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人类学专题之五】刘 芳|话语权的服饰表达
话语权的服饰表达
——川南叙永“Hmong”人服饰艺术中的隐喻
刘 芳
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
川南叙永的“Hmong”人(我国西部苗族的支系之一)至今在内地民族散杂区仍然极大地持守着他们自己的文化特色。在作为可视的民族文化符号之一——服饰艺术中,“Hmong”通过服饰的展示极好地呈现并浓缩了他们的文化因子,以无声的方式以及巧妙的补充来诠释和传承着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化脉络。
一、由七彩衣的故事引起的话题——“Hmong”和她的服饰艺术
在川滇黔交界的“Hmong”人地区,普遍流传着一个美丽的爱情神话……很久以前,有一对恩爱夫妻,丈夫勤劳善良,妻子贤淑美丽,二人过着男耕女织的幸福生活。由于丈夫每天劳动的田地离家很远,思念妻子,所以妻子就作了一幅自画像给丈夫带在身边,丈夫劳动的时候就把画挂在树丫上,一抬头就能看见妻子。有一天,一阵风吹来,吹走了妻子的画像,画像一直被吹到了京城里,皇帝见了画像起了贪念,将农人的妻子抢到了皇宫里。农人按照妻子被掳走时留下的话,用两年的时间在山林里猎来野兽的皮和百鸟的羽毛,编织了一件由兽皮和鸟儿羽毛制成的色彩斑斓的“七彩衣”,穿着它吹着芦笙来到京城,骗过皇帝救回了自己的妻子,一路逃亡,最后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天台山的石门洞开,二人进去后又“嘭”的合上……。
在川南叙永县“Hmong”社区的田野工作中,“Hmong”告诉我们说,那兽皮和鸟羽毛做的衣服是“七彩衣”,就是我们“Hmong”的服装,展现的是民族服饰的艺术之美。
但是,服饰本身所记载的并不都是甜蜜的故事,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它的蕴意往往是多方面的。考察“Hmong”人的传统手工及水平和他们的审美意识,最突出和最有代表性的,的确是表现在复杂工艺技术水平上的服饰文化。
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来看,首先,“Hmong”的民族服饰主要的手工艺特点呈现主要表现在四大方面:第一,纺织工艺。主要是织布、织锦、编织花边和编织花带等。传统土布的制作过程工序复杂主要有漅丝、绩麻、轧棉、卷梃、纺纱、加捻、捣练、煮纱、络纱、浆纱、牵纱、理纱上机和织布等。织品棉麻混纺、麻织品、棉制品等,一般为平纹布。第二、染布工艺。包括蜡染的工序也因为专业作坊出现而变得十分简便,人们只要在家中将黄蜡(蜂蜡)溶化后点在布匹上,拿到染坊靛染,回来后放入热水中化去布上的蜡迹,染布就算完成了。蜡染布主要用来制作百褶裙。第三、蜡染工艺。此工艺被现代印染学称为“蜡防染色”,在“Hmong”的服饰制作过程中运用十分广泛,常用的“纺染”材料有蜂蜡、虫蜡、枫脂和牛油等,制作方法为先用蜡绘花于布上,将布送去染,再“去蜡则花见”。蜡染工具主要有一套大小不一的蜡刀,都为弧形刀口。此外也有印染和扎染,但没有蜡染这样运用广泛。第四、刺绣工艺。工艺运用较多的有平绣、挑花、锁绣、堆花、贴布、打籽绣、破线绣、钉线绣、辫绣、绉绣、锡绣、马尾绣等。如平绣,光亮平滑,清秀鲜明,应用广泛,其图案多为动、植物形象;挑花。基本针法有十字挑和平挑两种。技艺多以反面挑、正面看为特点,挑花图案多为变形花蝶鸟兽和几何纹,构图整齐、对称,配色繁多;贴花、粘花、补花、堆花系同一类型的工艺,所谓花样制作好后再贴到服装的各个部位,领圈部袖襟部等;织花。种类较多,即以单色棉、麻、丝线作经线,以各色彩线为纬线编织,花纹多属几何纹和动植物等变形图案,针法技巧十分复杂。
服装制作的工艺描述起来似乎较为简单,但是实际制作起来的确是一件十分繁琐的事情。按传统的制作工艺制作一套完整的“Hmong”女装大概要用两个月以上的时间,一般妇女们都是在闲暇时间里才能制作,所以一套服装前前后后的制作过程通常都需要花去半年左右的时间。
成衣制作的工序。首先,先把袖笼、领边等需要的平绣花边按花样绣好,大概要半个月,再逢到已制好的成衣上,即成上衣。其次是百褶裙的制作,也十分的复杂,尤其是盛装的裙子,要先将蜡染布(多为麻织品)中的图案中空心部分,用五彩细线填绣,再用十字绣的绣法丰富图案和花样的层次,折叠成细小的皱褶(宽度为1-2厘米),再用粗棉线或麻线将其扎紧固定,还要用青石板或石磨压上一段时间以定型,再取出缝制上腰带等。用时打开,不用时百褶裙就原样扎好以保持线型。一条成人穿着的百褶裙要用去4米以上的布料。一套齐全的“Hmong”人妇女服装由包头、右衽上衣、百褶裙(1-3条)、围裙、飘带(4、6、8、条)、吊帕(2幅)、绑腿、绣鞋等几部分组成。
过去,在女孩子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向她传授服装工艺,即女红,遂穿针引线、挑花刺绣成了她们一生中最繁重的工作和最富创造性的工作,有的妇女甚至将女红作为一生中最大的乐趣和荣誉。妇女要制作家里所有人的衣服,还要为她的女儿、儿媳和自己制作多套盛装,心灵手巧的妇女一生会拥有十几二十套盛装。现在,尽管多数年轻女子由于上学、打工的原因没有足够的时间学习这套手工艺术,但是,我的调查所到之处,几乎每一个在家务农的村妇手中仍然掌握着一套完整而娴熟的服装制作工艺,妇女们最高兴给你展示的仍然是她们亲手缝制的。
(图1 围裙腰部绣样)
(图2 一对吊帕)
(图3 左袖绣样)
(图4 绣花鞋)
各种绣片和盛装。由于“Hmong”妇女的服饰十分漂亮,而且花费较大的人力和财力,所以每一件服饰都价格不菲,普遍认为那是一笔财富。“Hmong”人妇女过世时,要穿上她最漂亮的一套服装去“见”老祖宗,剩下的传给儿女。
其次,在民族服饰研究中,艺术人类学的重要旨趣向之一就是重在诠释服饰艺术中蕴含的丰富的人类历史文化信息。因为在艺术形式的背后,人们对服装艺术的创造和持守有着特定的意涵。历时地看,不同的历史时期、身份地位、生境生计、审美方式等等都制约着人们对服装艺术的规定性,换句话说,人们的服饰艺术表现形式必然地有着民族文化背景的深刻烙印。
“七彩衣”的故事就有着这样一个隐喻。它在展示一种服饰艺术的同时,也通过服饰的差异在暗示着一种认同和区隔。
二、服饰艺术与族群历史记忆的完美结合
“Hmong”的服饰艺术仅仅是为了艺术的欣赏吗?田野调查中这是一个常常困扰我们的问题。因为,“Hmong”不断地告诉我们他们的历史记忆隐含在服饰之中,所以,“Hmong”的妇女是用针和线制作出了一部无声的历史。
叙永县枧槽民族乡的“Hmong毕”(高山苗)罗氏在族谱封面上就画着一幅妇女百褶裙的图谱(见图5),这幅图记录了“Hmong”苦难和艰辛的迁徙史。在我国西部苗族的口述史中都有一个先祖自东方跋山涉水迁徙而来的哀怨传说。“Hmong”人在内的由于没有文字,于是就在妇女的百褶裙上“记录”下民族
(图5 “Hmong”的百褶裙图谱)
的历史足迹。族谱的封面上就是一幅百褶裙图谱。上面横条部分代表着跋涉过的浑水河(黄河)和清水河(长江),以及歇息过的大小河川。交错的几何图案,代表曾经的家园,家园里鲜花盛开,蝴蝶纷飞,还有阡陌纵横的良田,遍地金银。服饰就是他们的文字、文献、史料,服饰的文化意义如此深刻,因此,一个民族在她的服饰上倾注的心血可想而知。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川南的“Hmong”的“采花山”节日,也是伴随着一个凄美的神话故事。五十年前的枧槽,人们在踩花山时,要选择半山坡(因为枧槽乡一带多雨,沟边有一个能容纳上千人的“簸箕洞”,人们就在那里举行活动,平时不用,就用砖石将洞口封住),立花竿,过去花竿顶上挂着一幅画像,画的是同黄帝打仗失败的蚩尤,后来画像遗失了,人们就挂上一个简易的十字架作为象征(文山的花竿上是五颜六色的彩条,上方悬挂着三尺六寸长的红布,象征“蚩尤旗”)。活动一共十是三天,第一、二天人们唱歌、跳舞,尽情欢乐,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第三天忽然就大不相同,老人们围绕在花竿下,一边低声吟唱古歌,一边轻声抽泣,有的时候说到伤心处还会号啕大哭,吟唱的内容主要就是诉说先祖蚩尤如何为保卫家园而战,战败后,人们如何被迫离开富饶的家园,诉说逃亡过程中的苦难,痛哭的原因是说蚩尤战败后大家以为他仍然活着,所以人们才跟着他逃亡,但实际上蚩尤早就战死,很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蚩尤的确是死了,所以痛哭失声,“多当甲啊”(现在云南文山苗族唱任何一首歌的歌头仍然是唱这样一句,意思为“天亡我啊”)三天之中气氛迥然不同,原因在于人们想要表达的历史场景的不同。实际上这三天是对远古历史的缩写和演绎,而后成为重大的祖先祭奠活动的主要内容,即前两天表现的是远古时期人们生活在故土时候的快乐景象,后一天表现的是人们逃往、痛苦、迷茫和失去首领的惨况。“寓教于乐”,代代谨记。解放后,从1950年代末到整个“十年动乱”,“破四旧”把很多传统民族文化的东西都统统成为“封建迷信”和“四旧”加以“破除”,极左思想干扰了两代人,人们不再去关注这些带有厚重民族历史背景的民俗活动,或者不得已隐去,只留下表层的东西。[1]
我们说神话不尽然是史实,但是,作为对历史和距离同样遥不可及的故乡的思念,以及对神话时代的战神蚩尤这样一个悲剧性失败者的深刻记忆和长久怀念,目前看来,除了“Hmong”人的确没有第二个族裔。
这不是服饰艺术的内容,但是这个神话故事和服饰表达的意涵出自一个根由。由于战争的失败,“Hmong”才失去了家园和幸福的生活而被迫迁徙。服饰艺术是将这些神话传说串起来,用艺术的手段再现和保留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使得服饰艺术与族群历史完美地结合,为服饰提供了艺术创作的动力和源泉,从而增强了服饰艺术的表现力,丰富了服饰艺术的内涵。
三、服饰艺术中的隐喻——对“失语群体理论”的理解
1968年文化人类学家艾德温.阿丹纳(Edwin Ardener)和雪莉.阿丹纳(Shirley Ardener)两人在剑桥大学提出“失语群体理论”,其理论背景在于诠释长期受制于掌握话语权的男性社会体系之下的女性如何受到压制而失去话语权的问题。艾德温指出文化的真实语言隐存着由“男性”出发的偏见观点,“男性”在群体中创制语言的意义,使得“女性”受到压制,因而“沉默不言”,并成为社会上最大的无言群体。……“女性”长期受制于掌握话语权的“男性”社会体系之下……延续艾德温的思考,雪莉又认为“女性”的沉默在公共论述上尤为显见:在公众场合中,“女性”会以“男性”作为前提,来宣示她们的感受和想法。而当双方在意义和表达方面发生冲突时,由于“男性”在社会中居于一种控制地位、每战必胜,使得本已沉默的“女性”,这时更不想多开口了。[2]
由此,我们得到的启发是,在多民族国家,如果我们将理论中的“男性”角色换成强势的主体民族和主流文化,以及少数族裔和他们的非主流文化换成“女性”这样的一个表达,可见在历史上,如果始终存在着主体民族和主流文化对少数族裔的歧视和隔阂等不平等社会镜像,那么,强势的主体民族和主流文化同少数族裔和非主流文化的地位和彼此关系就如同艾德温.阿丹纳和雪莉.阿丹纳所研究的“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关系和性别地位一样,所谓“男性”始终对“女性”采取的是压制的态度,从而使弱势群体失去了话语权。传播理论家克拉曼莱(CherisKramarae)更加深入指出,基于在政治上“男性”压制“女性”的事实,“男性”的认知体系呈现控制之势,如此一来,“女性”即便想对现实世界另采变通的适应模式,也难以自由表达。为了在社会中有所参与,“女性”必须就她们所接收到的“男性”表达体系,进行自发性的转变。
所以,“Hmong”的服饰艺术中对族群历史记忆的表达,就是这样一种文化和社会的镜像。于是,我们说没有内涵的表征是不存在的,一种文化的出现一定是一个带着强烈自身文化因子作用的、外在的表现形式。我们观察一种文化时,视角也一定是由其表及其里,层层剥离才能看到它的内核和本质。因而,可以说,“Hmong”的服饰艺术并非仅仅是为了展示一种所谓的艺术之美。它的表现是艺术的、审美的,但其深层意境却是要告知一部无声的历史、一种无言的诉求,它所想表达的主题是少数族群历史上失去话语权的无奈,从而寻求一种争取自身话语权的抗争形式。
其实,就我们目前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来说,由于在历史上长期存在着对少数族裔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不平等现象的存在,在多民族国家,这样的话语权的丧失和“柔性的抗争”是一直持续着的。所谓“服饰上的历史”其实就是一种话语权丧失的另类发声孔道,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因此,在当今全球化和民族平等的新型民族关系之下,世界上多民族国家各族群之间的文化宽容和文化多样性的良性发展,在文化自觉的良性互动中,应该有一种全新的思考,因为它关系到民族与国家生命力的存续关系,以及多元一体国家的和谐未来。
参考文献
[1]参见刘芳,《枧槽高山苗——川滇黔交界处民族散杂区社会文化变迁个案研究》,第126-139 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佛朗兹.博厄.1989《原始艺术》,金辉译 刘乃元校,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克莱德.伍兹. 1989《文化变迁》,何瑞福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话语权简介”,http://baike.baidu.com/view/683325.htm;
毕向.2006 “他者的历史与身体的政治——读《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社会学研究;方李莉.2006(05) “走向田野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方法与视角”,民间文化论坛.
文章来源:本专题文章均转自陈刚主编《应用人类学最新发展和在中国的实践文集》,所有版权归属原作者和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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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及作者简介:
《应用人类学最新发展和在中国的实践文集》
作者: 陈刚 著
出版社: 民族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07-01
作者简介:陈刚
陈刚博士,1983年7月兰州大学外语系本科毕业,1993年8月 获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人类学硕士学位,2000年6月获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2000年5月~2004年8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营养学系博士后。先后担任西安交通大学讲师、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行政助理 、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助教、美国俄亥俄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系访问教授、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市CMC 公司高级文化咨询顾问、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客座教授等职,2007年10月被聘为云南财经大学应用人类学学学科首席教授,负责组建跨学科的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在美期间, 参与并共同主持了美国农业部资助的三个跨学科、跨州的食品安全研究项目。在《美国营养学协会杂志》等刊物独立或合著发表论文多篇,其中6篇被SCI收录;共同主编《西方人文社科前沿述评:人类学》;独立或参与完成中文及英文教材9部;主要研究方向应用人类学,饮食、食品安全卫生行为与文化,发展人类学与文化旅游开发,宗教与仪式,人类学研究方法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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