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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丨成小秦：书生报国无他道，几位陕西老报人的运命
成小秦， 1951年出生于河北秦皇岛，1954年随父亲调西安，1964年考入西安外国语学校。1969年春插队麟游县桑树塬公社，1972年春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入陕西师范大学外文系读书。1975年毕业留校教书。1978年赴英国留学，1980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英文系。此后十多年，先后在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从事翻译。1995年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书至今。
书生报国无他道
——《秦风·工商联合版》
报人的运命
作者：成小秦
民国十八年（1929），陕西遭荒旱，经济凋敝，饿殍遍野。当此危难之际，杨虎城主政陕西，邀祖父成柏仁服务桑梓。1931年初夏，祖父从南京返陕，接替至交杜斌丞掌清乡局，然而，目睹历次“革命”，并未出民水火，深感罪疚。“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亟，祖父无意从政，而期以报业，启迪民智，救国救民，经艰难筹备，于1935年3月，创办《秦风周报》，倡言：述往事以励来兹，缀旧闻而策后起，同赴国难，光我秦风。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季鸾先生急电祖父，打探实情，挚友立场一致，反对张、杨兵谏，主张拥蒋抗日。祖父虽与杨虎城交情甚笃，然国难当头，只能决然停刊，以表态度。《秦风周报》自创刊至停刊，不足两年，出版凡八十四期，祖父每期必著文，在国势阽危下，标举士气，伸张民气，克尽言责。
翌年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五月，祖父创办《秦风日报》，聘张季鸾（《大公报》总编辑）、李浩然（《新闻报》总编辑）等八人为董事；股东为老友张凤翙（字翔初，曾任陕西都督）、寇遐（字胜孚，著名书法家，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许世英内阁农商总长）、李虎臣（曾任陕西督办，与杨虎城“守长安”而青史留名）等。祖父著文重申，发行人及董事“是对西北革命，对民国建立，尽过微力，拼过生命的一群，而且始终保持自由职业的立场。我们自辛亥以前的同盟会起，直至现在的全面抗战止，固守西北革命党人的人格，从不蝇营狗苟地妄求个人的权利。以创办本报说，我们受尽艰难辛苦，但是，从未受任何方面、任何派系、任何个人的津贴。”
1937年5月2日，西安报界送杨虎城出国考察。前排：王菊人（左一）、邓宝珊（左二）、杨虎城（右二）；后排：刘文伯（左二）成柏仁（左三）、张性初（右一）
日报二周年，祖父撰文誓言：值国家民族危亡关头，惟知抢救国家，复兴民族 ...... 苟有利于国家民族，抗战建国，官民之精诚团结，以实现清明合理之政治，吾人必一本初衷，直言无隐，绝不有所顾惜，全小我以害大我，利私人以误国家。
抗战后期，《秦风日报》处境艰困，祖父始终与同人患难与共，白天，吃三等黑面，佐以食盐和辣椒；晚上，在土蜡烛光下，著文至深夜。报纸印刷所用土纸，粗糙，泛黄而易脆，纸中杂以碎麦草秸，字迹模糊不清。
1943年初，国共明争暗斗，周恩来在重庆指示王炳南，在西北物色一份进步报刊，以扩大共产党的影响。王炳南遂面商杜斌丞，请他与“四联银行”经理田一明出面，邀请《秦风日报》成柏仁与《工商日报》刘文伯商谈，两报联合，共渡时艰。
刘文伯起自行伍，善战，1933年10月，率部围剿耀州照金苏区（刘志丹、谢子长等创建的北方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尔后厌倦宦途，归隐办学，于1934年5月，创办《工商日报》，任董事长。刘文伯自辛亥革命、靖国军、国民二军时即与祖父相熟，两人一谈即合。1943年8月13日，《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出版发行。杜斌丞为发行人，刘文伯任董事长，成柏仁为社长，张性初任副社长。
《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
当年，西京报业大小十数家，多为官方或半官方经营，惟《秦风日报》始终保持无党无派的立场，不避权威，抨弹时政，为人民发言。《秦风日报》与《工商日报》联合之后，仍卓然独立一段时间。
祖父在《联合版》备忘录记：“周恩来托杜斌丞转告报社同人，谓西北需要本报存在，希望勿过于突出，免遭毒手。”起因是两报联合后，祖父开明，放手让张性初分管人事。性初先生早年加入共产党，忠贞不渝，在《联合版》成立伊始，便延揽著名党人（如耿坚白、梁益堂、李子健）、左翼文人（如郑伯奇、李敷仁、关梦觉等），甚至边区《关中报》党人，致使《联合版》日渐左倾。1945年初，民盟西北总支部成立，《联合版》成为机关报，更趋激进。
抗战胜利后，祖父眼见国民党贪腐不堪，压制民主，渐失所望，1945年9月1日，在《自己的话 -- “九一”记者节献辞》愤言：“书生报国无他道，只将毛椎当宝刀。”...... 目睹人民支持战争之艰苦，对于罔民之官、贪污之吏，不惜予以无情抨击。我们非不知权不可忤，力不可犯，然而，良知所系，责任所在，曷暇为国人耍危计耶？向后国家步入建设途中，我们更要一本此旨，勉尽言责，凡阻碍国家进步之黑暗势力、倒退的现象，我们均不惜与之敌对。
彼时，国共为争夺天下，再度以兵戎相见。祖父心急如焚，望治甚殷，数次撰文，坚决反对内战，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主张向国内呼吁。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期间，祖父撰《欣闻团结谈判初步成功》：关于政治协商会议，当其性质、组织、职权等尚未公布以前，我们固不能多所评论；然而，参加此会的份子既将包括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并共商国事，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且决定迅速召开，亦可证明，国共两党确具有“天下为公”的精神，殊足钦佩！...... 果能如此，则国共两党之造福于国家民族，又岂可以道里计耶！（1945年10月12日）
祖父尝以报纸揭露省府及各县贪污舞弊，令当局非常忌恨，国民党省党部主任谷正鼎骂道：“《秦风工商报》这批‘屁红子’，简直比共产党还可憎。”于是，极力压制《联合版》，起初利用新闻检查，扣压社论、专论、特稿等，迫使报社违检，或开天窗；后来，甚至连公祭“辛亥革命”先驱井勿幕的广告，分送西安各报，惟独封锁《联合版》。祖父是井公老部下，对此极为愤怒，执笔为文，痛斥国民党和党棍谷正鼎：勿幕殉难后之二十七年，中国抗倭之战完全胜利，国际间对我国之不平等条约完全取消，革命之功，已收一半之效，此可以告慰一切先烈地下之灵，勿幕英魂有知，当亦可含笑点首矣。然而所不幸者，革命愈演进，而官僚宵小之渗入者亦愈多；党务愈发达，而党官之趾高气扬者亦愈甚。故今日之民国，有人称为官国；今日之办党者，许多忘记人民，忠直之言，视如仇敌，排挤之谋，愈演愈烈。（《追念井勿幕先生》，1945年11月21日）
自此，《联合版》与当局公开对决。国民党CC头子李犹龙、谷正鼎指使特务，通令各级党部、政府机关、团体、学校等，一律禁止订阅《联合版》，强令各商号不准在《联合版》刊登广告，强迫报贩不准售卖《联合版》，企图从经济上扼杀报纸。
1946年2月8日，杜斌丞先生从渝返陕，以民盟中央常委的名义，在《联合版》发表谈话：改组政府之意义是结束一党训政，开始政党与社会贤达之合作。过渡时期的联合政府，实为趋于政治民主化的起点。...... 今日的中国和世界，民主潮流正在澎湃汹涌，沛然莫之能御，谁也阻止不住。
蒋介石接获胡宗南密报，回电对“杜斌丞和《联合版》严密注意，并随时具报。”从3月起，国民党西安当局先后数次组织特务，捣毁报社营业部，3月27日晚，向印刷厂排字房连投三颗燃烧弹。
国民党特务捣毁《联合版》五味什字营业部
一时间，成家老宅连续接到恐吓信，内装子弹，其中，一份所谓“中华铁血斩奸团西北执行部敬告西北人士书”叫嚣：本部奉总团部（上海）的命令来西北执行任务，已近五月 ...... 我们有铁的事实，来证明《秦风工商联合版》，是受延安中共用金钱来收买的机关报，该报社内的工作者，大多是中共的御用品，更有铁的事实，来证明陕西的民主同盟，就是中共的公开活动组织，成柏仁、耿坚白、李子健、李敷仁、王居仁（菊人）、杨明轩、杨晓初、韩望尘、关梦觉、梁益堂等，都是中共在西安公开活动的主要角色，...... 你们如果真不觉悟的话，看我们的手枪，看我们的特殊武器，不要怪我们言之不先也。
此后，当局对《联合版》迫害加剧。3月底某天，军警以“吸食毒品”为由，逮捕报社法律顾问王任先生，4月中旬，未加公审即执行枪决。王先生临刑，神态自若，痛骂特务：“你们要来这一手，真是无耻至极！”特务将处决布告贴在《联合版》印刷厂巷口，以示恐吓。十多天后，《联合版》副刊编辑李敷仁送稿归途，被特务绑架，蒙上眼睛，推入汽车，开到咸阳塬上陈老虎寨，连开两枪，所幸子弹未致命。李先生经营救，护送陕甘宁边区，轰动一时。
4月底，蒋介石将赴西安部署内战，胡宗南严令，西安街头不许见一张《联合版》，派秘书长赵龙文（当年，暗杀著名报人史量才者，即此屠夫），指挥两千多名军警、特务，将《联合版》印刷厂（位于冰窖巷）围住，并在邮局、车站等处设卡，严禁报纸发行。一连三天，报纸发行受阻。祖父亲率同仁上街卖报、贴报，与军警对抗。其后，祖父顾及员工的安危，经与股东商量，决定停刊，并撰写停刊社论，于5月3日红色印刷最后一期，终其报人生涯。
老宅附近，突设路摊，斜对面茶铺，布置特务监控。某日，一个特务叫开门，进院窥探，祖父上前盘诘，特务支吾说收房税，祖父大怒：“要房税，叫胡宗南来！”左右开弓，打得特务鼠窜。
1947年3月20日，杜斌丞先生横遭陷害，被捕系狱，10月7日凌晨，在西安玉祥门外就义，遗言：请转告诸生至友，共同努力，以期实现合理平等之社会国家。则公理正义，自可伸张于天地之间。
11月，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主席张澜迫不得已，宣布民盟解散，而沈钧儒先生在香港重组民盟，与当局对抗。此时，白色恐怖弥漫古城，民盟西北总支部成员或潜赴沪、港，或进入边区。祖父受杜公斌丞临终嘱托，坚拒避难，领导民盟西北总支部，坚守西京，其临难不屈的精神，由此可见。祖父与杜公结义于三原宏道高等学堂，相知四十年。杜公遇难后，祖父拟文，请寇遐先生书写一条幅：“晨昏一杯酒，风雨故人来。”挂在卧室，以怀念故友。
那时，祖父对国民党彻底失望，转而支持共产党。方艰危时，祖父能幸免于难，因老友于右任、邓宝珊、高桂滋、李虎臣、马青苑、石凤翔等保护，还因他是同盟会员，曾出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且在“西安事变”及抗战时期，坚决拥蒋抗日，而蒋公介石对同盟会员还念旧情，未下杀手。
1949年后，《联合版》报人大多加入新生政权，期于民主宪政，但好景不长，1957年之后，相继遭难，仅以四位著名共产党人为例，简述如下：
耿炳光 (1899～1972)，字景山，又名坚白，陕西澄城人，1922年入北京大学， 1924年冬加入共产党，经中共创始人李大钊举荐，赴陕北说服杨虎城、井岳秀信奉“三民主义”，同时在绥德发展党团。
耿坚白
1927年初，坚白先生奉中央指派，返陕组建陕甘区执委会，是年五月，担任中共陕西省委首任书记。次年初，中共临时政治局严令陕西省委组织暴动，形成红色割据，但先生认为，革命力量尚弱，不应盲动，遂被中央定为“右倾”，予以撤职。2月13日，省委任命先生为陕南特委书记，策动年关暴动，他未赴任，又被开除。3月，省委机关遭敌破坏，党员相继逮捕，西安处于白色恐怖，妻子病逝，先生被迫隐蔽澄城乡间，与组织失去联系。
生活艰辛，或劝他去找于右任，谋一官半职，但坚白先生表示：“决不去南京，也决不能投降国民党，做国民党的官，要继续跟共产党走。”1931年初，先生无奈加入中共“托派”，经陈独秀提议，任无产者社北平支部支委，并进入报界谋生，1937年11月，遵周恩来指示，与范长江、夏衍等24人发起“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
1938年暮春，坚白先生两度赴延安采访，与毛泽东单独会面，在《西北文化日报》发表中共对抗战形势的分析；1939年9月16日，作为《扫荡报》记者，与中央社记者刘尊祺、《新民报》记者张西洛赴延安采访毛泽东。坚白先生笔录并发表毛泽东著名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以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943年初夏，《秦风日报》与《工商日报》联合，张性初拟聘坚白先生，但杨明轩（中共早期秘密党员，民盟主席）、王超北（中共早期党员，1940年代，任中共西安情报处处长）及杜斌丞均不赞成，性初力争，并说服社长成柏仁，聘坚白先生为主笔。中共一大代表，“托派”领袖刘仁静落难西安时，经坚白先生引荐，给《联合版》撰稿，以维持生计。
1949年后，坚白先生曾任中央民族出版社副总编辑、宁夏大学副教务长，“文革”期间，遭受迫害，污以“托派”、“叛徒”、“反革命分子”罪名，关入牛棚，实行“群众专政”，于1972年5月5日，郁郁而终。
梁益堂 (1902～1974)，化名梁尊一，陕西三原人，1925年1月，西北大学政治经济系肄业，1925年冬加入共产党，奉命在渭南赤水一带，组织农会和红枪会；1928年春夏之交，参与渭华暴动。1929年7月初，省委遣益堂先生赴陕南，任特派员兼特委书记。
梁益堂
1933年初，省委派益堂先生去照金苏区，担任红二十六军（刘志丹部）政委，正待出发，3月16日，在西安柴家什字突遭军警逮捕，危急关头，先生将密信吞下，经审判无期徒刑，与陶铸、章汉夫等羁押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在狱中自学德语和日语，阅读中外经典。“七七事变”后，经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交涉，益堂先生出狱，从事报业、教书谋生，1944年8月，应张性初之邀，担任《联合版》编辑室主任。
1945年夏，《联合版》专稿报道关中歉收，民不聊生，大样送检，省党部新闻检查处派员来报社，下达“停印”命令，益堂先生与检查官争执不下，闹到社长办公室，成柏仁态度坚决：“闲话少说，你们的意思我明白，我违检！”不久，闯进十多个武装宪兵，强迫停印，拆毁铅字盘，并抢走近千份当日报纸。次日，成柏仁赴省府，面见主席祝紹周，提出抗议，要求赔偿。
8月下旬，国共重庆谈判期间，《联合版》发表社论《团结在望，国家之光！—— 欣闻毛泽东先生抵达重庆》，希望国共以“民主原则，来解决国内问题，”相忍为国，切勿祸起阋墙。社论开头称“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先生及周恩来等”。新闻检查官认为，此篇社论“精神北上”，失掉“立场”，将“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先生”改为“匪首”。益堂先生据理反驳检查官：“如果说毛泽东是匪首，今天蒋委员长是一国元首，竟和所谓“匪首”坐在一起谈判，岂不有失体统？”经与社长成柏仁商量，决定违检，照登原文。（引自《梁益堂回忆录》）
1946年2月13日，益堂先生下班，步行至钟楼附近，突然，国民党特务驾驶卡车，将他撞倒，致使左腿骨折，送院治疗，特务把守门口，盘问前来探视者，住院约两月，某日趁大雨滂沱，由亲朋护送至临潼乡下疗伤。
1949年后，益堂先生从事师范教育，1957年5月8日，响应西安师范学院党委号召，在《西安师院》署名发表《揭露本院工作中的矛盾 -- 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以后》；5月15日，在《陕西日报》发表《省委对“鸣放”方针有抵触情绪》；6月5日又发表《急起直追修好党群关系》，被定为“极右分子”，撤销一切职务；“文革”期间，受“陶铸叛徒案”株连，于1967年8月，由陕西师大红卫兵押往北京，1968年3月16日被捕，入秦城监狱，1974年7月22日，屈死狱中。
益堂先生一生，五次入国民党监牢，对共产党坚贞不贰，孰料晚年却惨死共产党冤狱，哀哉！
张性初(1902～1971)，原名张炳仁，化名醒初，陕西渭南人，1920年，就读私立咸林中学时，结识著名共产党人魏野畴，后随魏转入西安成德中学，1925年加入共产党。
张性初
1926年春，惯匪刘镇华受直、奉军阀煽惑，率十万土匪围困西安，三秦豪杰李虎臣和杨虎城（时称“二虎”）率全城军民，坚守八个月，死难者逾五万。性初先生时任中共西安地方执委会委员，在古城存亡之际，发动群众，誓死守城。夫人彭淑贞（早期共产党员）与方鉴昭（早期共产党员，“西安九烈士”之一）、谢葆贞（共产党员，杨虎城夫人）组织宣传队，慰问将士，发动募捐，时称“巾帼三杰”。10月，陕西妇女协进会成立，彭女士又与方女士创办《陕西妇女》，倡导“妇女解放”、“反对男尊女卑”，来年，又与方女士创建妇女识字学校，分任正、副校长。
1927年3月，性初先生出任中共三原地方执委会书记，仅数月，革命运动便成燎原之势，农会遍及渭北各县，7月，任三原县委书记。先生在白色恐怖下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其间，曾两度入狱；1930年，在上海任中共交通员时，与夫人彭淑贞及女儿张华城被捕入狱。在狱中，夫妇坚贞不屈，直至“九一八”事变后，全家出狱。此后，先生返陕，协助著名党人南汉宸进行抗日民众动员和兵运。
自1935年，性初先生任《工商日报》副社长，“西安事变”中，兼任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在周恩来领导下，大力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43年8月，先生担任《联合版》副社长，促使报纸从无党无派的立场，转向左翼，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和平民主最明亮的灯塔之一”，《联合版》被迫停刊后，受中共委派，抱病三次去皖南，策动国民党第八十八军起义。
1949年后，性初先生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1962年7月6日，经多年努力，重新入党，“文革”期间，惨遭迫害，并监禁多年，出狱后一度失语，于1971年3月含冤去世，临终遗言仅“你说 ...... 你说......”
李子健 (1901～1966)，原名秉乾，陕西三原人，1922年入上海大学，1924年加入共产党，来年10月，奉中共中央选派，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11月返陕，任教西安中山军事政治学校。该校由著名党人邓希贤（邓小平）及史可轩主持，为中共培养军事干部。次年5月，子健先生协助耿坚白组建中共陕西省委，自任宣传部长。
1928年初，国民党“清党”，子健先生被捕，系狱一年，出狱后虽脱党，但信仰未变，在《大公报》任编辑时，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西安事变”期间，积极活动，促进杨虎城十七路军与红军联盟，并受杨将军之托，协助红军筹款、征粮。1942年，先生加入民盟，任西北总支部宣传部副部长，1944年及1945年间，两度任《联合版》社论编辑，在其《回忆录》言：“我所担任的社论撰写，往往事先与超北（注：王超北，中共西安情报处处长）讨论，终在党的政治领导下工作。”
1949年后，子健先生历任陕西省林业厅长，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等职，1957年，沦为“右派”，撤销一切职务，“文革”初期再遭迫害，于1966年9月愤而自杀，夫人忧郁而亡，身后无嗣。
成小秦专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