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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守着这项“萧条”的手艺，为逝者打造离去后的“居所”｜人间
时代的洪流浪奔浪涌，越来越多逝去的人们住进了小小的盒子。土葬，这一中国千百年来最为传统的墓葬形式，好像也就这样，被飞驰的潮水留在了山上。
手艺，是半辈子的指望
吴田村，坐落于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唐田乡。在这里，手扶拖拉机是家家户户最为常用的农用机械，乡村便道上常有它的经过。有时，它也会作为运输工具，把做好的寿材从赵小苗的店面载回预定人的家。这时候往往要先在拖拉机的后屁股上接一个拉货的斗子，把棺材沿着对角线安置稳妥后，再在上面盖一块红布。等司机坐稳，再把柴油一轰，这辆车就摇摇晃晃地出发了。
赵小苗今年五十七岁，是一位工龄三十四年的木匠，在吴田村外的一条马路上经营有一家木材铺。左手斧刨凿锯，右手桌椅板凳，“半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
寿材定制是他经营范围里的一部分，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接到十几单。这种生意没有什么广告和宣传，全凭亲友邻里口耳相传。给这家打好了，另一家有需求的时候自然会来找你：或是电话联系，或是亲自登门。赵小苗的店里常年放着几口现成的棺材，要是有急用的，看上了就可以直接拉走；不着急用的，也能拿这个做参考，对成品的模样有个掂量。
上门来联系寿材的人，总是各有各的心事。张作林是甘肃天水人，一辈子没出过家乡，在这里结结实实地做了四十一年的木工活儿。他说：“如果是喜丧的话，大家都高高兴兴的，甚至还说着笑着。如果死者年龄小或者有不太顺的事情，一般主家人不来，都是帮忙的人过来处理一下。”在农村，红白喜事都是看人心见人情的场合。主人家平日里做事为人愈是周到，和邻里亲友关系处得愈是近密，这时候就愈轻松。从预定到运输，再到仪式上热锅烧饭，都有人愿意搭手帮衬，多少减免些事事亲为的疲惫。遇上帮手少的人家，没有多余的劳力过来拉棺材上门，张作林还得出动农用三轮摩托车，亲自给送过去。
做棺材用的木料，或是主人家早有准备，自己扛了现成的来请手艺人搭，或是提出要求和预算，请手艺人做主，去料场选一份回来。一些已经支起店面来经营的手艺人也会预先选好一些木材囤积在后院，供有需要的客人过目挑选。木材的选择上有大讲究，张作林说，在甘肃最主要就是两种，一种松木，一种柏木。柏木油性大、硬度好、不易腐，价钱更贵；出材率又小，一口棺材用松木来打有六块板子就够了，用柏木就得十到十五块，拼起来麻烦，加工费也更高。更讲究的人家会要求一口棺木全用一颗树上的板子来打，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差别，只是图一个“完整”，聊以安慰。
定好了材料，头一步是要确定缝榫。这时候要用到的是带锯，在什么地方锯开形成缝，什么地方用榫头来连接，都由它来完成。木板的尺寸则要根据使用者的身高来衡量。遇上正常身量的还好，若是有极高大壮硕的，就得坐上丧主家里的三轮或者手扶拖拉机，登门去丈量。人睡在那里，他们铺开尺子。
再后就是用石膏粉刮腻子，把寿材表面的缝隙和榫头连接的地方填齐补平。晾干之后再打一遍砂纸，把表面做到光滑。到了上油漆这一步，各个人各个地方讲究不同。据张作林介绍，在甘肃，有人愿意刷清漆，显出原木的颜色。也有人要求画彩绘，图一个美意与好兆头：八仙过海、二十四孝，还有牡丹和兰花。画的最多的是仙鹤，取驾鹤西归的意思。南方则更爱土漆，赵小苗做过最多的就是焗红色，这是一种近似猪血的颜色，黑里透红。他说早些时候的棺材有红色的蓝色的，漆好了放在那里，看着怪吓人的。现在大家普遍都比较喜欢这个颜色。
至于雕刻之类的工艺，现在少有人做。袁心春在重庆，从九六年开始打棺材直到现在。他做棺材，用的是整根砍下来的真木头，雕刻出来的价格起码要五六万，“哪些承受得起哦，简直就是敲竹杠”。他看不上市面上那些雕刻工艺，觉得那用的是机器、打的是成板，比不上自己这正宗的木材、正经的手艺。在甘肃，有的人家条件好，子女也有心，想让老人住得气派体面些，还要在棺材外面雕龙画凤，弄得像古建筑一样，有椽子、瓦、领子和滴水檐。这些年棺材的样式越发简单化了，像这样花哨的工艺也很难再听到见到。
一套基础的工序下来，一个有经验的匠人大约需要花上三四天。快有快的做法，慢有慢的做法，遇上急要的，袁心春一天也能给打出来。他店里也放着做好的棺材，有的人乐意要现成的，上门看一看完不完整、手感如何，看上哪个就带走哪个。临走前过一遍打标机，把逝者的名字写在里面，像给房子贴上了门牌号。
做这行的各人按照自己的规矩收费，张作林是按出工的天数算钱，三百一天，一口棺差不多就是一千块钱，木料钱单论。袁心春是把木料和手艺算在一块儿，一口的价格在三五千左右，农村人能负担得起。七八千上万的也有，只是少，也不好卖。这之外，主人家如果觉得棺材做得好，自己心里高兴，也会额外给一封红包，里头装一两百块钱。也有送烟送酒的，本地牌子居多，赵小苗就收到过不少五星皖牌的烟和县里酒厂生产的胡记原浆酒。
寿材，是人在那边住的房子
“生老病死，始终都有这天，没有办法，人人都得走这条路。”袁心春摆了摆手，这是说不清的。
在吴田村，凡是老人高寿，又有提前为自己置办寿材这个心愿的，晚辈总是在腊月和正月联系手艺人定制。这是因为出去打工的人总是在腊月边上回来了，正月在家里，刚好方便办事。这件事是要正正经经当作喜事来操办的，要请亲戚、置酒席，敲锣打鼓挂红布，迎棺材的时候还要放上两挂鞭。上座里的老人打扮得体体面面，边上倚着装裹停当的寿材。
结亲是红喜事，治丧是白喜事，老人家高寿，还能睁着眼给自己打点身后事，是福气。至于为什么要办这个棺材，袁其昌说，这是孝道。父母死而葬，葬而祭，孝养父母之心，随父母之灵魂而达于幽冥之境，上达于天。从十六岁入行开始，袁其昌已经专职打了三十四年的棺材，给自己起了一个微信名叫“天下第一棺”：“老的一辈，辛苦了一辈子，你只知道就能带个棺材走。埋下去之后，烧纸钱，究竟能得到吗？我也不知道。”
对于离去后的“居所”，老人们往往有自己的主意。有的人要土漆，天然朴厚；有的人要圆门，一整块料材打一口棺，不拼不镶；有的人要十打棒，十根木材镶在一块儿，取一个十全十美的好意头。查双根今年八十岁了，四世同堂。早在二十年前，他就给自己置办下了一口棺材。他说，这是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做完了就放心了，什么时候撒手也不怕了。
“寿材，是人在那边住的房子。”说这话的时候，他语气很平常。
对于自己的“房子”，查双根没有太多的讲究。他从熟悉的木匠里选了一个手艺好经验多的，把木材打成棺材后，再加上几个翘起来的角，最后再涂成焗红色。孩子们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一切都听从他的安排，“他们都很支持，经济上也都出了一些。”
成年的孩子要为父母的这件大事出资，是规矩也是孝道。这也是为什么上门联系手艺人的时候主家人总是拖家带口，老人要来拿主意，娃儿们要跟过来出钱。袁其昌从业至今，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来他店里置办寿材的两个小辈。其中一个说：“老的辛苦一辈子，给他买点好的。”另一个就说：“啷个谈买好的，还是要有钱。光说买好的，没有钱怎么行。”这段对话让袁其昌记忆犹新，感叹道：孝道是孝道，但是必须要有钱。
二十年前给自己操办这件人生大事时，查双根前前后后花了一千来块钱。首先是木料，托亲戚买来，只要了六百块。那时候木工一天的工钱是五十，两个人做两天是两百，家里另外给供饭，每天还发两包香烟。寿材做好了，找来手扶拖拉机给搬运回家，花了五十块。亲戚要上门吃席，置办酒菜大约二百。查双根说，按照这里的风俗，成了家的子女和亲朋还会送礼。有的送烟送酒，还有的直接包上现金——那个时候穷，有个十块二十块就行。
还有人送盖在寿材上的缎布。寿材上了漆放在家里，有的人会害怕，于是拿块布把它盖一盖。袁其昌说：“棺材有什么好怕的？不过是树子棒棒，平时哪里都能看见。不过做出来像棺材的样子，有人就觉得害怕。”
风俗，要看自己怎么想象
袁心春打了多半辈子的棺材，觉得这行做不做得下去，就看国家火不火葬。他说：“火葬的话，就没法做了嘛。如果不火葬，农村始终有这种风俗，你就可以做起走。”
他所在的重庆市永川区陈食街道，就曾经推行过一项土葬费制度。家里有去世的人想要入土为安，就得缴纳一笔费用，最高金额是六千。大队派代表过来收，再交给政府。对此，袁心春记忆犹新：“你要埋整尸，要缴好多钱。烧了回来，还是埋同样的料，还是埋这么大的堆堆，就不要钱了。”在他的印象里，家老汉儿没的时候就是这样遭了几千块钱，人死了，大队的就过来守着，要收钱。
在老一辈的手艺人看来，火化是件残忍的事。张作林说，你看往进去一推，然后过上半个小时给一段骨头还要砸碎，实在接受不了。而火葬制度的推行，对寿材这门生意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袁其昌表示：“卖这些东西，就必须要靠有人来买。火葬一烧，什么都没了，也就没人来买这些了。”火葬之后，只需要一个骨灰盒来安置，对于家属而言便宜又方便，没必要再大费周章地来联系木匠。
即使如此，入土为安的观念依然深入人心。在一些人的心中，这种风俗始终存在，要的始终是要的。他们和袁心春的父亲一样坚持着相信，土葬是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人死了必须入土，“国家罚款都要埋，穷的人才烧”。
查双根在吴田村走过了八十年人生，在他看来，火葬是人死了还要遭罪，他接受不了。
在这里，家家户户过世的亲人都是土葬，除非是村长或者村里的干部。赵小苗说，他们是国家公务员，不能土葬。寻常人家，总是棺材殓了人来，在家里做几天法事。从断气到下葬，快的不会超过三天，长一些的大概一个礼拜。具体的流程与宗教信仰有关：“信佛的，就找几个和尚来念经。也有信基督的，就是穿袍子的人过来，大家一起唱歌。”
老人用眼睛记录着时间。谈及下葬的仪式，查双根回忆说，过去的讲究多，现在越来越少了。早些年的时候，从人死到入殓，长明灯不能灭；亲戚朋友邻居来吊唁的时候，孝子贤孙要磕头迎接；居家停丧期间，下辈人要守夜，彻夜不能睡；等到了把棺材从家里抬到墓地的路上，沿途人家需得焚烧香纸，表示送上最后一程。这些风俗现在都没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破四旧，这些风俗都给破掉了”。
讲究越来越少，农村人口也越来越少。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离开家乡，出外务工。袁心春说，有人始终会回来，但也有人出去安家了，不回来。而他打的棺材总是服务于固定的年纪，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来讲，一米八是要顶破了天去的个头，到这个身材就得单独定制一个型号。打棺材的手艺人们还活在一个古老的尺寸里，觉得现在的人胖了大了，总想以前的人，想他们哪儿有多大点，还不如现在好营养的孩子们壮健。
查双根的儿子和女儿还有做棺材睡棺材的打算，孙子那一辈就不好说了。政策在变，社会观念也在变。一代又一代的下一代会去往不同的地方，怀有不同的观念，查双根承认，愿意睡棺材的人会越来越少。他总结，土葬得天时地利人和，首先是国家，政策不让埋，谁也没办法。二来得看土地，看你有没有地方做坟地。最后，还是要看年轻人，看你的墓地离他们有多远，腊月里清明节上坟烧纸回不回得来，“没有人上坟祭奠，就成了孤坟野鬼了”。
想睡也未必能睡，袁其昌说，人始终要跟着社会发展走，不能光依着老的风俗走。
愿意做棺材的人也越来越少。
机器化生产的时代已经来到，越来越多的手工业被绞入齿轮之中。做这行久了，老手艺人们都不觉得人力能被机器取代。主要还是棺材本身不好做，独有的榫卯结构和量身定制的特点无法适应工厂化的流水线生产。袁其昌说，棺材两头不一样大，也不是直愣愣的。谁要把做棺材的机器研发出来，那就不得了了。
然而，木匠行业在渐渐走向萧条。张作林回忆，十来年前，村里的木匠都是到死者家里去，把机器一拉直接做，那个时候一去四、五个人，一天给人家做一个。现在不是了，做这行的人越来越少，想做这行的人也越来越少。
木工手艺靠的是代代相传，或是父子，或是师徒。张作林家传了整整五代，他的儿子初中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干活儿了。从小耳濡目染长大的，他都没正经教过，一样什么都会。然而，他们村七百多户人，现在只剩下这么一个三十来岁的木匠。到张作林的孙辈时，早已经把读书放在第一位，正在镇子里念高中。这一点，赵小苗也有同感：“孩子不愿意干这行，觉得这是体力活，太累了，他现在在读书，想留在城里。”
年轻人择业要看自己心里喜不喜欢，老一辈的人不兴这个。袁其昌十六岁起开始接触这门手艺，起先是修房子，后来开始专职做棺材。小时候不懂事，也找不到什么别的活路，老一辈出主意说让他去学门手艺，就拜了自家的老表做师父。那时候生活很紧张，每天给人干活，老板给他两块钱，他给老师一块钱，作为学费。他觉得，无所谓喜不喜欢，干上这一行了，就必须要喜欢。
现在做这一行的一般都是上了岁数的人，袁其昌说，等抱不动木材，就不做了。入土为安的观念他也是有的，只是到了那个时候还能不能埋到土里头去，谁也说不好。他说：“再过几年，我觉得这行手艺没人做了。”
（配图均来源于受访者）
作者：陈舒睿 王一 王艺霖 余婉遥
美编：但琪
指导老师：方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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