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潘家华万字实录:欧盟碳交易机制是高度内卷的、不对外的,而且应该说是缺乏生机的、有些要死不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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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004 专访潘家华:欧盟碳交易机制是高度内卷的、不对外的,而且应该说是缺乏生机的、有些要死不活的
潘家华(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中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什么需要碳中和?光伏电、风电为什么没有被大规模利用?碳中和会加大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吗?围绕这些问题,网易研究局采访了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潘家华。
网易研究局:有观点认为,除了放缓全球气温上升,碳中和更深层次的含义在于能源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调整,你怎么看?
潘家华:我觉得经济结构调整是次要的,因为经济结构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并不是想调就能调的,它具有规律性。从根本上看,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碳中和没有关系。英国工业空心化,美国第三产业占比超过80%,巴黎协定下国家自主贡献的碳中和目标年,也是要到2050年。不能,也不必奢望,中国的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调整到位”了,碳中和就“水到渠成”了。而能源结构则是可以主观地、能动地、定向地、有目的性地调整的,而且碳中和如果脱离了能源结构的调整,就只是一句空话。所以能源结构的调整,特别是化石能源的有序退出,是碳中和的必然路径。
网易研究局:对于“得碳中和者得天下”的观点,你有什么看法?
潘家华:这些人天下观太强,碳中和是我们自己要做,并不是别人强求我们做,我们做了是对自己负责,是对子孙后代负责,是对地球、对人类负责,并不在于我们要争天下。
如果中国的碳中和能够有一定的竞争力,能够让中国产品在世界上更受欢迎,这也只是中国对世界的一个贡献而已,并不在于去得天下或争天下,我们要改变这种观念。
网易研究局:有数据显示,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00亿吨左右,碳汇大概是10亿吨左右,这是远远不够的,碳汇还有增长的潜力吗?
潘家华:碳汇应该没有增长的潜力,有几方面原因。
首先,所有碳汇的碳都来源于大气,从大气进入生命体,生命体消亡后碳又回到大气,所以碳是气候中性的。如果在某一个时间点,在某一个地区,二氧化碳的吸收量远大于二氧化碳的释放量,就形成了碳汇。例如自然产生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循环,野火所烧的植物、动物体,释放的,就是其吸收和固定的二氧化碳;而春风所“吹”生而形成的,就是碳汇。
其次,现在之所以有碳汇,是因为历史上人类一直在砍伐树木、破坏森林。这些年来,由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农业生产力大幅提升,大量的土地资源得以释放,又有大量的资金可以用于植树造林,因此在这段时间里,碳汇增长的速度和幅度远超碳的释放量。但从长远看,也必然形成二氧化碳吸收与释放的大致平衡,不可能无限增长。
再次,形成碳汇必须要有水,中国的人口分布不均衡,以400毫米等降雨量线为分界线,东南一侧人口密集,集中了95%的人口,而西北一侧国土面积占55%以上,人口只占5%左右。这是因为西北一侧干旱少雨,黄土高坡、戈壁荒漠上树木难以生长,比如新疆160万平方公里,但到塔克拉玛干去栽树有可能吗?我们不可能无限地去栽树,没有这么多空间。此外,还要考虑到农作物种植,森林碳汇和农作物存在竞争关系,如果在本来种植农作物的地方栽树,那么农作物种在哪里呢?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要重视碳汇的功能,但是绝对没有必要去夸大它的作用,不是说有了碳汇,就可以心地坦然无所顾忌排放化石能源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
网易研究局:在减少碳排放方面,哪些行业或部门将会成为重点?
潘家华:总体上看,可以分为三个大的国民经济部门,第一个就是工业,发达国家的工业占比较低,是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进程,进入后工业化的阶段,所以制造业占比并不是特别高,特别是重化工所占比例相对较低,在一些欧洲国家、美国等发达国家,一般制造业碳排放占比都在30%左右,一般不会超过1/3。
第二类就是交通。交通在发达国家、在成熟的经济体中占比是比较高的,原因就在于发达国家的小汽车拥有量特别高。在美国,每1000人拥有870辆汽车,几乎是平均每人就有一辆汽车,而且美国的汽车都是大排量的。美国人居住比较分散,去超市、去学校,去哪都必须要开着车去。欧洲没有美国那样广袤的空间,汽车拥有量每1000人550辆,比美国要略低一些,但是也是占比相对高的。所以,一般来说,交通碳排放占比在25%-28%左右。因此,制造业和交通加在一起就应该有58%左右,接近60%的水平。
第三个是建筑部门,建筑部门并不是建造房屋的材料,而是建筑物内各种经济和生活所涵盖所有建筑物的运行、维护和更新活动。因为建筑物的材料,如钢铁、水泥等,是属于工业部门的。统计整个建筑的运行、维护的碳排放部分,一般要超过40%,甚至达到更高的水平。
为什么建筑排放占比这么高呢?因为建筑包括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居民的居住、生活、消费。所谓“居者有其屋”,人们要做饭,要洗澡,要照明,使用各种家用电器,这些都属于居民生活的能耗排放。
第二部分是所有的公共部门,比如说政府机构、学校、医院,都在建筑物内活动,所以必须要用电、用水,要有各种机器设备。这是属于政府和公共服务部门的排放,也统计为建筑排放。
第三部分是生活服务部门,也叫生活服务业,比如各种商场、餐饮、宾馆,这些也在建筑物内。
第四部分是研发机构、实验室,这一类是比较耗电的。关于这一部分,比如工业设计,究竟应该放在工业部门还是应该放在第三产业服务业部门,存在一定的争议,但现在一般还归在服务业部门。之所以说美国的第三产业超过80%,原因就在于美国的很多工业设计都放在第三产业部分。所以在发达国家里,建筑物中的运行和维护部分占比超过了40%。
中国的情况则不一样。因为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还没有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所以制造业的占比比较高。中国交通的占比也很低,因为中国现在总共有3亿2千万辆汽车,1000人也就只有230左右,不到260辆汽车,不到欧洲的一半,只有美国的1/4。当然,像北京、上海这样拥挤的城市,买了汽车,没地方放,也是客观问题。所以中国的交通领域碳排放占比大概只有13%、14%左右,占比比较低。
此外,中国的建筑部门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占比是很低的,因为中国的居民消费和美国奢侈浪费型的消费不一样。中国是每家每户都有空调,人在室内,需要才开;美国可不是,美国的建筑里面都是中央空调。人在与不在,需要与不需要,每个角落,温度自然调控,能耗必然高,排放自然就多。因此,中国的建筑能耗比美国要低,至少要低一半以上。这样一来,中国建筑碳排放大概应该在25%左右的水平,25%加上交通部门15%是40%,所以中国现在超过60%的排放都是工业,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
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产业结构?第一,由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决定;第二,由中国居民当前的生活方式所决定。这也并不表明、并不意味着这样一种产业结构今后还会保持下去,也不表示这样一些产业用能不可能会得到改变。
当然,我们还可以把产业进行细分,比如像钢铁、水泥、建材等原材料行业,是高耗能的。然后还有能源供应部门,像各种电力、煤炭、石油、天然气。还有一些轻工业、日用品制造业,轻重行业内部再分。
中国一共有28个工业部类,可以细分为43个部类,还可以再进一步细分,但没有必要归的那么细。一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必须要涉及到各个方面。实际上,再怎么细分,也不可能确定一个准确的边界,只是一个大致的边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重点显然是在工业上,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后的重点永远在工业上。从发达国家的现实情况来看,今后,交通、建筑等行业可能是更大的重点。
网易研究局:由于技术进步,光伏电和风电的价格大幅下降,但还没有被大规模应用,有的观点认为这是因为利益分配的问题。你是怎么看的?
潘家华:我是非常认同这种观点的。所有的情况都要经历一个过程,物理学上有一个词叫“惯性”,也称为“惰性”,就是系统或物体原本所处的状态,有自我维系的特性,如果要改变,需要有外力的介入,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不能“立竿见影”。所有的新兴事物在刚出现时都特别微弱、特别容易受到打压。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能源行业里,在学术领域中,煤炭院士有多少?石油院士有多少?化工院士有多少?中国有一个光伏院士吗?有一个风电院士吗?所以在学术领域里,话语权全部在化石能源中,当然还包括核能。他们有话语权,有话语平台。他们不可能说石油化工不重要,他们熟悉化石能源,也知道可再生能源的弱项所在,因而极有可能说“你们那些都是垃圾电”,这样一句话就否定了新兴能源。但是他们不考虑煤、油是否是有发展潜力,也不考虑温室气体在气候系统中的灾难性扩散,这些学术和专业偏好,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变的,也有可能涉及维系既得利益。当然,也有许多化石能源和核能领域的院士专家,支持新能源,但接受化石能源的退出,还需要时间。
在政府体系里,曾经有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电力工业部,这些都是负责能源的,他们不只有话语权,还有决策权。他们决策权的基础在哪呢?就是化石能源。我们有风力发电部吗?没有的。所以,在结构上的弱势是新兴能源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原因之一。
从企业来看,中国的五大电力都是属于副部长级别的企业,都是500强企业。水电有三峡,但三峡足够大,也在建制内,无需争风化石能源,但也不必为风光谋。而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煤化工、石油化工企业,动辄是500亿甚至上千亿的投资,能获得大量的税收。发展风电、光电,设施建设非常松散,像满天星光一样,最后政府拿不到多少税收,也没有多少利益。
但是,因为现在人们对于气候变化、灾变性风险的认知在提升,对于自然环境、大气环境质量的要求在提高,基于对化石能源不可再生属性的认知,别说人类工业的历史可能才300年,只是300年时间,现在很多地方的资源都挖掘殆尽了。
从农耕文明到现在是一万年,从北京猿人到现在是50万年,从地球诞生到现在是42亿年,人类在地球上,不说是以亿年计,至少还要以千万年、百万年计,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如果消耗完了,还有什么呢?所以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必然的、没有任何疑问的。
网易研究局:在疫情期间有30多家火电厂获批,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潘家华:实际上,中国火电的利用小时数,现在一般只有4200小时,有的甚至低于3800个小时。火电厂一般是在5500小时是盈利最高的。
现在火力发电小时数已经这么低了,还要继续建设火电厂,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就是利益问题。这个利益表现两个方面:第一,大笔的投资有税收,有利润,有资本回报;第二,还有一种误导是,现在投资火电厂,达峰的时候把峰拉高一些,碳排放的空间就多一点。但这是一种错误认知。高排放的特性长时间内被锁定,导致了巨大的重置成本,之后想解套都解不了。
所以,批准建设火电厂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我利益的绑定,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看,现在只批准了这几个,没有批准更多的火电厂,更没有到处布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已经是一种进步了。
另一方面,任何事情都有惯性。比如说汽车跑一百公里,不可能马上刹住车,必须从100公里降到30公里、降到20公里、降到10公里。所以,由于存在惯性作用,不可能让火电厂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而是需要一个平稳过渡的时期。
网易研究局:最终这些传统能源肯定都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对吗?
潘家华:传统能源有一个界定,因为生物质能也是传统能源,所以不能简单说传统能源,应该说是化石能源。
化石能源本来是埋在地底下的,现在把化石能源挖掘出来再排放到大气中,这一部分的碳就是额外的,属于可能造成气候变化的灾难性的碳。
所以,现在真正要控制、要归零的应该是化石能源,也就是煤炭、石油、天然气开采利用中所排放的温室气体。但是,在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阶段和能源结构现状下,不可能一步到位、一步清零。这既不可能、不现实,也没必要。碳中和是2060年,不是2030年,所以没有必要着急,需要有个过渡期。
但是,必须要有比较明确的时间表,这就需要根据化石能源的碳的密度和能源服务的效率来制定。
碳的密度最高的是煤炭,1吨标准煤热值的煤炭排放2.6吨二氧化碳,当然不同品种的煤燃烧的氧化率不一样,可能并不完全一样,但是大约是2.6吨左右。1吨标煤热值的石油大约排放2.1吨二氧化碳,汽油、柴油等有一定的差异。1吨标煤热值的天然气大约排放1.6吨二氧化碳。
比较上述数字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了实现碳中和,首先应当去煤。这也是为什么发达国家非常强调去煤的时间表,比如英国提出在2024年去煤,德国原先计划在2042年去煤,后来改成2038年,现在又提前到2030年彻底去煤。
中国基本不可能在2040年去煤,有可能2050年也无法去煤,那么是否可能在2055年以前去煤呢?我们需要一个有序退出的时间安排,因为不可能总让煤炭问题阻碍碳中和的实现,这会使得碳中和成为一句空话、一句假话,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所以,中国应该在2055年前实现基本去煤。
其次是石油。煤可以用电来替代,石油现在也可以用电来替代。但是由于现在有很多使用石油的场景无法完全替代,例如航空,因此到2050年可能还无法去油,可能需要再晚一些,比如在2055年基本去油,在2058年基本清零。至于天然气,可能在2059年、2060年,还要使用一定量的天然气,这是为了保障能源系统的稳定安全,满足一些特殊的需要。
所以并不是在2060年,就要把所有的煤炭、石油、天然气全都彻底清零,而是煤炭基本清零,石油大致清零,天然气还有一定的量,它们排放的二氧化碳可能还有5亿吨左右,这5亿吨二氧化碳就可以通过碳汇或者工程技术手段来清除,这样就可以实现让排放到大气的净的二氧化碳的量持平归零,应该是这样一个时间表。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序安排、有序地让化石能源基本清零。
网易研究局:市场预计化石能源的价格将来会上升,对低收入人群的影响可能会比对中高收入人群的影响更大。你认为公共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来调节这一问题?
潘家华:这个观点是错的。为什么说是错的呢?以前我们总认为环境是奢侈品,穷人是负担不起的,只有富人才可以享受美好的环境。对于能源,穷人就只能享受脏兮兮的煤炭,用不起清洁的水电、太阳能,这完全是错的。
将来煤炭会更贵,因为煤炭发电,如果需要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就需要各种设备、各种成本,还要进行碳的捕集与封存,到那时候煤电可以超过1块钱一度。而风电、水电、光伏发电则不需要这些成本。现在光伏发电已经相当便宜了,中国公司在沙特的报价是1.04美分一度电,7分钱(人民币)一度电。现在国内的光伏发电也都是2毛5分钱左右一度。
农民住在乡下,乡下有空间优势。100平米、200平米的屋顶,装上太阳能发电设备,产生的光电一角钱一度。如果所有的照明、空调都用光伏发电,一角钱一度,和煤电一块钱一度相比,哪个便宜?此外,如果全部用纯电动汽车,按照国务院办公厅2020年11月2日印发的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到2025年,中国纯电动汽车百公里耗电数必须低于12度电,那农民自己用太阳能发电、自己充电,就不需要耗费汽油和天然气了。
在这个意义上,碳中和、零碳能源对低收入者是友好的,我们必须要改变这种观念,碳中和并非只是富人的事,其实对于穷人更有利。
再举个例子。化石能源都是高资本密集度的投资,大连有一个在建的两千万吨的炼化项目,760亿人民币的投资创造的就业岗位不到6千个。老百姓现在需就业,需要岗位,需要收入,要让老百姓有就业岗位,真正赚到钱用来消费,老百姓的生活有保障了才能拉动内需,资本拉动不了内需。光伏产业链非常长,从硅的开采、粗炼、加工,到硅棒、光伏组件,到最后生产安装,这么长的产业链能创造很多就业,这部分就业都是属于中低层的老百姓的就业。有了就业,工资就可以用来消费,可以拉动内需。
从这个意义上看,碳中和对老百姓是友好的,对资本相对来说不是友好的。而现在化石能源之所以强势,就是因为资本强势。
网易研究局:有观点认为,对中小企业来说,脱碳的成本更难以承受,这会不会让中小企业更难以生存,头部企业的优势更加明显?
潘家华:这种理论也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现在所有的碳都和能源相关,中小企业就是能源用户而已,无法控制能源的供给,只能用电网给的电,电网供给煤电就只能用煤电,电网供给水电就是水电,中小企业是没有选择的。
第二,能源在企业的生产成本中所占的比例相对较低。至于高耗能的产业,比如电解铝、炼钢的企业,都不是中小企业。
第三,中小企业如果有空间,可以用光伏发电,比如像照明用电,可以自己生产一部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没有必要说中小企业受到的打压会更厉害,反而是资本受到的打压更厉害,对中小企业也是个利好的消息。
网易研究局:那对于一些大企业来说,碳中和会不会让它们的成本增加?
潘家华:对大企业来说,资本的强势是可以把所有的成本转嫁给下游企业、转嫁给消费者的。
有人说中国电价比欧美低,在绝对水平上是比欧美低,但是中国人的收入只是美国人的1/6,只有欧洲的1/5,那中国的电价是欧洲的1/5吗?要看相对价格。如果看绝对价格,中国的汽油价格比美国高还是低?所以,处于市场相对强势的具有垄断地位的化石能源企业,可以有效发出话语,可以自成体系,许多情况下,维系的,不可能不考虑自我利益,并不是完全是消费者利益。
网易研究局:你是怎么看待前段时间发改委关于“让电价反映真实成本”的通知的?
潘家华:中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需要考虑人民实际的生存情况,考虑人民实际的需求情况,考虑人民实际的承受能力,能源在老百姓的消费支出中到底占多大的比例,要做测算。
实际上,电力具有垄断的地位,资本强势,垄断地位,再加上各种话语权,它是强势部门。真正的弱势是老百姓这一边。我们得把这些问题摆在桌面上来,不能够资本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并不反对通过市场的形式表现真实成本,但是这些成本真的是真实的吗?
国家的决策确实要考虑老百姓的实际情况,不要被资本所绑架。
网易研究局:市场上还有观点认为,像山西这样的能源大省在碳中和中承担的压力会更大,这样就会加大南北差距。您是怎么看的?
潘家华:碳中和确实有行业和地区差异。在行业方面,刚才所说的原材料行业受到的冲击比较大,但它们可以把成本转嫁给下游、转嫁给消费者。但是地区就没办法转嫁成本了。
在传统的化石能源生产大省中,山西是比较典型的地区。所以山西省承受的压力和冲击应该比其它地方都要重,转型的难度比其它地方都要大。这是一个事实。
应该从几个方面来帮助化解这一问题。
第一,在传统上、历史上,煤炭的挖掘、运输和最后的售卖,都是由国家统一定价的。原来为了降低中国发展的成本,对于煤炭产地的老百姓和当地的利益应该说是考虑得不多的。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山西这些省份是有历史欠账的。历史欠账的这一部分得计算,得偿还。欠账这部分补足以后,山西就有发展的启动资金,有发展的基本资金保障。
第二,山西发展可再生能源有一定的优势,要主动发挥这些优势来实现转型,不能一味依靠煤炭发展经济。能源生产和消费的转型也能为山西的就业和发展提供保障。
第三,山西在产业转型中必须要有一批人才。我个人觉得,至少在民国年代以及解放以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山西的教育、文化在全国都是领先的。然而发展煤炭经济以后,煤老板赚了不少钱,但山西的教育、文化却变得越来越落后了。所以,还要充分地展示山西的教育、文化,让山西的产业和教育、文化同步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新的水平。
一个地区的发展,如果没有教育、文化、科技的提升,永远靠煤炭,是没有希望的。只有教育、科技、文化和产业有整体的提升,才能有内生的发展潜力和动力。
第四,山西籍的歌唱家郭兰英有一句唱词“人说山西好地方”,山西曾经是好地方,然而这些年挖煤挖矿,把山西的地下水水系都破坏了。90年代在山西万家寨调水,我作为世界银行专家参加过一些论证,当时给人的感觉就是“山西之长在于煤,山西之短在于水”,所以要从黄河万家寨调水到太原、到朔州。
实际上,如果停止挖煤,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山西又会回到山青水美的状态。山西的汾酒,是“遥指杏花村”的地方,因为自然环境、自然生态已经被破坏了,现在杏花村的风光似乎有些黯淡了。然而未来,山西仍然有可能回到山水俱美、农业自然条件优厚、人民生活品质提升的状态。
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山西的艰难,但是山西的艰难光靠自己是难以渡过的,必须要有外力的支持,必须要有整体的提升。
网易研究局:氢能等新兴能源现在也很有发展前景,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
潘家华:氢能,从理论上讲,它不是一次能源,而是经过转换的能源。就像煤转换成电,也可以从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转换成氢能,这种氢能的产生还要涉及化石能源的使用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那就没有意义。如果电解水的电能来自于风、光、水,那就应该属于清洁的氢能。从这个意义上看,氢能才是具有潜力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氢能的生产和使用成本居高不下,氢能发展的历史不短,但它的学习曲线没有像风、光、水这样呈现大幅下降的趋势。今后在氢能上能不能够有所突破,现在还只能且行且观察。我认为没有必要大干快上,研发是必须的,但如果是盲目地去赶时髦搞氢能,还是要慎重。
网易研究局:其它的新能源呢?
潘家华:生物质能。我们现在很忽略生物质能,这是传统能源,但是可以转变为现代能源。
传统能源的生物质能,一是源自直接燃烧。像农村的柴火灶,就是直接用生物质能提供能源来做饭、烧水。然后进行一个简单转换,就把生物质能转换成炭。在冬天,南方没有暖气,就烤炭、炭火,直到现在很多烧烤还用炭火。
生物质能和风、光,甚至和水都不一样。水有季节性,风和光有间歇性,但是生物质能是可储存的,所以它和风能、光能具有一种互补效果。这是一个特点,它是可储存的。
二是生物质能的能源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固态,例如与煤球、煤炭一样的生物质型碳;可以生物质气化,有如煤气、天然气;可以做生物柴油,就是液态的;还可以用生物质发电。生物质能可以有多种能源形态,而且它是分散、就近的。因此必须要把生物质作为一种可靠的、有效的能源,体现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
网易研究局:钢铁化工这种高碳行业如何减碳?
潘家华:减碳的行业部门,应该多管齐下、各尽其能。并不是说哪个部门我们就应该减,哪个部门就不应该减。高能耗产业,能源替代是减少化石能源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手段,例如炼钢从转炉变为电炉,电是零碳可再生能源电。如果短期难以或者不可以替代,则可以提高能效,而相对低碳。
而且除了部门以外,一些管理实际上更重要。举个例子,就说我们这栋楼使用300年,与使用100年、使用50年,还是使用30年,或者是刚建好就炸掉,炸掉的,会毁灭的,是社会碳资产。如果这个社会碳资产是长久的、永久的话,那么这个我们就不需要再有新的建筑碳排放。你看上海很多地方都拆了,但是外滩建筑的质量好,就没有拆。北京很多地方拆了,但是东交民巷没拆。所以我们中国人在建东西中间不能马马虎虎、不能稀里糊涂、不能只讲表面光,得需要实实在在。这是对我们自己负责,也是对碳负责。必须让碳资产回到资产的长远的效用。
我们现在有很多,像小产权房动不动就被拆掉、炸掉。小产权房也是房,也是社会碳资产,我们不能简单地一炸了之、一拆了之。要统筹谋划,从碳资产的视角,能够加以保全,能够让碳资产的效用得以释放、发挥作用、得以永久存在。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简单技术问题,在管理、制度层面也有很多需要加以改进的。
网易研究局:即将上市的碳交易所可能会出现操盘和炒作的行为,导致碳价不稳定。应该怎么样来管控碳交易所?
潘家华:碳交易市场已经正式启动,给社会一个市场信号,意义是重大的。尤其重要的是,不论是中国的,还是欧盟的,碳市场的交易对象,都是化石能源碳,方向是准确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碳市场并不是碳中和的“灵丹妙药”,而且,可能还有副作用,需要引起重视并严加防范。
从长远看,化石能源碳是被遏制的,因为这些碳是造成气候灾难的。最后碳中和的话,就没有碳了,碳市场等于是没有未来。发达国家在2050年就没有碳了,所以最后就没有碳交易了。
从短期看,碳交易有这么一种市场信号,应该说有积极意义。但是从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来看,它有些条件难以满足。一个条件是,市场上有无穷多的交易方。我们现在是抓大放小,就只是这些化石能源排放大户参与交易,其他的不参与交易对吧?所以市场中的交易数量有限,无穷多交易方这一条件不满足。
第二个条件,是交易成本非常低或者为零。碳交易中的碳是无形产品,企业排放了多少碳,需要核算,而核算是需要成本和投入的。企业核算以后,还需要第三方再给核查一遍,也不可能免费。最后企业要去碳交易登记中心登记,登记可以免费。但是对企业来讲是免费的,对社会来讲是社会成本,并不是没有成本的。楼房的运行,职工的工资,只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碳的市场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企业在碳交易中心买卖二氧化碳,上海碳交易所可以是非盈利的。但是有交易的话,要有楼,租金、工资运行费用都少不了。即使对企业免费,对社会来说不可能是零成本的,所以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而且碳交易中,碳的分配、碳的核查都有很大的寻租空间,所以,交易成本低或者为零这个条件也很难满足。
那么,碳交易中的碳,作为一种社会必需品,有些企业很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资本来炒作、来垄断的话,资本是逐利的,并不必然为社会无偿做贡献的。碳交易是为社会做贡献的,在资本逐利的情况下,资本垄断碳价,最后资本赚到钱了,社会损失可就大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碳交易所可能会出现操盘和炒作的行为。碳排放交易是美国人提出来的,1997年美国人强行写到《京都议定书》里面的。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以后,美国人自己不仅不启动碳交易,还拒绝参与《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任何碳交易的市场机制。欧盟在2005年启动了欧盟碳交易机制,但是,欧盟碳交易机制是高度内卷的、不对外的,而且应该说是缺乏生机的、有些要死不活的。中国从2011年启动碳交易试点,已经十年时间了,实际情况表明,市场运行并不理想。
所以,我们既要看到碳交易积极的一面,也确实要看到碳交易面临严峻挑战的一面。所以,我们要对碳交易寄予厚望,但也没有必要寄予过高的期望,尤其是要对碳交易的资本介入和垄断严加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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