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阅读国内报刊，得悉北京和成都已开始举办朱德诞辰130周年的纪念活动，诸如报告会、座谈会、研讨会等。按照官场惯例，相关的省市也将会紧随。官方和学界发起缅怀与重新评价朱德一生的历程，在其去世四十年之后，凸现了纪念朱德的当下意义。如今斯人已去，往事如烟，蜀汉故乡，月照千秋，留下的是太多的缱绻，太多的追思。上世纪“文革”初期，朱德的日子与其他开国将帅的相似，都不好过，大多被边缘化，被批斗，被迫害致死，当然林彪不在此列。一夜之间，红卫兵“造反派”无端抓走了朱德的唯一爱子朱琦，其时他尚在北京铁路局当火车司机，尽管属于“工人阶级”，抓走后几年音讯全无。直到1974年，家人方知朱琦在下放的劳改农场突然离奇死亡，没有留下任何遗嘱。与此同时，朱德夫人康克清在全国妇联也连续几年遭到批斗，逼她交待朱德“反党”的问题。据史料记载，朱德气得将拐杖在地板上敲得咚咚作响，悲愤地质问：“这是什么道理? 明明是要打倒我朱德，何必又株连九族呢?”文革后期，“革命到底”是朱德在人生89岁耄耋之年发出的生命呐喊和心灵绝唱，这不是一般革命者口号式的语录，这其中蕴含着一个红军总司令，开国元勋晚年的郁愤和悲壮。1976年初，在周恩来去世的追悼会上，朱德行的一个军礼，向自己的入党介绍人致敬，令全场人为之动容，又岂止仅是感念与怀旧二词所能概括？那一年，朱德面对政治高压，身心已极度疲惫，数次入院抢救。7月初，他在心情抑郁中撒手人寰，随其挚友而去，如今这笔账都算在了“四人帮”头上，倒也在理。其实，纵观朱德一生，戎马倥偬，逐鹿中原，早年与六位妻子的婚姻故事更为凄美，本文力图串起这些历史碎片，再现朱德作为一位现代中国革命家富有人性的一面，以飨读者之朵颐。（下图：朱德与儿子朱琦、赵力平夫妇）
朱德1886年12月1日生于四川仪陇马鞍场李家湾一个贫苦佃农家庭。在现代中国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他曾先后有过六位妻子，留下一儿一女。萧菊芳生儿子朱琦；贺治华生女儿朱敏，其他四位无子嗣。她们中有遵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温良朴实的原配夫人；有出身书香门第，初通文墨的大家闺秀；有甘愿自我牺牲，恪守妇道，抚养前妻之子长大成人的贞女，有惨遭杀害的江西红军女战士；还有陪伴他步入金婚的中国妇女运动的卓越领导人；然而也有鲜为人知，被周恩来下令处决地下党叛徒。1905年9月的一个黄道吉日，19岁的朱德举行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婚礼。这年的8月，年青的朱德参加了科举考试，结果他中了一名秀才，在他淮备参加更高一层的考试时，科举考试宣布被废除了。在旧中国，“金榜题名” 之后，就是“洞房花烛” 夜的到来，这是理所当然和顺理成章的事。在未参加科举考试前，家里的长辈们，就和他谈论到他的婚姻大事。19岁，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经属于晚婚，这事不能再拖了。在朱德小时候，家里就把他过继给没有子女的伯父朱世连。他的伯父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男人，从不虐待妻子，没有子嗣也不借口休妻。他是一个治家严谨又知道节俭，勤劳又懂得打算，对人慈祥和蔼，他待朱德胜过朱德的生父，这才使朱德有了上学的机会。新娘是朱德的表姐，朱德大舅父刘泽沛的女儿，他养母刘氏的侄女，名叫从珍。此时她二十一岁，在当时，算得是一名大龄姑娘了。这是一门亲上加亲的姑表亲。在当时中国很流行。这婚事可以使朱德已经负债累累的贫穷家庭，省却一笔昂贵的聘金。然而对朱德来说，这是长辈们包办的婚姻，是他一次极不情愿的婚事，是非常无奈的婚事。他受过儒学教育，使他不能反抗这婚事，而他又接触到了模糊的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又使他难于接受这种安排。（下图：1957年刘从珍留影）
延安时期，朱德对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说，在当时，自由的新风正在吹遍中国，年青人都说，中国未获得自由前，何以为家？而且，他们只愿意与受过教育的姑娘结婚。所以，对这一次婚姻，朱德一直把它沉埋在心底，从不向人提起。在对史沫特莱口述他的历史时，也没有提及。所以这次婚姻，就一直尘封在历史的长河中。因而一些著作错把朱德和萧菊芳的婚事，当作他人生的第一次婚姻。只有少数的著作透露了曾有的这次婚姻：女方姓刘，朱德养母的侄女。刘从珍，一个朴实健壮、善良贤慧的农家女。她是仪陇县马鞍场刘家坝人，住在仪陇县新寺穆家坝，生于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8月14日，母亲赵氏。自1905年嫁入朱家后，由于朱德一直外出到南充、成都读书，夫妻俩一直是聚少离多，但刘从珍还一直生活在朱家。1919年秋天，已任靖国军旅长的朱德，把家里二十多口人接到他的驻地泸州居住，刘从珍也随家人一道被接到泸州。尽管他们已经沒有了夫妻之爱，但姐弟之情犹存。这是刘从珍自朱德在1908年12月末离家之后，他们之间第一次见面。但这一次的重见面也是不太长。
1920年10月，她又回到陇仪县马鞍镇琳琅村的老家。从此之后，她再也沒有与朱德谋面了。为这事，生父朱世林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原谅儿子。但元配夫人刘从珍很清楚朱德心中的苦楚，更为他执著的追求、忧国忧民的浩然之志深为感动。婚后虽然她一直独守空房，焚香枕月，但在公婆面前从不显露，任劳任怨，精心侍奉两位老人，深得喜爱。那年月，刘从珍作为旧式传统女人，在家还搓麻纺线，挣取零用，从不写信向朱德要钱，令人唏嘘。1933年到1935年间，国共交恶，四川军阀杨森受命，杀朱拔毛，派部下先后三次移葬朱家祖坟。善良的刘夫人，目睹了朱家的坎坷命运，从此有生之年吃斋念佛，孤听风眠，惟有祈求夫君朱德在外平安。朱德对刘夫人虽无妻之爱，但姐弟之情犹存。他驻军泸州时，就曾接家母和刘夫人到旅部所在地长住。据说上世纪50年代，朱德曾安排她去北京过日子，颐养天年，但刘从珍感到还是乡村生活舒坦自在，不愿意去京。1958年元配夫人刘从珍在家乡病逝，享年74岁。刘氏是个朴实、勤劳、尊老爱幼的农村妇道人家。病逝后朱德的儿女朱琦朱敏感念这一切，还曾回到四川老家为嫡母送葬。朱德早年的几段婚姻，是中国妇女苦难历史的缩影。当年四川仪陇乡下，娶有钱人家姑娘可得一笔陪嫁的风气，但朱德受新思想影响，为了反抗世俗，发誓要与受过教育的女子结婚。多次拒婚后，他离开家乡，前往成都报考了一所高等师范学校。1912年秋天，朱德投笔从戎，赴云南昆明讲武堂。朱德认识了滇军中一位朋友的妹妹，昆明师范学院（现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肖菊芳。她出生于积极参加维新运动的书香门第，是一个没有缠足，乐于接受新思想的女子。当时朱德已是云南讲武堂的青年教官，许多人都很关心这位少校的婚事。在朋友的巧妙安排下，朱德到肖菊芳家拜访，肖马上就对这位年轻英俊的少校产生了好感，并羞答答地同朱德说了一席话，这在当时是相当“革命”的举措了。
1912年秋天，26岁的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朱德同昆明师范学院19岁的学生萧菊芳结婚。婚后的肖菊芳继续在师范学校读书，仍住学校集体宿舍，朱德也依旧住在讲武堂，整日带兵操练，他们只能在星期天团聚。凭朱德当时的地位，完全可以在昆明找一套别墅住，可是朱德和萧菊芳没有这样做。多年以后，朱德曾经自豪地说：这婚事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上图：朱德第二任妻子肖菊芳生朱琦之后在四川南溪留影）1937年，在陕北，朱德深情地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说：“1912年秋天，我结了婚，妻子的名字叫萧菊芳，师范学校的学生，十八岁，出身于积极参加维新运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家庭。她是个诚实和相当进步的姑娘，也没有缠足。她的哥哥在部队里和我是朋友，是他筹办了这件婚事。我那时已经二十六岁了。照平常人说来，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我是个平常人，也希望有个妻子”（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
1916年初，朱德随讨袁护国军第一军北征，开往家乡四川。这时萧菊芳已经怀孕了，也许是想念丈夫，也许是想念丈夫的家乡，朱德出征后，萧菊芳毅然坐轿子来到泸州，在泸州租了一所小小的住宅，同朱德住在一起。同年9月底，萧菊芳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保柱”，谱名“宝书”，即是朱德的独子朱琦。保柱为这个小家庭增添了许多欢乐的气氛。萧菊芳为养育保柱日夜辛劳，却不知病魔突然袭来。据说孩子出生数月后，肖菊芳患了类似赤痢的热病，不久就去世了。不过，另据《朱德年谱（新编本）》记载，肖菊芳是在1919年6月24日去世的，当时朱德哀痛之余写下了一首悼亡诗：“草草姻缘结乱年，不堪回首失婵娟。枪林弹雨生涯里，是否忧惊避九泉？“ 寄托了对亡妻的怀念之情。萧氏去世后，保柱由朱德的第三位妻子陈玉珍抚养成人。那年那月，朱德在四川南溪有一位挚友孙炳文，曾是留德期间的同学。他把自己的外甥女陈玉珍介绍给朱德，后来成为了朱德第三任妻子，也是未缠足的，参加过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16年的革命活动。她有着一种旧时女性的端庄、沉着和自信。她曾在四川南溪简易师范学校读书，是一位受过教育的蜀中女子。订婚前，陈玉珍有一个条件，如果不在结婚前同求婚人当面谈谈，她就拒绝考虑婚事。朱德接受了这个“挑战”。朱德见到陈玉珍后，双方都产生了好感。不久，俩人就结婚了。这对夫妻曾有许多共同的爱好：读书、音乐、莳花。同时也是一把理家的好手。婚后，她把家庭布置得简朴、新颖，非常干净。当她知道朱德喜欢养花时，她在小家庭的里里外外都摆上了鲜花，她还精心修整出一个很漂亮的花圃。陈玉珍虽没有生育，却对朱德亡妻的孩子视若己出。这第三次婚姻，使朱德有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在穷兵黩武的年代里，朱德的三口之家仿佛是一个安全港，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当年当地有思想的人，经常到朱德的寓所聚会，研究中国社会，探讨民主、科学、民族和种族平等等问题。为此，陈玉珍还布置了一间精致的书房，搜寻了一些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以及关于种族和民族平等的宣言这类题材的书籍和小册子，还订阅了《新青年》和《新潮》等杂志。
此外，由于两人的兴趣和爱好相近，陈玉珍还精心为朱德选购了《诗经》、《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孙子》等大量古典书籍，其中有许多还是珍贵的清刻本典籍，为此她还买了两个漂亮的书柜，并把这间书屋整理得井井有条，成为朱德平日十分喜爱的一个地方。朱德在这里大量地阅读，后来其中的一些书由泸州市图书馆收藏（大致有1500多册），上面还保留着许多朱德读书时的批语。还记得上世纪文革初期，笔者曾在南溪县一中的儿时岁月，彼时父母亲在那里教书，闲暇时曾有二次去看望陈玉珍婆婆，老宅内屋里尚存放不少旧书，据说就是朱德留下的。那时她慈眉善目，谈吐温和，还能生活自理，随遇而安的神态至今还留存在我的记忆里。（下图：陈玉珍夫人当年布置的房间，朴素简单却仍透出书香之气。）
朱德曾回忆与陈玉珍共同生活过的日子，他说：当时“封建的社会习惯在四川还很顽固，可是我的妻子和我，还有我们的朋友，对它全力攻击。我们多数人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生活，组织聚餐会——在这种场合，男人和妇女以平等的地位交往。男人们把他们的妻子和姐妹带来，而她们也生平第一次学会了与没有家属关系的男人讨论问题”。（《中国元帅朱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1922年夏末，朱德与好友孙炳文一道离开四川前往上海寻找革命道路。临走前，朱德接到川东军阀杨森的电报，杨森邀请朱德到重庆作客。朱德就告别妻子和儿子，离开了陈玉珍的家乡南溪。谁知这一别离朱德再也没有见到他们。在上海逗留期间，朱德被陈独秀视为“军阀”，拒绝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朱、孙二人又从上海起程，搭乘法国轮船，前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德国。1926年7月，朱德从苏联海参崴转到日本回到上海，陈独秀派朱德到杨森的川军做兵运工作，以策应国民革命军北伐。同年8月，朱德抽空回到泸州、南溪，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回南溪家中与妻儿团聚。陈玉珍在与朱德分别的四年多时间里，一直悉心照料朱德的幼子，自己并没有生下子女。朱德于是将她和儿子接到万县，后来又到了武汉，又由武汉到了南昌。1927年，发动八一南昌起义前夕，朱德才派人把陈玉珍和儿子送回了四川。而这一别，竟是十年音信沓无。那是国共两党生死搏斗的十年，朱德作为红军的总司令在枪林弹雨中南征北战，而他又是国民党反动派通缉的最大的“匪首”，这必然使家乡的亲人和陈玉珍受到牵连。陈玉珍不仅要抚养朱德的儿子，还要照顾朱德的两个母亲（生母和养母），可以说是苦难备尝。（下图：宜宾市郊滨江路上朱德与陈玉珍的铜像）
陈玉珍就这样又苦苦熬过了抗日战争的八年，解放战争的四年。在期盼中度日，终于盼来了解放。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已无法再脱身返回故里探亲，也不可能恢复与陈玉珍的家庭了，两人的这桩凄美婚姻也就名存实亡。俗话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朱德深知陈玉珍对他的感情，对他的贡献、为他做出的牺牲。朱德不忘陈玉珍，常写家书给她。1950年2月，朱德又给陈玉珍写了这样一封情深意笃的信，并安慰她“好自为之，自作主张”。谨此辑录全信如下：玉珍：自别后，你多受惊恐，无日不神飞左右，你的深情，我是深知的。谢谢你。我们分别是为了革命所需，不是其它。今日南溪已得到解放，你们是能家居做事的，当无他顾虑，努力从事生产，自能享受余年，亦应努力参加革命工作，为人民服务，更多光荣。南溪当道，今日当然是我们的同志，无论军政党都是保护你们的，多与他们见面，如果在南昌时一样态度对之，自然使你们逐步走上革命道路。你们家中事亦可如此好好解决。我今年六十又四，食少事繁，身体日弱，个人私情、家事等等，不能不使我置之度外，望你好自为之，自作主张。来信云，你事繁任重，希望你努力加餐，为国珍重，将我和家乡忘掉好了，这是你真正的名言，是真知我爱我的。今后如有十分困难时，当托同志照顾一切，如能自立总以自立为是。你的侄儿女辈，如有革命志愿，家中不依靠他们为生活的，我可介绍培植为社会服务的有用人才。
祝你的身体好，并祝你的伯母健康。朱德二月十日夜
如今，这些信札分别陈列在京城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四川仪陇县朱德故居纪念馆，以物育人，供参观者缅怀过往的那些革命家得知性故事。在激烈变革动荡的大时代，陈玉珍嫁给了像朱德这样投身于时代大潮中的革命者，是不可能建立一个稳定温馨的小家庭的。可以说，她一生都在期待、风险、艰难中度过，她以无限的爱心照料了朱德的母亲，养育了他的儿子，她为他奉献了一生，也可以说是为中国的时代大变革奉献了一生，她值得后人的尊敬和爱戴。变节叛徒，第四任妻子贺治华
朱德的第四任妻子贺治华，四川开江县人，是朱德唯一的女儿朱敏的生母。她的姓名亦为贺稚番、贺兴华、何芝华、郝稚华等，四川开江县女子中学教员。据说她性格开朗，举止大方，模样更是百里挑一，堪称“开江之最”。对于她，杨子烈（张国焘夫人）在《往事如烟》一书中写到：“贺治华生得的确妖娆，柳眉杏眼，怒中带笑，愁中见喜，见了高级负责者，热得像团火。”由此可见，其人其事。（上图：1923年朱德和部分留德人员在哥廷根合影。前排右起：朱德、贺治华、郑太朴、张申府。后排右起：孙炳文、高语罕，其余不详。）1920年，朱德在川、滇军战事后，率领部队移驻云南昭通。在盐津县遇到贺稚番（后名贺稚华，贺治华），她便追随朱德辗转经上海去了德国。1922年冬，36岁的朱德和19岁的贺治华成婚，其为朱德的第四位妻子。1923年5月，贺治华和朱德转往德国哥廷根城奥古斯特大学学习社会科学。当时哥廷根还是很小的城市，只有4万人，有40多个中国留学生，其中四川人就有10多个。朱德夫妇住在文德路88号。当时朱德还常去柏林会见同志。11月，张申府和周恩来介绍朱德和孙炳文加入共产党，至1925年朱德转赴苏联学习军事，同行者中也有贺治华。当时与朱德在德国旅居的还有徐冰、李大章、刘鼎（阚尊民）、欧阳钦以及章伯钧、高语罕、郑太朴、谢唯进等中国留学生。（下图：前排右四为朱德）
近年来，有学者特意查阅了前苏共中央档案馆的档案，在档案（全宗号530，目录号2，卷宗号1）里，记载有1925年9月4日中共旅莫支部的一次会议记录，内容是决定西欧同志的去留问题，其中留在东方大学读书的，第一人便是霍家新，第15人是“贺治华”。此外，中共的早期档案中，也有一份1927年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的名单，其中邓颖超是中共中央妇委书记，蔡畅、杨之华、李文宜、贺治华、周秀珠是妇委委员。这都说明了当年“贺治华”的身份。
1925年7月，朱德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3天后获释放，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经波罗的海前往苏联。此时贺治华已经身怀六甲，朱德便把她安置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农庄，自己则于9月下旬按照中共旅俄支部的安排参加实际工作训练班学习。1926年4月18日，贺治华生下了女儿朱敏。四十岁得了一个千金，朱德说不出的高兴，亲自为女儿起名“四旬”，即朱敏。贺治华不仅嫌弃女儿的名字土气，甚至也嫌弃朱德性格老实、不懂浪漫。还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她就对朱德日渐冷漠。女儿的出生，也未能使她对朱德的态度变得温和。她便给女儿另起了一个洋气的名字“菲菲”。
当年，贺治华出了问题，在于贪图个人享受，出卖中共地下党员名单以换取巡捕房的赏金，导致了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罗亦农的被捕。事后中共立即通过内线查清了奸细的底细，感到刻不容缓的是要设法将霍家新、贺治华二人手中的逾300多地下党员名单夺回来，并进而消灭这个告密的“口”。这项紧急处决叛徒的机密行动就是由1928年4月刚返回上海的周恩来领导并布置的。当时中共特科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由顾顺章、陈赓等率人执行。1928年4月25日清晨，一队迎亲队伍来到贺治华的住宅前，在猛烈鞭炮声中，中央特科的红队（锄奸队）冲入贺治华房中，迫其交出手中党员名单后，开枪击毙了霍家新，贺治华因躲在床上，连开几枪，以为已经击毙，谁知贺治华没有死，但眼睛被打瞎了一只，成了“独眼龙”，随后国民党特务把她转移到医院中去治疗。锄奸队曾计划在医院里把她做掉，但特务在医院中防范得很严，没有办法下手，再加上党员名单已夺回，贺治华已难作祟，最后也没再追杀。这一段历史故事可参见革命家李维汉的回忆录。去年央视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孙红雷扮演的中央特科人员杨立青，身手不凡地除掉一对叛徒夫妇，其中被打瞎一只眼的女叛徒的原型，就是贺治华，她是朱德的妻子，朱敏的母亲。据《邓颖超传》载，贺治华后来回到四川老家，又嫁了人，在解放前病死。另外，据《中国高干子女沉浮录》一书载：贺回到四川开江县，与后夫又生了两个女儿。那年月国民党执行的是“宁杀错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策略。1938年末，国民党士兵突然追捕而来，把贺从房里拖出来，当着她两个女儿的面，在院子里把她残暴地枪杀了。朱敏此后说：“贺似乎并未回到成都，在她14岁时，从外婆嘴里“第一次知道母亲离开人世的消息”，那就是说贺治华活到了1940年前不久，或许就是1938年被国民党枪杀了，朱敏的外婆不愿把这不幸消息告诉朱敏。应该说这印证了《邓颖超传》的叙述。至于李维汉的回忆：“贺治华却一直活到了‘文革’时期”，有赖今后中国现代史学家的进一步考证。
不过《邓颖超传》提到贺治华回到开江，另外嫁人，生了两个女儿，也许住在离开江不远的地方，朱敏的外婆同样认为没有必要向朱敏提及她的这两个妹妹。朱敏对于生生母亲贺治华，在《我的父亲朱德》一书中说：“我常常怨恨母亲：她为什么不要我？不抚养我？不给我母爱？长大后我才知道，母亲弃我而去，甚至叛离了我的爹爹，是为了追求与爹爹的信仰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她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一生。在这一点上，我作为女儿，是不能原谅她的。”贺治华的现存资料不多。1949年后，她的家乡开县已经两次修县志，也没有确切记载贺治华的经历和线索，或许就是避免贺治华曾是叛徒的陈述，为了顾及朱德的光辉形象，贺治华很少被人提及。
伍若兰是朱德的第五任夫人，1928年3月参加红军，同月与朱德在耒阳结婚。伍若兰是一个很有革命理想的女性，她也考虑过朱德整整比她大了二十岁，但是她看出了朱德对她的爱慕之心的真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事业的忠诚。朱德成为共产党员前已经是一名优秀的军人，他有自己原创的游击战术。靠着这套战术朱德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和军阀战争中战功卓著，官至少将旅长并享有优厚的物质待遇。在封建制度统治下妇女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一个妇女一生要依靠父亲、丈夫和儿子生活，一个有地位和经济实力的男人娶妻纳妾也就顺理成章。朱德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在他当旅长时，给在老家由父母包办的元配夫人置下了房屋和土地，在云南昆明市和四川南溪县也买有房产和土地。朱德参加共产党不是为了自己的小家和亲友们过上好日子，而是为了更广大的中国人民。伍若兰理解了朱德，他们两人都是理想主义者，并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朱德对于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重要。正是这种认识，使伍若兰和朱德结合后演绎出古往今来男女相爱的最高境界，为了自己信仰的“主义”可以奉献一切直至流血牺牲。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朱德和伍若兰的结合也不失浪漫色彩，耒阳现在还保留着伍若兰用过的梳妆台。他们婚后一个月，即1928年4月，朱德、陈毅就率湘南起义军一万多人上了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立了工农红军第4军。
朱毛会师的队伍里有伍若兰的身影，她是红4军29团宣传队的队长，与贺子珍一样，均为早期的红军女战士，在罗霄山脉的万山丛中。井冈山的崇山峻岭上，留下过她的脚印；在陡峻的悬崖峭壁上，有她写下的标语。为了适应险恶的战争环境，伍若兰还练就了双手打枪的本领。至今，井冈山上还流传着这位“双枪女将”在七溪岭、龙源口战斗的传奇故事。1929年初春，在国民党大举围剿井冈山的战斗中，伍若兰不幸被捕，同年2月12日，在几次劝降未果的情况下，蒋介石亲自下令“斩首示众”，伍若兰随即于赣州城边英勇就义，头颅被悬挂在长沙城内示众数日，过往民众，无不唏嘘。伍若兰死时年仅26岁。时至今日，伍若兰的受刑照片依旧保留在湖南省历史档案馆。关于伍若兰的受刑照片，有人推测，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当属绝密资料。蒋手下鹰犬捕杀革命党人也向来心狠手辣，此外，据说蒋介石还有个特殊癖好：喜看受刑及尸体照片。当时，许多革命志士受刑或被害后，蒋介石都要求拍照呈验，亲自过目，著名烈士杨虎城将军一家、宋绮云（小萝卜头之父）一家被残忍杀害后，均有照片存档，供蒋介石详细查验。据此分析，伍若兰的受刑照片，当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拍摄下来的。世人不解晚年朱德为何挚爱兰花？文革时期“四人帮”对朱德加诸的罪名之一即是养兰花误国的资产阶级情调，其实是朱德对亡妻伍若兰的一种真挚怀念。
朱德的第六任夫人康克清原名康桂秀，1911年出生于江西万安县罗塘湾一户贫苦渔民家庭，由于家庭清贫，生下仅一个月就被送给别人作了“童养媳”。康克清15岁就参加了妇女协会，后又参加“万安暴动”，因暴动失败，被迫离家出走上了井冈山，不久结识了红四军军长朱德。1929年3月，红四军由赣南进入闽西，占领闽西重镇长汀，在部队休整期间，妇女组组长曾志（后成为陶铸夫人）找康克清谈话，传达组织的意见，希望她能与朱德结合。康克清却以为自己“论年龄，论水平，论文化，论地位，差距实在太大了”，婉言谢绝。后来朱德同康克清谈话，他说：“我们现在都是革命同志，不论军长还是战士，都是一个样。我们干革命反封建，有话就直说。我很喜欢你，觉得你好学上进，工作大胆泼辣，有许多优点，是很有前途的同志。希望你能同我结婚。虽说我们彼此有些差距，但这不会妨碍我们。结了婚，我会帮助你，你也可以给我许多帮助。我们会成为很好的革命伴侣，你能答应我吗？”康克清终于答应了。那时她只有18岁，而朱德已是43岁的中年男子，为此康克清还经常偷偷地流眼泪。
康克清担任了宣传工作。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康克清经常大胆地到登门找朱德求教，朱德总是热情地鼓励和辅导康克清。在朱德的热情辅导和影响下，康克清的文化水平提高很快。有一天，康克清坦率地公开了自己的婚恋观。她对自己的战友们说：“我可以奉告大家，我的婚恋观就是无产阶级的婚恋观，只要革命坚决，品德高尚，对党的贡献大，真的志同道合，我就不计年龄，不媚权势。”朱德听到康克清的这番话以后，心中增添了几分敬意。他紧握住康克清的手说：“克清，我现在需要有一个像你这样纯洁、真诚、坚强的姑娘真心地爱我，我们结成终身伴侣，好吗?”康克清甜甜地一笑，低下了头。忽然，她想到朱德马上就要率领部队出发了，猛地抬起头说：“打了胜仗来结婚。”1929年3月，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在赣闽边界地区游击。3月14日，红军在长汀一战中，歼敌2000多人，胜利攻克了长汀县，43岁的红四军军长朱德在长汀辛耕别墅与18岁的女战士康克清结为伉俪，成为朱德的第六任妻子。后来，康克清和朱德却成为中共元老中的“模范夫妻”，正如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所说：朱德最后的婚姻，使“他找到了这位终身伴侣，一位可以陪伴他并且可以同甘共苦的妇女。”而在另一位美国记者斯诺的眼中，朱德夫人仿佛是美国西部的一个“牛仔”：“这位夫人是骨骼粗壮的农村姑娘，枪法高明，骑术高超，自己领导过一支游击队，把受伤的战士背在身上，大手大足像个男人，身体壮实，作战勇敢。”确实描述到位，不是妄语。（下图：右一贺子珍，右二康克清，右三蔡畅）
康克清从赣闽边区与朱德结为伉俪开始，陪伴朱德走过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岁月。康克清在回忆自己与朱德的47年婚姻生活时曾说：“1939年冬天，朱老总五十三岁寿辰。记得我给他写的贺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和你相处十多年了。觉得你无时不以国家和革命为重。凡事不顾自己的利害。人们不能忍受的事你都能忍受，人们所不能干的事你去开辟。还有，你见书便读，学而不厌，总是前进着，提醒同志，督促同志，爱护同志’，这是我当时的认识，也是我现在的认识。几十年过去了，后来的生活实践更加深了我的这一认识。” 从这一段话语，读者似可看到朱德与康克清所共同走过的人生道路，缅怀他们的高风亮节，忍辱负重，无怨无悔为国家社稷所做出的历史贡献。
上世纪50年代，朱德与长孙朱援朝、次孙朱和平在中南海留影。
朱家老宅的内院天井，已经年久失修，斑驳中落的景象清晰可见。
四川仪陇朱德故居的风火墙，至今矗立在那里，默默地述说着朱家的故事。
桑宜川 ——
加拿大华裔历史文化学者，加拿大枫叶出版社社长。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七七级毕业，曾在原成都科技大学外语系及四川大学外语学院教书多年，后赴澳大利亚留学。移民加拿大后，以治学为生，研究兴趣广泛，涉及语言学，翻译学，释义学，哲学，逻辑学，符号学，人类学，历史学，世界文明史诸领域。中英文著述丰富，撰写有历史文化散文逾600篇。现为北美多家华文报刊专栏作家。近年来与国内及港台数所大学开展学术交流，常回国讲课，并受聘为客座教授。
商务合作及投稿请加微信号：sczgch03
【版权声明】图文及视听资料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为传播而发，如有侵权请联系后台，会第一时间处理，文中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