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与反贪

原载《群言》2015年8期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元宏）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君主。公元471年，年仅五岁的拓跋宏接受其父献文帝禅让即位，成为北魏王朝第六位皇帝。孝文帝年幼时，其祖母冯太后称制，改革朝政，推行汉化。孝文帝亲政之后，秉承冯太后执政理念，不遗余力地推进改革，严厉惩治贪官污吏，促进了北魏王朝的文明进步，经济与文化都有了很大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文明的瓶颈

西晋灭亡之后，中国北方陷入大动乱，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胡与汉人先后建立了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夏、成汉等16个割据政权，此外，还有仇池、代国、高句丽、冉魏、西燕、吐谷浑、谯蜀、翟魏等。

五胡十六国，或相互对峙，或相互吞并，兴衰交替，相当繁乱；有的称雄一时，有的昙花一现，终究都是过眼云烟。鲜卑族拓跋氏自漠北兴起，逐渐向南拓展，进而统一了中国北方，建立了北魏政权，结束了北方诸王国割据纷争的局面。中国历史从此进入南北对峙的南北朝时期。

北魏皇室拓跋氏虽然自称为黄帝后裔，其实是一支草原游牧部落，在汉人眼里仍是胡族之一。较之农耕民族，游牧民族更善于骑射，更强悍骁勇，在冷兵器时代，这是游牧民族的相对优势。鲜卑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一路奋力打拼，击败一个个对手，终于打出一片天下，入主华夏文明发源地—中原。但是，游牧民族也有其局限性，除了武力之外，缺乏先进的文化与制度。北魏王朝在建国之前只是一个庞大的部落联盟，社会发展还处于部落文明阶段，而中原地区早已创造了高度的文明，并出现过文化发达、国力强盛的大汉王朝。

“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之乎”，五胡十六国的更替是对这个结论很好的证明。后赵石勒、前秦苻坚、后秦姚兴这三位算是明智的君主，能把国家治理得较好。除此之外，其他大小君主多为无道昏君，一个比一个荒淫残暴，把国家搞得昏天黑地，宛如人间地狱。那些昏君之所以昏庸，关键在于缺乏清醒的文化自觉，只顾满足本能与权力的欲望，而不能主动学习先进的中原文化与制度。来自相对落后民族的统治者，若不脱胎换骨地与文明接轨，其统治注定不会长久。

鲜卑人拓跋氏建立北魏王朝之后，同样面临着如何治理胡汉混杂国家的问题。相对于其他胡族而言，拓跋氏更有文化自觉，他们不仅自称为黄帝后裔，而且主动拥抱华夏文明。自拓跋力微开始，拓跋氏从部落过渡到国家的过程也是不断汉化的过程。道武帝拓跋攻克后燕，进入中原，更加速汉化。登国十年（395），拓跋大败慕容宝于参合陂，“于俘虏之中，擢其才识者贾彝、贾闰、晁崇等，与参谋议，宪章故实”。皇始元年（396），建置百官，封拜官爵，重用后燕降人崔逞、高湖、封懿等。明元帝拓跋嗣好览史传，精通汉学，曾下诏求贤，征用有文武才干之士。太武帝拓跋焘时，于平城东建立了太学，祀孔子，以颜渊配祭；拓跋焘还特地征召汉人的世家大族人士担任要职，任命清河崔浩修订典章制度。

尽管北魏初期统治者实行了汉化，但尚未与华夏文明完全接轨。拓跋氏进驻中原之后，带来了落后的生产关系，仍旧保存着奴隶制的残余。北魏初年还将大量战俘作为奴婢，分赐百官，供主子役使。尤其在农村，北魏没有建立基层组织，未能进行有效治理。“魏无乡党之法，唯立宗主督护；民多隐冒，三五十家始为一户。”“魏初，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而豪强征敛倍于公赋。”此外，由于尚未建立完备的法律制度，致使官员贪赃枉法，肆无忌惮地盘剥民众，加上统治者依然任性残暴，无疑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引起民变事件不时发生。

残存的部落文明面临着瓶颈问题，若要维持拓跋氏的长久统治，就必须缓解社会矛盾，为此必须改变统治办法，改革落后的制度，摒弃粗鄙的文化，接受汉人先进的文明。否则，北魏王朝将重蹈五胡十六国覆辙，短暂强盛后就灰飞烟灭。

全面改革

要突破文明的瓶颈，除了改革，别无选择。年轻的孝文帝审时度势，积极推行改革。实际上，在冯太后称制期间，已然启动了改革，推出了一些新政。相对而言，孝文帝所推行的改革更为全面、更为深入。当然，孝文帝并非另起炉灶，而是以汉人的文明为参照，全面吸纳与仿效，故而他的改革又称为“汉化运动”。这个汉化运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习俗等领域。

在政治上，主要是改革官制，依照魏晋官制，在中央设置三师、三公、尚书、中书、四征、四镇和九卿等文武官职，地方上则州设刺史，郡设太守，县设县令。整饬吏治，加强对官员的考核与监督，经常指派官员巡行州郡，采访牧守政绩与得失；在任较久且治绩好的，满一年升迁一级；治绩不好的即使就任不久，也要受到处罚，甚至降级。完善法制，陆续革去酷刑和滥罚，在务从宽仁的原则下建立了新的系统性律令，这就是太和年间完成的《北魏律》。这套律令是在前代律令的基础上，由中书令高闾集中中书省和秘书省的属官拟定草案，逐条细致修订，交群臣集体讨论，集思广益，最后孝文帝审定。迁都洛阳，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以南伐为借口，率领30万大军进驻洛阳，经过巧妙的斡旋与尖锐的斗争，最终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这是政治上的一件大事，此举的成功有利于推进其他汉化工作。

在经济上，主要是实行均田制，太和九年（485）颁布了均田令，对不同性别的成年百姓和奴婢、耕牛都作了详尽的授田规定。授田有露田、桑田之别。露田种植谷物，不得买卖，70岁时交还国家。桑田种植桑、榆、枣树，不须交还国家，可以出卖多余的部分，买进不足的部分。还授土地时对老少残疾鳏寡都给予适当的照顾。第二年又推出三长制和新的租调制。设立乡党三长制，用以取代过去的宗主督护制，使得“课有常准，赋有恒分，包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新的租调制是与均田制相适应的赋役制度，它规定以一夫一妇为征收单位，每年交调帛一匹、粟二石，比均田前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要少得多。过去荫附户口很多，他们不向国家交纳租赋，却向地主豪强做出大量贡献。通过一系列改革，推行轻徭薄赋，既减轻了民众的负担，又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可谓实现“双赢”。

在文化、社会习俗上，孝文帝重视推行汉人的礼乐文化，并亲自下笔制定礼仪律令。迁都洛阳后，孝文帝加速汉化进程，禁胡语胡服；朝廷上禁鲜卑语，改说汉语，“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鲜卑人不得编发左衽，无论男女都改穿汉装。鲜卑贵族在洛阳去世，不得归葬平城，并改他们的籍贯为河南洛阳。改鲜卑姓为汉姓，太和二十年（496），皇室拓跋氏改为元氏，太祖以来的八大著姓都改为汉姓。禁止鲜卑人同姓通婚，使鲜卑贵族与汉人著姓望族通婚，通过婚姻关系，使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高门结合起来；这不仅有利于消除双方的文化隔膜，而且使双方在血缘上相互交融，实现基因的强强组合。

历史时常相似，孝文帝搞改革也曾遇到种种阻力，毕竟改革打破了原有格局，不仅要革除积习难改的风俗，而且触及权贵豪强的利益。如迁都洛阳时，“旧人怀土，多所不愿”。一些王公大臣（包括太子元洵）竭力反对迁都，并联合起来抵抗。孝文帝毫不妥协，针锋相对，处死太子元洵，打击保守势力，确保迁都成功。不管阻力有多大，只要他认为改革有利于江山社稷与文明进步，就会坚定不移地推行。做到这一点，无疑需要壮士断臂、刮骨疗毒的勇气与决心。

强力反贪

孝文帝在大力推行改革的同时，面临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治理腐败。北魏从立国至孝文帝的30多年间，一直没有建立完善的俸禄制度，起初靠战争抢夺财富以分赏官兵。随着北方的逐渐统一，战争逐渐减少，掠夺财富的可能性趋近于零。于是各级官员不得不变换手法，利用职权搜刮、贪污、经商以谋取钱财。官员贪赃枉法，百姓遭受盘剥，政治日益腐败。

其实，献文帝在位时已着手惩治腐败。皇兴四年（470），献文帝发布诏令，规定官吏受贿羊一头、酒一斛者，罪至大辟，参与者以从坐论处。由于贪腐积重难返，加上缺乏正常的俸禄保障，即便严刑峻法，也无法遏制贪腐盛行的势头。当时，给事中张白泽曾向献文帝上奏，提出班禄酬廉的方案，但未能引起献文帝及时重视，加上献文帝过早禅位，事情就被搁置下来。 

为了有效治理贪腐，孝文帝于太和八年(484)正式下诏实行俸禄制。诏书明确规定了由班禄而增收的赋调定额，固定官司之禄所需的总额，从而减少了官吏从中截留贪污的机会。班行俸禄，让官吏拥有合法的收入保障，使得北魏官吏数十年习惯于掠夺、搜刮、贪腐的行为丧失了正当的理由或借口。所以，当时重臣中书监高闾认为，此举为制止贪腐的根本之策，“君班其俸，垂惠则厚，臣受其禄，感恩则深；于是贪残之心止”。“若不班禄，则贪者肆其奸情，清者无以自保”。 

班行俸禄，意味着为官吏的合理需求与正当利益开“绿灯”。与此同时，孝文帝划出一道红线：“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既然开了绿灯，那就禁止闯红灯。“闯红灯”也好，“灯下黑”也罢，都必须付出代价。为此，孝文帝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吏治，惩治腐败。这一年，孝文帝派遣使者巡视各地，发现问题及时查处，处死贪官达40余人。

在反贪问题上，孝文帝态度坚决，毫不含糊。无论皇亲国戚，还是功臣英雄，只要触犯了红线，一律惩处。秦益二州刺史李洪之是孝文帝的亲舅祖，有司奏劾他“受赃狼藉，又以酷暴”，孝文帝在太华殿召集群臣讨论，决定让李洪之归家自裁。皇室成员临淮王拓跋提、章武王拓跋彬、汝阴王拓跋天赐、京兆王拓跋太兴、济阳王拓跋郁、赵郡王拓跋干等人，由于贪墨腐化，先后以“贪纵”“贪婪”“贪残”“聚敛肆情”“赎货”“贪淫”等罪被惩处。幽州刺史张赦提曾是功勋卓著的剿匪英雄，由于纵容妻子受贿，逐渐蜕化为贪官。散中大夫李真香出使幽州，发现张赦提贪赃枉法，随即上奏朝廷。张妻自恃朝中有人，反而进京诬告李真香。事实澄清之后，张赦提被判大辟极刑，孝文帝念他任游徼军将时剿寇有功，赐他在家自尽。齐州刺史高遵，性极贪鄙，四处敲诈勒索，亲属倚仗他的权势，横行乡里，争取货利；高遵的罪行被举报到朝廷，他用大量钱财请人出面说情，希望宽大处理，但遭到孝文帝的拒绝，当即被赐死。

孝文帝强力推行改革与反贪，给北魏政治带来了清新的局面。史书称赞孝文帝时代：“肃明纲纪，赏罚必行，肇革旧轨，时多奉法。”事实已然如此，说明孝文帝的改革是成功的，反贪是有效的。改革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他具有高度的自觉性与坚定性，毅然肇革部落文明的旧轨，对接华夏文明的新轨；反贪之所以有效，关键在于肃明纲纪，完善制度（俸禄制）与法律（北魏律），承认并保障官吏的合法利益，依法惩治贪腐，做到赏罚必行。

尽管北魏王朝与中国所有封建王朝一样，最终难逃土崩瓦解的命运，但孝文帝却给后世留下弥足珍贵的政治文化遗产。可以说，后来隋唐的统一与强盛直接受益于孝文帝的汉化改革。随着汉化的不断深入，汉人与胡人在血缘与文化上相互交融，渐渐形成关陇贵族集团。关陇贵族成员“融治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入则为相，出则为将”（陈寅恪语）他们先后建立了北周、大隋、大唐三个帝国，其中具有鲜卑血统的李氏家族所建立的大唐帝国最为文明富强，谱写了中华文明史上最为恢宏、华贵的篇章。

【更多精彩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