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盲人讲电影的人：想把最好的东西，讲给最需要帮助的人｜人间

文 / 冯淙萱 林珂莹 蔡静远指导老师 / 方洁
本文为澎湃·镜相“小行星计划”首批征集作品。
“大王，快将宝剑赐予妾身！霸王摇着手臂，一步一步向后退，虞姬拽着他的胳膊：汉兵他杀过来了！霸王一个转身，蝶衣的头缓缓转正，面如桃花，面带微笑。他一把抽出大王身侧那把真的宝剑，寒光一闪，霸王回头......”
随着讲述声消失在背景音乐中，画面渐渐变为一片黑暗，演职员表开始在屏幕上滚动。
汤韫琛长舒一口气。
这部《霸王别姬》的讲述她准备了两个下午，从网上下载了剧本读了一遍又一遍，重要的背景资料和场景描述被她仔细地记在随身携带的本子上，整整34页。
这已经是她做盲人电影讲述人的第八个年头。
八年前，电影讲述的地点还是鼓楼旁的寺庙小院。院子里种了四棵桑树，到了秋天，黄色的桑叶掩映着朱红的院墙，分外好看。周末的早晨，阳光正好，盲人朋友们早早来到这里，熟稔地聊起了天——这是属于他们为数不多的社交时刻。到了点，盲人朋友们走进院内的旁屋，电影已经在屋内的电视机上调试好。播放键被按下，电影讲述人的工作开始了。

01  · 七秒

剧情再紧张的电影，一旦没有了画面，节奏也会陡然松弛下来。
另一种紧张开始蔓延：背景音乐里发生了什么？静默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是谁说话，又是在哪里说话？
画面被抽走以后，留下深不见底的空白。这样的空白不能超过七秒。
电影中没有对话的时间比想象中要长，讲述人要努力塞满这些缝隙。
那些精彩的声音则值得一段空白：《霸王别姬》里头虞姬的唱段，第一遍出现时不加解说，第二遍响起时讲讲戏词是哪几句；《龙猫》的主题曲就静静地播放，第二次听到时再翻译成中文的意思。
更多的时候，电影里的信息是过量的，超载的，眼睛一秒能看完的东西，说上一分钟也讲不完。这就有了另一个七秒：讲述人说话的声音也不要连续超过七秒。不然容易压过台词的声音，观众听起来也厌倦了。
于是一部电影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抽象和简化，几乎又回到了剧本。见缝插针地传递出去的信息紧紧贴着情节：场景在哪，人物有谁，表情怎样，动作如何。讲述人来不及把这些信息连缀成一句话，观众也来不及消化。时间地点人物，衣着神态动作，一个个最简单的词语往外蹦。
汤韫琛在讲之前会找来剧本看，剧本用词准确凝练，常让她在语言匮乏的时候“豁然开朗”。看过剧本，程蝶衣在她语言世界里的形象从“双眼含着泪光”升级成了“双眸幽光闪闪”。
一些有意思的细节，汤韫琛也会在讲述里给到。《霸王别姬》里小豆子和小赖子从戏班出逃又回来，小豆子先进的门，小赖子站在门外等着师爷把他提溜进去。师爷出来时，镜头从师爷身后对准小豆子和小赖子，两人都同时向后退，但小赖子分明腿软了一下，比之前矮下去一截——他在害怕。这个镜头不过三四秒，可如果缺失了它，口口声声“我他妈怕谁呀”的小赖子在房间上吊就会显得突兀。这个细节汤韫琛看第二遍的时候才发现，在讲述的时候加了进去。
《卧虎藏龙》里有一场天井的武打戏，打斗的时候台词不多，声音却很丰富。背景音乐有急缓的变化，兵刃相接、拳打脚踢、物品散落，都会发出声音。“‘嘭’的一声，你知道是撞墙上了，就要讲出来。不然观众会想，这是什么声音？他们会很失落，很着急的。”汤韫琛解释道。

02  · 形容词

刘彤让我形容，鲸鱼是什么样子的？
我回答说，体积像船一样，会喷水，在海里面游。说完我就明白，这种描述是无效的，先天失明的人不会清楚船的体积。
刘彤复述了一遍心目影院首席电影讲述人大伟老师的原话：鲸鱼，两头儿尖，中间鼓，像个大枣核儿，鱼尾巴就像打开的一把打开的扇子。女主角的滑水板，形状就像一个芒果核。
盲人朋友用触觉来感知世界，所以要用生活中最常见的物品来形容电影中的画面。这对于电影讲述人来说并不容易。脱离了几何图形和精确数字的形容方式，人们会有种突然不知道怎么说话的感觉。

影厅内，刘彤在为观众们讲述电影

参加过一次黑暗体验活动后，刘彤开始留意生活中的形状，“鲸鱼像大枣核”这样的形容，她能找到多少就用多少。大伟老师讲，一个枕头大小的公文包，夹在胳膊底下就走了。她想，一个化妆镜要怎么描述？烟盒一样大小的化妆镜，拿在手里递给别人。
那鲸鱼到底有多大？刘彤说，有两三辆公交车那么长。
心目影院另一位志愿者王玉婵刚讲完《金刚川》。在讲述开始前，她对电影内容做了一个概括。金刚川上37米长的桥是什么概念？王玉婵觉得必须得描述清楚，“不然观众可能老在纠结，守这个桥怎么会那么难？投了几百枚炸弹，这个桥如果很小，一个炸弹早就把这地方炸出一个大深坑了。”
她用走路的感受来形容距离，37米，正常人走路一分钟能走过去，走八十步左右。

03  · 脚本

汤韫琛有个深蓝色封皮、布满猫抓痕的本子，记着她准备电影时做的功课。
这个本子有34页属于《霸王别姬》。前三页是蓝色钢笔写的人物装束，程蝶衣穿鱼鳞甲，戴点翠头面，发辫垂在脑后；段小楼的扮相是夫子盔、霸王靠、寿字眉、无双脸、黑满髯。最后一页是黑色水笔补充的一些细节。
中间是89条笔记，每条是一个场景。有些场景寥寥数语，标注着时间、地点，文庙批斗的那场戏的旁白则写了两页。那一段很关键，汤韫琛尽力用具有画面感的词句去为观众呈现那个疯狂而悲凉的画面：“风中彩筝飘落坠下，牛鬼蛇神跪在火堆旁，如似殉葬品。烈火烤得人脸上都是汗迹，彩墨融化，面目全非。”

汤韫琛准备《霸王别姬》时写下的脚本

这些准备工作很有些繁琐，却是讲好一部电影不可缺少的步骤。
2012年，刘彤第一次讲电影。为了能呈现出完美的效果，她把《看车人的七月》看了至少20遍。此前她为视障者录制过有声书，但讲电影和录书是完全不同的体验。电影画面过得快，机会不好把握，语言容易跟不上。
这是一个“把内部语言转换成外部语言”的过程。每一遍讲的时候，说的词都可能不一样。讲述人需要在练习的过程中反复找同义词、近义词，直到能简洁又合适地把台词的缝隙塞满。

志愿者帮助刘彤撰写的《看车人的七月》讲述脚本的一部分

第一个电影脚本是志愿者帮她写好的。两列表格，左边是电影的画面，右边是需要讲的旁白。讲第二部电影《我们天上见》时，刘彤开始尝试自己写脚本。她患有脑瘫，这件事对她而言要比对其他志愿者难上许多。看过电影后，刘彤攥着笔将情节发展和讲述重点细细梳理在稿纸上。仅仅这样是不够的。电影进度条被重新拉回初始处，脚本某部分被圈画出来，涂改成其他的词句。整个步骤重复一遍又一遍，直到已经无需在稿纸上任何一处落笔，她才开始用能活动的那只手敲击键盘，“哒、哒、哒”，一声一声，纷乱的笔记转化为文档里工整的文字。这个过程艰难而缓慢。窗外的景象从炎炎日光变成了大雪纷飞，24张A4纸组成的脚本终于呈现在了刘彤面前。
多场讲述过后，刘彤已经不再需要严丝合缝的脚本和数十遍的重复观看。熟悉了电影的意思，就可以不拘泥于当时写下来的内容。
讲《信义兄弟》这部由感动中国人物故事改编的电影时，刘彤没有再看脚本，而是将全身心投入到了电影当中。情节一点点往下铺展，刘彤背对着观众，看不到他们的表情，但轻轻的啜泣声在安静的电影院里分外清晰。刘彤感觉到，自己和观众沉浸在了同一片情绪之中，她突然明白了大伟老师曾经告诉她的诀窍：“不只是你觉得这个片子自己讲的好不好，而是要懂得观众们需要的是什么。”
这种转变和“顿悟”是几乎每一个电影讲述人都会经历的过程。
汤韫琛清楚地记得，自己刚刚开始讲电影的时候，经常会在下台后被负责安排电影讲述的曾鑫老师挑出一堆毛病。曾鑫性格爽利，那些直言不讳的批评最初让汤韫琛颇为难以接受。白天要上班，晚上要为讲电影做准备，周末还要赶到小院，这么辛苦，凭什么还得不到几句好话？但平静下来后，她转念一想，既然要做这件事，就应该把它做好。
汤韫琛讲述的第二十三部电影是《保持沉默》。影片结尾处，主人公吉米在大雪中自杀，一起合作讲述的女孩闭着眼睛听她描述，忍不住掉下了眼泪。汤韫琛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认可，也好像突然被打通了关窍。“可能我前10部都是一个水平，但突然有一天就达到一定程度，上到另外一个台阶了。”再回想起曾鑫那些中肯的意见，汤韫琛心里已经满是感激。
讲完《卧虎藏龙》下台的时候，曾鑫称赞她的电影讲述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境地，“你是怎么想到用‘温柔’来形容沙漠的？特别好！”汤韫琛笑开：“这是三毛《撒哈拉的故事》里的形容呀！”回忆起这段对话，留着齐耳短发、举止干练的汤韫琛打了个响指，原本沉静的面容上露出得意的神情。

04  · 影迷

《阳光天井》是刘彤的一次重大滑铁卢。喜剧片难讲，描述画面时信息会有延迟。我们哈哈大笑的时候，盲人朋友并不能跟上我们的笑点。而刘彤没有准备脚本——2013年冬天，老师告诉她可以慢慢少写点脚本；于是转过年来的2月，《阳光天井》的讲述语，她一个字也没有写。
介绍完人物关系、外貌特征后，刘彤开始即兴发挥。可是临时构思出来的话语完全跟不上影片的节奏，屏幕上已经到了第三、第四个镜头，讲述却还停留在第一、第二个镜头。电影散场后的评议会上，一位观众不知道她就坐在旁边，直言道：“这片子讲得不好的地方，那不是一地儿俩地儿。”
刘彤心里咯噔了一下，涌起一阵失落。
后来刘彤进社区讲电影，又遇到了这位观众。这个社区离影院不算近，搭公交车需要两三个小时。刘彤在这时才突然意识到，为了赶上心目影院九点半开场的电影，这位观众每周六早上六点多就得从家里出发，一路上更是费心费力。“所以我理解的。”刘彤认真地说，“他们过来一趟不容易。”

影院里，视障观众在电影讲述结束后鼓掌

江波是影院的老观众，也是工作人员。他常和汤韫琛聊起看电影的感受，也会委婉地提一些建议。对那些颇有深意的镜头，江波和汤韫琛的看法一致：讲述人不用解读出更深层的含义。“你就客观的告诉我现在画面上是什么，比如他正在说话，可是手在后面打着暗语。至于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好人，他在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此刻他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我觉得不需要讲出来，我自己会有理解。”
江波很期待这样能够自己感受深意的讲述。他曾经听过《卡桑德拉大桥》的讲述，一列载着感染病人的火车要通过一座架在山谷里的桥。这座桥像一个长条板凳，四个细细的腿支在两边的山谷上。他清楚地记得当时的讲述人形容道：好像一有风起，这座桥就会颤动。“镜头切过来，讲述人每描述一次，我心里就揪一下，因为我知道有一列火车正在往桥这边开。”

05  · 靠近

江波小时候就喜欢看电视，失明后去读盲校，寒暑假回家时还是会开着电视听，但也仅仅只是听。对于不清楚的情节，江波并不会揪着家人问这问那。直到2007年“看”了大伟老师讲述的电影《嘎达梅林》和《两个人的芭蕾》，江波才意识到，自己可以通过他人的语言描述来从电视、电影里获取更多的信息。和大家都能收听的广播剧、有声书等声音产品相比，对电影的视觉讲述给视障群体补充了更多的信息。
江波希望通过电影讲述尽可能缩小在信息获取上与明眼人之间的差距，“年轻的朋友们是什么样的装束？大家的习惯是什么？风尚是什么？我也想知道，但我不能总揪着家人或者身边的朋友问。电影是社会的一个侧面，是我理解社会的一个渠道。”
讲《珍珠港》的时候，汤韫琛意识到了这种差距。电影结束后问答送奖品，她来出题，问这是哪两个国家打仗、子弹叫什么名字等等，有些观众答不上来。“我在电影里提了，但他可能还没弄清楚，知识体系相对差一些。我就想以后再讲的时候要多一点概括性的话语，提供一些背景知识，尽量帮他们了解。”

搬迁前的小院旁屋内，汤蕴琛在为视障朋友讲述电影《珍珠港》

2018年，心目影院从寺庙小院搬迁到了保利国际影城，观众们得以第一时间体验新上映的影片，这也提供了进一步缩小这种差距的机会。“我以前也没有意识到，后来才知道他们也是有需求的。不是说有电影就行了，他也会挑剔，会想听新上映的。他想跟上。”汤韫琛解释道。
王玉婵有着类似的想法。在她看来，视障朋友是世界上最需要帮助的一个群体，因为人们从视觉获得的信息是最多的，而视障者丧失了这个途径。电影是她从小的挚爱。能够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讲给最需要帮助的人，她觉得这是一件再幸福不过的事情。

保利影城门口，志愿者王玉婵在与视障观众交流

黑暗体验活动里，王玉婵蒙上自己的眼睛后，总忍不住找江波说话。只要周围陷入寂静，安全感就会抑制不住地在慌乱中流散。身边的人还在吗？他们是不是走了？是不是不愿意陪着我了？交谈声在这一刻显得如此重要，只有交谈声才是自己没有被丢弃的唯一证明。
这时，王玉婵才突然明白了七秒定律的含义。明眼人看来的短暂空白，在盲人朋友心里，是尽头未知的迷茫不安。在这次活动之后，王玉婵在讲电影时，宁愿讲多，也不愿意讲少。无论电影讲述得如何，至少让盲人朋友们知道，自己还在这里，没有离开。
活动结束，王玉婵摘下了眼罩，她第一次感受到光明带给自己的安全感。江波站在人群前方对着体验者们微笑：“恭喜大家，这个游戏结束了。但我的游戏还要继续。”
（头图图片源于网络）
往期回顾他们守着这项“萧条”的手艺，为逝者打造离去后的“居所”｜人间
刀尖上起舞：医务人员职业暴露问题｜数说数据描摹确诊者：河北流调信息解读｜数说
特别策划

技术前沿

报道规范

趣闻杂谈

数据新闻习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