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访谈 | 以色列Shuki Gleitman：积十年经验深知，广州是生物医药投资的最佳城市​

《科技与金融》高端访谈栏目将连续多期对多位高层次外国专家进行专访，为产业的技术升级、产业转型把脉献策，探讨产业发展及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机遇和挑战，为读者带来国际合作的经验借鉴与启发。 

位于中心城区东南面的广州国际生物岛（以下简称“生物岛”），今日已成长为有“生命之岛”美誉的广州名片；流连其间，见风土之绮丽，产业之宏大，精奇种种，人才济济，不免有日新月异之叹。

更令人欣喜的是，随着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奋力将生物岛打造成为国家生物医药政策创新试验区、世界顶尖的生物医药和生物安全研发中心，已有越来越多“广州中以生物产业投资基金（GIBF）”一类的中外优秀团队选择到广州“登岛”。
“广州参与我们基金的投资本是一项创新之举，在中国城市中独一无二。”2012年起，苏格·基莱特（ Shuki Gleitman）便开始筹划并设立了广州中以生物产业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中以基金”），他看中广州生物产业的潜力，极力将以色列的一些先进科技与管理经验引进广州。
在这份决心下，目前已有12家以色列医疗科技企业与基金在广州了成立合资公司，硕果累累。在这次采访中，苏格先生表达了对广州乃至中国生物医药领域营商环境的坚实认同，又对中以基金的发展前景有着充沛信心。
他谈到，广州政府与广州企业有着不一样的眼界与思路，“我们与广州政府的合作比其他地方都好，广州人能够敞开心扉，总是乐于助人”。当然，机遇与挑战总是并存，他亦指出，广州尚存在缺少生物医药领域国际龙头企业的短板。此外，他认为广州应该建立一种产业生态系统，以鼓励人们不懈尝试并将丰富的创意变为现实。本文首发于《科技与金融》2022年5月刊采访、编辑｜李慧 翻译|靳松 文︱吴政希  图｜由受访者提供

Q 《科技与金融》记者A Shuki Gleitman（苏格·基莱特曼）

在广州有高水平的合作

Q  您从2012年开始在广州工作，请问是什么原因令您决定到中国发展？

A  建立中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纽带，加强联系及合作对两个国家而言都很重要。尽管中国经济体量大，以色列经济体量小，但我认为在技术创新领域，中以两国肯定能展开有效合作。
在我看来，目前两国的合作还不充分，可以做得更多、更好。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为两国的美好事业服务的机会，也是一个开展经济活动的新机会。所以我把握了这一时机，来到中国。Q  您对广州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A  第一印象是绿色洁净。与中国其他一些大城市相比，广州的空气质量极佳。另外，广州的发展速度相当惊人，与25年前我第一次来广州时相比，它的变化真是翻天覆地。
最重要的印象是：和广州的官员交谈之后，我们发现广州开放水平很高，这里愿意积极开展各类型的合作，能提供一个非常友好的环境，这也是我们选择广州的主要原因。
Q  自2018年以来，你们协助广州中以生物产业投资基金（GIBF）在广州国际生物岛正式设立，并将12家以色列企业引入中国。在推动广州和以色列的创新合作的过程中，您有何感受？A  我认为我们的合作才刚刚开始。Fund One（第一期基金）是一个试验项目，目的是探究以色列的管理团队和广州的研发团队能否契合，模式是否合理。我们实际上学到了很多，双方合作得很好。我们现在在做的是Fund Two（第二期基金），以期不断提升合作水平。
过去两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出入境受到很多限制，尽管存在这些限制，我们仍然成功地将一些优秀的以色列公司和合作项目吸引到广州，并且得到了市场很积极的回应。我对双方合作的非常乐观，目前取得的成果只是一个起点。
集国际优势于中国的合资公司是一个极好的合作模式
Q  能否给大家介绍下中以基金的投资逻辑与策略？A  我以Fund Two的投资逻辑举例。我们刚刚批准了Fund Two的第一个投资，其遵循的基本逻辑如下：我们与处于药物研发阶段的公司打交道，之所以倾向与初创企业而不是与大集团打交道，是因为大集团已经知道如何处理研 发成果。
我们关注的是那些拥有好的医药产品、处于临床研究阶段的公司，并提议与这些公司在广州成立合资公司（由母公司控股）。在广州的合资公司将负责进行药物获批上市所需的整个临床研究的一部分。
我们会在中国和其他西半球国家同时进行临床研究，将相关审批文件提交给各国的药物监管机构，并争取在各地同时获得该药物的批准，而广州的合资公司将负责药物的研发与制造及其在中国的销售。
例如，我们与一家瑞士药物研发公司建立了合资企业。这家公司之前已在中国运营，也获批进行临床研究，在他们遇到一些问题之后，便找我们合作建立了合资企业，并通过这家合资企业开展在中国的所有活动。现在他们更有竞争力了。
又例如，与我们接触的一家公司在中国研发治疗眼疾的药物，其独一无二之处在于药物研发是通过在中国的合资企业完成。现在这家公司在广州有3个正在进行的临床研究，为病人提供远程诊疗服务；中以基金所做的，是在整个过程中提供支持，包括支持公司将研究引入广州、与广州各方开展合作。
此外，我们正在和一家医药领域的国际大公司进行高级谈判，计划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远程眼部诊疗方面开展大规模合作。

Q  您认为中以基金在模式方面，有哪些特点与优势？

A  我们投资的公司是在中国做临床研究并按中国相关法律法规运作的公司，他们在中国要么开展临床研究，要么做市场营销，我们的方案不仅有利于他们改善财务状况，还提供了国际视野。我们开展的业务合作，已经显著提升了这些公司的竞争力，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优势。
可以说，中以基金的模式对中国的合作伙伴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进行先进药物研发和市场推广的这家合资公司是中国公司。对以色列或国际合作伙伴而言，其利好在于部分临床研究能在中国完成。临床研究是一个非常令人头疼的问题，需要高昂成本。所以当我们把部分临床研究放在中国完成时，国际合作伙伴的负担就减轻了，也能帮助合作伙伴获得世界各地的药品上市许可。这就是我们开发的一种商业方案，当然我们亦开发了大量其他方案。前期中以基金在了解市场、权衡利弊上投入了大量时间和心血，到了今天，我们的发展已步入正轨。

公司估值未必反映蕴含价值

Q  中以基金目前取得了哪些成果？能否介绍一些例子？A  我们目前成功退出第一个公司，他们在纳斯达克上市，中以基金就退出了，并返还给投资者5倍于投资额的收益。这是第一个成功案例，产生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退出另外两个公司，其中一个是我们计划在香港上市的合

资企业，这次合作也很出色；另一个是我刚刚谈到的那家眼部诊疗公司—— 威视力医疗，他们提议购买我们在合资企业中的股份。如果他们支付的价格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就会退出。如果双方都能得到很好的投资回报，那就是一个很好的融资项目。
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融资，我们的模式也在优化。中以基金能取得这些成果，不仅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商业模式，还因为我们有来自中、以两国的优秀团队。以方的团队主要由专家组成，其中一个团队的成员是以色最大的医院Sheba医疗中心康复医院的院长，负责医院的管理以及临床项目。
总而言之，我认为中以基金已为我们所投资的公司提供了显著回报，并希望为我们的投资者带来显著的投资收益。
Q  很多创新药企在上市之后，二级市场的估值形成倒挂，您对这种情况怎么看？A  我认为公司的IPO与市场浪潮、投资风向以及企业家的路演能力有关，它并不一定反映一个公司的真实价值。举个例子，此前Google收购了一家主营导航业务的以色列科技公司，当时这家公司雇员不足80人，没有任何收益甚至可预计5年内都是如此。
在中国资本市场，这样的公司估值非常低。但Google支付了11.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70多亿。4年后，这家公司项目成功，给Google带来丰厚的回报。所以，很难仅根据一个公司的经济指标对其估值。

试想当一家中国药企进行IPO时宣称自己的新药将会拯救世界、可以治疗目前的不治之症，会发生什么呢？它会强调经济指标和回报，但预期并不总能实现。

市场非常残酷，看重的是一家公司的真实性，上市公司必须公开经营状况和项目的真实情况，必须要努力兑现承诺。如果一家公司能够实现预期、有效投入研发、生产出色的产品、市场的反馈良好、实现对股东的承诺，其估值就会上

升，反之亦然。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公司IPO在一两年之后估值会跌入谷底。

Q  您如何看待Fund Two的未来？A  我很乐观。Fund Two才刚刚开始，投资期大约5年，Fund One的成功经验使我们知道如何更好地推进项目。我认为，当全球商业活动逐渐恢复后，中以基金将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能开展更高水平的合作—— 因为我们的商业模式是正确的，而且我们有广州这座城市的强力支持。
建立生态系统方能激发广州创新活力
Q  在过去7年，您在广州推行以色列的孵化模式并取得良好进展。能否分享一下其中的挑战？A  创新是小规模技术创新创业公司的基础。广州有一流的大学，一流的医疗机构，拥有良好的创新基础，但是这些研究机构体现出的创新水平尚有提升空间。

这些机构应该培育出更多的创意和知识产权，并以此孵化小规模的创业公司。我们必须建立一种生态系统，必须激发大众的创新活力，我们需要更多地走出去，鼓励人们敢于尝试并实现他们的创意。

我并不是说政府应该降低对生物医药研究的资助，或者减少对大学研究的支持，但应该以有效的方式，从大学与研究机构中获得更多创新的力量。另外，我关注到政府致力于推动“孵化器”的高质量发展，为初创企业提供多元化、多形式的创业孵化服务。创业公司的蓬勃发展有利于公共利益，政府的干预和支持是必要的，并应该以更高效的方式帮助孵化企业。
就我们涉足的生命科学和药物研发领域而言，我们需要深化与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合作，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作为监管机构，它的责任是确保推向市场的药物和医疗设备的安全性，确保药物对使用者来说是有效的、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然而，双方之间有时存在一些理解障碍，使我们必须改善沟通方式，满足双方的关切点。我们会不断完善这种合作，这样彼此在药物研发的开始阶段就可以更好地相互理解，减少各种不必要的困扰。
Q  十年来，您一直对广州生物医药产业积极建言献策，您认为广州生物医药产业面临什么挑战？我们可以从以色列模式学到什么？A  首先我并不确定是否存在以色列模式。但我认为以色列和中国有很多不同之处：以色列国土面积不大，市场亦很小；相比之下，广州，广东，乃至整个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因此两国考虑问题时的出发点有所不同。
我认为广州可以向以色列借鉴的是如何建立创业公司和早期创新产业的生态系统，而且广州乃至中国可以青出于蓝。
我想举一个成功的例子，新加坡。新加坡政府主动与30多家世界顶级公司接洽，与很多尖端药物研发公司达成了合作协议。现在新加坡已经成为世界生命科学中心，其药物相关产品出口占到新加坡产品出口总额的5%，20年前这个数字还不到1%，此外，新加坡另一优势在于非常注重产权保护。
我认为，广州在某些方面比新加坡更优，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生命科学产业市场。
我想强调的是，广州必须建立创新性的产业生态系统，其应该包括医院、大学、创业公司和大公司。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已经有相关计划，通过调控手段给予产业支持。目前，广州缺少生物医药产业的巨头公司，因此政府需要吸引、说服大公司在广州建立总部，譬如在广州创建大型生物医药制造业基地和国际项目基地。 
另一方面，我们期望与各级药监局在临床研究和活动、新药上市等方面，建立更有效的沟通机制。建立生态系统并非一日之功，但如果将其作为一个长远目标并努力促其实现，将会有更多生物医药领域的大公司、更多衍生于大学和医院的初创公司会选择广州。
为此，广州可以采取更加有力的支持计划来推动生命科学的创新。广州参与我们基金的投资本是一项创新之举，在中国城市中独一无二。现在广州的基础设施完备，但是在生命科学领域，北京、上海整体上仍领先于广州。
我们希望广州能够拥有更高的格局，将自身转变为生命科学的龙头城市，虽然有挑战，但我们相信这一目标可以实现。
我个人认为广州是外商经商的最佳城市。从与政府的合作来看，我们与广州政府的合作比其他地方都好，广州人能够敞开心扉，总是乐于助人，愿意在各个方面给予外商帮助；广州拥有开放的思维与利好的政策，譬如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优势。我认为广州的这种高水平合作应该继续保持。

利好政策感同身受，

一个真挚的建议

Q  结合您在中国的工作经验，你认为可以怎样激励海外专家更积极地投入中国的技术创新？A  我认为地方政府需要吸纳海外人才、本土人才参与技术创新，让人才真正成为项目、初创公司的一部分，而不只是政府的顾问，这样可以使中外人才发挥更大作用。
在给政府做顾问、建言献策的同时，外国专家的主要工作应该是与本土人才一起参与技术创新，如此，外专的作用才能最大化。总之，我希望外专可以更多地参与中国大学以及医院的项目，因为他们本身已经有非常丰硕的研究成果，有很多值得学习之处。政府需要为外专参与这些项目与合作扫清障碍。

后记

苏格先生的到来以及中以基金在中国的成功，是近年来广州加快打造人才高地、加快核心产业布局的一个例证。他坦率表达了自己对广州整体环境的肯定，尤其对广州的高水平合作乐在其中。

他亦指出相较其他城市，广州存在缺乏国际龙头企业来引领生物医药产业做大做强的不足；万丈高楼平地起，这些好建议，更增强了我们发展的自信。

在访谈中，他提及自己非常喜欢在中国、在广州工作与生活：在新冠疫情出现前，他每年有30%—40%的时间待在广州；而疫情的出现，已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外专人才来华工作。在形势不断变化之中，更需要我们对人才引进与合作交流方式有新思考与新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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