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走上没有硝烟的战场——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官纪实（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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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官纪实（一）
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官纪实（二）
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官纪实（三）
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官纪实（四）
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官纪实（五）
艰辛的赴任之路
在20世纪50年代，出使他国时虽然不再像古代的使者走路、骑马、乘船那样辛苦，但旅途也并不轻松。虽然飞机、火车、汽车的出现大大缩减行程时间，减少了旅途疲劳，可是路的遥远和交通工具的落后也让外交官们体验到行程的艰辛。
王稼祥等人到达莫斯科
王稼祥大使第一次去苏联时是乘飞机去的，从大连乘苏军飞机整整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才到达莫斯科。
1950年，时任中国驻瑞典大使耿飚
耿飚大使率使馆大队人马二三十人乘了七天八夜的火车到达莫斯科，可他们到达目的地瑞典斯德哥尔摩却是在两个月之后了。原来瑞典每年7月和8月是法定休假期，瑞典国王及王室成员都去一个岛上休假了，外交部的官员们也休假了。瑞典外交部值班官建议中方9月份到，才能进行呈递国书等项活动。于是派驻瑞典使馆的同志只好在莫斯科停留，进行一些参观学习。耿飚很后悔当时出行前没有与瑞典已到任的驻华大使沟通，那样就不会出现这样进退两难的事了。
吉雅泰（左一）出使蒙古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吉雅泰大使是乘坐吉普车去赴任的。因为吉雅泰身体不好，有心脏病，医生建议他不要乘飞机。而当时通往蒙古的火车暂停。时间不等人，吉雅泰决定乘车去中蒙边界，再换乘蒙古外交部安排的汽车去乌兰巴托上任，几百公里的颠簸，路途是十分辛苦的。
罗贵波大使夫妇
说真正“走马上任”的是罗贵波。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于1945年。1948年法国入侵，法强越弱，越南政府撤出河内，在北部山区坚持抗法斗争。新中国成立后，越南很快承认了新中国，中国也于1950年1月18日第一个宣布与越南建立外交关系。但由于越南抗法斗争形势严峻，我国没有正式向越南派遣大使。中央派时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的罗贵波为中共驻越共的联络代表，后任中国驻越南总顾问、顾问团团长，1953年9月任首任驻越南大使。
中国援越顾问，（左起）梅嘉生、邓一凡、罗贵波、韦国清。
他赴越南上任可谓是历经艰辛、险象环生，不仅是跋山涉水，而且边修路边行进，还要与广西中越边境上的土匪交战。
1950年1月，罗贵波接受任务后立即启程南下去越南，从北京乘由车厢、敞车、货车拼凑的火车沿刚刚修复的京汉铁路去武汉，行程用了40多个小时。由衡阳到桂林的一段路，因铁路未修好，罗贵波又急于早日到达越南，当地部队就派了一辆火车头送罗贵波与同行的两位越南同志。火车头走走停停，铁路被破坏了，当地政府组织民工抢修，罗贵波一行也下车一块干，修好一段走一段，从衡阳到桂林只有362公里，却走了两天两夜。
罗贵波一行8人与司机、副司机挤在小火车头里，由于地方狭小只能轮流在司机休息的地方躺躺，饿了就停车，在路边的小饭摊上吃点饭。
到了桂林后，前面铁路破坏得更厉害，一时无法修复，而且土匪活动十分猖獗，部队就派了一个连的兵力武装护送。五辆卡车上都架着机枪，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战斗。汽车只能白天走，公路坑凹不平，路况很差，整整走了四天才到南宁。
武装车队从南宁到靖西也是打打停停，中途还与抢劫两辆客车的土匪发生枪战，救回被土匪绑架的四名女学生及被抢走的旅客财物。从靖西到边境小镇岳圩，道路破坏得更加厉害，汽车无法通行，罗贵波只好下令将在汽车上的电台、药品、行李分装在几匹骡马上继续向前进。
当一行人进入越南境内时，受到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的欢迎。在越南一个营的部队护送下向200公里外的越共中央所在地行进，翻山越岭，趟水过河，很多地方不能骑马，要靠两条腿步行，吃住也很困难。
进入深山老林后，几乎无路可走，战士手持砍刀在前面开路，十分辛苦，干一会儿就气喘吁吁，马上又换上一批人前去开路。行军途中还常常受到法国飞机的骚扰，一般是昼伏夜行。最令人恼火的是树上、草上、地上的蚂蝗。它叫旱蚂蝗，身子又细又弯，颜色发黑。它能够在远处就闻到人体的气味，待人走近时把身子一缩再一伸，就无声无息落在你的身上开始吸吮你的血，让你毫无察觉。等在月光下发现时它已经吃得圆溜溜，无论你打它、拍它、揪它，它有一半身子钻在你肉里就是不出来。每个人身上爬几条蚂蝗不算是件新鲜事，就这样200公里的路走了十几天。
在有长征、范文同、武元甲、孙德胜等越共中央领导人为罗贵波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只有四菜一汤：一盘烤鸡，鸡瘦如柴；烤猪肉，肉很薄，没有肥膘；罐头牛肉，是缴获的战利品；空心菜；汤是东洋菜汤，此菜生长在小溪碧清的流水中，味道鲜美。每盘菜数量很少，平均到每个人吃不上几口，大家只能尝尝，不敢多吃也吃不饱。就是这样一顿饭，也让越南后勤人员费了好大劲儿才备齐的。
罗贵波回忆起赴越南上任之经历时，感慨地说，与自己在红军长征时的那些日日夜夜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轨迹觅踪
中国第一批首任驻外大使任期长短不一。最短的是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因身体不好，1951年就卸任回国。还有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王任叔，也只有一年多时间就于1951年被调回国内。任职期最长的是驻瑞士的冯铉，先是公使，后中瑞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后又出任大使，一共在任近9年，1959年才卸任回国。次之是驻缅甸大使姚仲明，任驻缅甸大使近8年。
这批大使第一任期满后大部分仍然留在外交战线，成为外交部核心领导的组成部分。他们是王稼祥、袁仲贤、姬鹏飞、耿飚、黄镇、罗贵波、王幼平、韩念龙、姚仲明。另外彭明治、谭希林、倪志亮回国后又重新回到军队工作。曹祥仁、冯铉、吉雅泰、王任叔离开外交部调到其他部门工作。他们后来的经历简述如下：
王稼祥：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中共十届中央委员。
袁仲贤：外交部副部长。
姬鹏飞：外交部副部长、部长，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秘书长，五届人大副委员长秘书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副总理，中共中央委员，国务委员，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耿飚：驻巴基斯坦、缅甸、阿尔巴尼亚大使；中央联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全国人大五届代表、六届副委员长、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二、十三届中顾委常委、十五大特邀代表。
黄镇：驻印度尼西亚、法国大使；驻美国联络处主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宣部第一副部长兼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对外文委党组书记、主任；中共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六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顾问；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顾委常委。
王幼平：驻挪威、柬埔寨、古巴、越南、马来西亚、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顾问。
罗贵波：外交部副部长；山西省省长。
姚仲明：驻印度尼西亚大使；文化部部副部长；对外文委副主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韩念龙：驻瑞典大使；外交部副部长。
彭明治：河北军区司令员；北京警备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
谭希林：军委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
倪志亮：解放军后勤学院副教育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
曹祥仁：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共黑龙江省委处书记；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
冯铉：国务院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外文出版局局长；中共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中顾委委员。
吉雅泰：中共内蒙统战部部长；内蒙政协副主席；内蒙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中蒙友协副会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共八大监察委员会委员。
王任叔：外交部党组成员；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后任社长、总编辑；中联部亚非研究所室主任。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中袁仲贤之墓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中耿飚之墓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姬鹏飞之墓
浙江奉化王任叔之墓
王稼祥故居塑像
黄镇将军半身塑像
四川红军烈士陵园中倪志亮塑像
在谈及第一批驻外大使时，有一个人值得做一些介绍，他就是首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王任叔。
王任叔
王任叔出任大使和上任一年多就被调回国内是个迷。王任叔出任大使时是统战部的一名副处长，级别远比其他大使低，又没有显赫的战功作为支撑，那么为什么会选择他作为首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呢？这就要从王任叔的历史中寻找一下答案了。
王任叔是浙江奉化人，是蒋介石的老乡，在家乡时是名教员，后来到广州革命军总司令部机要科任代科长。在那个时期，他参加了共青团后又转为中共党员。蒋介石叛变革命时，他将预警情报通过党组织转告周恩来。在上海他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笔名为巴人，是与鲁迅同时期活跃在文坛上的著名杂文作家。
抗日战争时期，他一直在印度尼西亚从事抗日活动，对印度尼西亚十分熟悉。据说在建国初期，他曾以在印度尼西亚多年研究的成果给外交部人员作过一个报告，让大家十分钦佩，也许这些就是选择他做首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的一些因素吧。
可是王任叔在印度尼西亚当大使任职才一年就被调回国内，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据说是他在香港的一家报刊上匿名发表了一篇评论印度尼西亚某位领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与卷土重来的荷兰殖民当局关系的文章，后被印度尼西亚当局查出，就不宜再做大使了。还有一种说法是：在一次招待会结束后，王大使光着膀子喝饮料，被记者偷拍了照片登在报纸上，影响了他的仕途。
1946年5月，王任叔（巴人）在印尼先达“日里”影院作国际时局报告。
王任叔一生命运多舛，经历坎坷。他曾在1927年、1931年、1935年三次坐过国民党的牢，1946年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印尼又被荷兰殖民者关押坐牢，文化大革命中又再次坐了牢，后被遣送回老家，在村边一间破茅草屋中，病困潦倒，没有亲属在身旁照料，没有医生来治病。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他孤苦伶仃地渡过了一生中最悲惨的日子，最后在半疯状态下离开了人世。
曹祥仁
曹祥仁的结局也是很悲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浙江省委书记，受到很大冲击。后来他身患重病，在当地得不到医治，就到北京来求治。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尚未平反，在战友们的帮助下勉强进入解放军301医院，但只安排他住在地下室就医，后来在周总理关照下住进了北京医院。在这里，这位15岁就参加革命、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在解放中国的战场上拼杀奋战多年的老红军离开了人世。
曹祥仁之墓
2005年，曹祥仁的孩子曹冶、曹索菲将他的骨灰迁回家乡大冶大箕山，让他永远不再离开家乡。他的墓地建在山腰，墓碑是一块天然石头，墓前种了两棵广玉兰。
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决定要建立一支由军人组成“文装解放军”的外交官队伍，不仅仅是任命一批将军出任大使，而且还调配了许多各类各级别的军人组合成系统的队伍。许多在军委情报部情报干部培训班学习过的军人和陆续从部队调来的军人成为外交官队伍中的中坚力量和栋梁之材，在日后的外交实践中成长为出色的外交官。
1954年在捷克召开的中国使节会议。
前排：许文益（左1）、周秋野（左3）、徐以新（右1）；后排：柯柏年（左1）、冯铉（左3）、曹瑛（左5）。
1965年在坦桑尼亚召开驻非洲使节会议。
姬鹏飞（前排右3）、王雨田（后排右1）、张伟烈（后排右5）、陈志方（后排左2）、杨守正（前排左1）
1979年在北京召开使节会议。
逝者如斯，第一代外交家们已经相续辞世。但是他们的音容笑貌、精彩人生依然传世于人间，流存在人们心中。当我们梳理开拓者走过的人生轨迹时，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由外交上的外行变成内行的行程，每一步都刻印着军人的品德、军人的性格、军人的胆略、军人的毅力、军人的忠贞、军人的气魄、军人的果敢、军人的作风。面对扑溯迷离的国际形势、变幻莫测的外交风云、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他们临危不惧、沉稳应战、尽职尽责、不辱使命。沐浴过硝烟战火锤炼的军人们又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再创辉煌。历史选择了这批军人走上外交之路，历史又证明了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优秀外交官。
在追溯那不朽的历史篇章时，他们那种微笑中饱含着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灵活中蕴藏着刚毅的原则，沉稳中洋溢着智慧的风彩，豪爽中展现着国际主义的博大胸怀，值得现代的外交官和未来的外交官永远学习传承、发扬光大。
用毛主席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结束语：“将军当大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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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王民伟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 青岩
王民伟，自由撰稿人，钟爱外交史事方面的写作，曾出版《历史需要细节 一个后代眼中的老外交家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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