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邵宏：一个"臭老九"子女的坎坷求学路
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邵宏，1956年出生在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县城一个教师之家，1975年5月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上山下乡。1978年3月考取合肥工业大学。毕业后经历国企和自己创业，一生历经坎坷和曲折。
原题
路
作者：邵宏
这是从村里到王集公社的路。这条路一共才8华里，尽管是乡村小路，但两年多来走了无数次，从哪个村穿过，从哪拐弯，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都能找到路。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觉到遥远感觉到漫长……
淮北的冬晨雾气蒙蒙，西北风夹杂着小雪花吹在身上刺骨的寒冷，但是此时我的心情比这更冷。
昨晚彦柳从公社回来，还带了平时难见的猪肉，晚上叫我去喝酒。彦柳在公社食品站当会计，家就住在新集街上，我们一个大队，又都是公社宣传报道组的，所以关系很好。这次又一起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高考。他平时都住在公社食品站，今天回到新集家里，有酒有肉，我肯定不会爽约。
酒过三巡，彦柳告诉我，他今天拿到了初选通知书过两天要去县里体检。并且说，我们全公社18个大队的考生中，只有5个初选的。听说只有一个知识青年，其余都是回乡青年。听王书记说窦宝平初选了！彦柳的话无异于晴天霹雳，震得我呆若木鸡。以致于彦柳后面又说了什么全然不知，只记得彦柳叫我明天一早去趟公社。
我是如何回到我在村里的小草屋全然忘记，心里的苦楚难以言表。高考前我兴致满满，觉得恢复了高考，我肯定能考上大学！因为当时在我所接触的淮南五中、寿县中学、邵店中学、炎刘中学以及我们王集公社都说我肯定能考取，因为在我所接触的考生中我都是翘楚。我爸爸更是说恢复了高考，家里至少还要再出两个大学生，并且爸爸说只要不在政审时卡住我，我要是考不取大学，就不知什么人可以考取。
我出生在寿县县城一个教师之家。爸爸妈妈分别是中学和小学老师。从小我就生活在校园环境中。听爸爸说他的太爷爷孙家鼐是状元，是光绪和宣统帝师，是北京大学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校长。我小时候就学习很好，叔叔阿姨们都说我像我的姐姐一样聪明。我姐姐16岁不到就参加高考，1960年高考数理化外语全部满分，三个高考自愿全是北京大学，当年高考分数位列安徽省总分第二，试卷作为高考优秀试卷巡展。
但是，像我们这样的家庭背景是考不上北京大学的，政审就通不过。没有录取通知也没有不录取通知。姐姐从此当上了县城青疏社的知青。第二年又报考北京大学，还是没有任何消息。第三年报考了皖南大学数学系才被录取。大学开学第一节大课，教授就点名叫起我姐，认识一下这个数学考满分的学生。
我们姐弟四人，分别名叫光、明、宏、伟。我上面一个大姐，一个哥哥，下面一个弟弟。我们姐弟4人年龄每人相差6岁。姐姐整整大我12岁！两个随父姓，两个随母姓。哥哥上初中，当班长，哥哥学习刻苦认真，一丝不苟，作业一直作为优秀作业到处展览，令我十分敬佩。可是姐姐哥哥都入不了团，我也一直到初小毕业才带上红领巾。到1966年为止，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满足很开明很平静很普通的教师家庭。
这种状况在1966年暑假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暑假过后，我应该进入高小了。往年放暑假，妈妈、爸爸都可以轻松一点。但是今年却都要集中学习。妈妈和全县城的小学老师都集中在幼儿园，爸爸在他工作的寿县中学。姐姐放假也没有回家，哥哥白天也要在学校学习，但是每天下午放学可以回家带我和弟弟。家里就是我带着4岁的弟弟天天在小学校园里玩。只有星期六晚上爸爸妈妈都才回家。
右边是妈妈抱着作者，左边是二姨，最上面是姐姐，最下面是哥哥
1966年7月23日，这是我一生中刻骨铭心的日子。那是一个星期六，是我们兄弟天天盼望的日子。下午爸爸回家了，妈妈没有回家。那天寿县电影院放映电影《南征北战》，不知是哥哥还是爸爸买了票，全家去看电影。妈妈没有回家，爸爸带着我们前往电影院。通过北过驿巷口时，爸爸叫我去喊妈妈一起看电影，我飞快的跑向幼儿园找妈妈。
到了幼儿园，妈妈正和许多我认识的阿姨们一起在食堂前的大树下吃晚饭。我和妈妈说了一起去看电影的事，妈妈边帮我檫汗边问我晚饭吃的什么，又从食堂买了一根油条看着让我吃下。然后让我告诉爸爸，今晚学习不放假，不能去看电影，也不能回家，把她的电影票退了。我临走时妈妈又嘱咐我叫我明天一早再送一个脸盆和小锄头来给她。
第二天早晨8点多钟，我又拿着妈妈让我送的东西去了幼儿园。到了妈妈住的地方，，发现平时整洁干净的妈妈的床铺竟然蚊帐没有挂起，被子也没有叠！这可不像我妈妈做事。我问旁边孙月英阿姨妈妈去哪了，孙阿姨红着眼睛告诉我妈妈开会去了！我也就信以为真放下东西走了。
没有想到昨晚竟是我和亲爱的妈妈最后一别，此情此景我终身难以忘怀！当时我还差100天才到10周岁，而下面还有一个小我6岁的弟弟。
妈妈生前是城东小学毕业班语文老师，同时带各个班唱歌课。妈妈生性刚烈，非常能干，是家里顶梁柱。爸爸每月工资留下自己所用的都交给妈妈。爸爸通常都住在学校里，周六晚上回家，周一又去了自己的学校，家务事从不过问。放假前妈妈在我们班教唱的歌就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妈妈爸爸一直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增强本领，长大了建设祖国。妈妈怎么会突然变成反党分子，怎么突然就“畏罪自杀”了。
妈妈不在了，爸爸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全家五口人。姐姐因为文化革命毕业了也不能分配工作。爸爸以前从不理家，当时的困难是不言而喻的。同时我们当时还背着妈妈“畏罪自杀”的名声，在外人面前是无法昂首做人的。
暑假后学校已经不再学文化课，天天背毛主席语录，跳忠字舞、好在我每次基本上都第一个过关。所以也落个逍遥自在，黑五类的后代也不用参加运动，就这样度过了高小生活。
寿县中学位于寿县县城的东北角。这是一个实行教育五十条的重点中学，在全省全地区都非常出名，当时仅高中班就有24个。爸爸就是这个学校的高中物理老师。爸爸是老牌大学生，抗战时作为热血青年在学校集体加入了国民党和三青团。但是大学四年级时，因为日本鬼子占领了南京和寿县，家道中落，无法继续上学，就开始了教书养家糊口，学历也就变成大学肄业。
爸爸教高中物理课，课讲得非常棒，并且脾气很好。在我印象中爸爸就打过我一次，是因为和童伴在学骂人，爸爸打了我一巴掌，这一巴掌让我一生中从不骂人。爸爸人缘很好，很少得罪学生和老师，所以文化革命中很少有大字报，倒使爸爸躲过一劫。妈妈去世后，我们家就搬到这个校园中了。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砍柴草，拾干柴，午秋二季捡麦穗、拾黄豆，砍麦茬，搂豆叶补贴家用。
由于红卫兵造反和破四旧，学校到处是被砸的老师宿舍，到处都是书籍，却成全了我从小就爱看书的习惯，爸爸成天带着几个喜爱无线电的同学捣鼓收音机，吱吱钮鈕的来复再生声音引不起我的兴趣。每天晚上看书成了我的乐趣。这期间乱七八糟看懂看不懂偷偷看了很多书籍。
我特别喜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该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的这段话，它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
照片下左是哥哥，此时哥哥已经当了7年知识青年
1968年秋，姐姐的工作分配到距离县城45公里外的农技校当老师，而姐夫却分配到山西大同。哥哥初中毕业于10月28日到距离县城28华里的菱角公社张郢大队当了知识青年。年底寿县中学这个修正主义学校被解散，学校的教职员工分别遣散到农村中学，爸爸和其他6位老师被分到邵店中学为贫下中农办学，爸爸就在这个学校教数学和物理课。弟弟也和爸爸一起去了农村。县城里我一个人要在1969年3月读初中，就在县城租了一间民房独立生活了。
我初中上学的还是寿县中学那个校园，但是校名变成了“寿县五七中学”。老师是从其他学校来的，我都不认识了。学校天天学农劳动、军训、写批判文章、学最高指示，我又不是红卫兵，自然很自由。学校很少上正经的课程。到初中毕业时，代数学到一元二次方程，几何学到相似三角形。物理只学习了简单机械，化学学完元素符号，英语学完26个字母和一些类似于“Long live chairmen Mao”的政治口号。语文更是没有学习一篇文言文和诗词。考试是开卷考试，大家翻书，抄写、讨论，还可以问老师。就这样浪费了一生中最好的学习知识的大好光阴。
但是我学会了走路。军训时我们拉练到了三觉。打着背包两天走了55公里，往返220里路；参观万人坑110华里早去晚归徒步来回。我还经常一个人走到哥哥当知青的地方，通常是星期六下午出发，星期天下午再回到县城。当然这样的路都是有人带着我走的。
更重要我学会了自己走路，走自己的路。
小小的年龄明白了路在鼻子底下的道理。这是爸爸写信告诉我的。当时邵店中学离县城交通极不方便。从水路走，早晨天不亮到城外码头坐上轮船，坐7-8个小时到瓦埠，再步行20华里，中间还要渡一条河；从陆地走早晨一早坐长途汽车一个半小时到十字路车站，步行30华里，中间还要渡过瓦埠湖。爸爸平生最不爱写信，给我写这封信很是难得。信上告诉我沿途通过的较大集市名称，要我放假自己选择路线回家。12-13岁读初中的两年，这样的路我走了4个往返。
1971年春节前的寒假，我初中毕业回到了邵店中学。我告诉爸爸初中已经毕业，下学期进高中了。爸爸给了我一套数学和物理试卷要考考我这个初中毕业生。这个卷子上的题目我大多不会不懂更没有办法做。我向爸爸说了我们的学习情况。此时我第一次见到了严厉的爸爸。爸爸不让我再回县城了，让我在邵店中学再和1969年3月入学的学生一起读一年初三。邵店中学的课本也不是那时的统一教材，都是老师自己油印的讲义。
我才发现城乡学生学习环境不一样。农村学生朴实厚道，听老师的话，更不会去批斗老师。他们尊重老师，老师教得也很有劲。毕竟都是原来重点中学的老师，教学质量当然很好。考试都是闭卷考试。刚插班时从跟不上听不懂直到毕业时全年级最高分，我并没有感觉到吃力。毕业考试，数学、化学全部满分，而物理课爸爸扣了我一分，说卷面不干净，还有错别字，不能给满分！
初中毕业的我失学了。
上高中的名单是这样分配的：邵店公社共有8个大队。每个大队推荐两个初中毕业的学生到瓦埠区瓦埠中学读高中。邵店中学的高中班不再招生了。爸爸的眉头紧锁，常和同事说他把我给害苦了。新学期已经开学了，我却没有读书的地方。我也时常流露出有点怪爸爸让我读初三的意思。
那是新学期第二周的周末。吃完早饭爸爸告诉我想把我安排到距离邵店40里以外的炎刘中学读高中，问我愿意吗。那我当然高兴了。于是我们父子俩收拾行装，开始出发。
那时爸爸已经是知天命年纪，一辈子当老师没有干过什么体力活。我才15周岁，且可能是营养不良，十分瘦小。所以，一路上尽管我和爸爸轮流挑着行李，但还是爸爸挑着行李的时间多。那天下着小雨，农村的泥泞小路格外的滑。我和爸爸走到距离炎刘还有8里路的地方天就黑了。此时一条大约宽50米的灌溉渠横在我们面前。灌溉渠里水流很急，且不知深浅。上面仅有两根圆木权且算是个人行桥！想绕路不知要绕多远，从哪里可以通过。又是黑天下雨，无人可以问路，只能从这里过去。圆木上全是泥泞，十分湿滑。爸爸挑着行李，我们父子俩手脚并用爬了过去。直到现在，这一幕还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当我们父子晚上九点多钟敲开炎刘中学副校长孙立方家门时候，他们大吃一惊。爸爸介绍了来意，孙校长告诉爸爸炎刘中学现在校长是张子赢，也是爸爸的学生。所以第二天我就插班到了炎刘中学高一二班开始了高中的求学之路。
以后的两年，邵店到炎刘这条路我走了不计其数，反正两周一趟，周六下午由学校回家，周日下午由家返校。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事件后，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复出主持工作，我有幸赶上了这个时机。炎刘中学的两年，学校的教学抓得很紧，考试全部闭卷考试。还经常小考、小测验等。数学化学两门主课都是原来寿县中学的老师。尤其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更是非常认真，早自习、晚自习都亲自到班上监督。我上课时间一直是全神贯注，思维始终跟着老师的思维，这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
我的各科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我比同学们都小，他们都比我用功努力，可是考试时成绩却总是我得高分。高中时开始学习文言文，如《曹刿论战》《愚公移山》等，老师要求文言文都得背诵，我总是全班最早背下来的。这些课文我至今仍然熟练背诵。甚至当时农业基础知识课程，尽管其他同学全部来自农村，并且在家都会种地，可是几次考试我也全部是满分。但是从邵店中学到炎刘中学一直没有外语课，十分可惜。
同学们像大哥哥大姐姐一样对待我这个城里转来的同学，在生活上照顾我，给我留下极深印象。我的入团申请却没有回音。入团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尽管班主任沈老师多次帮我做团支部书记陈发超的工作，可是陈发超就是不同意我加入共青团，我也就成了班上仅有的非团员了。
高二的下学期又开始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我因为作文曾经参加地区作文竞赛而被大字报不点名的批判。好在很快就毕业了。1974年元旦，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炎刘中学，从此再没有回去过。不是我不思念母校，而是人生之路不允许我有闲暇时间回母校看看。
爸爸在邵店又重新成了家。继母和我一直关系处得不太好。高中毕业后，我又回到了寿县县城。这几年，姐夫从山西大同调回了淮南，姐姐也从距离县城55公里、30公里直到距离县城3公里慢慢向夫妻团聚努力。
哥哥还在农村当知青，一起当知青的很多人招工回了城，可是哥哥还是没有回城。因为哥哥在农村表现很好，曾经被公社推荐到安徽大学植物保护专业，可是政审时还是没有通过而错过了进入高等学府深造的机会。
由于姐姐分配工作时户口落在了县城，所以我和我姐姐的户口就一直在一起。回县城后，恰逢小外甥出生，我就一边帮姐姐照顾小孩，间或带带课，打打临工等，总之一直跟着姐姐生活。
这些年的经历使我认识到，妈妈的“畏罪自杀”结论一定要推翻。我就开始了努力。教育局，城关镇、学校，一趟趟地跑，一次次不懈的努力。终于妈妈的冤案平反昭雪，我和弟弟有了抚恤金，关键是扣在头上的黑帽子拿掉了。此时姐姐终于工作调动到了淮南六中和姐夫团聚，我也就和姐姐的户口一起迁移到了淮南市。
我的姐夫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他对我的一生影响也很大。姐夫童年也遭遇了很多磨难，初中自己在家边干活边自学最后高中考取了寿县中学。大学考取了安徽工学院金属材料热处理专业。毕业分配到遥远的山西大同，凭着自己的努力工作调回淮南。
当时淮南距离姐姐所在学校有45公里（后面到18公里）。姐夫每到周末下班骑自行车到姐姐学校，星期一早晨再骑自行车回单位上班。一年四季，风雨无阻。这种辛苦可想而知。最后姐夫把姐姐的工作调到淮南六中，夫妻团聚。我的户口也一起随迁到淮南六中，能作为淮南的知识青年抽调回城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增加。
从左到右哥哥、姐姐和姐夫
1975年5月5日，我和淮南六中4个初中毕业的同学一起作为知识青年来到凤台县王集公社新集大队赵庄东队插队。我也就是从那一天起开始开始了人生的抽烟和喝酒。我们是赵庄第三批知青，第一批已经全部回城，第二批正在陆续办理回城手续，我们作为第三批知青的到来，当地的农民对于怎么对待知青十分熟悉。队长第一天从公社接我们到生产队时就用队里的钱买了烟，一边教我们每个知青抽烟，一边说今天你们抽我的烟，以后你们就要给我烟抽。中午又把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孩子们全部灌醉了，这就是我作为知青来到农村来的第一课和第一印象。
我比他们略大一点，我的经历也使我比他们更熟悉农村，所以我很快就适应了农村环境。插秧，割麦开始跟着社员们学，到秋收时我已经和社员们不分上下，甚至更快更强。我可以挑着200斤担子连续走8里路不休息，我可以一个人拉1400斤石头车走70里路，丝毫不逊于当地社员。尤其在知青中表现非常突出，当年就参加了全县知青先代会。
年底生产队选队长，赵、岳两个姓的社员都推选我担任生产队长。大队党支部书记安排我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才知道我还不是团员。突击发展并且担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随着赵庄第二批知青全部抽调回城，赵庄中队的油坊会计回城了，大队又安排我过去接替，并为此将赵庄东队和中队进行了合并。
我在全队是工分最高的人之一，其他知青一年几百工分，我每年4000多分，从不误工，还常拿加班工分。尽管每天工分值才是0.11元，但是那时并不在乎。春节我也不回城，全部是在农村度过。用那时的时髦话是和贫下中农一起过革命化的春节。
知青之路我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1976年秋，县广播站赵万怀编辑和岳炯记者来我们公社培训基层通讯报道人员。大队又安排我去参加。这更使我如鱼得水。一时间公社广播站、县广播站、淮南市广播电台大量播发我采写的稿件，还有安徽广播电台、新安徽报、东海民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都有我的稿件采用。我的足迹踏遍了全公社，那时就手提着录音机到处采访，可见神气十足了。白天采访收集素材，晚上就在电石灯下写稿件。
后来县广播站赵万怀总编辑干脆把我抽调到县广播站上班，并且经常给县知青办，县政府办公室写材料。1977年9月9日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时，我采写的录音通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农村广播节目里播出15分钟。一时间我成为知青中的大红人。
就在此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但是那时的我忙得不可开交。我正在茨淮新河农田水利工地上负责报道。当时是作为县委办公室的报道组人员，县委办公室高主任亲自带队在现场。白天各个工地采访第一手资料，晚上出稿，每天工作都在15-16个小时。根本没有时间去复习迎考。
1977年11月11日，我在指挥部接到一封“姐病速回”的电报。领导已经全部明白了，立即批准了我回去。
第一次高考是先填写志愿再考试，分文科试题理科试题，大学、大专、中专各填写3个志愿，依考分高低先按总录取人数120%初选，然后体检、政审，最后按照成绩分段录取。分重点、大学、大专、中专批次进行。我的知青表现政审应该问题不大，身体也不会有问题，关键是考试成绩。第一年高考，从1966年到1977年共12届的高初中毕业生一起竞争，甚至还有姐姐的初中同学现在就在学校当老师也和我一起参加高考，加上78届高中毕业的选优生，竞争之激烈在高考历史上绝无仅有，整个录取率不足3%，可以讲到了惨烈的地步。
我到了淮南六中的当天，告诉姐姐我已经报名参加文科考试，第一志愿已经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姐姐和姐夫提出了他们的意见：历史地理没有系统学过，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我的性格像妈妈，搞新闻很危险，不定什么时候运动来了会出大的事情；今年第一年不知政审会如何，北大这样的名校会不会接收这样家庭的学生；我报的专业在安徽只招收两人，可能会撞车；建议我改考理工科，合肥工业大学是重点大学，姐夫建议我学金属材料及热处理这个冷门专业。
经过把文科理科当时流行的测试卷做了一下，我决定改考理工科。只填报大学，如果考不取就到凤台县广播站工作，因为县广播站已经同意正式招收我，正在办理相关手续。幸亏当时在生产队、大队、公社和县里各级关系都相处得很好，所以第二天返回农村更改了志愿，第一志愿报了合肥工业大学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第二志愿降到安徽师范大学六安教学点物理专业，第三志愿淮南煤炭学院采煤专业。只要能考取下井做矿工都愿意，当时渴望回城的心态可见一斑。当时就认定这是穿皮鞋和穿草鞋的分水岭。我必须奋力一搏。
我把仅剩的时间安排了一下，在淮南六中复习数学、去邵店中学复习物理、去寿县中学复习化学（舅舅舅妈都在寿县中学任化学老师）。充分利用了教师之家的优势。全家一起帮助我，姐姐把当时流行的各类题目自己做出来让我看她做的题目，我就可以全力以赴系统看书；爸爸把整个物理学科知识串起来，并且把后面教材里新添的知识给我系统讲解一遍；舅舅是地区特级教师，各种疑难化学题都帮我找到让我扩大知识面。每天听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掌握时事政治，语文、政治近期一直没有放下就不安排专门时间了。数理化各安排复习一周，每门复习完基本上都是在他们接触考生中我都是最好的了。最后一周综合找补放松迎考。
就这样我选择了理工科这条人生之路。我也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态参加了这次高考，我的亲人们也一起为我付出了努力。
1977年12月9日，彦柳提前告诉我9号公社食品站有往市里送猪的汽车，我可以和他一起跟车去县城，参加第二天的考试。这样可以少走从村里到县城的35里路程。那天天下着雪，十分寒冷。中午吃完饭我们上了汽车的驾驶室。
就在汽车开出食品站大门的时候，公社王书记领着一个戴眼镜的女知青过来了，说这是王集大队的合肥知青窦宝平，也回来拿准考证去县里参加考试。这天下雪，县城到王集公社的班车没有来，现在没有车了，让窦宝平和我们同车前往县城参加高考。
一个女同志不好意思让她在拉猪的车顶上坐着，又是王书记亲自送来的。我就上了车顶，把驾驶室的座位让给了窦宝平。刚过大雪节气，站在卡车车顶行进55里的路程，寒风会浸入骨髓。我到县城时浑身冰凉，冻得够呛！
到了广播站，我平时的宿舍因为丁老师的侄子也来参加高考也无法住了。大家就你一床垫被他一床盖被给我在办公室的乒乓台上搭了个床铺，我和公社的另一个报道组的考生就住在那里了。
第二天早晨，正式走上考场，走上了人生之路重要的搏击场。
早晨语文考试，占80分的作文题两个题目：一、紧跟华主席，永唱东方红二、从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谈起，二选一。本来第一题高考前我一直在搞宣传报道，素材多，并且此类文章比较好写。但是第二题比较符合我的此时心态，除了叶帅的诗外，我一直很喜欢马克思说的一句话：“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大道可走的。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能够到达光辉的顶点。”结合这次高考前的一些心态，我就选择了第二题政论文作答了。
下午数学考试前，我感觉有点发烧，但还是坚持把试考完了。因为头昏沉沉的，所以试卷一发下来，我一看最后一题是个附加题，属于二次曲线类代换的复杂题目，赶快在草稿纸上把8个代换公式凭记忆写下来，最后把这道题目的分数稳稳地拿到。
第一天考完回到广播站，我的体温高达41度，大家赶快把我送到县医院，打点滴、打柴胡、口服药一起上，然后盖上被子睡了一晚。第二天早晨体温还是39.5度。赶快又抓一把药吃下去，然后去了考场。
上午的物理化学本来是我的强项，可那天物理题目还没有做完，时间已经不多了。赶快把化学试题容易的做了点，但是物理和化学都有许多题目没有做完时间就到了。
出了考场，又赶快吃药，到了下午体温终于降到了38度。好在最后的政治题目对我来说都非常熟悉，像最后的25分问答题，论述抓纲治国八项战斗任务题目，这样的题目很多考生答不全，而我却轻车熟路，所以倒也比较轻松。
本来就感觉没有考好，昨晚听彦柳这样一说。所以今天去公社路上的心情可想而知。
当我耷拉着脑袋，没精打采地走到公社门口时，迎面碰见公社王书记。王书记直接祝贺我，让我去陆老师那里去拿预选通知，此时我知道我初选了。内心的激动和喜悦尽管强行按捺，但是脸色立即晴朗了。
我仍然和往年一样在农村过了春节。大年初三离开农村去了开封的三姨家。直到一天接到姐姐发来的电报“录取合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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