僭越传统婚恋伦理的“独立”寓言 ——二湘小说《狂流》论
摘要：“单亲妈妈”在今天还并不能被主流价值观所接受，但二湘的《狂流》从容恬淡地肯定了二位女性“只要孩子不结婚”的选择。追溯这种婚姻价值观的嬗变，可以看到她僭越了女性叙事背后对婚姻完整性的一贯追求，也超越了女性经济独立、精神独立的价值标准。作者从情爱伦理新变以及个性自我关怀的视角，对主人公婚恋伦理观予以敏锐的思考，呈现出一种对两性伦理、女性与生命意识之间的深入探求，从而将“独立”提升到了存在论人类学的高度。
二湘是北美文学新锐，作品丰富多变。她的作品于朴素中见真醇，于平淡中见深刻。新近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狂流》，便是这样的佳作。小说以平缓的叙事风格，讲述了三位女性求学工作、出国移民、恋爱结婚等人生遭际。她们都是北大优秀学子，得天独厚的资质与学养为她们进入社会后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她们的生活不存在衣食之忧，即使出国打拼，也属于马斯洛所言“自我实现”的最高层次。小说引发的思考是在现代社会中，当物质富足以后，女性知识分子生活方式与婚姻价值观的新变问题。作者从情爱伦理以及女性自我关怀的视角，对主人公婚恋伦理观予以敏锐的思考，呈现出一种强烈的伦理关怀与女性“独立”的思考。
一、对传统婚恋伦理的突破与超越
《狂流》的深层结构是从突破传统婚姻道德的禁忌展开的，而且，这种突破没有我们惯性思维中“繁漪”式的争执与撕咬。此处波澜不惊，但这正是《狂流》让人感到的震惊体验之一。怡敏、林晚和海婷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她们风华正茂，住在北大的同一宿舍。怡敏是三个人中条件最好的，家境优越，天性活泼，果敢刚强。先后遇到久柯、假胖子、皮埃尔、范健四位男性。久柯是歌手，一首《狂流》拉近了与怡敏的距离，但阴差阳错，没能走到一起。皮埃尔天性风流，又是地地道道的法国人，性生活自由。当怡敏得知他有另外的女朋友时，便离开了。对范健，怡敏没有特别的爱与厌，“两个孤独的男女在一起，并不需要太多理由。”她怀了范健的孩子，却拒绝与他结婚。自己带着孩子在上海工作。最后选择了假胖子，与他结婚。林晚单纯、善良，习惯于隐忍。大二的光学课上，她喜欢上了物理老师周鸿飞。但周鸿飞已有妻子，并且很优秀。但爱是一种本能。在周鸿飞妻子出国访学期间，他们相爱并同居。直到周鸿飞妻子回来，林晚正好毕业，出国留学。但这种爱从来没有间断。在一次回国探亲的晚上，林晚与周鸿飞见面，不自觉又在一起。不曾想林晚怀孕。但她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周鸿飞，直到周鸿飞有一次出国开会，到林晚家才发现和自己女儿长得非常相似的又一个女儿，已经能够叫“爸爸”。周鸿飞无法取舍，两边都是爱。林晚没有任何要求，她独自承担所有一切。海婷是三个人中家境比较差的，她来自农村。但成绩优异。与丈夫陈迪一起出国，后来一起海归。负担双方父母两家人的生活重负。事业家庭一样都没耽误。和怡敏、林晚比较，海婷是传统的、负重的。在出国后，她爱上了莫念衡，但道德感让她丢不下男友陈迪。他们共同来自农村，有相同的生活经历，共同的家庭背景，当然也注定了他们婚后繁重的生活负担。怡敏和林晚却有着相似的命运，她们家境都不错，但这只是小说表层结构上的相似。她们真正的共性在于：她们都选择了无怨无悔地做“单亲妈妈”。
这部小说表现出来的审美意趣和价值关怀也恰恰体现在这里，堪称“女性独立”的最新模式。回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启蒙理性对女性独立自主的价值诉求，几乎成为几代作家的思想选择。他们批判传统女性的思想包袱，宁肯不幸福，也不愿不名誉，从而成为“三从四德”的牺牲品。《新青年》杂志专门开辟“易卜生专号”，讨论女性应该具有的觉醒问题。故“娜拉式”困境成为中国女性觉醒的主要模式。鲁迅在《伤逝》中，借用女主人公子君之口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它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无疑是女性解放的独立宣言。如何从传统伦理枷锁中挣脱出来，从纲常名教所造就的思想迷信中醒觉，让传统女性获得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权利，这是时代赋予文学审美的独特任务。无论是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爱姑，还是丁玲笔下的莎菲，以及萧红笔下的翠姨等等，追求人格独立，精神独立，选择自由，成为从传统伦理场域向现代女性精神嬗变的价值准则。当然，女性的经济独立则是“娜拉走了之后”的核心命题，也是现代作家思索女性独立所面临的主要难题。除此以外，曹禺笔下的蘩漪、莫言笔下的戴凤莲、陈忠实笔下的田小娥等等，她们以敢爱敢恨的独立精神，勇于突破伦理藩篱，争取婚恋幸福的价值符码，从而成为文学史中的经典形象。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一些作家敏锐地意识到知识女性取得世俗成功之后，所面临的婚恋困境。无论是张洁的《方舟》，还是徐坤的《厨房》，都在反思女性经济乃至于精神独立后，在取得耀眼光环后突显的“单身问题”。现代女性一旦参与以男性社会为主导的游戏规则，不仅改变的是女性自身的性别异化，而且给女性带来的更大的痛苦。传统女性与现代女性的价值差异问题，女性如何能够完成妻性、母性的历史任务，从而获得婚姻的幸福，成为作家不断在反思的社会问题。换言之，现代作家对于女性婚恋的独特道德关怀，始终建立在两性相悦、婚姻完整的基础上，成为它们作品的结构原则和情节发展原则。即便对女性“单身”的审美叙事，也是充满着婚姻残缺的道德忧虑与人性思考。但是《狂流》里面的“独立叙事”显然超越了上述审美传统，呈现出独特的价值纹理与艺术个性。
在世俗伦理还不能完全认可“单亲”的家庭模式下，《狂流》做了理想的尝试。对于“单亲”家庭的选择，如果林晚是出于无奈，怡敏则完全是自我选择，不是因为男友不爱她，而是她不喜欢男友，但不影响她生下他的孩子。这里所呈现出来的是现代女性自我“独立”的全新姿态：什么夫妇伦理，父子亲情，全然抛到一边。她们理性地实现了个体自我的伦理选择，无怨无悔。如果说传统的“怨妇”是一种女性不独立的精神体现，而在怡敏和林晚这里，已经不需要那么“自责自虐”式的沮丧，真正独立的女性脱离男性，生活依然美好、从容与平静。她们对于男性，不再去埋怨与追责。在男性缺席的家庭中，独自承担着所有的家庭负担。可以说，她们已经完全实现了经济的独立，同时也实现了精神的富足。与这些自足的女性相比，相反那些有男性的家庭，往往充满了纷争，甚至男性在性格上是懦弱的，能力上是残缺的。小说中，久柯娶了他并不爱的歌厅老板的女儿。怡敏给他的信，被妻子扣下，他也同样诺诺。他和怡敏之间，不是他对怡敏的负心，而是他的软弱与无能。周鸿飞性格游移不定，两边都是爱，但两边都负心，无法承担自己对妻子与女儿的责任。陈迪和海婷看似齐头并进，但女强男弱的家庭模式也很明显。在这里，女性的独立有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狂流》中三个女性对于婚恋无可无不可的泰然与淡然，极为和谐的熔铸在一起。这些北大学子，对独立精神与个性观念深谙于心。对自我、人性与独特性都内化于身心。她们率先走出国门，亲临异国风貌，体验不同文化景观与思想内容。她们不需要为争取自我权利而呐喊，不需要为如何抉择而彷徨，不需要为某个决定内心充满纠结，不需要为舆论承受压力。在她们看来，似乎人生本应如此（ought to be）。一种超然自适的伦理理念与日常行为已浑然一体，不需要辩解，不需要阐释。因为没有恨与怨，也就没有冲突。整部小说的格调是和谐、平缓的。在怡敏、林晚等一类女性的思想意识里，已没有了俗世伦理道德对她们的捆绑和束缚。实际上，仔细阅读这部小说可以发现，作者的审美聚焦正是对于婚恋独立的伦理关怀。传统的伦理规范和世俗步骤，在《狂流》已经消失殆尽。大陆女作家也有很多表达对传统伦理的颠覆，但是始终不能将新的伦理观践履于审美叙事。不过，该部小说以其独特伦理叙事中也透露出一些现实隐忧。如果女性真正达到了如此的“独立”，是否面临着传统婚恋道德的解体？这种独立是道德和人性的贫瘠，还是自主与独立的丰腴？是应该获得崇高的礼赞还是应该批判性的反思？我以为这部小说的一些结果暗含了作者对这个问题的思虑。
二、女性独立的“形而上抗争”
上文言及三位女性拥有了令读者惊愕的“独立”与“自由”，能够优雅从容地面对感情婚姻，那么是什么支撑着如此强大的内在精神？她们的心灵体验和对生命的本体论反思究竟如何？作为知识分子，她们对宇宙人生的深入思考与痛切体验，对人类的终极困境的敏锐直觉与形而上的孤独体验，皆将其婚恋独立观打上了深刻的哲学内涵。《狂流》是小说的字眼，也是主题，同时也是一段情节。是主人公怡敏和第一个男友久柯第一次在一起时，久柯唱的歌，这是整部小说基调，也是贯穿小说始终的线索。“没有人能挽回时间的狂流，没有人能誓言相许永不分离”；海誓山盟的爱情已然成为古老的神话，梁山伯祝英台、罗密欧朱丽叶式的爱情只是一种想象，是古人的白日梦。新的时代狂流面前，一个真实的事实便是没有“永不分离”，一切都随着时间狂流而去。美丽的梦只能“留在心中， 像一道狂流。是我的错，是你错过。”“没有人能了解，没有人能了解，没有人！”孤绝的呐喊中道出的是现代人类所处的困境。现代人彼此隔膜，陷入极尽的孤独状态与命运的狂流席卷中。不过，这里的孤独是一种先验性的生命境遇，而非现实经验的人生经历。所以，这种孤独与对命运的无奈感受不同，她们不是因为没有朋友，反而有更亲密的朋友，并非常珍惜。天涯海角，彼此相依。反过来，彼此相通，却又无法替代对生命的孤独感知与对命运荒诞的感受。
小说的结尾，怡敏和林晚在海婷的墓地拜祭海婷，谈起了对命运的追问以及关于生与死的哲思。“有时候我觉得命运就像一道狂流，自己就是浪尖上的一朵小花，倏的一声，就没了踪影。”林晚这样说，怡敏却不这样认为，她想起来一个盲人歌手的话：“命运的事情我管不了，它干它的，我干我的，不过是相逢一笑泯恩仇。”尽管两者对命运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却都道出了人生的真谛。生命个体席卷在命运狂流中，无以逃避；但在无计可施之处，却力争活得精彩，林晚的命运观有点无奈和消极，怡敏使之充满了反抗的力度与激情，有一种冲破狂流逆流而上或各行其道的勇气与信心。对于女性来说，这种狂流，不止是命运的、时代的，更多是感情的、伦理的。
小说每一章都有题引，不仅与正文形成一种互文性关系，而且，能更好地揭示小说主题，暗示宇宙精神。每一章的题引，都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正文，并且预示正文中情节的发展与结局，以及暗示叙事者的价值选择与伦理认同。比如，第一章，选用席慕蓉的《遇见》：“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在那个古老的不再回来的夏日。”开始已经预示着结局，明知结局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与结尾怡敏关于对命运的理解构成呼应，“命运的事情我管不了，它干它的，我干我的。”即使命运无法左右，但它不影响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怡敏和久柯的爱情，有遗憾，却不后悔。第二章，题引海子的诗《幸福一日•致秋天的花楸树》：“在劈开了我的秋天，在开了我的骨头的秋天，我爱你，花楸树。”我爱你，没有理由，纵然没有结局，纵然粉身碎骨。结局与爱没有关系。爱情难道就是为了一个结局？爱情的结局是什么呢？爱情与婚姻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有爱就结婚，长相厮守，只能是社会规范的一个技俩，从根本上来说，它不符合人性。这一章写林晚与周鸿飞的相遇，并且一见钟情，当然，也预示了她们的结局，一身相爱，却永远分离。第三章题引穆旦的诗《春底降临》：“而命运溶解了在它古旧的旅途，分流进两岸拭着疲弱的老根，这样的圆珠！滋润，嬉笑，随它上升，于是世界充满了千万个机缘，桃树，李树，在消失的命运里吸饮。”题引穆旦关于命运的诗篇，也同样表达在命运的狂流中，对命运的抗争。纵然疲弱，纵然消失，就能阻止爱情阻止自我青春的生命吗？第四章第五章，作者从对命运的思考转向在世生命的选择，是对“初吻”“初夜”的肯定与赞扬。第四章题目《苹果树之吻》，题引作者自己的作品《那时候，我们有爱情》，第五章题引北岛之诗“走吧，路呵路，飘满了红罂粟”。纵然是罂粟，纵然是禁果，没有什么能阻挡活着的生命，生命因此而附丽。诸如此类，不一一列举。题引给予了暗示与提升，本文构成对俗世伦理的僭越与对独立价值的哲学阐释。
三、余论
这部小说以平和冲淡的叙事风格，构塑了独特的婚恋伦理，深层视角则充满了悲剧精神与形而上哲思。在这部成熟的艺术作品里，作者以细腻精湛的文笔构思了“陌生化”的婚恋叙事，对人性心理的深刻洞察以及道德纹理上的远见卓识，成就了作品的深度和高度。当然，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与人物心理层面的挖掘上，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比如，在三个人不同故事的转换中，不够自然流畅；对怡敏、林晚在失恋后内心波动的描写不够。不过，瑕不掩瑜，在众多新移民女作家构思婚恋情爱叙事的小说中，二湘的小说具有超前性与挑战性。
注： 本文原载《中华读书报》和《侨报》，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红英，女，文学博士，副教授。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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