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丨022复旦大学唐雯
青年学者说文献学
——022复旦大学唐雯
编者按：2019年《文献》杂志第3期推出“文献学青年谈”专栏（文献学青年谈[一]文献学青年谈[二]），广受学界关注；11月23-24日，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召开了“2019年中国古典文献学新生代研讨会”，海内外数十位青年学者汇聚一堂，回顾“文献学”历史，畅谈现状，展望前景，碰撞出很多有益的学术火花。为了让更多的读者尤其是在校年轻学生了解“文献学”，借鉴前人读书治学方法，甚或主动地报考学习“文献学”专业，“书目文献”公众号推出“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专栏。此次参与采访调查的青年学者有数十位之多，主要来自高校、古籍收藏机构和相关出版社及期刊编辑部，他们或讲学于各大高校文献学课堂，或终日摩挲古籍，或矻矻于古籍整理出版和最新研究成果的揭示，均是从自身角度深入浅出地讲述他们眼中的“文献学”。所设问题仅为框架，有些阐述在框架之外，受访者根据心得梳理逻辑层次。本号推送时不作结构调整，仅对明显错误进行订正。感谢在百忙之中支持本次“专栏”的各位老师！
记得关注“书目文献”，陆续推送的青年学者中，或许就有你现在或未来的导师哦！
前期框架设计和邀约人员，得到石祥、董岑仕等老师的具体帮助！特此说明。
南江涛谨按
2020-4-23
1. 文献学是一个冷门学科，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门学问的？是主动报考还是调剂？谈一谈您对“文献学”的最初印象，现在的理解有没有变化？
我大学时代好几位老师都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已故教授王运熙先生的学生，所以受老师们的影响，实际上当时对魏晋南北朝文学比较有兴趣，另一方面当时正值陈寅恪热，所以借着机会把陈寅恪、王国维等先生的文集挑着看了一部分，接着把乾嘉诸老的札记也懵懵懂懂地读了一些，然后发现自己比较喜欢读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考证类文章。考研的时候虽然一开始报考的不是文献学，不过机缘巧合，最后被调剂成为了陈尚君老师的学生，倒是和自己的兴趣点完美契合。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文献学在大学生中的了解程度并不高，其实不仅仅当年如此，即使现在，文献学也并不是每年能收到第一志愿的考生，这其实也是我们文献学者需要反思和努力的。
我对于文献学最初的印象是来自于本科时读的余嘉锡先生的《目录学发微》、王欣夫先生的《文献学讲义》，还有孙钦善先生的《中国古文献学史》，我印象中王先生和孙先生都强调过广义的文献学，即万事万物皆可是文献，这一点对当时的我冲击很大，可以说书里许多具体内容都忘记了，但这个观点始终影响着我。最近十多年来，我的研究比较偏重于史学，当更多地接触到非文字的遗迹文物的时候，更能够体会到文献学并非故纸堆里的学问，而是天地万物，皆是文献，无不可为我所用。所以我认为文献学者应该具有更广阔的眼界，去关注更多未必一定表达为文字的文献。
2. 毕业后又从事文献学研究和教学，您觉得涉古专业本科生学习“文献学”课程的必要性是什么？
文献学是一切涉古专业学生和研究者的基础，我甚至可以比较偏激地认为，不通文献学，不足以谈学问。有关古代的研究，无论历史、文学还是哲学，所依据的材料只能是历史留给我们的遗存，而其中多数是文字材料。这些材料的形成、流传、变形都有其自身的规律，如果不了解这些规律，我们就无法科学地利用这些材料，甚至连有哪些可以利用的材料也不知道，那就完全不能够展开相关的研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唐会要》成书于宋代，但是他的主体部分是唐代苏冕的《会要》加上崔铉的《续会要》，其中的材料来源基本都是唐代实录或原始档案，而其中卷七、八、九、十这四卷系清人增补，而近年又有学者证明其卷九二的后半部分和卷九三、九四为清代冒入。这些都是有关《唐会要》的基本文献学常识，但是如果不了解这些情况，显然在使用此书的时候就会有误会与偏差，最终得到的结论可能离开历史真实就有点远了。这只是一个最常识的例子，然而类似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所在皆是，许多研究中的硬伤很多就和不通文献学有直接关系。
对于本科生而言，文献学也是一门实践的科学，它不仅仅能够教会学生具体的知识，更可教会他们学习和思考的方法。我们目录学说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事实上这是一种思维方式，不仅仅是学问上用得着这句话，在工作中也同样用得上。任何一种工作，如果能够贯彻考镜源流的思维方式，运用文献学竭泽而渔式占有材料的方法，无疑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3. 您的研究方向是偏向历史文献学还是文学文献学？又或者说偏重目录、校雠和版本的哪个具体方面？请重点谈一下您在这个领域的治学心得？
近十年来我一直参与二十四史修订工作，本身做的就是正史的再整理，所以很自然地会偏向历史文献学。和文学文献，尤其是中古集部书不同，历史文献，尤其是现存的中古时期的正史文献，他的成书过程相对比较简单明确，官方文献都记载得非常清楚，不像中古集部文献往往出自后人的多次纂集，本身形成过程就非常地复杂，这是历史文献学相对文学文献好处理的地方。不过任何古籍整理，都需要综合目录版本校勘三方面的知识，二十四史的修订也不例外。我们从版本调查入手，往往会重新发现诸多善本之间有此前未被关注到的联系。虽然我们并不专门做版本研究，但多年的实践带给我的体会有以下几点：对于宋前文献的整理，首先要尽可能取得宋元善本，古本的意义再强调也不为过。其次需要对各种古本进行通校，即使不能作到通校，也必须抽取具有典型性的卷次，逐一比对。前代藏书家的记录虽然可贵，但是通校往往会提示我们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我自己体会，各个版本之间非大规模校勘不足厘清其源流关系，有时候甚至可以引入统计学的方法，量化地来看各本之间的异同关系。通过科学方法而厘清版本源流之后，我们很容易找到源头性的版本，那么明清以后的下游版本基本就可以忽略掉了，较诸不加分辨地将所有版本等量齐观地作为通校本，这无疑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从数个源头性的善本中选择一个更优者作为底本，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另一方面，因为《旧唐书》和《旧五代史》本身与唐五代官方所修订的国史、实录有着密切的因袭关系，我会特别重视中古官修文献的源头文献，以及史官们对这些源头文献的处理。只有真正寻索出史书本身的源头文献，并了解史官们是如何将这些源头文献整合起来，才有可能重新对这些史料的价值进行恰切的衡量。因此在修订正史的过程中，除了运用目录、校雠、版本等传统方法进行整理之外，我会更关注史书本身的形成过程和所利用的源头文献，这样可以真正史源学的角度来审视其史料价值，而所谓史料批判和历史书写其实首先要经过从此一番文献学和史源学的审视。
4. 有人说“文献学”是个基本工具，算不上单独的“学科”，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如果是“工具”，是否应该有更广泛的应用？是“学科”，主要研究对象是什么？是否有瓶颈和走出困境的思路？
文献学是一切涉古学问的基本工具，这个表达没错，但是工具也是有尊严的呀。一切工具都有它其自身的规律和发展历史，只有深入研究，并且掌握其特性，才可能做到善用工具。而这一切不就是一个“学科”成立的题中之意嘛。具体到文献学，我们知道文献学包括目录、版本、校勘三个部分，哪一个部分都有它自身成立发展的历史，以及其自身的特性和规律。不掌握目录学，我们如何知道去哪里了解某种古籍是存是佚，现存版本有多少，分别藏在哪些地方。不了解版本学，如何知道眼前的本子是何年代，有何价值，究竟该信取何种版本。不懂得校勘学，如何理解其文本致误的缘由，从而领悟其原始的面貌，而版本源流的梳理也同样需要建立在实际校勘的基础之上。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古籍整理必不可少的环节，而每个环节中都有相当精微的课题值得深入探索。所以，对于我们所有涉及古代研究的学者来说，文献学本身既是我们倚靠的工具，同时也是自成体系的学科。
5. 结合自身的求学和教学，“文献学”的研究生培养上与其他学科有何不同，一般做些什么具体学术训练？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质？您对学生们有何期待？
文献学其实是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除了了解基本的知识以外，还是需要通过很多实际的操作来熟悉文献学各个环节，而很多课题也只有真正动手找过材料，看过文本以后才能显现出来。就我接触到的情况来看，因为文献学长期是中文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而许多中文系并未开设系统的文献学课程，即使有，相对的课程量也不会太多，最多只能给学生一些基本的常识，而本身文献的论文就比较难做，所以很少有学生主动在学年论文和本科毕业论文阶段选择文献学方向的题目，相应的硕士阶段主动选择报读文献学专业的也不多。所以我的硕士生往往一开始对相关的知识并没有太多了解，更谈不上系统训练，但从我有限的经验来看，只要学生本身比较沉稳好学，经过几年学习，一般都能拿出比较像样的研究成果。这几年我都会让学生选一部篇幅较小的五代至北宋的笔记作为研究对象，这些书之前只知道一些通行的丛书本，虽有整理本，但整体质量都不算很高。经过她们的研究，每一种书都找到了最早的源头性的明抄本，并且整理出了清晰的版本源流。可以说有了这些基础性的研究，这些书以古本为底本，重做新本是完全能实现的。这也启示我们，各大图书馆中的抄本资源实在是非常巨大的宝藏，而对它们的利用却实在太少了。不仅仅是这些规模比较小的典籍如此，其实大量极其重要的基本典籍，抄本的利用情况同样也是非常不够的，而它们所蕴含的巨大价值，目前来说还没有被我们清晰地认识到，这应该是我们文献学很重要的一个学术增长点。
我对于学生当然会有学术上的期待，不过这是随缘的，我更希望他们毕业以后能够去到适合自己，并且也真心喜欢的工作岗位，开开心心，好好生活。
6. “文献学”专业的学生就业情况如何？论文发表难度？主要的就业方向是什么？
就我们学校而言，文献学专业方向没有本科生，研究生如果有意识地让他们受一些系统的训练，对于专业出版社的工作是完全能够胜任的。我自己的几位研究生毕业之后都很顺利地进入相关的专业出版社，并且很快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学生论文发表难度肯定有，但其实已经比我们做学生的时候要好太多了，《历史研究》等权威刊物都会发表博士生的论文，这在我们读书的时候是不可想象的，其他一些重要期刊也都更加强调作者的年轻化，而且很多期刊的匿名审稿制度还是很严格的，当然也会屏蔽掉身份带来的可能的偏见。所以如果本身文章水平过硬，完全是有机会脱颖而出的。
7. 请您谈一谈对文献学前景的展望，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哪些方面会引起更多关注？
我想文献学的前景还是很值得我们期待的，其实有很多我们觉得已经应该研究得很多的方面，真的深入进去，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哪怕是常见的书，其实都还有做的空间。而近十年来善本古籍大量影印和电子化也让我们比前辈学者更容易地看到之前秘藏于各家图书馆中的珍本，这就要求我们古籍整理工作者不能再仅仅满足于利用清代以来的通行本、丛书本，而是要在尽可能详尽的版本调查的基础上选择底本和校本，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好多基本典籍都有重新修订，甚至重做的必要。当然这是我自己比较关注的方向，并不代表文献学发展方向，毕竟文献学博大精深，每一个分支其实都会有可以更加深入研究的话题。不过因为古籍整理是更为基础性的工作，一些最基本典籍，如果能有更可信任的新本，无疑会引起文史各界更多的关注，这就不仅仅局限在文献学科本身了。
8. 请您推荐一种“文献学”的必读书，简要地介绍一下内容及您的阅读体会。
文献学范围内好书太多了，各有各的优长，各有各的经典，一时很难推荐，如果一定要说的话，那就推荐孙猛老师的皇皇巨著《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吧。孙猛老师是1979年复旦大学恢复研究生招考之后的第一届学生，他硕士时研究的是《郡斋读书志》，今天的通行本《郡斋读书志校证》就是孙猛老师在硕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80年代末，孙老师赴日工作，因此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整理和笺释上。《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成书于日本宇多天皇宽平三年，相当于唐昭宗大顺二年，较《旧唐书·经籍志》成书早五十四年，载录图书共计一千五百七十九部，一万七千零六卷，数量接近《隋志》、《旧志》的一半，且所载多数为玄宗以前之书，相当一部分不见于《隋志》、《旧志》，无论我们研究写本时代的图书情况还是汉籍东传的历史都有着无可替代的意义。《见在书目录》国内通行的是《古逸丛书》本，但实际上此书所有传本的祖本——室生寺抄本尚存，孙猛先生此书的第一部分《本文篇》即以室生寺为底本重新标点了全书，为我们利用此书提供了最好且最便用的整理本。第二部分的《考证篇》是全书的主体部分，体例大致承袭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而大大加详，陈尚君师在本书的序中对《考证篇》有这样的评价：“将《见在目》所收的全部著录书的著者、成书、存佚、内容、流布完全梳理清楚，尤其关注其传入日本前是什么面貌，传入日本者为何种文本，唐以后在中日两国的流传轨迹如何，若存者则追究其唐抄本、日本旧抄本、今存本以及其同异，已佚者则勾稽其散佚之轨迹，注意哪些佚文残本在中日两国有所孑遗，特别是残存于日本古籍旧抄而不为中国学人所知的线索”。这一段充分说明了《考证篇》的价值所在。而第三部分《研究篇》则是孙猛先生本人对《见在书目录》的研究，涉及此书作者、成书年代、版本、汉籍东传史等许多重要内容，全面釐清了这部书的各种问题，被陈尚君师誉为有关此书的“终极性的研究”。最后一部分的《资料篇》常规来讲只需要录一些版本序跋即可，然而孙先生的这部分不仅包括此书所有版本的序跋，还整理了有关此书所有研究论著的目录，并且将本书引用到的日本文献逐一作了解题，可以说是我们读懂此书并且进行进一步利用与研究的津筏。所以孙猛老师这部书不仅仅是我们目录学的典范之作，也是我们了解中古书籍史、学术史、汉籍东传史的重要学术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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