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志军、曾丹：乔姆斯基 I-语言/ E-语言之分的原则化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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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I-语言/E-语言之分的原则化诠释

陆志军 曾丹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语言学通讯推选文章

摘    要：本文探究乔姆斯基I-语言/E-语言之分的语言研究价值和理论诠释意义，以期达到原则化诠释的理论高度。刺激贫乏现象是I-语言/E-语言之分的研究缘起，而乔姆斯基的自愿存疑、主动生惑并辩证求解的研究理念则是该研究的原始驱动力。在生物属性方面，I-语言属于狭义语言官能，而E-语言是线性化的I-语言，属于广义语言官能。在句法特性方面，狭义句法等同于I-句法，而广义句法包括狭义句法和E-句法。E-语言对I-语言产生反向的“回溯”操作，形成“回溯语言”（RI-语言）。在理论诠释方面，不同于E-语言，I-语言有助于解答所有“乔姆斯基五问”。生成语法学派不满足于I-语言/E-语言研究的观察、描述及解释的充分性，旨在实现I-语言研究的“超越解释充分性”。

关键词：乔姆斯基; I-语言; E-语言; 语言研究; 理论诠释; 

作者简介：陆志军：510006广东省广州市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陆）; 曾丹 510420广东省广州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教育学院（曾）; 

文献来源：陆志军,曾丹.乔姆斯基I-语言/E-语言之分的原则化诠释[J].外语教学与研究,2020,52(03):323-336+479.    

基金：曾丹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乔姆斯基心智哲学思想体系研究”（18YJC74000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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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引言

I-语言（Internalized-language）和E-语言（Externalized-language）是乔姆斯基在1986年引入的有关语言本质的一组概念。I-语言是内在于人类大脑的心智状态，而E-语言是外在于人类心智的语言行为。由于“被观察到的语言使用[E-语言]可能为这种心理现实[I-语言]的本质提供证据，但是肯定无法成为语言学的实际研究主题”（Chomsky 1965:4），乔姆斯基（Chomsky 1986:20）认为I-语言是语言学研究的唯一主题，而E-语言的研究只涉及方法论问题，并不涉及真伪问题。生成语法学派所研究的语言系统“就像一个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到的黑箱”（宁春岩2011:44），人们无法直接观察其内部结构，只能去认识其外部的输入和输出部分。纵观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生成语法学派坚持探讨两个主题：普遍语法（UG）和I-语言，它们分别是语言官能（Faculty of Language）的初始状态和稳定状态（Chomsky 2013）。生成语法学派并没有一味遵循传统去研究语言使用的外在表现（即E-语言），而是另辟蹊径去解释语言使用现象背后的心智运作机制（即I-语言），进而探索人类语言的本质。

“I-语言/E-语言”术语提出后的三十余年间，乔姆斯基关注的是I-语言和E-语言的语言特征和表现形式，但在具体语言研究层面还缺乏深度，在理论探讨层面也缺乏广度，继续深入探讨的文献也乏善可陈（Sigurðsson 2011a,b;Ning 2016,2018；宁春岩2014等）。本文旨在探究乔姆斯基I-语言/E-语言之分的语言研究价值和理论诠释意义，以期达到原则化诠释的理论高度。

02

I-语言/E-语言的历史由来

乔姆斯基（Chomsky 1975:164）主张，语法是第一性的基本概念，语言则是第二性的派生概念，因为“内在表征的语法概念是非常清晰的。另外，语言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语言很难看到有任何清晰或显著的概念”（Chomsky 1982:108），而且“语言概念并非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只具有说明的功能，而不具备任何理论价值”（Hornstein 2005:xxxii-xxxiii），这就彻底颠覆了之前盛行的“语言第一性/语法第二性”（Saussure 1974）这种结构主义传统观点。一个人“懂英语”（know English）说明他掌握了英语语法，不仅能够说出他人理解的语句，而且能够理解他人说出的语句。乔姆斯基将“这种理想化语言使用者所具备的知识表征称为语言的语法”（Chomsky 1980:220）。彼时的“语法”术语既指研究对象，也指研究理论。因此，“I-语言”术语的提出解决了“语法”术语歧义所产生的混乱情形（Chomsky 2015:xii），避免了术语方面的误解。

乔姆斯基借用了Otto Jespersen的“I-语言”概念。Jespersen(1924）提出，说话者心智中存在的某种“结构概念”能够“明确地指导他表达自己的语句”，特别是他自己不熟悉的“自由语句”。乔姆斯基（Chomsky 1986:21）将这种“结构概念”称为“I-语言”。由于语言规则“能够生成或构建这种语言的规则，就像宪章的条款或者围棋的规则”（同上：27-28），因此I-语言规则生成了E-语言现象。乔姆斯基（Chomsky 1982）提出，从语言研究到语法研究的转向就是从实际语料整理到语法系统研究的转向，也就是“将语言研究从外在化（externalization）的现象转向至内在化（internalization）的表征”（Chomsky1986:24）。因此，从语言研究到语法研究的转向就是将研究对象从外在化的E-语言转向至内在化的I-语言。Naoki(2017:20）将语言、语法、I-语言和E-语言这四者之间的关系表述如下：

随着“最简方案”（Chomsky 1995）研究平台的进一步完善，乔姆斯基（Chomsky 2007）认为语言的首要功能是用于思维，交际只是语言的次要功能，因此他将I-语言表述为“思维语”（Language of Thought或Mentalese）。“交际语是外在化了的内在思维语”（宁春岩2018:7），因此我们将E-语言表述为“交际语”。另外，依据Chomsky(2012）的“回溯”或“再内在化”（re-internalization）概念，Ning(2016）提出，E-语言能够回溯至I-语言并产生“回溯语言”或“再内在化语言”（re-internalized language，即RI-语言）（详见4.2.2）。我们据此将Naoki(2017）的关系表述图更新如下：

03

I-语言/E-语言的基本要义

I-语言/E-语言的关系类似于语言能力/语言行为以及语言（langue）/言语（parole）的关系。语言能力是实际语言行为背后的规则系统或心理现实，而语言行为则是语言能力在实际情形中的具体使用，语言行为能够直接反映语言能力。语言规则能够生成言语现象；同理，I-语言规则能够生成E-语言现象。

一方面，I-语言是“用来生成复杂思维的自主运算系统”（Chomsky1988:26）。I-语言的I表明内在性（internal）、个体性（individual）和内涵性（intensional）。内在性说明I-语言涉及心智/大脑的内在状态；个体性说明I-语言涉及语言心智的个体特有性；内涵性说明I-语言涉及词项至语句的递归性映射功能（Chomsky 2005:15）。I-语言的最基本特性是离散无限性（discrete infinity），它能够产生具有层阶结构且无限组合的无数合法语句，I-语言的研究由此被称为生成语法的研究。另一方面，E-语言“是I-语言的外在化形式（言语/手势和交际功能）”（Huybregts 2017:283）。E-语言的E表明外在性（external）和外延性（extensional）。外在性说明E-语言的研究对象是语言符号或语言现象；外延性表明E-语言是人类心智表征出来的外在化现象。陆俭明（2018:165）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提出，I-语言与E-语言在语言信息传递过程中参与了不同的分工阶段：说话人首先运用I-语言将自己的直觉感知及其意象图式加工为概念结构和概念框架，然后运用E-语言将这些概念结构和概念框架转化为用于交际的语言信息。

“语言学的基本经验问题是解释人类如何能够习得语言知识”（Chomsky1977:81）。I-语言/E-语言之分的研究缘起是语言习得的刺激贫乏（poverty of stimulus）现象，即：儿童习得语言的贫乏输入与丰富产出之间的显著非对称性。我们将I-语言和E-语言在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中的作用表述如下：

乔姆斯基“对刺激贫乏现象的生惑存疑是启动实证研究的主要切入点”（马志刚2016:49）。我们主张，乔姆斯基“自愿存疑”的是儿童的习得环境竟然是他人产出的极为贫乏的E-语言，乔姆斯基“主动生惑”的是如此贫乏的E-语言竟然能够促使儿童自身产出极为丰富的E-语言，那么儿童语言习得的“黑盒”就是UG所天赋的I-语言。为此，乔姆斯基“辩证求解”的是I-语言/E-语言之分如何能够辩证合理地解释习焉不察的儿童语言习得现象：“I-语言是指说话者头脑中掌握的语法知识，E-语言是指运用语法知识生成的句子的集合”（徐烈炯2008:219）。语言习得研究关注的是UG与习得机制如何促成I-语言的发展与完善（Yang 2002,2016）。

04

I-语言/E-语言之分的深度语言研究

4.1 I-语言/E-语言的生物属性

生成语法学派一贯重视研究人类语言的生物种属特征，把语言研究视为心理学（最终是生物学）的一个学科分支。I-语言是人类生物遗传的一种内在心智运算系统（Chomsky 1986:27），从而I-语言的研究应该在生物语言学框架下进行（Chomsky 2005）。

乔姆斯基意识到早期的“管辖与约束”理论和“原则与参数”理论的研究仅局限于语言现象的层级结构，而没有涉及语言官能的生物属性。近期的“最简方案”旨在提供一个语言研究平台，从“低于”语言的生物层次寻求UG的生物遗传属性，“这可能使生成语法在逼近人类语言生物学属性的探索中又前进了一步”（宁春岩2011:148）。

然而，乔姆斯基的合作论文观点与个人论文观点之间还存在某些不一致之处。一方面，Hauser et al.(2002）和Fitch et al.(2005）区分了两种语言官能：狭义概念的语言官能和广义概念的语言官能。狭义语言官能只包括具有递归性的“合并”操作（外合并或内合并）。广义语言官能则包括狭义语言官能、感觉-运动（sensory-motor）接口、概念-意向（conceptual-intentional）接口以及特定生物能力。这种特定生物能力不同于记忆能力或消化能力，它能够促使人类顺利习得各种语言（Hauser et al.2002:1571），因而Sigurðsson(2011b:189）称之为“习得能力”（acquisition capacity）。另一方面，乔姆斯基提出三种因素能够直接影响到个体语言的发展过程：第一，基因遗传，所有物种几乎是一致的，把部分环境因素解读为语言经验；第二，经验，在一定狭义程度内能够导致差异变化；第三，并非语言官能所独有的原则（Chomsky 2005:6）。

虽然第一因素是语言和UG所独有，但是第三因素“并非语言所独有的，可能是独立于有机体的因素”（Chomsky 2008:133），它包括语言结构和运算效率的一些原则（如：两分支、极近性、语段不可渗透条件）。早期“管辖与约束”理论和“原则与参数”理论时期的大多数语法原则都属于第三因素范围。

乔姆斯基并没有将狭义/广义语言官能与这三种因素整合起来。Sigurðsson(2011a:371）则提出，第一因素大致相当于狭义语言官能（可能不包含“把部分环境因素解读为语言经验”），而第三因素与广义语言官能相关。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生成语法学派的不同理论时期对语言架构体系有着不同的论述内容。乔姆斯基取消了“原则与参数”理论时期的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及其相关的语法原则。“最简方案”的语言架构设计图旨在探究I-语言如何生成句法表达式，并促使句法表达式在两个接口获得解读：感觉-运动接口施之以语音实现，而概念-意向接口赋之以语义解读。

依上所述，我们将语言架构、I-语言/E-语言、狭义/广义语言官能和语言发展因素这四组概念的归属关系具体表述如图4。一方面，词库和“合并”是语言架构的中央处理器（Berwick&Chomsky 2016），词库的词项经过“合并”操作后推导生成了句法表达式。“合并”操作（包括内合并和外合并）作为“可能唯一的普遍语法原则”（Chomsky 2007:20），属于狭义语言官能，而狭义语言官能大致相当于第一因素。此时，I-语言包括的是“合并”在内的句法生成机制，属于狭义语言官能。另一方面，E-语言就是句法表达式得到合法拼读后的两个接口层面：专司音位、语音和韵律的感觉-运动接口，以及专司推理、想象和计划的概念-意向接口。句法表达式得到合法拼读后，分别向这两个接口输送语音表达式和语义表达式。简言之，“合并”后的词组或句式先后获得句法生成、语音实现以及语义解读。这三种表达式与习得能力一起构成广义语言官能。这表明广义语言官能包括狭义语言官能，而且第三因素包括第一因素。

而且，生物语言学研究业已揭示自然语言的声音只是E-语言外在化的一种可能性。Ning(2016:124）指出，I-语言是“与概念-意向接口相连接的”“思维语”，而E-语言是“线性化的I-语言，是与感觉-运动接口相连接的附有声音的特殊语言”。亚里士多德认为语言是“具有意义的声音”（sound with meaning)(Aristotle 1938），乔姆斯基则认为语言是“具有声音的意义”（meaning with sound)(Chomsky 2013）：人类使用I-语言（思维语）进行推理、计划等概念意向活动，而使用E-语言（交际语）进行外部交际活动。

4.2 I-语言/E-语言的句法特性

4.2.1 I-句法与E-句法

生成语法学派不仅从语言角度提出了I-语言与E-语言之分，而且从句法角度提出了狭义句法（narrow syntax）与广义句法（broad syntax）之分。下面我们分析I-句法（I-语言的句法）与E-句法（E-语言的句法）之分。我们主张先弄清楚狭义语言官能、狭义句法和UG之间的关联性，这有助于我们厘清上述三组概念之间的内在归属关系。Hauser et al.(2002）认为“狭义语言官能的一个关键成分是一种运算系统（狭义句法），这种运算系统能够生成内在的表征，并将之映射到接口”（同上：1571），但是他们接着认为“狭义语言官能包含了递归这个唯一核心运算机制，由于它们处于狭义句法及其至接口的映射层面”（同上：1573）。他们没有明确表述狭义语言官能、狭义句法和UG之间的关系。

乔姆斯基（Chomsky 2005）、Sigurðsson(2011a,b）、宁春岩（2011）等提出，狭义句法应该是UG及其抽象原则（如：第三因素）的聚合之地，UG包含I-语言的普遍原则与语法规则，因而UG的概念要大于狭义语言官能概念。据此，这三种概念与广义语言官能之间的关系可表述为：广义语言官能>狭义句法>UG>狭义语言官能（Sigurðsson 2011a:371）。

依上所述，我们将I-语言/E-语言、I-句法/E-句法和狭义句法/广义句法这三组概念的归属关系具体表述如图5。一方面，如4.1所述，I-句法（即I-语言）包括“合并”在内的句法生成机制，狭义句法包括词项合并、句法表达式的拼读以及一些能够约束句法操作的UG原则。因此，狭义句法就等同于I-句法（Sigurðsson 2011b:193）。另一方面，广义句法包括整个狭义句法以及感觉-运动接口和概念-意向接口，而这两个接口归属于E-句法（E-语言）。因此，“I-句法就是PF移交之前的句法运算范围，E-句法就是PF移交之后基于第三因素的外在化推导范围”（同上：200）。显然，UG并不是E-句法（E-语言）的一个成分，虽然它能够约束句法操作，并限制E-语言的发展。

4.2.2 I-语言、E-语言与RI-语言（回溯语言）

宁春岩（2014:7-8）对比考察后发现，汉语特指疑问句（1a）推导出来的逻辑式（LF）是（1c），但是相应的英语句式（1b）无法推导出相同的逻辑式，只能以两个单独句式（You like the book.和Who wrote the book?）的组合来表达。

(1)a.你喜欢谁写的书？

b.Who do you like wrote the book?

c.for which x,x=person[你喜欢x写的书]

这种“管辖与约束”理论模型中的“LF缺失”现象表明LF并不为人类语言所共有，因为英汉语具有不同的LF推导源。Chomsky(2014:7）指出，狭义句法所生成的表达式移交至概念-意向接口，外在化（即从狭义句法到感觉-运动接口的映射操作）这种辅助手段将表达式映射至感觉-运动接口，这并不影响表达式映射至概念-意向接口。因此，“相对于概念-意向接口，I-语言是最优化的，而外在化只是一种次要现象”（Chomsky et al.2019:251）。Ning(2018:1）提出，I-语言/E-语言之分能够化解这种“LF缺失”现象，如图6所示。

图6表明，逻辑式（1c）是英汉语说话者所共享的I-语言，这种遗传型（genotypic）的WH-思维无需经由E-语言就能够自主地映射到概念-意向接口，那么（1a）和（1b）这两种E-语言是I-语言分别在英汉语这两种语言环境下经过外在化操作后所形成的两种表现型（phenotypic）语句。这表明“外在化操作可能是语言差异的唯一缘由”（Chomsky et al.2019:244）。

我们由此假设，I-语言与E-语言之间不只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单向映射关系，E-语言对I-语言可能会产生某种反向助推的作用。而且，乔姆斯基（Chomsky 2012:18）简要提及的“回溯”或“再内在化”（re-internalized）概念似乎验证了我们的假设：“一个值得研究的有趣论题就是，我们的内在言语很可能是外在言语回溯后（re-internalized external speech）的零碎部分”。

Ning(2016,2018）首先引述了“回溯”这个概念，并进一步扩展为“回溯语言”概念。具体而言，当英语说话者在早期习得过程中能够适应汉语逻辑式（1c）的思维方式后，外在化后的E-语言会经历“回溯”操作，唤醒沉睡的LF意义（1c），从而在I-语言中形成特指疑问句所专属的“I-语言分流区”（I-language shunt），因此“I-语言分流区”内的这部分I-语言就是“回溯语言”或“再内在化语言”（即RI-语言）。这也可以解释说明其他的语法现象和语言结构，Ning(2018:2）将I-语言、E-语言与RI-语言的互动关系表述如图7所示。宁春岩（私人通讯）指出，E-语言的“回溯”操作促使I-语言内部出现多种“I-语言分流区”，以此容纳多种特定语言现象。乔姆斯基（私人通讯）认为Ning(2016,2018）提出的“[I-语言/E-语言]相互作用与RI-语言”是“有趣且新颖的观点”。我们认为，“回溯语言”这一概念有助于学界合理分析儿童语言习得过程的顺畅性以及人类语言思维交流的适用性。

我们据此主张，Chomsky(2012）的“回溯”和Ning(2016,2018）的“回溯语言”这两个概念将有助于强化I-语言/E-语言之分对句法拼读条件、二语习得机制以及语言完美性的原则解释力。首先，生成语法学派（Chomsky 2001;Smith 2005等）指出，I-语言的任何句法操作和推导步骤都受制于可辨性条件（legibility condition;Chomsky 2000a），而这种条件来自于感觉-运动接口和概念-意向接口，即E-语言。因此，I-语言的句法拼读受制于E-语言。其次，Sigurðsson(2011b:216）指出，儿童在早期二语习得过程中所获得的E-语言经过内在化后被纳入I-语言之内，然后在接下来的习得过程中通过模仿而有意识地习得部分外在化的E-语言。这些二语特定思维的外在化E-语言能够回溯至特定语法结构专属的I-语言分流区，从而促使习得者的I-语言逐渐得到完善和发展。再次，Chomsky(2000b）提出“不完美性/完美性”观点：人类语言虽然用于外在交际时是不完美的，但用于内在思维时是完美的。如前所述，E-语言对I-语言产生某种反向助推的作用，那么E-语言（交际语）能回溯至I-语言（思维语）而形成“回溯语言”。这似乎表明，具体语言交际的不完美外在结构能够被“回溯”为抽象思维交流的完美内在语义。如此而言，“回溯”和“回溯语言”这两个概念有助于缓解“[E-]语言交际的不完美性与[I-]语言思维的完美性之间的科学张力”（宁春岩2002:139）。

05

I-语言/E-语言之分的广度理论诠释

5.1 I-语言/E-语言与“乔姆斯基五问”

乔姆斯基在“最简方案”框架中提出了经典的“乔姆斯基五问”（Chomsky1995:2):1）什么是语言知识或语言机能？2）它是如何发展的？3）它是如何使用的？4）它是如何在大脑里实现的？5）它是如何在物种中进化的？“乔姆斯基五问”的前三问是他在早期理论时期分别就语言官能的本质、习得和使用所提出的研究课题，后两问是他在“最简方案”时期分别就语言官能的生物实现与生物进化所提出的研究课题。

I-语言和E-语言与这五问表现出不同的关联作用。其一，作为有关语言官能本质的问题，第一问预设了I-语言的概念，而语言研究不应将E-语言排除在探索领域之外，因为E-语言的研究有助于探索语言常识的心智识解机制（Collins 2008；曾丹2017等）。其二，第二问体现了儿童语言习得状态的个性与习得能力的共性之间的张力，而且I-语言和E-语言都有助于语言习得问题的解释和分析。其三，I-语言的概念有助于深入分析第三问，而E-语言的概念有助于将语言使用问题转变为语言结构如何产生复杂系统的问题（Collins 2008）。其四，I-语言跟其他生物结构一样，都具有漫长的进化历史，而E-语言难以解决第四问。其五，I-语言在神经元实现方面促进了神经科学的发展，而E-语言缺乏语言的生物基础，无助于第五问的解决。简言之，I-语言的研究有助于解答所有“乔姆斯基五问”，这也是生成语法学派的学科使命所在（Chomsky 2007:14），而E-语言的研究只能解答“乔姆斯基五问”的前三问。

5.2 I-语言/E-语言之分与语言研究的充分性

5.2.1语言研究的三种充分性

乔姆斯基很早就提及了描述充分性的初步概念，认为“一种语言的语法必须……正确描述该语言的结构。尤其必须区分并描述说话者认为是‘合法的’或‘可能的’那些语句”（Chomsky 1951:1，转引自Green 2006:49）。随后，乔姆斯基提出解释充分性的定义：说话者能够依据有限的语言经验产出自己从来没有听过的新语句，并“借助他以往的语言经验生成某些新语句，并排除其他[不合法]语句”（Chomsky 1955:61）。1964年，乔姆斯基正式区分了用于语言研究的三种充分性概念（Chomsky 1964:29-30):

(2)a.观察充分性：相关语法规则能够正确生成在语料库所观察到的语句；

b.描述充分性：相关语法规则能够正确生成在语料库所观察到的语句，正确捕获本族语者的语言直觉，并依据语言规律详述所观察的语料；

c.解释充分性：相关语法规则达到描述充分性，优于其他语法而被UG所选取。

Rizzi(2016:98）以英语句子The boy will eat the apple为例说明了三种充分性。某种语法规则“X-YP”要求一个单词X与一个词组YP合并，形成[eat[the[apple]]]，这就实现了观察充分性。合并规则“X-YP”具有很强的生成性能，能够推导生成the boy、the apple等名词词组或者复杂成分will eat the apple，甚至更复杂的句式[[the[boy]][will[eat[the[apple]]]]]，从而实现描述充分性。一种语法如果合理解释了儿童习得X-YP这种合并规则的快速性和一致性，则实现了解释充分性，这也解释了所谓的“刺激贫乏论”。

乔姆斯基并不满足于之前结构主义者对人类语言的观察充分性，于是他在“管辖与约束”理论时期实现对人类语言的描述充分性，又在“原则与参数”理论时期实现对诸多语法现象的解释充分性，随后在“最简方案”框架中追寻并实现“进一步解释性”，即“超越解释充分性”。

5.2.2 I-语言/E-语言与三种充分性

生成语法学派“自愿存疑”并“主动生惑”的是儿童贫乏的语言输入与成人丰富的语言输出之间的显著反差。在刺激贫乏现象的研究方面，观察充分性的语法所关注的是外部世界的E-语言，即一定数量语句的语料；描述充分性的语法所描述的是内在于说话人心智/大脑的I-语言，即I-语言的具体句法结构。

虽然描写充分性能够拟定新的研究课题，但是乔姆斯基（Chomsky 2007）提出，生成语法学派在生物语言学框架下肩负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解释儿童语言的习得现象，即解释充分性的任务。“最简方案”所提出的最简递归性、接口解读机制与离散无限性等核心概念有助于破解语言的“有限手段而无限使用”现象并探究I-语言至E-语言映射的理论解决之道。生成语法学派“辩证求解”并努力揭示的是I-语言/E-语言之间的概念非对称性，以及这两个接口之间的解读非对称性。具体而言，I-语言/E-语言之间的概念非对称性表明了I-语言的层级结构统一性和E-语言的线性序列多样性，以及I-语言的内在化生成程序和E-语言的外在化辅助过程。两个接口之间的解读非对称性表明，概念-意向接口只负责I-语言的内在化结构优化机制，而感觉-运动接口所负责的是E-语言的外在化过程；前者注重人类心智系统的内在计算效率，而后者只是受到第三因素制约的次要现象，并且前者无需顾及后者外在化的实现过程。

在充分了解了I-语言至E-语言的映射机制后，生成语法学派还要实现“跨越解释充分性”。也就是说，从生物语言学角度来研究I-语言的心智生成机制，推理出这种生成机制背后的生物进化因素。Lasnik(2005）、Boeckx et al.(2013）、Berwick&Chomsky(2016）、Chomsky(2017）等主张，“合并”这个句法操作可能是非洲东部原始人群的某一个体经受基因突变而被赋予了“复杂思维、计划等内在思维能力”（Chomsky 2007:22），而且“合并”操作的突现“是人类物种专有的语言心智的一个必要前提”（Chomsky et al.2019:236）。因此，生物语言学研究需要探究的是与“合并”相对应的基因表达式以及I-语言的心智生成机制及其生物进化因素。

我们据此将I-语言/E-语言与三种充分性的对应关系具体表述如表1所示。生成语法学派从儿童语言习得的刺激贫乏现象入手，在描写充分性的基础上对I-语言至E-语言的映射机制实现解释充分性，并分别从语言学和生物学角度研究I-语言的心智生成机制和生物进化因素，“从而实现超越解释充分性的理论高度，促使其理论研究不断趋于抽象化、原则化和内在化”（陆志军2017:9）。

06

结语

“语言探索的重中之重就是要合理科学地理解I-语言与E-语言之间的逻辑关联性，如此才能深入分析语言的共性与个性”（Sigurðsson 2011b:214）。乔姆斯基的I-语言/E-语言之分经历了三十余年的研究历程，刺激贫乏现象是该历程的研究缘起，而对语言习得现象的自愿存疑、主动生惑并辩证求解的研究理念则是该历程的原始驱动力。本文主张，I-语言（思维语）属于狭义语言官能，而E-语言（交际语）是线性化的I-语言，属于广义语言官能。狭义句法等同于I-句法，而广义句法包括狭义句法和E-句法。E-语言对I-语言产生反向的“回溯”操作，形成“回溯语言”。不同于E-语言，I-语言有助于解答所有“乔姆斯基五问”。生成语法学派不满足于I-语言/E-语言研究的观察、描述与解释的充分性，旨在实现I-语言研究的“超越解释充分性”。

生成语法学派在此研究过程中提出的诸多“可能的科学假想、理论探索以及需要重新思索的研究课题，是对最简方案框架的又一重大贡献，把最简方案研究推向一个新的理论指导高度”（陆志军、何晓炜2017:9）。如果I-语言跟“合并”一样，也属于一种可通约的概念（commensurable notion；宁春岩2018），那么生成语法学派有关I-语言/E-语言之分的研究成果将能够促使其与生物语言学进行学科合作，并开展对人类语言及心智的整合研究，进一步推动相应理论研究成果在手语、语言习得、自闭症以及特殊语言障碍等领域的转化与应用，这也有利于完善跨学科的研究范式，深入挖掘I-语言/E-语言之分的应用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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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欢迎查阅知网或《外语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3期纸质原文。

本文编辑：上海理工大学 孙雨

本文审核：吉林大学  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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