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鹏飞，姜奇平，陈静 | 经济发展质量视角下的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

Original 财经问题研究财经问题研究与东财学报 2022-04-24

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是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也是重要生产力。

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

——习近平

《财经问题研究》

“数字经济专题”

内容以纸质版为准

引用格式：左鹏飞,姜奇平,陈静.经济发展质量视角下的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J].财经问题研究,2021.

经济发展质量视角下的
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

左鹏飞¹，姜奇平¹，陈静²

（1.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北京,100732；
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北京,102488）

作者简介：

左鹏飞(1988-),男,安徽枞阳人,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数字经济、信息技术经济研究。
E-mail:54zpf2011@163.com

（本文作者：左鹏飞）

姜奇平(1962-),男,北京人,研究员,主要从事信息化与网络经济研究。
E-mail:qpjiang@cass. org. cn

（本文作者：姜奇平）

陈静(1990-),女,湖北武汉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数字经济研究。
E-mail:daisychen2008@163.com

（本文作者：陈静）

摘要：
在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在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方面具有天然的技术优势，同时，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助力下，数字经济通过重塑中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为经济增长增添新动能，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有力助推器。本文首先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概括出数字经济的理论实质，并提炼总结数字经济的四个基本内涵：通用技术性、范围经济性、平台生态性、融合创新性；其次，从经济运行系统、经济效率、经济创新力等三个维度分析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冲击；再次，从超大规模经济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消费升级、新基建等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最后，提出推动数字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引擎的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数字经济：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贸易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人工智能、资本深化、技能溢价与区域不平衡研究”(18CJL033)；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IQTE2021-07)；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信息化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靶向路径与政策供给”（IQTE2019QNXM）

近些年来，面对世界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大趋势、大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做大做强数字经济”。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核心增长极之一,数字经济呈现蓬勃发展态势，规模不断扩张、深度不断拓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从数字经济发展现状来看，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化技术不断从研发走向应用，技术创新步伐与迭代更新速度持续加快；共享经济、直播经济、平台经济等新业态逐步从探索走向正轨，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循环系统不断被重塑和优化；网络化协同研发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云办公、无人零售等新模式逐渐从萌芽走向成熟，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沟通交流方式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如火如荼、取得重大实践成效的形势下，关于数字经济前沿理论问题的研究也日渐增多，如数字经济与中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文简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什么样的关系？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存在什么样的内在联系？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什么样的冲击？经济增长又给数字经济发展又带来何种影响？本文将从经济发展质量的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一论述和分析。

一、数字经济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暴发，对世界经济运行产生了剧烈冲击，扰乱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正常运转，导致国内生产经营活动受阻、短期社会总需求受到抑制；加上逆全球化浪潮和新兴贸易保护主义的凶猛来袭，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遭受重创，外部出口需求大幅锐减，中国的外贸发展面临更加严峻复杂的环境形势，由此，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破局方案应运而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工作要求从2020年全国两会企业家座谈会的“逐步形成”，到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变成“加快形成”，这一动态变化表明中央已经认识到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的必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

数字经济将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力量。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6.2%，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7.7%。毫无疑问，数字经济已经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并从其所表现出的技术优势和应用能效来看，数字经济将会成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有力助推器。

（一）数字经济具有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内需潜力的天然技术优势

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是推动中国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必由之路，数字经济在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方面具有天然的技术优势。数字经济是建立在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数字孪生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基础上的新经济形态，突破了固有的时空限制和传统的产业边界，大幅减少了中间环节、降低了交易成本，实现了各类市场主体的广泛连接与密切协作，构建了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生态，既能助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发挥，也能促进内需潜力的释放。具体来说，数字经济在助推中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的天然技术优势主要体现在四方面。

第一，助推国内强大市场建设。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近些年在规模体量、产业类型、经济韧性等方面新形成的比较优势，是一种与其他资源要素同等重要的稀缺资源。但是，现阶段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尚未得到有效挖掘，主要原因在于地区间、城乡间、产业间的发展水平存在结构性不平衡，如部分产业的产能过剩现象，此外，市场分割、市场扭曲和市场壁垒等问题长期存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有力地打破地区、城乡、产业之间的物理壁垒，促进数据、信息、技术、资金、人才等资源要素的循环流转，推动各类生产要素高效集聚和精准对接，强化区域协同联动和产业跨界融合，引导市场主体广泛参与市场竞争，推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进一步培育和提升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整体效应。

第二，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当前，中国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成为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关键节点。然而，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始终未得到有效解决，资源消耗较高但科技含量不高，产业利润的增加主要来自规模性扩张而非创新性升值，这一系列问题导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陷入“高端薄弱，低端禁锢”的不利局面。201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约占全球总额的30%，然而利润率占比却仅有2.59%。数字技术的发展将推动中国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高端化的改造步伐不断加速，促进形成更加专业化、纵深化、多元化的分工与协作，推动潜在生产可能性边界持续拓展，以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变迁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开辟新路径，从研发端和服务端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第三，助推内需潜力释放。2019年，中国人均GDP正式突破1万美元，不仅标着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而且意味着中国消费水平迈上新台阶。然而长期以来，中国最终消费率尤其是居民消费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瓶颈之一。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居民消费率约为39%，比美国（69%）、英国（63%）、南非（60%）、日本（56%）、欧元区（54%）等国家和地区都要低。数字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传统消费领域从渠道到场景的深刻变革，并将消费者纳入了消费创新体系，引致一系列高效率、高品质和高频率的商业模式创新，不断形成以数字化技术为驱动、以解决消费痛点为导向的新消费业态，促进商品和服务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实现循环，推动形成更大范围内的市场竞争效应，实现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的多层次、多渠道释放。

第四，助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是构建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表明，新兴产业革命必然伴随着基础设施的迭代升级。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技术底座，呈现数字技术和运营技术高度融合的特征，是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生态的基本架构。近些年，全球各主要国家都加大了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中国更是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巨大。当前，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固定宽带网络和移动宽带网络，更是在5G网络建设方面取得了世界范围内的领先地位。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直接拉动双循环新经济格局相关建设的需求，有效推进数据生产要素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各领域，成为巩固和拓展内外循环的多元纽带。

（二）数字经济有助于重塑中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需要强调的是，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是以消极态度参与国际分工和协作，更不是“闭关锁国”，而是通过积极参与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使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紧密嵌套，实现两个循环的互相促进、互相成就。通过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重塑中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在拓宽中国产业发展空间的同时，也为世界提供巨大的中国发展机遇。伴随数字技术的创新突破和融合应用，数字经济逐步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全球贸易体系和科技创新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对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产生深刻影响。从全球发展现状来看,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各主要国家竞争的战略高地，而中国目前在数字经济领域已经拥有显著的大国优势、政策优势、先发优势。基于既有优势，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助力下，中国应加速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重构，以实现重塑中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目标。具体来说，数字经济对中国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路径主要体现两方面。

第一，推动全球数字贸易体系建设。数字贸易是传统贸易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拓展升级，是中国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加速器”。随着数字技术广泛渗透到各行各业，以数字技术为驱动、数字化平台为支撑的数字贸易逐渐成为全球贸易的主要形式。数字贸易通过信息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实现服务、实体商品、数字产品的高效交换，使得贸易活动更加自由化、便利化，帮助全球范围内的中小微企业深入参与国际贸易，使其有机会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供给能力、需求潜力和数字化红利在全球范围内的进一步释放，推动全球化产业分工格局发生深刻变革，给全球生产链、供应链、贸易链带来全新发展契机。得益于在数字贸易上的率先实践，当前中国的数字贸易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且潜在空间巨大。以跨界电商为例，据估计，2019年，中国跨境电商产业规模已经超过5.5万亿元。加快推动全球数字贸易体系建设，依托数字贸易连接和畅通内外循环，将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引领作用，加快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

第二，推动全球科技创新版图重构。科技创新能力日益成为决定世界各国在全球政治经济舞台地位和尊严的关键性因素，也是支撑和引领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着力点。伴随全球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网络化连接、可视化呈现、数据化运营在各领域不断发生、复杂互动，在数字化平台媒介下，不同技术的应用潜能和融合效应得到极大释放，给全球的创新环境、创新动力、创新要素及创新模式带来深刻变革。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大机遇，中国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尤其重视数字技术领域的技术创新，把数字技术视为不同产业技术融合发展的基础条件；不断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华为、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等国内数字科技企业增强创新能力，依托科技创新赋能双循环发展，推动解决经济循环中的“卡脖子”难题，推动中国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引领者，加快实现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的转变。

二、数字经济的理论实质与基本内涵

（一）数字经济的理论实质

“数字经济”这一概念自1995年由美国学者塔普斯科特提出以来，一直受到各国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98年，美国商务部在全球发布首份数字经济报告《浮现中的数字经济》，之后世界各主要国家纷纷出台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政策文件，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一趋势得到进一步强化。中国是全球最重视数字经济发展的国家之一，早在美国商务部报告《浮现中的数字经济》发布当年，国内学者姜奇平就对这一报告进行译著^[1]，引起了政府部门、学术界和产业界对数字经济领域的广泛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互联网+”；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2017年，“数字经济”首次出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2020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数字经济更是逆势发挥了宏观经济稳定器的作用。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将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摆在了一个突出的重要位置，数字经济也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做出了贡献。

为深入分析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廓清数字经济的定义。伴随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日益加速渗透融合，试图对数字经济做出一个公认和统一的定义已经变得较为困难。本文基于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和比较，归纳了关于数字经济的五种定义。一是从经济活动本身出发，将数字经济作为与“数字”相关的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称。2016年，G20杭州峰会提出一个目前被广泛接受的定义，“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该定义强调了数字经济的要素、载体及重要作用，但并未涵盖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机制，实操性相对有限。二是从技术维度出发，突出数字经济是建立在信息技术之上的经济活动。2009年,澳大利亚宽带通信和数字经济部发布的《澳大利亚的数字经济:未来发展方向》对数字经济的定义为，“通过互联网、传感器网络、蜂窝网络等信息通信技术，实现经济的全球性和网络化”。该定义强调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技术属性，但缺乏经济学含义。三是从投入产出的视角出发认为，数字经济是数字化要素投入所带来的全部经济产出过程^[2]。其中，数字化要素投入包括数字技术、数字设备，以及其他数字化中间品和服务。这种观点很好地概括了数字经济运行的中间过程，但未能反映出数字经济蕴含的显著融合效应。四是从产品和服务的视角出发认为，数字经济主要是基于数字技术的产品或服务所引起的产出部分^[3]，也有观点认为，数字经济是将商品和服务通过数字化方式进行交易的一种特殊经济形态^[4]。这类观点有助于抓住数字经济的产品和服务特点，实操性较强，但界定范围较为狭窄。五是从平台的视角出发认为，信息技术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出交易平台、数据平台及智能平台，平台在提高资源优化配置过程中重构形成的经济系统^[5]。这一观点强调了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平台载体的重要性，但未能深入挖掘数字经济的本质属性。

定义是对事物认知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也是拓展和提升对新生事物认知的一种方法。上述分析视角虽然各有侧重，但都强调了数字经济是基于数字科技的经济活动，对本文提出数字经济的定义具有一定启发性。

笔者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的新经济形态^[6]，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不同，数字经济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下，数据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之间实现联通互动、高度协同和虚实交融，以创新提质替代规模扩张，促进工业、农业、服务业，以及其他传统产业实现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转型升级，从总体上推动经济实现从量变转向质变。数字经济并非外在于传统经济社会系统的独立体系，而是深嵌于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新动能，并在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渗透融合中实现价值跃升。因此，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传统经济的数字化扩张和演化过程。

（二）数字经济的基本内涵

1.通用技术性

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通用目的技术（GPT）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都是通用目的技术，这些信息技术是数字科技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根本所在，也决定了数字经济的通用技术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数字科技能够被广泛应用到传统产业各领域，并不断加速拓展应用的深度和广度，具有显著的通用性、适用性及亲和性。二是经济是技术的一种表达，并随技术的进化而进化^[7]。数字科技具有显著的技术演化特征，各项技术更新迭代速度非常快，应用成本持续降低、操作的便捷性不断提升，在数字科技进化过程中推动经济进化。三是数字科技具有显著的创新诱导性，在与不同产业融合的过程中，一方面技术自身与其他技术充分协同配合，发挥技术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在推动不同领域的技术、业务、模式实现重组与融合的过程中，能够催生各个领域的技术创新和业务创新。

2.范围经济性

“多样化和专业化的发展是分工发展的两个方面”^[8]。根据斯密的分工理论，专业化导致市场规模的扩大，多样化导致市场范围的增加，即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规模经济是工业时代最主要特征之一，伴随工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工业产品的平均成本呈现递减趋势，因而工业时代以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模式为典型。当前，世界全面步入数字经济时代，范围经济取代规模经济成为产业组织的主导逻辑^[9]。在数字科技的支撑下，多品种协调和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会提高多样化效率、降低差异化成本，推动经济效益的提升。范围经济将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究其根本，范围经济增长是信息增长^[10]，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信息的获取和处理实现“多样化”，因而呈现出典型的范围报酬递增模式。从发展趋势来看，工业经济的规模报酬递增和数字经济的范围报酬递增将是两种相互独立且长期并存的模式。

3.平台生态性

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基于数字科技的平台型组织已经显著区别于传统工业组织，不仅突破物理时空限制，实现大规模供需活动的实时开展，而且通过营造交互渠道，实现网络空间和实体空间的联通，平台型组织还代表了一种突出匹配和连接的新型资源配置方式。具体来说，数字经济的平台生态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平台性。平台型组织是由信息技术驱动、开放平台支撑、网络协同、集成运作的新型产业组织形态，在移动互联网显著的辐射效应、连接效应和集聚效应的助推下，形成具有柔性化、共享化、精准化的平台型生态体系，成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中资源整合和价值创造的重要载体^[11]，颠覆并重塑了原有的产业体系，实现经济社会资源更高效的配置。二是生态性。作为新型的产业生态系统，平台型组织是一种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不同主体在价值网络上组成的经济联合体，主体之间同时兼容共生关系和竞争关系，各种生产要素在围绕平台形成的价值网络上实现有序流动和循环，使得各主体间互为主体、互为共生，不仅在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和降低生产运作成本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而且更有利于实现价值共创共享，促进了数字经济价值增值效应的发生。

4.融合创新性

工业革命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也促进了现代学科分类体系的建立，但长期以来，学科和相关技术的细分也导致各学科交流并不十分通畅。数字科技在各行各业的应用程度不断加深，促进了不同学科领域间的相互启发，以及产生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研究成果，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信息共享、学科联系和成果桥接，推动了融合创新的发生。融合创新是一种通过系统集成化策略实现的非线性创新^[12]，创新活动的范围覆盖经济社会的各领域。数字经济在与实体经济融合过程中产生显著的融合创新效应，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技术融合创新。数字化的核心是将与传统经济相关的组织运行、产业链条、制度管理等过程中的一系列数据实现数码化并加以分析^[13]，这一过程随着数字科技连通性和渗透性的提升，将打破与其他技术之间的壁垒，走向深度融合，发生开放式技术变革与创新。二是产业融合创新。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各领域渗透融合的过程中，会形成连接各领域的数据流，这将令原有产业边界越来越模糊，在市场化竞争中，催生出一系列的新业态、新平台、新生态。

三、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数字经济推动经济运行系统重构

当今世界正处在传统经济与数字经济交叉重叠的阶段^[14]，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一场生产函数的范式革命。伴随数字科技的发展，数字经济将不断改变社会经济生活的沟通方式、组织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加速器。数字经济推动经济运行系统重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重构生产要素。传统生产要素以资本、劳动力、土地等为主，而当前经济社会的生产要素和要素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数字经济是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新型经济形态。数据具有可共享、可扩充、可组合、可海量供给等特点，突破了传统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的某些制约，具有显著的倍增效应。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万物互联逐步实现，各领域发生的活动和行为都将数据化，数据以生产要素的形式实现价值创造和价值呈现，产业“含数量”的提升带来新一轮的价值增值。

第二，重构供需模式。新一代信息技术同步赋能供需两侧，促进畅通供给侧和需求侧信息流通渠道，拓展了传统供应链模式，逐步打破传统的供需模式和供需公式，推动形成更具交互性、开放性、共享性的经济生态系统。例如，2019年全面流行的直播电商模式是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深度融合的典型产物，这种以即视化方式直接连接供需两侧的新业态，对于助推中国乡村振兴、倒逼制造业转型和加速现代服务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重构产业价值。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在步入快车道的同时，也成为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的重要引擎。在数字经济时代，平台型企业主要通过创造连接来实现价值提升，而非依托企业内部资源来创造价值^[15]。数字经济在与各行各业的融合碰撞过程中，连接和协调生产网络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逐步推动不同产业构建新的经济范式，促进产业价值重构、提高生产效率、带动价值蜕变，有力推动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

第四，重构经济体系。伴随5G网络建设的加速推进，数字经济正从普通消费领域向工业领域加速加深渗透，为推动传统经济体系和产业格局优化注入了强劲动力。传统经济体系强调经济个体之间的相互联系，而数字经济体系则主要是一种基于网络化平台的社群协作关系，强调黏性和共同价值，数字经济的发展为传统经济体系带来新内容、新活力，推动传统经济体系发生变革。

（二）数字经济推动经济效率提升

从世界范围来看，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步入成熟期与产业化的发展阶段，以信息技术为引领的数字经济也进入发展的关键时期，日益成为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驱动新旧动能转换、推动质量变革的重要引擎。近几年，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不断提高、规模不断扩大，具有显著的乘数效应、倍增效应和叠加效应，对GDP增长的带动作用明显。数字经济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推动经济效率提升的路径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基于数字化技术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和丰富，从微观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到宏观经济运行动态都可以实现数据形式的实时采集传输和处理分析，推动信息流管理流有机融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配合、物流全链条运行，增强经济形势预测与研判的科学性和前瞻性，提升经济决策能力和水平，从整体上提高经济的运行效率。

第二，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现代经济深度融合的新近产物，数字经济以其高连通性、高融合性、高带动性等显著特征，深刻且持续改变着传统经济的生产方式、组织结构和经营行为，推动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并有效克服市场配置存在的盲目性，助推实体经济降低成本，引导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极大地提高了市场资源配置效率。

第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当前，在劳动力供给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降低的背景下，只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数字经济则成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数字经济的发展实现了新兴技术拓展与扩散并重，促进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有效解决了一些产业的准入壁垒高、要素流动不畅、创新激励不足等问题，推动高生产率企业的进入和低生产率企业的退出，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三）数字经济提升经济创新力

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推动力，也是经济创新力的内核。当前，全球经济正处在大调整、大变局之中，各国对创新发展的重视与日俱增。创新驱动已经替代要素驱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引擎，提升经济创新力成为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应有之义。数字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和资源配置方式，深刻反映了创新的内在要求，为提升经济创新力提供了重要动能，推动形成有质量的经济增长。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原创性技术创新多。数字科技是当今世界科技竞争的制高点，日益成为决定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这一领域也成为当前研发投入最集中、创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辐射带动作用最大的技术创新领域。相较于传统的工业技术，数字科技在连贯性、承接性上已经呈现出体系化的发展差异，技术的迭代和更新非常具有颠覆性，存在较多“从0到1”型原创性技术，并有望成为加速中国经济社会变革的技术奇点。

第二，应用性创新强。目前广泛应用的数字科技底层技术多为开源共享和开发模式，允许其他产业从业者进行再开发和传播等活动，加上数字科技的快速普及和持续改进，会不断有新技术成熟并运用到数字经济领域，多产业多场景的新技术应用进一步推动技术的完善，并在“干中学”的过程中，倒逼产业开放新技术和应用创新。目前数字科技已经广泛应用于医疗、教育、政务、消费等领域，在实践中释放出巨大创新红利。

第三，跨界融合催生创新。跨界融合已经成为不同产业拓展市场空间、共创共享发展机遇、协同抵御风险的一种常见经济现象，在数字经济领域尤为明显。由于信息技术的催化效应和中介效应，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容易发生多产业的协同发展、多技术的交织集成、多学科的密集交叉现象，形成一种相互启发、相互提高的创新局面，因而更容易在不同领域的跨界融合中发生更多创新。

第四，可创新点密集。数字经济快速崛起的背后，不仅凸显技术上的变革创新，更是折射出发展理念、运营管理、商业模式等方面的创新。当前，5G、人工智能、无人驾驶、超高清视频、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新兴数字科技领域的创新活动持续升温，且在不同领域不同环节广泛应用，形成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叠加效应，引致产生新模式新业态，呈现一种多点突破、亮点频现的创新密集发展态势。

四、经济增长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

作为新兴技术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数字经济不仅实现了自身的加速提档，而且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快速崛起并非偶然，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发展速度和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发展态势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和壮大机遇。

（一）超大规模经济体为数字经济成长提供优质培育土壤

当前，中国经济总量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已经成为一个产业规模庞大、产业体系完整、内需市场巨大、政策空间充足、制度优势显著和贸易基础厚实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在要素供给、市场容量、生产制造等方面有着突出的规模优势。在营商环境总体持续向好的趋势下，中国经济的规模优势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升级。尤为重要的是，中国超大规模经济体对创新极具的开放性、包容性和接纳性，充分满足了数字经济新技术新业态的各类场景需求，为数字经济从萌芽到茁壮成长提供了适宜的土壤环境。同时，数字经济也是把中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重要路径。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

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线和抓手，也是实现中国现代经济体系的前提和条件。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进一步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和创造力，从生产端催生出更多新的市场机遇，促进生产要素快速有序流向新兴产业，推动制造业向数字化、智能化、定制化方向演进，从总体上提高中国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数字经济的发展与中国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紧密联系，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力助推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走向有机、高效的融合，促进数字经济生产要素在实体经济各领域得到应用，既为数字经济打造了真正落地的实体支撑，提升数字产业规模和延伸数字产业链，又为实体经济开辟出新空间，有助于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互补双赢。

（三）消费升级为数字经济壮大提供新动能

近年来，内需驱动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日渐强劲。中国有近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约有4亿多，总消费市场规模居世界前列，2019年，全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接近60%。伴随“放管服”改革、减税降费、提振消费等政策措施的不断推进，中国消费升级的步伐将不断加速，消费规模将逐步扩大，消费结构也将持续优化。与此同时，在消费环境加速变革、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消费理念持续提升的背景下，中国消费领域正在发生着全局性、结构性、体系性的深刻变革，消费形态正在由实物消费向服务消费加速转变，信息消费规模逐年提高，线上线下消费融合态势明显，为发展壮大数字经济提供了新动能。

（四）新基建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新机遇

当前，新基建战略成为中国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抓手，各地也纷纷加码推进新基建战略。未来几年，中国将重点加强5G、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充电桩等经济社会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新一轮产业变革提供高可用性、高可靠性、高创新性的技术底座，也为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重大机遇。相较于传统基建，新基建统筹兼顾刺激短期有效需求和培育长期升级需求，不仅从功能层更是从基础层实现对数字经济相关基础设施的整合与优化，促进完善数字经济产业生态，更好地支撑和服务传统产业向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向延伸和拓展。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一）研究结论

第一，数字经济是推动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从全球来看，中国正面临逆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复杂严峻挑战；从国内来看，中国经济正面临转方式、优结构、换动力的艰巨繁重任务。面对当前国内外形势，数字经济既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亮点，也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关键力量。在此背景下，巩固提升数字经济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明确发展数字经济的战略意义、强化对数字经济重要性的认识，将是加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

第二，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提升效应将更加显著。“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将从全面渗透阶段走向深化应用阶段，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作用将更加强劲，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将进一步提高。伴随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一系列数字科技的成熟，技术创新和应用将呈现超常规、非线性、跨越式的进步，数字经济将加速在传统产业领域开辟出新赛道，总量规模和覆盖范围将持续扩大，为不同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和空间，促进形成更高质量更高效率的新实体经济形态。

第三，中国经济的深层优势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将更加强化。中国经济的深层优势主要体现在具有全局发展的战略定力和超大规模经济体。保持全局发展的战略定力、不受短期波动的冲击和干扰，能够为数字经济的崛起与成长营造一个良好的、稳定的发展环境；发挥超大规模经济体的突出优势，为数字经济的创新与发展提供所需的市场需求、制造能力、智力支撑、产业基础等有利条件。伴随数字经济在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中国经济的深层优势对其支撑和推动的作用将更加显著。

第四，数字经济将实现从模式创新加速向技术创新转变。从全球技术周期来看，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物联网、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加速引发系统性、革命性、群体性的技术突破和产业变革，中国也把加强数字科技领域的自主创新摆在了前所未有的突出位置。未来，伴随互联网人口红利的消退和底层技术创新红利的兴起，中国数字经济必将从商业模式创新走向深度技术创新。

（二）政策建议

第一，全面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期，抢占国际技术和产业竞争新高地。一方面，要发挥中国经济的深层优势，以弥补短板弱项为导向，进行数字前沿科技研发攻关，提高数字技术的研发能力和产业创新能力，继续扎实推进以创新为内核的数字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要主动参与、引领全球数字经济交流合作，以更加开放、自信和主动的姿态融入全球数字经济创新和治理体系，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注入信心和动力，加速形成中国数字经济引领全球新趋势的局面。

第二，全速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厚植数字经济发展根基。要高标准、高起点、高质量地推动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5G网络部署进程，稳步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对传统信息基础设施的改造和替代，加快构建服务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融合化创新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推动新基建与塑造新型产业组织相结合，充分发挥新基建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过程中的赋能效应、协同效应和乘数效应，筑牢筑实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基础。

第三，全力培育多层次融合产业体系，打造数字经济发展生态系统。要加快推进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基础性平台建设，促进形成以数据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的新型要素流转机制，强化创新要素的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政府部门等多主体共同参与，形成不同创新主体间密切联系、资源互补、合力攻关的数字经济创新生态，鼓励和引导各类龙头型企业积极建设应用服务平台，加速开发数字经济应用场景，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激发传统产业变革，培育构建多产业多层次的融合产业体系，推动形成泛在互联、要素融通、高度赋能的数字经济生态系统。

参考文献

[1]姜奇平.浮现中的数字经济:美国商务部报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4.

[2]Knickrehm， M.， Berthon， B. , Daugherty，P. Digital Disruption：The Growth Multiplier，Accenture，Dublin[DB/OL]. https：//www.accenture.com/_acnmedia/PDF-4/Accenture-Strategy-Digital-Disruption-Growth-Multiplier.pdf，2016-04-22.

[3]Bukht,R., Heeks, R. Defining, Conceptualising and Measuring the Digital Economy.[J].InternationalOrganisations Research Journal，2017，13(2):143-172.

[4]Beomsoo,K., Anitesh B., Andrew, B.Virtual FieldExperiments for a Digital Economy:A New Research Methodology for Exploring anInformation Economy[J].Decision Support Systems,2002,32（3）:215-231.

[5]张鹏.数字经济的本质及其发展逻辑[J].经济学家，2019,(2):25-33.

[6]易宪容,陈颖颖,位玉双.数字经济中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基于现代经济学的一般性分析[J].经济学家，2019 ,(7):23-31.

[7]布莱恩·阿瑟.技术的本质: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M]．曹东溟，王健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213.

[8]杨小凯.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45.

[9]谢伏瞻.论新工业革命加速拓展与全球治理变革方向[J].经济研究,2019,(7):4-13.

[10]李国杰.数字经济引领创新发展[N].人民日报，2016-12-16.

[11]杰奥夫雷·G.帕克，马歇尔 W. 范·埃尔斯泰恩，桑基特·保罗·邱达利．平台革命：改变世界的商业模式[M]．志鹏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93.

[12]Dubé,L., Pingali, P., Webb, P. Paths of Convergence for Agriculture, Health andWealth[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of America , 2012，109(31) 12294-12301.

[13]Berente,N., Yoo. Y. Institutional Contradictions and Loose Coupling:Post-Implementationof NASA's Enterprise Information System[J].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2012,23（2）：376—396.

[14]郑磊.通证数字经济实现路径:产业数字化与数据资产化[J].财经问题研究，2020， (5):48-55.

[15]裴长洪，倪江飞，李越.数字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财贸经济，2018，(9)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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