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丨习仲勋：广东改革开放的奠基人
老编注：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到1989年，是凝聚改革开放共识的黄金时代。本号特辟“初心”栏目，邀约追忆改开年代初期的文图稿件，以此向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致敬，向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每一个里程碑事件致敬，向曾经勇立改革开放潮头的每一个弄潮人致敬。
提要
习仲勋在海南岛大东海滩
习仲勋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之一，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顽强奋斗，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深圳特区报刊文纪念习仲勋：
广东改革开放的奠基人
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率先向党中央提出赋予广东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经济特区，带领全省人民敢想敢干敢闯，大胆实践，开拓创新，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为党、国家和民族作出了重大贡献。习仲勋晚年长期在深圳生活，热切地注视着深圳经济特区的成长，关注深圳前进的每一步，取得的每一个成绩。习仲勋“深圳是我的家，我要看着深圳发展”的情怀，激励着深圳建设者改革创新，共筑中国梦。
在广东工作期间，习仲勋考察海康县时与群众交谈
从1978年4月到1980年年底，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在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习仲勋咬定青山不放松，带领省委班子，无畏无惧地开启了广东先行一步的大幕，南粤大地率先奏响改革开放的时代强音！
组织全省地委书记到港澳考察
研究广东改革开放初期历史的李军晓博士告诉记者：“1978年9月19日，新华社报道了习仲勋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观点的文章《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加快前进步伐》，广州的几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广东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1978年，是结束十年动乱后的特殊年份，全国的形势是既喜悦又沉闷。4月，习仲勋来广东工作，同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初来乍到的习仲勋连续召集省委常委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此统一广东决策层的思想认识。
在广东工作期间，习仲勋深入工厂调查研究
时任省委机要秘书的琚立铭对此印象颇深，他对本报记者说：“正是因为习仲勋思想解放，在大是大非的紧要关头勇敢地站了出来，广东思想解放之火被迅速点燃。”
“除了认真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外，习仲勋还让省委常委、秘书长杨应彬带队，组织全省的地委书记到港澳考察，打开干部的眼界，学习境外先进的管理经验。习仲勋还亲自为全省8个地市负责人，包括湛江地委书记林若、韶关地委书记马一品等打电话联系。那时，农民出国考察是从来没有的事，但中山小榄镇永大大队支部书记带队出国考察。当时，省政府批准了中山县小榄镇的出国申请后，又报国务院批准，农民出国考察，这在全国是第一宗。这次考察在全省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
“广东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随之展开的改革开放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李军晓如是说。
上任之初，摆在习仲勋面前的还有一项艰巨任务就是有错必纠，平反冤假错案。琚立铭回忆说，习仲勋调查了解情况后，除了积极落实老干部、知识分子、华侨等各方面的政策，还重点抓了 “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案”、“彭湃家属惨遭迫害案”和“海南儋县血案”等冤假错案。在主政广东期间，通过平反冤假错案和解决各种历史遗留问题，使多达20万干部群众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极大地调动了全省人民的积极性。而据习仲勋秘书张志功说，习仲勋自己的冤案即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和“彭、高、习反党集团”冤案，一直到1980年初才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予以正式平反。
凌晨与群众一起排队买鱼
“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为了更好了解广东省情，抓住广东存在的主要问题，发展广东经济，除了安排主要活动，习仲勋还非常重视到基层调查研究。有时候，他会一个人到基层走走，了解老百姓的生活状况。”
琚立铭说起了这样一个小故事：习仲勋刚来广东时，住在珠岛宾馆4号楼，交通科门口有个卖鱼卖肉的小档口。那时买鱼买肉要凭票购买，要排队。有些老人家凌晨三四点就去排队，为了方便，有人就放个小砖头、拿个小凳子占位。有时习仲勋也在早上五点多钟和群众一样去排队，体验群众的生活。后来，他在省委会议上说：“广东四季常春，是鱼米之乡，鱼米之乡没鱼吃，买来的剥皮鱼过去都是当肥料撒在地里的，现在都是香饽饽。这样不行，一定要解放思想，搞社会主义不是贫穷，要尽快提高生活水平。”
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广东在全国率先放开政策，缩小统购统销的商品品种，从100多种减少到20多种，最后减少到8种，这样一来，物资大大丰富了，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
李军晓讲起了另外一件事：1978年7月到8月，习仲勋先后考察宝安和梅县、汕头、惠阳地区的21个县，他接触了很多老百姓和基层干部，了解到了许多历史的、实际的情况，掌握了大量一手的鲜活的资料。在听取宝安县领导关于吸收外资搞加工业、小额贸易的工作汇报后，他立即鼓励当地干部：“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干，不要去管它什么主义，有好的地方我们就要学。
部署建立深圳珠海“贸易合作区”
历史的进程往往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广东特有的偷渡问题或许是广东能率先改革开放的其中一个特殊因素。
习仲勋对“左”的一套深恶痛绝。1979年1至5月，广东偷渡香港的问题达到历史高点，其中最严重的是深圳所在的惠阳地区，外逃人数占全省的60%以上，逃港被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为此，习仲勋到当时的宝安县进行调研，发现一河之隔的香港和内地两边生活水平相差悬殊，外逃人员是去讨生活了。习仲勋认为，“这是我们长期‘左’的路线和‘左’的政策带来的恶果，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要怪就怪我们没有把群众生活搞好，没有制定好的政策来维护他们的利益。”
针对深圳的特殊情况，习仲勋提出了发展多种经营，大搞补偿贸易、外来加工，办出口加工区，希望用这些办法尽快促使解决当地的贫穷落后面貌。正是这个要缩小内地和香港之间差距的为民谋利的想法，即搞“贸易加工”、创办“贸易加工区”的改革新思路，成为开创经济特区战略的先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广东就在习仲勋带领下开始摸索“贸易加工区”的具体办法，酝酿建立大规模出口基地，部署在深圳、珠海两地成立“贸易合作区”。
“习老看问题看本质抓要害，”琚立铭告诉记者。改革开放初期，港澳华侨以及台商来广东考察，在一次外经贸的会议上，习仲勋直率地说：“现在，人们都说你们来祖国投资，第一是爱国，第二才是赚钱。此话不对，你们实际上第一是赚钱，第二才是爱国，不赚钱你们爱什么国。”那些华侨就笑了：“习书记讲得对，我们来投资，当然有爱国心，但是不赚钱，谁来呀。”
这一时期，一直萦绕在广东决策者头脑中的一个问题是：香港弹丸之地，80%以上是广东人，为什么香港能把经济搞好而广东却不行？省委研究认为，根本的出路是向中央提出，给广东先行一步的政策。如果中央给广东一些特殊政策、机动余地，广东人民完全有能力把经济搞上去。
让广东先走一步
1978年12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给广东的决策者以巨大的鼓舞。李军晓认为，中央此时已经形成改革开放的共识，正在寻找向“活”的方面改革的途径和突破口，探讨打开国门、与世界接轨的可能和方式。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张志功回忆道，习仲勋不失时机发言说：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接着又明确提出：“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习仲勋向中央要权”的历史佳话。
会议期间，习仲勋还去了邓小平家，向邓小平汇报提出广东开放搞活的设想，要求中央同意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汕头兴办出口贸易加工区，得到邓小平的赞同。那一天，秘书张志功是随习仲勋去邓小平家的，“习书记谈话出来那种高兴的神态是平常很少见的，显然他为能得到小平同志的支持而大受鼓舞。”
6月6日，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的两个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即中发〔1979〕50号文件）。在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中，同意试办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出口特区。这一历史性的文件，拉开了广东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建设的序幕，吹响了广东“先行一步”的进军号。
干工作不怕得罪人
习仲勋主政广东的风格是雷厉风行、敢闯敢干。在中央决定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后，习仲勋对广东的干部说，现在不是搞不搞的问题，也不是小搞、中搞，而是要大搞、快搞，不能小脚女人走路。
因为他性子急、要求严，有一次开民主生活会，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王全国就向他提意见：“仲勋同志，你性格太急躁，要求太急，以后要改正。”习仲勋当时在会上没有反对。过后，琚立铭陪他散步时，他说：“小琚啊，全国同志说我性子急，要求严，我还算急吗？我哪有周总理急呀，周总理上班交代的事情，还没下班就来问落实的情况，我还没有周总理急呢！”
琚立铭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1980年1月，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书记和省长都去北京参加了会议，回来时带的是记录稿，不够准确。为了尽快准确传达会议精神，习仲勋晚上就急忙打电话给中办主任冯文彬：“小冯啊，小平的讲话定稿没有？”冯文彬答：“我刚刚从邓小平家出来，小平同志刚刚定稿。” 习仲勋就说：“那你晚上马上用电话传过来。”那时不像现在有很方便的传真设备，要对方在电话里说一句，这边记一句，很麻烦。晚饭后，琚立铭和张志功等人就对着电话记录，一直忙到第二天早上7点多才记录完，交到习仲勋手上。八点半在中山纪念堂开干部大会，习仲勋就按邓小平同志的定稿，原原本本地传达了一遍，这在全国是最早传达的。
在广东开展工作需要很大的魄力，要排除很多阻力。“习书记是个很有魄力的人，比如为‘地方主义’案件平反，当时很多南下干部是想不通的。习书记顶住各种压力，让李坚真大姐专门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来处理具体工作。他身上就是有着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不怕得罪人。”
正当广东甩开膀子大干的时候，1980年底，习仲勋奉调中央工作。琚立铭对记者说，习仲勋从个人感情上讲舍不得走，他说广东改革开放才开头，老百姓刚刚尝到甜头，真想留在广东这片热土上继续搞改革开放。临别，习仲勋不无遗憾地对接棒者任仲夷表示：“我还未尽到责任，不想这么快走，我想把广东建设得更好，再交给你。”
王全国对记者说：“改革开放到今天，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下定决心，无惧困难是任何时候都必须的。当年仲勋同志对体制改革的迫切的心情和破釜沉舟的决心，在大会小会上，甚至私底下都表露无遗。以仲勋同志为班长的广东省委，团结全省党的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广东的实际出发，积极争取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率先进行试验、开拓，为广东后来的改革开放和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习仲勋语撷
●长期呆在机关里，不下去，就无法了解实际情况，人民群众的呼声和疾苦就往往不知道，下面同志的呼声也反映不上来。坐在机关里做决定，往往是主观主义的。
——摘自习仲勋1978年8月7日在广东省惠阳地委的谈话
●在我们干部中，思想僵化、半僵化的情况是确实存在的。不改变这种精神状态，不解放思想，不打破“禁区”，冲破旧的条条框框，就很难前进，甚至什么事都干不成。
——摘自习仲勋1979年1月25日在广东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在如何把对外经济活动搞活和办好特区等方面闯出一条路子来，作为全国的参考。
——摘自习仲勋1979年9月21日在广东省地委书记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抬轿子的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会有。问题在于坐轿子的人的态度，你是欣赏鼓励呢，还是抵制反对？抬轿子的固然不对，坐轿子的责任更大，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也都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的问题。
——摘自习仲勋1981年6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上的发言
专家评说
广东省委办公厅李军晓博士：
习仲勋革命生涯的经典之作
常言道，万事开头难。在改革开放起步之初，新旧观念激烈交锋，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时有出现，困扰和压力之大难以想象。以习仲勋为班长的广东省委求真务实，拿出当年“闹革命”的勇气，硬是“杀出一条血路”，不但“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而且“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这是广东的光荣，也是习仲勋革命生涯的“经典之作”。
之所以说是习仲勋革命生涯的“经典之作”，择其要者，主要有三：
一是拨乱反正，为改革开放做了准备。领导广东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分清被搞乱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鼓励干部群众开动脑筋，大胆发表意见，活跃了大家的思想。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妥善处理统战、侨务等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等，为改革开放准备了大批干部。狠刹偷渡外逃之风，稳定正常社会秩序，尤其是一针见血指出“偷渡外逃主要是来自经济的原因而不是政治上的原因”，启迪干部群众反思政策问题，萌动改革开放的思路。
二是大胆要“权”，争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贯穿改革开放初期历史的一条红线，更是广东改革、开放和试办经济特区的“尚方宝剑”。其酝酿到出台经历了一个过程，但就其诞生而言，正如任仲夷所言：“习仲勋、杨尚昆同志在广东主持工作时，由省委提出、经中央批准，开始在我省（广东）实行了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三是解放思想，试办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名片。全国首创的4个经济特区，广东占了3个，从特区的选点和规划，到特区领导班子的配备和加强，以及特区“基本法”《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诞生，把特区真正办起来，习仲勋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和智慧。早在1978年，他就在深入调研基础上，酝酿在宝安、珠海两县建设“出口商品基地”。1979年4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议“试办出口特区”，试验进行体制改革。1980年3月，广东、福建两省会议采纳广东的建议，将“出口特区”正式定名“经济特区”。毫无疑问，习仲勋是建设经济特区的开拓者。
习仲勋之所以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打开广东改革开放的局面，固然在于其革命资历深，领导经验丰富，但更重要的在于其坚强的党性和深厚的群众情怀。他忠诚党的事业，曾不无感慨地说“广东这么好的条件，再不上去，作为一个党员心也不安”；他思想解放，对“左”的一套深恶痛绝，要求打破条条框框，放手大干；他对老百姓怀着深厚的感情，领导开展以“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为核心的全省整顿作风活动，坚持调查研究，善于从群众中汲取政治营养等等。
原载《深圳特区报》2013-10-12 记者吴勇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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