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英丨鹤的30年

前沿君新三届 2019-06-06

学者简介

刘鹤

刘鹤，汉族，1952年1月生，河北昌黎人。1969年吉林省洮南县瓦房公社插队知青；1970年38军服役；1973年北京无线电厂工人；1979年考入人民大学二分校工经系；1983年人民大学工经系硕士研究生；1986年毕业后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鹤的30年

作者：前沿君

摘要

刘鹤本人，业界已有诸多评价：“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智囊”“中国新经济计划的总设计师”……美国彭博新闻社称刘鹤为“中国的萨默斯（美国白宫原首席经济顾问）”，以强调刘鹤在经济决策中的重要性。

24日，刘鹤在达沃斯的一番精彩演讲再次引起轰动。刘鹤表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三中全会中国将提出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开放举措，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2013年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了15大领域330项全面改革方案，不知今年年底的三中全会改革一揽子新方案中，将有多么重磅的武器推出。

今天我们推荐一篇作者查阅了刘鹤30多年来140多篇署名文章后的总结，一起寻找他的思想轨迹，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当前经济政策来路和去处。

1、货币主义的幻象在中国不存在微观基础

就如现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学界讨论的高频词。在上世纪80年代末，“跨越低水平陷阱”是当时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

1988年，36岁的刘鹤和他的同事一起发表了《我国产业政策研究的回顾和深化》，他是第二作者，这是在中国知网可以查到他最早的文章。因为上山下乡、参军和在无线电厂当工人耽搁了十年，他再次参加工作年龄已经很大了。

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行了十年，农村实行承包制，城市向工厂放权搞活，财政实行包干制，这些放权让利的改革使中国经济一下活跃起来。但是，计划向市场转轨时期的深层次问题并没有解决，而宏观调控体系几乎是一片空白，再加上政策的摇摆，经济的波动性很大。

当年3月,价格闯关启动，物价开始飞涨，CPI从年初的9.4%涨到了年末的27.9%，中国经济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通货膨胀？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当时，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刚刚被引入国内，“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这句话成为当时一部分学习西方的中国经济学家的信条。

按照这样的逻辑，货币多了导致了通货膨胀，控制货币就可以了。后来的治理整顿期间也确实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控制信贷，猛踩刹车。

但刘鹤不赞成这么简单的做法，他的认识更深刻一些。在1989年的一篇文章中，他直接指出，“货币主义的幻象在中国不存在微观基础。”

他认为，通货膨胀的表象虽然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产品”，但实质上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倾斜引起的结构矛盾。在不触动分配格局和经济机制的情况下,单纯地从总量入手“管住货币、砍下投资”,只能紧了供给、松了消费、紧了重点、松了一般、紧了基础、松了加工,最终出现经济滞胀的结果。

改革开放初期，居民的收入增长很快。1979年至1988年，居民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每年上升3个百分点。刘鹤认为，通货膨胀除了成本推动，更多的是需求推动，也就是居民收入过快导致对各类商品的需求大增，进而导致物价上涨。

但是，旺盛的消费需求并没有带动对上游基础工业投资的增加。相反，对基础产业的投资不断下滑。1987年，基础产业的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却由1978年的42%下跌到了26.8%，当时，电力紧缺，铁路运输能力也严重不足。这让他非常忧虑。

进口成为了弥补国内基础工业不足的渠道，于是原材料进口大幅增长，导致了本已十分紧张的外汇储备更加短缺。

他在一篇文章中称，“近几年来，有关综合管理部门花了很多时间,仍然难以准确地统计出我国究竟引进了多少条汽车、彩电、冰箱、卷烟等高消费类生产线，为此花费了多少外汇节余。”

1991年，他在《管理世界》（双月刊）发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化与出路——需求、生产、就业和贸易的关联分析》一文，他指出，“由于体制约束和技术约束等因素，供给体系的调整明显滞后。”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对“供给体系滞后”的分析和2014年和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十分相像。传统产业饱和，但新兴消费却供给不足，中国的供给体系滞后于需求的变化，这导致了居民旺盛的海外购物需求。一度，在海外买马桶盖成为热门话题。因此，改革要从供给体系动手，去产能，补短板，转型升级，改造中国的供给体系。

1988年末，面对通货膨胀，如果仅仅简单地实行信贷收缩，那么直接受伤的可能就是本已十分脆弱的基础产业，因为对这方面的投资会进一步收缩，基础产业的供给体系短缺会更严重。所以，刘鹤并不同意单纯地靠货币政策来解决当时的通货膨胀问题。

那么，该怎么办？他提出，不是要收缩投资，而是要加大对基础产业的投资，“凡是能跨越基础产业关口的发展中国家,都已跻身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之列。”

可是，国家没有钱，谁来投？在1989年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方法：在人民银行相对独立的同时,将现有其他金融机构一分为二,一块转变为政策金融机构,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承担发展基础产业的职能,另一块则加快向商业银行的转化。

这来源于对日本经验的学习，“前10年中，大量中国学者到日本访问，对高速增长阶段日本的二元金融体制无不称赞。”

在1991年的一篇文章，他再次呼吁成立政策性银行：在目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家财力有限，不可能完全承担发展基础产业的全部费用。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建立政策性金融机构,引导社会资金流入基础产业，并相应完善对粮、棉、油、煤炭、石油和交通运输的补贴、贴息。

这项改革建议得到落实，1994年，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大政策性银行相继成立。不过，后来国开行发展壮大，不断进入商业银行业务领域，引起其他银行的不满，并燃起了对政策性银行定位的争论，这是后话。

1991年，刘鹤的结构性分析方法已雏形初现。他在一篇文章中总结道，“我国人均收入提高后引起的产业结构的转换现象, 从局部出发是无法理解甚至解释这些现象的，唯有结构性的分析方法能使我们从光怪陆离的现象中解脱出来，抓住主要的发展线索。”

2、结构性政策由来

经过1980年下半期经济学界对产业政策的研究和讨论，到1989年，共识基本形成。当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这是中国第一份关于产业政策的文件。

方向很清晰，就是要大力发展基础产业，跨越低水平陷阱。这份文件指出，“集中力量，首先把粮食、棉花、煤炭、电力、交通，特别是铁路运输以及市场紧俏的轻纺产品的生产建设搞上去。”

这时候，比刘鹤小四岁的杨伟民也调到了计委产业司，杨伟民也下乡插过队，当过工人，后来考入吉林大学经济系。到产业司之前，他是煤炭管理干部学院的一名教师。

那些年，他们一起署名发表了多篇文章，研究产业政策的各种问题，推广产业政策的调控思路。现在，这样的组合搬到了中财办，因此由产业政策发展起来的“结构性政策”得到重视不稀奇。

经济史有时像是一个轮回。当时提出的口号叫“五年电八年钢，以电钢为突破口全面振兴基础产业”。电力和钢铁成为最受重视的产业，现在的“去产能”政策之下，这两个产业仍然是最受政策关注的，但方向却完全相反。

电力要发展，首先是火电，这就需要对煤、运输、发电设备、采煤设备、电力布局和资金、人力、物资进行统一规划。除火电外，水电超大型项目也在推进。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不可否认，当时的产业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大大强化了中国的基础产业，为后来中国的制造业成长提供了基础。

1988年，中国的发电量只有5451亿千瓦时，但是到了1996年就到了10794亿千瓦时，接近翻倍。钢铁项目也实现了大干快上，1990年中国的粗钢产量只有6600万吨，十年之后就接近翻番。

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年最需要重点扶持发展的产业，一直高速狂飙了二十多年。2016年，中国发电量突破6万亿千瓦时，是1988年11倍，粗钢产量8.8亿吨，是1990年的13倍。但是，在“四万亿”政策之后，本已过剩的基础行业产能过剩进一步加剧，首当其冲的是煤、钢和电。

可是，当初谁会想到现如今的局面？当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时，2015年底，“去产能”从发改委层面上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层面，成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时隔将近三十年，针对基础产业的供给侧调节再次启动，当时是增产能，现在是去产能。

对产能过剩的现实，业界有基本的共识，但对于去产能的手法，却产生的激烈的争论。

2016年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一文毫不回避这一问题。提问直入主题——有舆论质疑“去产能”是“一刀切”“搞摊派”“计划经济老一套”。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行政手段是否必要？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当怎么摆？

权威人士的回答以反问句式答道，“比如，减少对“僵尸企业”的补贴，不靠行政命令、单靠市场行吗？”权威人士指出，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更多地减少行政干预，让市场机制更多地发挥好决定性作用。但是靠什么手段能做到这一点？“解铃还须系铃人”，减少行政干预离不开政府自我革命。

2016年底，张维迎炮轰产业政策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可他是否知晓，中国的产业政策这段发展历史？

在1989年颁布上述文件后，中国的产业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当时为了支持基础产业发展，采取了不少扭曲市场公平竞争的做法，如产业间实行差别利率、差别税率、行政性的价格调整等等。

刘鹤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反思了当时的产业政策，“这部产业政策的颁布，对紧缩阶段的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一定导向作用，也确定了国家产业政策在计划机制中的核心地位。但是，这部产业政策也存在明显的缺陷：缺乏预见性和层次性,忽视区域差别,对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不够。”

1999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从总体上看，产业政策要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鼓励研究开发，支持国际企业化从整体上增强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而服务。”

2000年，他在《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四个方面》一文中进一步总结了自己对中国宏观政策的看法，“回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20年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经济增长的动源总是起源于结构性的失衡状态，而增长的实现或消失又总是取决于结构性矛盾的缓解或加剧扭曲。因此，结构性政策可以视为中国经济增长核心的政策。”

不过，此时他的职位发生了变动，从1998年开始，他开始担任国家信息中心的副主任，这使得他对刚刚兴起的互联网经济有新的认识。

他到信息中心仅三个月，IBM 、NEC、富士通、道•琼斯、路透社等多家大公司都来和信息中心洽谈合作。这使他意识到美国的信息产业十分火热，当时美国的互联网科技泡沫正在兴起。

那些年他发表了许多文章，对信息产业鼓与呼。直到将近20年之后的今天，这些文章读起来仍不落伍。

2000年，他就提出了，“网络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基础结构，就像水、空气、高速公路一样与大家共存。”他大力宣讲“新经济”，认为“目前发生的网络经济现象,是一次新的产业革命, 它不仅仅是一个产业部门的发展现象，其影响是全局性、全方位、战略性和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

但是，当时很多人并不知道互联网经济到底是什么。他批评一些人的麻木不仁，“最危险的是对新事物麻木不仁和熟视无睹的态度。令人担忧的是，尽管新的网络经济席卷而至，我们内部相当多的官员及政治、经济、科技精英却置若罔闻，陷入传统的线性发展阶段论，认为一个人均80美元的国家只能重视劳动密集产业，只能先工业化后信息化，不具备参与新经济竞争的基础和实力。”

显然，他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但是，这样的状况很多年都没有改变。随着美国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以及他工作岗位的变动，他关于信息产业的文章也逐渐减少。

3、风云际会

每一个十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就会面临新的问题。1980年代末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但到了1990年代末期，主要问题已经由通货膨胀变成了通货紧缩。

1994年，中国的物价上涨水平曾经高达24.1%，到1996年下降到了8.3%,到1997年只有0.8%，1998年和1999年连续出现了负增长。经济增速和物价水平一路下行，如何走出通缩成为当时最迫切的问题。

1998年是经济形势异常诡异。刘鹤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反思道，最初中央并没有意识到亚洲金融危机对经济影响有那么严重，1998年初，国务院发布了一个新的产业政策，凡是符合产业导向目录的产品、技术都可以享受进口减免关税的待遇。这时候中央仍在鼓励进口，并没有担心出口问题。

但是，让他们意外的是，“十几天后基本没人到国家计委跑项目，或者说当时政策的判断和市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市场的感觉是经济不景气，但是政策设计者感觉经济还是呈现高速增长的势头。所以，第一个政策判断并不准确。”

对经济形势有了清晰认识之后，继续放松货币政策应是不二选项。但是对于是否应继续降息，经济学家有分歧。一派认为实际利率过高，应该降。一派认为，在1996至1997年已三次降息之后，中国实际上已经出现流动性陷阱，降息没用。前一派占了上风。

1998年，央行分别在3月、7月和12月再度三次降息。但市场的反映却并不那么热烈，三次降息的当天，上证综指三次均下跌。1997年全年，上证综指下跌了94.65点。

于是，经济学界意识到，货币政策的效应似乎没那么明显，市场的回应也不积极。

当时朱老板提出的目标是保住8%的增速。货币政策不足，财政政策加码。1998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了预算调整方案，决定增发1000亿元国债，同时配套增加1000亿银行贷款，全部用于基础设施专项建设资金。通过一系列的积极政策，1998年度过了难关，虽然没有保住8%，但达到了7.8%。

除了短期问题，当年对于中国长期增长前景，经济学界出现了较大的分歧。

刘鹤坚持中国经济会有光明的前景，他批评了中国难以突破“20年高速增长的物理极限”的悲观论调，认为中国在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三个方面存在潜力，将会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机会。

正是这些争论和讨论，使他意识到，经济学者之间对经济形势应进行严肃的讨论和交流。于是，他做了一件对中国经济学界至今仍有巨大影响的事，成立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他曾经讲述过成立的过程：1998年6月，我和樊纲在木樨地一家小快餐店讨论了这个想法，我们之间有强烈的共鸣，决定发起50人论坛的组织工作。

50人论坛很快成立了，这个平台聚集了几乎所有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至今仍对中国经济决策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刘鹤身居高位，不再参加每年的年会。

在1998年那场围绕中国经济长期走势的争论中，刘鹤的判断是对的。在加入WTO之后，中国逐渐走出了通缩，开启了新的高速增长期。

2003年，他进入中财办工作后，除了在公开论坛的讲话，他发表的学术文章大幅减少，更多的文章是解读中央政策。

但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他再度活跃起来。在网络上，刘鹤流传最广的一篇文章是《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这篇文章实际上是2010年他带领团队做的一个课题，2012年发表在《比较》杂志，2014年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

2007年中国经济欣欣向荣，乐观情绪膨胀。刘鹤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2007年10月之前,中国经济繁荣，股市和楼市兴旺, 经济实力迅速增强,有人乐观地估计,这个势头至少将持续20年之长。但是，全球的结构性失衡和矛盾已经积累多年，如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国内消费占比过低等问题越来越突出。

2008年的宏观形势与1998年何其相似，年初和年末的政策几乎都是相反的。

2008年年初，CPI从7.1%迅速攀升到8.7%，年初的政策还在试图控制经济过热，但到了9月份美国雷曼兄弟破产，中国开始真正感受到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迅速调整政策。“立刻将宏观调控的基调由2008年初的防止经济过热和防止通货膨胀、年中的保增长和控物价调整为全力保增长,并且着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初，刘鹤在一次高层发展论坛上对前一年的政策转向进行了这样的分析。

为了应对巨大的外部危机，中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这一计划带来的正负面影响至今仍让中国的经济学界争论不休。

作为中财办的副主任，他在四万亿政策的推出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至今仍难以了解。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在金融危机即将横扫世界的2008年，刘鹤在美国和哈佛大学的一组专家会面，商讨应对之策。这被解读为他向中国高层介绍金融危机的深度。此后，“4万亿”刺激计划出台。

2012年初，他再次谈到了中国应对危机的做法，“在应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当全球经济处于自由落体状态的时候，我们中央政府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直接干预，取得了很大成绩，也确实还有一些问题。”2014年初，中央提出了对经济形势处于“三期叠加”的判断，其中包括“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4、他的时代

2011年，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上，刘鹤提交了论坛委托研究的课题报告《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和扩大国内市场》，报告的第三部分为：改革的总体规划、顶层设计和重点内容。距离十八大还有一年多的时间，“顶层设计”成为了当时的热词。他的时代即将到来。

2012年末，十八大结束后，重要人物的首次地方考察选在深圳。虽然在官方的新闻稿中没有刘鹤的名字，但从电视画面和图片可以看到，刘鹤是考察团中的一员。

2013年3月，他正式接任中财办主任一职，从副职到扶正，花了整整十年。2013年5月，中国的重要人物对来访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多尼隆说，“这是刘鹤，他对我非常重要。”这让刘鹤名声大振。

在十八大以前，经济学界就呼吁重启改革议程。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承担了新一轮改革再出发的历史重任，市场对此热烈期盼。

当年会议召开前夕，媒体广泛报道了一份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衔的其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交改革方案总报告全文，“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这被称为“383”方案，该课题由李伟和刘鹤担纲。这个方案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方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不过，中国经济很快进入了四万亿刺激政策之后的低潮期，经济增速不断下降，企业效益也不断下滑。到了2015年，形势越来越严峻。

在这个迷茫的时期，刘鹤开始在沿海多个省份考察，唱响中国经济前景光明论，并寻找解决问题的药方。2015年，刘鹤分别到上海、广东和浙江调研，其中浙江去了两次，第二次在浙江召开了部分省市经济形势座谈会以及企业负责人座谈会。

除了大力呼吁保护产权、激发企业家精神、大力推进市场取向改革之外，在广东调研期间，他还提出了“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当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宏观政策的核心。

从2015年年中开始，权威人士曾三次在官方媒体发表谈话，表达对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看法，引导市场预期，指出改革方向。虽然官方从未披露权威人士是谁，但是坊间多传言主要由刘鹤操刀。

至今为止，最后一次的权威人士发言出现在2016年5月，提出了“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的判断，并且指出“高杠杆必然带来高风险，控制不好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

除了顶层设计之外，作为发改委副主任刘鹤也亲自部署国企混改。2016年9月，刘鹤主持召开专题会，研究部署国企混改革试点。将近一年后，2017年8月，联通发布混改方案，引起市场震惊。

1978年，当26岁的刘鹤参加高考时，中国刚刚启动改革开放。2008年，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30年前我们以惊喜的心情迈进大学，赶上了时代的末班车。那时，他赶上的这趟末班车，而今他成了影响列车行进方向的人。

时代正在发生激烈的变化。在2008年的那次讲话中，他说，“我们正处在实践变化快于理论形成的大变革阶段，出乎意料和不知所措的局面不断出现，这使得很多理论无法经受住历史检验。”他指出，“有三件事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回避的责任”：

强化社会共识和推动改革开放。未来推进改革需要新的社会共识，既有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的挑战，也出现了自满的“天国”情绪，最多的电视剧是古老帝国的繁荣，但推动改革和这些自满浮躁情绪格格不入，需要建立真实的危机感和自我批判精神，进入思想解放的精神状态，推动形成新的改革共识。

总结历史经验和推动理论创新。再认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和重新定义公共产品，再认识价格机制的重要作用，再认识在全球化条件下战略性产业政策的功能，再认识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发展模式调整之间的互动关系，再认识保护产权、完善激励机制等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因素的重要作用。

思考深化改革的导航图。顺利实现转型的核心问题是，调整储蓄和消费的失衡状况以及人力资本和知识的有效积累。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从而加快转变发展方式，需要有一张明确的改革导航图。

这仍是未竟之途。

而今，在众多省部级干部中，66岁的刘鹤特立独行，一头白发。

文章来源：前沿观察（ID：zhengjingguancha）

拓展阅读

推动高质量发展
共同促进全球经济繁荣稳定
——刘鹤达沃斯演讲
（ 2018 年 1 月 24 日）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1月24日在“2018 冬季达沃斯论坛” 解读了中国的经济政策。

以下为演讲全文：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k0538fqjrdh&width=500&height=375&auto=0

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施瓦布先生邀请，让我有机会参加本次达沃斯论坛。去年这个时候，习近平主席在这里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演讲，坚决支持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

一年来，中国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的倡议，反对各种保护主义，加强产权保护，促进公平竞争，放宽金融业市场准入，主动扩大进口，积极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用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

未来中国经济政策顶层设计

施瓦布主席希望我借这个机会介绍中共十九大和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政策，我做一个简要回应。中共十九大确立了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发展的行动指南，确定了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到 2050 年分两步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明确了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政策方向。

中共十九大报告是一份透明度很高的施政纲领，里面提的每件事都是向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都必须要做到。而做到这些事，将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如果想了解中国的未来政策，我建议大家阅读一下这份报告。

中国未来经济：一个总要求、一条主线、三大攻坚战中国未来几年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是围绕上述目标而制定的，关键就是要实施好“一个总要求” 、 “一条主线” 和“三大攻坚战” 。 “一个总要求” 就是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今后几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构政策、改革政策、社会政策都将围绕这个总要求展开。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正处于从人均收入 8000 多美元向 1万美元、进而向更高水平迈进的历史阶段。在这种情况下，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涵就是从总量扩张向结构优化转变，就是从“有没有” 向“好不好” 转变。

这是在开放状态下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将为诸多新产业的发展创造巨大的空间，比如与消费升级相关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与新型城市化相关的节能建筑、智能交通、新能源等诸多绿色低碳产业，这些不仅为中国，而且为全球企业创造着新机会。当然，实际关联的产业远远不止这些。

事实上，转变已经发生。中国经济内需稳步扩大，目前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58.8%，比 5 年前提高了近 4 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60%，比 5年前提高了 5 个多百分点。过去 5 年，又有 8000 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市民，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58.52%，比五年前提高了近 6 个百分点。同时，能耗强度已经下降 23.9%。

“一条主线” ，就是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于供给体系难以适应需求体系的变化，供求之间存在结构性偏差，需要及时调整。因此，通过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是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重点是“三去一降一补” ，就是在生产过剩的领域“去产能” ，在房地产领域去掉多余的库存，降低过高的杠杆率，在全社会降低成本，在整个经济结构中补上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制度性短板，全面提升供给体系的适应力和创新性。

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2016 年以来，中国已减少钢铁产能超过 1.15 亿吨，取缔 1.4 亿吨“地条钢” 产能，减少煤炭产能超过 5亿吨。我们通过市场出清调整了供求关系，带动了部分领域的价格回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 2016 年出现了由降转升的拐点，这件事已经产生全球的正面外溢效应。这项工作，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做下去。

“三大攻坚战” ，就是中国决定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按照“木桶原理” ，“三大攻坚战” 就是补齐我们发展中的三个最突出的短板，从而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是继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在中国经济面临的各类风险中，金融风险尤为突出。我们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针对影子银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突出问题，争取在未来 3 年左右时间，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金融结构适应性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强，系统性风险得到有效防范，经济体系良性循环水平上升。我们对打赢这场战役充满信心，思路也非常明确。从战略上看，我们要坚持在改革和发展中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从战术上看，我们要抓住突出矛盾，解决重点问题。

我们有诸多有利条件：中国经济出现企稳向好态势，基本面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中国未来发展有巨大的潜能，既包括城市化的潜能，也包括改造传统产业和创新发展的潜能等；中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全，储蓄率较高。我们已经开始妥善处置一系列风险因素，从去年四季度开始，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增速已经有所下降，这是个好迹象。

另外，各方面的风险防范意识正在强化， “刚性兑付” 和“隐性担保” 的市场预期正在改变，这对我们防控金融风险创造了重要的心理条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金融风险的形成有特定的国际背景，其应对也与外部市场变化密切相关，化解金融风险是稳定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欢迎国际社会的参与和合作。

二是继续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大规模减少贫困人口。过去五年，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打响了力度前所未有的脱贫攻坚战，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约 1 亿人减少到3000 万左右。未来三年，我们的任务是基本消灭绝对贫困，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今年，我们将减少 1000 万绝对贫困人口，其中包括实现易地搬迁减贫的280 万人。我们认为，这是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大调整，也是中国人权观的具体体现，将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新贡献。

三是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是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也是对传统增长方式的调整。未来三年，我们将加大污染防治力度，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资源消耗强度降低，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升，重点是打赢蓝天保卫战。事实上，我们所做的这件事，就是在采取具体行动信守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落实好《巴黎协定》。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把这件事做下去，也希望和国际社会全面加强合作。

女士们、先生们！毫无疑问，为实现以上目标，必须加快改革开放。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过去 40 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仍然要靠改革开放。

我们要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针对突出矛盾，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充分发挥企业家的重要作用，鼓励竞争、反对垄断，完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我们要继续推动全面对外开放，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创造有吸引力的国内投资环境。我们坚信，开放包容的制度安排、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

我们将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与各国扩大双向投资和贸易往来，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经出现了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形成巨大的国内市场，我们相信这个 4 亿人左右而且快速增长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开放市场，将对全球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源于中国，但“一带一路” 建设的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我们要通过打造互联互通的物理条件和人文环境，扩大全球有效需求，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复苏。

女士们、先生们！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在分化的世界中打造共同命运” ，这有非常鲜明的针对性。当前，世界经济回暖上行，主要经济体自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首次实现同步增长，国际贸易和投资走出低谷，世界经济有望进入新的增长周期。当然，在这样的关键时期，近期我们要高度关注大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性和债市、股市、大宗商品市场变化，中期要关注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和大国储蓄率的变化。

我们看到，世界经济存在的深层次矛盾仍未解决，还面临债务高企资产泡沫、保护主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升级等多重风险，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要想应对这些挑战，巩固发展势头，推动世界经济从周期性复苏走向可持续的增长，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合作和努力。

在人类发展的长期历史进程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历史或以不同的方式重演，或把我们带到似曾相识的十字路口。在这种情况面前，慎重、理性和正确的选择十分关键。面对气候变化、技术进步双刃剑和恐怖主义等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

我们应当跳出局限性，加强战略思维，增进相互谅解、包容、信任，更加理性务实地进行合作，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这样才能走向繁荣的彼岸。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去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指出：“只要我们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

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经济实力有了定的变化，但仍然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将在努力办好自己的事情的前提下，与国际社会一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共同发展和进步。

感谢诸位的倾听，谢谢主席先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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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届菁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