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强(乐陵): 1928年宋哲元释放习仲勋始末

宋哲元画像 (作者：戚发旭)

宋哲元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和地方大员，是旧军队出身的高级将领中少有的“知识分子”，旧学根底很深，受中国传统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较大，拥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因而在他成为高级将领和地方大员不到20年的历程中有意无意地做了一些至今令人称道的事，改写了中国历史。

宋哲元一生有四个令人称道的事：一个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打响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第一枪，一个是1933年喜峰口、罗文峪长城抗战大刀队夜袭日军，歼灭日本鬼子四千余人，打破日本鬼子不会失败的神话，再一个是1936年抗战爆发前释放61名共产党华北精英，这61名同志解放后大多成为副部长以上领导干部，其中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中共高干，还有一个就是1928年在担任陕西省主席时释放习仲勋。

(一)习仲勋被捕的时代背景

习仲勋于1928年3月被捕，被捕的直接原因与当时发生在陕西省第三师范学校（驻地陕西三原）的一起投毒案有关系，因为在此之前，三师发生了一起投毒案。

投毒案与当时我地下党的活动有关，当时正值大革命失败之后，党内左倾思潮还很有市场，很多共产党人亲眼目睹了战友的牺牲和被捕，一些激进的党内分子提出了用赤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的策略，这一从另一方面印证了党在初期的“左派”幼稚病；另外，清末民初以来革命者靠暗杀来消灭政治对手的做法还很有市场，加之当时陕西三师的党团进步学生很多是十四五岁的少年，在党内激进派的鼓励下，做出了用投毒方法暗杀陕西第三师范学校训育主任魏博如的决定，但是投毒案只制造成了部分教师轻微中毒，暗杀魏博如的行动没有成功。

暗杀没有成功，三原县（三师驻地）政府却将习仲勋与李彦仓、王秉衡、程建文等九人逮捕，三原县委学运负责人武延俊也同时被捕。

在押入三原县看守所时，一位在押的马鸿宾部逃兵，看到习仲勋年龄小，脚镣沉重，就从自己裤子上撕下一块布缠在习仲勋脚镣的铁环上，使习仲勋少受了很多苦，因为沉重的脚镣直接摩擦脚踝，不长就能将脚踝磨破。

多年后，习仲勋回忆起此事，还很感动。

青年时代的习仲勋同志

(二)狱中入党

武延俊被押入看守所后，成为组织指导狱中斗争的核心。基于习仲勋在历次运动中的表现和能力，尤其是习仲勋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与那个年龄相比所少有的老城持重、足智多谋，使武延俊觉得，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遂在狱中郑重向习仲勋宣布：中国共产党正式接收习仲勋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保留团籍，并允许其作为跨党分子参加活动。

从此，习仲勋的人生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67年，在西安身受造反派围攻的习仲勋，以朴素的语言和复杂的心情，说出了当年加入革命队伍的心情：“我在狱中的一切行动，都听武延俊的指示，他分配我干什么、如何干，我都坚决地按他的吩咐执行；我那时只是对旧社会不满，并不懂得共产主义是什么，仅凭一个人的热情闹革命，完全靠自己的一股勇气，而真正懂得一些革命道理，还是在狱中由武延俊的教导和帮助才取得的。”

在三原看守所的两个月内，习仲勋他们主要进行了三项活动和斗争：一是学习理论知识、统一思想认识。武延俊和外面保持秘密联系，通过渠道让人送进了一些如《社会进化史》之类的理论和进步文艺读物，武延俊还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宣传和讲解；二是进行了以改善伙食为目的的绝食斗争。看守所内伙食极差，饭菜常常变馊，不能食用。为此，武延俊带领九名学生和看守长进行斗争，并提出当局如不解决问题，即宣布绝食；情况反映到国民党三原县政府后，县长被迫答应了条件，不再供应霉烂变质食品，改发每人四串钱，从外买饭；三是对看守所关押的马鸿宾部逃兵进行宣传和串联，提高他们对反动当局和军队本质的认识，同时还把每人发的四串钱分给他们一半，以改善他们的伙食，争取士兵觉悟。

《红旗漫卷西北高原》封面

(三)峰回路转上解省城监狱，遇难呈祥遇宋哲元获释

在三原关押期间，三原县县长三易其人，该狱也久拖未决。对这帮年龄不大的学生像烫手的山芋，关押吧，又审不出所以然，释放吧又怕承担责任。后来一孟姓县长决定将这个烫手山芋交给上级处理，由省陕西省主席决定这帮学生的去留。

三原县政府把习仲勋他们送到了西安，这九名学生被关在了位于北大街西华门的军事裁判处关押。
这个军事裁判处，是属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兼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管辖的一个军法机构。

军事裁判处处长叫箫振瀛，期间监狱一位张姓看守长，常到狱中巡狱，并对习仲勋等人说：“箫处长非常关心青年学生，你们再看到处长来时，就当面哀求，处长会设法释放你们的。”学生们听了这些话以后，初始以为是狱方策反，要他们向反动当局屈膝求饶，后经过商量，认为不妨试一试。

一天早饭时，箫振瀛进入高墙内察看了一圈。习仲勋告诉同屋的文秉衡、华岳重说，在箫振瀛转近时，趁机向他喊冤。

箫振瀛看见习仲勋等人围在饭盆前既不吃饭，又不起立，便问道：“为什么蹲着不吃饭？”
华岳重首先回答说：“我们是学校里的学生，至今还不知道犯了什么罪，关了这么久，既不判又不放，家里父母担惊受怕，我们吃不下饭。”
习仲勋、王秉衡也接着说：“我们到底有什么罪？不明不白关了这么长时间，父母一直不知道消息，谁家的父母不担心孩子？不处理，我们就不吃饭。”其他囚号的学生也跟着喊了起来。
箫振瀛看着这些衣衫破烂、体型瘦弱的孩子当即答复说：“你们不要着急，待我给宋主席报告后，争取释放你们。”
八月的一天，看守长来到狱中告诉习仲勋他们：箫处长准备亲自带领你们去见宋主席，见了宋主席，你们就苦苦哀求，宋主席可能会释放你们。稍后一天清晨，狱方给武延俊以外的九名三师学生下了脚镣，带到了箫振瀛的住处，由箫带领去见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箫振瀛对学生们说：“你们见了宋主席后，问你们有无保人，要说有保人，回来后，我就能释放你们。”

宋哲元出来后先看了看每个学生的手掌，然后高声说道：过去总司令把路走错了，以致使后来的青年误入歧途，现在回头是岸；又说，共产党煽动无知的青年学生捣乱，扰乱社会秩序，你们年龄这么小，不在学校好好读书，闹什么学潮？我们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能把我们国家建设好；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给国家做事。

宋哲元又问道，你们有保人没有？
同学们回说：有。
宋哲元说，好几个月了，你们的父母也盼望你们回去，现在我释放你们，可以回去安慰安慰家里亲人了......

一九二八年八月下旬，习仲勋正式获释，随叔父回到了家中。

1947年秋，陕甘宁边区党政军负责同志合影。前排左起：林伯渠、贺龙、赵寿山、习仲勋、张邦英、曹力如；后排左起：王维舟、贾拓夫、杨明轩、马明方、马文瑞、姚静尘

(四) 后来的宋哲元与习仲勋

后来的宋哲元，在民族危难之际，出任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率部转战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京津等省市，在长征抗战中坚持夜战、近战、血战，扬长避短，使用冷兵器的大刀夜间闯入敌营，砍杀近五千日本鬼子，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七七事变爆发之时，二十九军守卫平津一线，所部将士坚决抗日，打响了全民族抗战的第一枪；军事裁判处处长箫振瀛也在抗战初期出任天津市市长，由此成为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

当宋哲元一九四0年病逝于四川绵阳之时，习仲勋已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担任陕甘宁边区分区书记，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中，用自己卓越的军政才能支援前线和后方建设，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自己卓越的贡献，后来更成为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叶剑英与习仲勋、杨尚昆等在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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