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元峰：教育与立人，疫情发给我们一张特别的问卷 | 以读攻毒•连线③

这场“战疫”还将持续多久？至今无法预判。现代快报读品周刊将连线一批作家、学者，请他们谈谈自己在疫情期间的工作和生活，阅读与思考。希望这些采访可以记录下知识分子群体在这个特殊时期的生活、阅读、心理和文化状态，为历史留存一份底稿。此外，他们的阅读和观影推荐，也可帮助人们寻求一个心灵安顿之所，让我们从容面对此刻的孤独与困境。

这一期我们采访的学者是南京大学文学院傅元峰教授。春节期间，他一如往常读书、写作，每天关注疫情信息，却总感到关键信息迟滞，迫使人们对各路信息重新加以编辑，在脑海中“形成一个特别剧本”，“当信息的戏剧性大于新闻性的时候，人们会遭受病毒的惩罚”。

在他看来，疫情发给我们一张特别的问卷。作为教师，他首先想说的是，教育需要反思自身，因为“个体的溃败，预示了某种值得警惕的立人的危机”。

傅元峰，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中国当代诗歌等，著有《思想的狐狸》《寻找当代汉诗的矿脉》《景象的困厄》等。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

读品：这个特殊假期，您是怎么度过的？每天的生活是如何安排的？

傅元峰：往年春节就图个清静，大街一下子倒空了。我祖籍山东，客居南京几十年了，孩子的户口甚至祖籍都已经标注了“南京”。在一条被节日倒空的大街上，你能和故土、往昔以一种奇妙的方式重逢，能有空反思和反观忙碌的自己和他人。

除夕那天，我路过物业门岗，发现他虽是熟人，但是是全新的。生活除此之外基本如常：看书、发呆，整理并安排属于自己的各种时间和空间，包括早晨、中午、傍晚、长夜，和身体、头脑、居室，以及各种网络世界汇聚到我面前的信息。这个假期也让我思考这场疫情和我之间隐秘的各种关系。

读品：假期在读什么书？为何选择读这些书？

傅元峰：这是个特殊的假期，但它没有影响我的假期书单。读书不是那种随时事轻易变动的生活内容，在一切无常中，它有自身的常性。因为备课和自己的课题研究，我在看与诗歌和城市文化相关的书籍。当我读诗的时候，诗与这场灾难发生融汇；当我读城市的时候，我读到了当下武汉和南京这两座城市鲜为人知的方面。事实上，人们对城市相当陌生，即使那些祖祖辈辈生活在其中的人。

在这期间，我重读了一本与“知道”有关的书，僧肇的《肇论》；两本与“看到”有关的书：艾里森的《看不见的人》和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另外，在对社会运行方式的观察中，我常想起波普尔的一本书：《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看不见的人》[美]拉尔夫•艾里森

译林出版社2008年6月

《看不见的城市》 [意] 伊塔洛•卡尔维诺

译林出版社2019年8月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英] 卡尔•波普尔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

读品：看了什么电影或电视剧？

傅元峰：年前为了和寒假课程班的研究生讨论，我看了一集《庆余年》，看了之后非常失望。我用了很多时间说服他们，《庆余年》是一部比较差的电视剧——它基于人为的奇观设置，没有给心灵留下足够的余地。

也只看了一部电影，门德斯的《1917》。我非常喜欢使用长镜头的电影，我想看看门德斯到底是在炫技，还是在表达深刻的经验。我发现是后者。这部电影使我联想到在这场疫情中的个体，他们其实也抱着自己的信念行走在战壕中。长镜头展现的世界是遭逢式的，它质朴，不对时间作蒙骗式的处理，鄙视心理蒙太奇。这不同于那些全景式的电影，个体存在的立体感被强化了。在这场瘟疫中，个体是扁平的吗？看电影的时候，我不断走神，思考这个问题。

门德斯的《1917》

读品：写作了吗？写了什么？

傅元峰：应一位朋友的约稿，我花一个晚上的时间，写了四首诗。其余的时间，我也写了一部论著的论纲。

读品：看到你转发了一条“水滴众筹”，有个学生的妈妈在武汉看病，但因为疫情，得不到救治，家庭又很困难，现在她情况怎么样了？

傅元峰：我从研究生转发的水滴众筹了解到她的处境，确认后就立刻捐助并转发到朋友圈求助。很多朋友通过我直接捐助她，提供了很多物资和医疗信息。她需要的20万元救助款当晚就筹齐了。接下来的事情，需要她自己面对和处理。我知道即使有这笔钱，情况依然很艰难。不用问，也不忍心再问，身陷疫区，扶病母求医问药，一切可想而知，不会有更艰难的处境了。

读品：关于疫情有没有做一些记录和观察。

傅元峰：我每天都浏览疫情的发展，没有记录什么。疫情本身是强大的刻写机，我们都被它重新书写了。我们不需要特别的记录，只要阅读疫情中的一切就足够了。

读品：每天面对大量信息冲击，情绪是否有起伏？

傅元峰：说实话，信息很少。我们有非常发达的网络，但信息传递的效率不算太高。有时候，我着急到了愤怒的地步。信息迟滞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呼吸窘迫症。

这些信息需要阅读者自己进行编辑，并形成一个特别剧本。信息的戏剧性大于新闻性的时候，处于信息构架中的人们会遭受病毒的惩罚。这个惩罚人们已经领受到了。

读品：对于疫情的暴发和应对，您认为需要反思什么？有何建议？

傅元峰：我注意到，在疫情暴发和应对中，行政心理中果决的时机折射出非常复杂的问题。疫情中的社会体现出前所未有的混合效应，我意识到，疫情发给我们一张特别的问卷，作为教师，我首先想说，教育需要反思自身。个体的溃败使我们还停留在清官诉求和看客心理中不能自拔，这预示了某种值得警惕的立人的危机。

读品：您认为我们需要怎样的“抗疫文学”？

傅元峰：疫情中的文学不需要特别做什么，它还在就可以了。

读品：非典之后也产生过一批文学作品，但似乎并没有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佳作。原因是什么？

傅元峰：原因是十七年前的文学和现在的文学没什么两样，还处在一个比较低端的汉语文学阶段。

读品：您研究诗歌，本人也写诗，您觉得此刻我们需要怎样的诗歌？您写诗了吗？

傅元峰：我们需要的诗不可能是那种类似双黄连、酒精和口罩一样的东西。所以疫情中的诗不应该有特别标识，它是自足的。否则，它就不是诗，而是药了。我写诗了，我的诗中没有出现疫情主题。我认为好的诗歌不是在主题思维中映射现实，而是需要更内在的对话。

读品：米沃什说，“当诗人渴望向自己的读者展示某种重要的东西，他便努力使自己的诗歌为读者理解。”不知道您是否认同这种观点，灾疫面前，诗人的表达和呼告，越直白越好。当此时刻，您认为何为好诗？

傅元峰：我注意到，人们在疫情中普遍使用里尔克的一首诗《严肃的时刻》，这是首好诗，但使用它的人也许并没有能力欣赏它言说的宗教时刻。民歌也许更适合在灾难中酿制。

读品：您觉得这段隔离时期的生活，将对我们的思想和精神产生何种影响？

傅元峰：这个时代的精神匮乏，是孤立生活的匮乏。如今孤立了，但是还是没有生活。隔离中的生活匮乏症，也许可以让我们不仅仅哀嚎灾难抢夺的，也应该接纳灾难以抢夺的方式赋予我们的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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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菜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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