，小时候我所谓的父亲欺负母亲的事儿，其实是母亲为了娘家事伤心。“母亲当年极漂亮，又是古早的小姐身份，虽然那年代地主小姐被红卫兵踩在脚下，可父亲总觉得自己高攀了。他真的是把母亲捧在手心里哄的，母亲在世时，常说自己嫁给父亲没有一点遗憾。”我突然想起第一次的红鲟八宝饭，那其实是父亲为母亲特意做的。父亲对母亲的爱，比我想象的还要深，他有着中年男人被生活压力导致的粗糙，但却始终对母亲爱怜有加。过完年后，父亲又开始给人办酒席。那时办红白事的东家，开始论桌给厨子钱了——此前就是事后给厨子送肉、送鱼就行。有的东家办了30桌酒，等酒席散去，便按一桌5元封了150元的给父亲，这在当时也不是小数目，可父亲却不收，人家只好硬塞给我们些烟酒茶叶。1988年，母亲去世3年了。一个夏日午后，三嬷领着一个身材瘦削的女人走进我家，：“阿红，你爸呢？”父亲闻声而出，看到三嬷和那个女人，脸瞬间变了色，扭头对我说：“阿红，你先上楼写作业。”我上楼时，隐约地听见父亲说：“三嫂，你看看，带着人来也不说一声。”三嬷大着嗓门回：“哎呀，阿英都过了好几年，你也该找个人帮忙照顾孩子了。”没两天，姐姐们也回了家，将我打发出去玩，说是要和父亲商量要紧事儿。待我玩了一圈回来，只见父亲独自站在客厅，呆呆地望着墙上母亲的遗照。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乖巧地去熬了一锅地瓜粥，拌了一碟空心菜招呼父亲吃饭。父亲见了，嗳了一声：“你妈一到夏天，最喜欢吃空心菜了……”我只顾埋头喝粥，静静地听父亲提起母亲。那天晚上，透过厚厚的墙，我也能听到父亲长长的叹息声。大姐后来提起，三嬷诚心诚意地要给父亲做媒，也特意招呼她们回来商量，她们倒没意见。父亲却不同意，还说，往后谁提再娶的事儿，别怪他没好脸色。第二年，大哥考上大学，二哥去参军，三姐初中毕业便闹着出去打工，而二姐也按照母亲的遗嘱嫁给了二姐夫，家里一下子空下来，就只剩父亲和我了。或许是感受到孩子们都长大，也是需要钱的缘故，父亲办酒席终于重新开始收钱了。此时一桌酒席已经涨到10到30元不等，有时一晚上，父亲就能收入五六百元，引起不少人称羡。那段时日，父亲拼命挣钱，每周都要去银行存一次钱，还把存款单给我看，说要给我攒嫁妆。我往往嗔怪地说：“我才不嫁人呢，我得永远陪着你一直到100岁。”其实，那时我早就收起了小女儿心态，一边努力读书，一边学做饭、洗衣照顾日益苍老的父亲。1992年，我收到大专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父亲大摆宴席，说要祝自己的“小珍珠”学业有成。昏黄的灯光下，已是花甲之年的父亲举杯与亲朋相碰，我却瞥见他眼里闪烁的泪花。酒阑宾散后，他拉着我说，“要是你妈在，该多好啊。”时光如水，一晃3年过去了，我毕业参加工作。父亲因长期操劳和思念母亲的缘故，身体也垮了。这年，大哥大嫂在外地过年没回家，二哥在部队，三姐也嫁人了，家里就剩下我和父亲过年。年三十那天下午，父亲招呼我进厨房，说要把红鲟蒸八宝饭的“秘法”教于我——糯米先泡半小时，而后上蒸笼蒸；干贝、香菇、蛏干之类的干货分别泡发；胡萝卜、肉（鸭肉、猪肉均可，更正宗的是用鸭肉）、火腿切丁。唯独面对着张牙舞爪的红鲟，我手足无措不知如何下手。父亲教我，拿着一根牙签，一手摁住红膏鲟，一手将牙签插进红鲟的嘴里，再放入酒里腌上，过了一会，等红鲟动静小了、不挣扎了，就可以解开草绳，用刷子细细清洗，然后掀开鲟壳，剔除两腮及底下的小盖，把腿切为块状。待糯米饭蒸好凉透后，把泡发好的干货和胡萝卜、肉、火腿逐一加入拌匀，加一点盐巴和虾油，而后在面上依次摆好鲟片，盖上鲟壳，再放入蒸笼蒸15至20分钟。父亲搬了条板凳坐在灶边，一边看我操作一边指点。我细细地按着父亲说的做，待我把码好的红鲟饭放入蒸笼的那瞬间，突然有种朝圣般的心情涌上心头。那一刻，我才真切地感受到多年前父亲为母亲做这一道菜的心思，不善言辞的他，把对母亲的那份拳拳爱意，一点一滴地融入在日常饭蔬里。晚饭前，父亲拿出一挂长长的鞭炮，让我和他去门前一起放，在“噼噼叭叭”的鞭炮声中，透过微微的火光，我看到父亲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地上的鞭炮，四方脸庞在火光中忽明忽暗，神色莫辨。虽只是两人的年夜饭，我们的仪式却一点都没有删减，父亲说：“人可以少，礼不可少。”于是饭前祷告、掀红鲟盖、喝酒碰杯等还是样样齐全。掀红鲟盖的那一刻，父亲夸我聪明，一学就出师了，然后使劲地往我碗里夹鲟腿：“多吃点，来年我们家蒸蒸日上，日子越来越红火，越来越好，发大财！也祝我的阿红，此生幸福顺遂……”自母亲去世后就变得少言寡语的父亲，那天却对我说了很多话，从“听人讲话要晓得人说话头你知话尾”的人际哲理，到“一个人在家，有人敲门千万别急着开门”的生活常识，话多到仿佛他已经预料这将是他和我吃的最后一次年夜饭。转年的初冬，父亲便因心梗突发过世了。起初，我还没觉异样，总觉得是父亲出趟门，过段时间就能见到。可一天又一天过去，熟悉的家、熟悉的场景，往往“爸爸”一句出口，才惊觉再无回应。那以后，我过了好几年一人摸灶洗锅做饭的日子，每逢年三十便到哥哥姐姐家轮流过，仪式越来越简单，年夜饭只是在家简单炒几个菜。2003年我结婚，老公是我们当地人，公司却在东北，我们也在那儿连过了几个春节。每次大年三十，多半都是找个饭店吃个年夜饭，方便省事，但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偶尔在市场看到红鲟，恍然觉得，自父亲去世后，我再也没有在年三十晚上吃过八宝红鲟饭。或许是类似“近乡情更怯”的情结，八宝红鲟饭对我而言，是埋藏在内心里的、不可随意触摸的珍宝。等到儿子出生后，我开始带着他回老家过年。那时候开始兴起年夜饭吃火锅，2017年春节，我们从年夜饭到初三中午，期间和亲朋聚会几乎顿顿吃火锅。当晚回到婆婆家，见又是火锅，儿子撅着嘴死活不吃：“这哪是过年？这是过火锅年！”最后没办法，婆婆把早上剩的粥热了给他吃，倒也吃了一大碗。那天晚上，我把儿子的话学给老公听，老公说：“咱大人图省事能吃就行，孩子可不一样，就盼着过年吃点跟平时不一样的东西，都说一种味道能唤醒一种回忆，咱也要给孩子留个像模像样的记忆。”我忽然想起那个贫瘠的年代，父亲为我们费时费工做的那道“八宝红鲟饭”，那是父母留给我最温暖的回忆，是我每一年的期盼和惦念，也是属于我家的那份独一无二的过年仪式。时隔多年，它总是让我想起自己曾如此有幸成为父母的女儿，生活在他们用爱营造的家庭里，这让我面对人世艰难总比旁人多了一份勇气和笃定。那一刻，我知道了父亲为何要让我学会做“八宝红鲟饭”了。第二天，我开始在厨房里折腾起来，蒸起家馃、炸年糕、炸鱼炸肉，没等我做完，儿子就开始探头探脑，偶尔跑进来偷偷摸摸地拿一小块塞嘴里：“妈妈，好香啊，这是在过年吗？”我不禁哑然失笑，果然是孩子啊。那天晚上，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子，一桌团团圆圆十个菜，最后把“八宝红鲟饭”端上来，掀开锅盖的那瞬间，儿子的眼睛都瞪圆了：“妈妈，这是你做的吗？这真的是你做的吗？好好看，好好香，过年喽！爸爸，我要放鞭炮！”我和老公相视而笑，原来在孩子的心里，年的意义不仅仅新衣、红包，还有一道道香喷喷的食物。无论是当年的我，还是现在的儿子。那天，老公和儿子到最后捧着肚子连声说吃撑了，儿子说：“妈妈，今天这样才像过年。”我逗他：“妈妈做的饭难道比饭店的饭还好吃？”“当然好吃，妈妈做的饭里，有家和爱的味道呀。”我一下又想起了父亲和母亲。本文系网易新闻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如需转载请在后台回复【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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