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 | 王东风《诗歌翻译论》

应用语言学研习 2022-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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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翻译论》

（文明互鉴与现代中国丛书）

梳理百年西诗汉译史

颠覆传统诗学与译学观点

努力构建西诗汉译的翻译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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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西诗汉译至今已有百年历史。本书从诗学的角度对西方诗歌的汉译展开了批评性研究，重新审视和梳理这段历史，尤其是五四时期的西诗汉译，探讨了西诗汉译与中国新诗之间的关系，展示诗歌翻译范式的更迭与方法的进步，分析诗歌翻译中存在的诗学问题及其对中国诗歌文化的影响，提出改进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并将理论上的探索验证于实践，旨在提出更符合诗学理念的诗歌翻译方法，并在一定程度上构建西诗汉译的翻译诗学。

作者简介

王东风，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中山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生导师，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生导师。翻译界知名学者，著有《中国译学研究：世纪末的思考》《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和译者的文化态度》等多部专著，并发表论文上百篇。

序

我不是诗人，也不是诗歌翻译家。翻译诗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体验翻译转换的审美感受，二是检验理论研究的效度。

我不是诗人，也没有写过诗，因此不知道诗歌创作的语言感受，但从诗歌翻译的角度看，我个人的体验是：那是一种创造语言美的过程，就像是德莱顿所说的“戴着脚镣跳舞”。很多人都将此语理解成不自由、受约束，但我却在诗歌翻译的过程中悟出此语之妙：戴着脚镣还能够跳舞。能称为“跳舞”的，必定是具有审美冲击力的；虽有约束，却因为这样的约束，而使这样的舞蹈别具魅力；虽有约束，却还得要舞出优美、舞出精彩、舞出惊艳。中国大概没有戴着脚镣跳舞的文化记忆，但却有与此相类似的一种武术套路——武松脱铐。据说该套路的灵感来自于武松在被押解过程中遭暗算，戴着枷锁奋起反抗的事迹。武者在整个套路过程中，双手紧合，以模拟双手戴铐，但却能做出各种复杂、高难和优美的动作，辗转腾挪、上下翻飞，完全不受双手被缚的约束。可见，对武林高手来说，区区手铐岂能束缚其手脚。对于诗歌创作和诗歌翻译而言，其实道理也是一样。闻一多就说过：

……恐怕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做诗的才感觉得格律的缚束。对于不会作诗的，格律是表现的障碍物；对于一个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现的利器。（闻一多，1993a：139）

我不是诗歌翻译家，但诗歌翻译却做得不少。早在本科学习期间，就在《青海湖》杂志发表过兰斯顿·休斯的诗歌译文。记得当时看到译文发表，心里无比高兴，但高兴之余，却又感觉有点诚惶诚恐，自问：我懂诗吗？我懂西诗吗？答案自知——一窍不通。虽然后来又翻译了大量的英美诗人的作品，但却再也没有那个胆气拿出去发表，只是作为一种英语学习的手段和感受诗歌翻译的体验，希望通过实践能弄懂诗歌理论，但这条路最后还是没有走通，并没有通过诗歌翻译而系统掌握英语诗歌的理论。看来摸着石头过个小沟小溪还可以，过河，尤其是宽广的大河，还真不行。最后还是在攻博的时候接触到了西方诗学，继而是西方诗歌理论，才有了一种顿悟的感觉：之所以会顿悟，早先的诗歌翻译实践所建立的感性认识还是很有帮助。可见，实践还是需要与理论相结合。如今，早年的那些译作都遗失了，但并不觉得很可惜，因为那时对诗学和诗歌理论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不懂诗，尤其是不懂西诗，顶多只是用自以为优美的辞藻把原文的意思译出来了，难以反映出原诗真正的诗意/ 艺。

回想起来，当时翻译英美诗歌，基本操作就是用分行散文体，无论是哪个诗人，都是一个套路、一种文风，管他十四行诗、八行诗、六行诗、四行诗、自由体，统统译成分行散文体，如此显然是无法把不同诗人的诗学风格体现出来，难免千人一面、千人一腔，无法把原诗作者的个性彰显出来。当时，之所以会采用这样的方法去翻译，也是受了五四以来诗歌翻译主流的影响。这个主流就是把西方诗歌译成分行散文体。

1989 年，我参加了“英汉比译学会”（今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的第一次会议，会议期间结识了刘重德先生、楚至大先生、郭著章先生和黄新渠先生；几年后又有幸结识了黄杲炘先生。他们要么是诗歌翻译家，要么是诗歌翻译研究者。听他们在谈论诗歌时才知道，当时的诗歌翻译界正在热议卞之琳先生的“以顿代步”的翻译方法。这算是我在诗歌翻译理论方面的第一次扫盲。仔细研究了这一方法，感觉不是很难，相比较过去自己用分行散文体所作的诗歌翻译，“以顿代步”只要求一行之中的顿数与原诗的音步数相同就可以了。但初步的感觉是，“以顿代步”所生成的译文还是散文体，而且怎么读也还是读不出明显的节奏来，怎么读都还像是自由诗。问题出在哪里？当时想不明白。此事一放就放了好多年，直到再次回到象牙塔读书的时候，才慢慢找到了这一问题的答案。

原来，英美诗歌，乃至西方诗歌，也有严格的格律，并非像五四以来的诗歌翻译那样自由散漫。西方格律诗跟中国格律诗一样，也有押韵和节奏，这是二者的共性。二者的差异也很突出，但从卡特福德对不可译性的界定（Catford，1965：94）来看，这些差异并非是不可译的元素。于是，暗暗拿定主意，未来一定要对诗歌翻译问题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

又过了很多年，2008 年，我获得了中美富布赖特研究学者项目的资助，赴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访学。我的接待教授是黄运特先生，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英汉两栖诗人和学者。他的书斋里，还有学校的图书馆里，有大量的诗集和诗歌理论著作，其中不乏中国诗歌翻译家的译著。于是，从那时起，我开始逐步将研究重心从前一阶段对连贯与翻译的研究转到诗歌翻译研究。

进入系统研究之后，不难看出，自新文化运动起出现的白话诗歌译文存在着明显的格律不等值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具有现代意义的西诗汉译没有把原诗的节奏保留下来，押韵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认识的加深，很快得到了较好的处理。但就格律诗而言，节奏的重要性至少是不亚于押韵，节奏没有体现出来，原诗的音乐性就会受到直接的伤害。

卞之琳先生提出来的“以顿代步”的翻译方法，目的是为了解决诗歌翻译的节奏对应问题，但由于“顿”不是等长的节奏单位，实际上跟西方格律诗等长的节奏单位并不能形成默契的对应。但节奏等长的问题并不难解决——只要用“二字顿”来对应原诗的抑扬格就可以了。我将这一方法命名为“以逗代步”：原则上以二字逗代双音节音步，因为双音节音步是英美格律诗的基本节奏。我用这种方法重译了两首著名的长诗：《希腊群岛》（即《哀希腊》）和《西风颂》。两首译诗发表之后，心中不免有点小小得意。相比较而言，节奏明显而明快的译文比散文体或“以顿代步”体要明显得多。但稍加思考，这个得意便随风而去了，因为“以逗代步”只是“以顿代步”的微调版，二者只是译出了原诗的拍子，并没有译出原诗的调子，因为节奏是由拍子和调子合成的，翻译时如果顾此而失彼，原诗的音乐性还是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于是，开始琢磨调子（即声律）的翻译问题，提出了“以平仄代抑扬”的理论模型和设想，并撰文论证了这一方法的理据，但却始终不敢用这一方法去尝试实际的翻译，理由很简单——太难。

但再难也需要勇敢地去面对，因为如果不能把这一方法成功地应用于实际的翻译，那么这一方法也就成空谈了。下定决心之后，我在2018 年，花了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用“以平仄代抑扬”的方法再次重译了《西风颂》。该诗由5 个十四行诗组成，从长度上看，用作检验可以说是足以证明这一方法的可行性了。

虽然，表面上看，诗歌翻译从最初的自由化到“以顿代步”，再到“以逗代步”，最后再到“以平仄代抑扬”，只是诗歌翻译方法的改进，但实际上这一改进意味着一种扬弃，一种对先前的理论意识和翻译实践的否定，而这一否定的意义就远远不在诗歌翻译本身了。

……

本书的核心方法论是诗学，从诗学的角度反观中国现当代诗歌文化的发展；整个研究的思路是：从诗学看诗歌翻译，从诗歌翻译看中国白话新诗的形成。诗学源自于亚里士多德。按封丹（Fontaine，1993）的说法，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引发了诗学的第一个阶段——模仿诗学；他的《修辞学》引发了诗学的第二个阶段——接受诗学；而诗学的巅峰阶段则是客观诗学。虽然现当代诗学认为，诗学是文学研究，甚至是“文学的科学”（Todorov，1977：236；1981：69），因此涵盖所有的文学门类，诗歌只是其中之一而已，但毕竟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文学的主要表现形态就是诗歌，那时还没有小说。从这个角度看，诗学对于诗歌的研究自然是最有亲和力的。诗学的方法论是用语言学的手段来分析文学语言，这一传统从亚里士多德即已开启，到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时走向了巅峰，后续的解构主义则进一步弥补了结构主义诗学的一些漏洞，使诗学变得更加具有理论的力度、厚度和强度。因此，本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论就是对诗歌的原文和译文展开语言学分析，以比较二者之间的诗学等值关系。诗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理念是从文学作品的形式入手，分析其诗学功能、价值和效果。这一方法论对于中国的诗歌翻译研究有着重大的反思意义，因为传统的诗歌翻译和研究过于注重意义或内容的翻译转换，严重忽略诗歌形式的审美内涵，由此而造成的危害不仅影响了诗歌翻译和研究本身，更影响了中国诗歌文化的健康发展。

本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文史篇”，聚焦具有现代意义的诗歌翻译的发生、发展和影响，虽然这个课题已经有了不少研究，但从翻译和诗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会揭示一些以往的研究所忽略、忽视，乃至误解的方面。第二部分是“诗学篇”，聚焦诗歌翻译的本体，诗歌翻译研究虽然一直都有不少学者和翻译家在做，但从诗学的角度来研究诗歌翻译问题的成果则乏善可陈，因此一些在诗学看来有明显问题的翻译现象和方法就一直没有被揭示出来，而诗学方法论的介入则有助于我们看清一些原本很基本但却被无视的问题。第三部分是“译者篇”，聚焦了四位著名的诗歌翻译家，希望能以点带面地展示在大致相同的诗歌文化背景下个体译者的翻译理念和实践。

诗歌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但中国的诗歌文化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变化是让这一瑰宝更加灿烂了，还是让她变得暗淡了，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于诗歌翻译是这一重大变化的重要推手，因此理性地分析诗歌翻译的得失，至少可以为我们对这一重大变化的利弊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引起一种新的反思。

王东风

2020年6月19日星期五

于广州番禺南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