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丨孟京生：外交部“老部”的印象和记述

原题

外交部“老部”的

印象和记述

• 作者:   孟京生

献给与外交部“老部”有关的第一代的孩子们。

——题记

所谓老部，就是指1949年10月外交部建部到1966年4-5月外交部所在地，北京市东城区外交部街33号（现门牌）。

所谓第一代孩子，是指早期外交部工作人员或干部的孩子。

我从来不用外交官这个词。这个称呼是现在的叫法。早年间，外交部的干部没有人称自己是外交官。通常是指建部和五十年代初中期在外交部工作的各级工作人员。其实都是干部。

大孩子们从年龄的大范围来讲，是指上世纪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中期出生的那拨外交部干部的子女，顶头的大孩子包括“文革”时已经在大学就读的孩子们。这在外交部各家兄弟姐妹排行中基本上都是老大，最大数量的子女是“老三届”的孩子，这拨人是指1966年“文革”开始时在中学读书的孩子。尾巴尖上的是1953年出生的69届到1957年出生的孩子，也就是说到1973届的孩子为止。因为再小的到“文革”时也就是10岁大，对外交部老部的记忆、印象都没有足够的亲身体验和直接经历，太小了。

外交部的成立

开国大典之后，在周总理的主持下，于11月3日在中南海召开了第一次外交部的部务会议，决定了机构部门和职务人选。11月8日在外交部选定的部址召开成立大会。

那时的地址是外交部街30号，现在的门牌是33号。要说明一下的是，外交部街的称呼不是因为新中国的外交部成立于此地儿命名的，是因为此地曾是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外交部的所在地。

外交部成立时总管是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周总理委托王炳南组建外交部，负责找人，找适合外事工作的合适人选。外交工作的总原则是毛主席在西柏坡定下的，共三条，颇具毛泽东的风格特色：“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

“另起炉灶”就是过去国民党政府所有的对外方针政策全部推翻，外交关系一律不承认。“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要把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清理干净后，再考虑建交的问题。“一边倒”就是加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没有苏联的支持，新中国的政权就不能稳固。

周总理是这三条的总执行人。作为筹备外交部成立的总管王炳南，当然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定的外交方针。在组建外交部的人选中，一个前国民党政府的外交人员也没有。尽管新中国的外交部是白纸一张，没有搞国家外交的起码经验，那也不用国民党的旧人。可能是王炳南一直在中枢搞统战工作，没有在军队干过，他找来的人都是文化人、报业人士，也就是苏欧司长伍修权还算个军人。这个外交部部机关的架子是以文化人搭起来的，当然周恩来是外交部架构的主要搭建者，很多外交部高层的干部是周恩来直接调来的。

对于驻外使节的考虑，毛主席也说了，要将军们去当大使。并很幽默地说，不怕他们跑了。毛主席说得轻松，其实是提出了驻外使节一个最根本的原则，那就是“忠诚”。这些从军队调来外交部的干部，都是经历过严酷战争考验的老战士。所以首批外派的使节，基本都是军队来的老同志。其实那时一个将军也没有，共产党的军队当时是没有军衔的，虽然这批大使个个都够资格当个中将以上军衔的将军。

外交部成立时参加人数一共不到二百人，一百七十多个。这是外交部的开部元老。

外交部成立时，人员少，规模也小。地区业务司按重要性排列，第一是苏欧司，然后是亚洲司、西欧非洲司、美澳司、国际司和情报司。一共只有六个，现在外交部已经发展到拥有二十多个司了，这还是几经裁减后的数字。另外还有两个委员会——外交政策委员会、条约委员会。七十年过去了，所有的司都有了变化。如亚洲司，曾经划分出一亚、二亚、西亚北非司。非洲司因为建交的国家多了，就独立出来了。情报司在1955年一届人大后改为新闻司。各司中最重要的是苏欧司。

首任驻苏联大使是王稼祥。十月一日国庆大典之后，第二天就启程到苏联上任去了。王稼祥早年在遵义会议的时候，支持毛泽东上台。从此毛泽东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王稼祥上任也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没有护照，没有签证，没有带国书，就是带了一封由毛泽东用毛笔写的介绍信，到苏联当大使去了。现代外交从无此等先例，特事特办。

王炳南主持的办公厅是外交部是最大的部门，人事、总务、财务、交际科都在办公厅属下。以后随着外交工作的展开，这几个部门分别独立为干部司、总务司、礼宾司，成为单独的职能部门。王炳南1955年被派到波兰当大使，负责中美两国的谈判。中国驻波兰大使的位置因为是中美两国沟通的渠道，显得特别重要。外交部办公厅也因为各个职能部门的独立变化了不少，但仍然是外交部的重要部门。办公厅主任一般都由部长助理兼任。

东楼

外交部成立之初，只有一个主楼——东楼和西楼是个像样的建筑。当时西楼还没有修好投入使用。

外交部在此地落脚之前，是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开国大典之后，政务院成立，这个机构并入到政务院去了。

东楼是一座两层的西式建筑。当初选择这个地点盖这么一个西洋楼，是为了迎接德国皇帝威廉访华招待时之用，1905年清朝末年盖的。虽然只有两层，但建筑本身还是挺高的，很有点西方过去宫殿的风格特点。高高的飞檐，装饰非常复杂花哨，每一个窗台都有很讲究的花边装饰。整个建筑是灰色加白色装饰的西洋楼，当时在北京是最高级讲究的建筑了，足以与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任何一座公使馆媲美。后来德国皇帝没有来，没有用上。就成了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就是相当于清廷的外交部。辛亥革命清朝被推翻，皇上退位了，这里成了北洋政府的外交部，外交部街的称呼由此而来。

东楼门前是一条长长的遮雨车道，能停三辆小汽车。大概修造时还没有汽车，用马车的缘故吧。大门口的遮雨廊上面是一个方形的大平台。远处看去有点像方形的城堡。大门朝南，对开的玻璃门，很高。大门上镶着一左一右两条金色的中国龙，特别气派。人一走到这个大门前，就立刻显得矮小了一块。门厅挺大的，两边摆着皮沙发。两侧的各个房间是办公室。我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记忆，有礼宾司、新闻司在一层。大厅上面有一特大的吊灯，正对大门是宽阔的楼梯，上到半层分左右两边的楼梯。楼梯扶手是白色光滑石料的。

外交部的小孩们都喜欢用各种姿势从上面滑下来。楼梯上铺着厚厚的地毯，地毯用铜棍别着固定。楼梯正面的墙壁上有画挂着，是什么画不记得了。楼内的每一处都有一人高的护墙板，油光锃亮。顺左手楼梯上去，是部里的小礼堂。满打满算大约能坐两三百人。小礼堂没有舞台，只有一个一拃高的小平台。小礼堂里常年挂着电影银幕，放电影时拉开。西北角上有一些折椅。

外交部开舞会也在这地方，乐队坐西北角。总理和陈毅时有来参加舞会，与干部们见见面，亲近一下，与民同乐。据外交部的大人们说，每次总理驾到，乐队停止奏乐，大家起立致敬，然后继续。总理和陈毅大都是半途时来，跳上几支舞，说一会儿话，不等结束就走了。部里办公厅每次舞会都安排几个年轻漂亮的女工作人员随时在场，以便总理他们来时有人伴舞。那个年代能给首长伴舞是件很荣耀光彩的事。大家都很羡慕。伴舞的女同志有总机班的，也有一般的女干部。

顺楼梯右手上去，是副部长们的办公室，也有别的一些办公室。我不知道陈毅外长的办公室在哪里，问了一些人都说不知道。还有人说陈毅在外交部就没有办公室。外交部搬到东交民巷后，陈毅有没有办公室谁也说不清楚，我觉得应该有的。

东楼给我的一个印象是特别黑，白天也得开着灯，没灯看不见。再有就是各种灯很多。

地下室是外交部的澡堂子，从背后的北面进。那会儿都这么称呼，现在才叫浴室。外交部的孩子们几乎百分之百都在那儿洗过澡。印象深刻的满地的木头趿拉板，长方木板上面钉上一宽帆布带，走起路来叭叭响。

东楼北边背阴处是一棵挺高的大桑树，每年春天都会爬树摘桑叶喂蚕，从小嫩芽开始采，一直到蚕吐丝。隔三差两就去爬树，越采越高。部里的大人经常在窗户边上喊几句当心小心的话。陈毅在部里时，我们小孩上树有时会来人管。不让上树。各家家长千叮咛万嘱咐自家的孩子，不要到东楼里去玩儿，不要影响部领导办公。

哦！忘了说东楼前面了。东楼前有一棵大松树，有一圈儿矮柏树围着，还有一水池。有两块很大的草坪，大孩子们都在那儿踢足球。据我三哥回忆，有一天中午踢足球，球滚到东楼门口，正好赶上陈毅出来，一个大脚就把球踢回来了。印象深刻。陈毅也是喜欢足球的人。这大草坪以前是拴马的地方，没有汽车的年代，骑马和乘马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活物停放需要比较大的地方。

大门内外

回到大门口开始说。外交部的大门开在外交部院子的西南角，大门也是原来北洋政府时代的老门。真正的老门在此门往东50米处，是一个镶铁支的大铁门。这个铁门正对着主楼—东楼，一左一右两个个石狮子，张牙舞爪咧着嘴。外交部的大巴和卡车走这个门。新大门是西门，前矗立着大红的柱子，带大帽钉的对开厚门，大门上还有门栓呢。厚重的琉璃瓦大屋顶，青石铺地，白底黑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大牌子挂在大门一侧。

这是外交部的主大门，青石铺路，可以出入小汽车。这是中国典型的旧衙门的格局和特色。解放初期，北京地面上有的是古建筑的工匠，修缮这么个大门不是什么难事儿。可要修建个具有现代风格的大门，从设计到材料，再到施工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门口有持枪的解放军站岗。有些部里的孩子老去，跟站岗的卫兵都认识了，但要进大门有时还是得跟传达室管事的说一下。

大门内西侧是接待室，东侧是前门房，我们从小就叫传达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很多称呼都是解放前流传下来的旧称呼。传达室挺高的，有一个高平台，大约半米高。传达室也是老式的红房子，就是有个横拉的小窗户。外交部的孩子进大门都要报自己父母的名字，报上工作部门，有时要报电话分机号。外交部的孩子几乎都记得外交部总机的号码：55局3831。自己父母的分机也牢记心中。

有些常来的大孩子与传达室特别熟了，传达室的人点个头就让进去了。那个年代的机关管理挺人性化的，不像现在机关那样戒备森严。是不是有家属专用的出入证我不知道。有人回忆说有。我三哥在附近的小学校上学，每天中午到老部食堂吃饭，没有过出入证。站岗的解放军大都认识部里的孩子，很多时候点点头就进去了。

大门两侧临街的房子外面是红色的木格，里面是玻璃窗。

大门内没有影壁，有一座奇石假山。这也是小孩子们喜欢玩儿的地方。外交部的干部经常在此合影。

大门西侧不远，靠院墙是一溜平房。南边靠近大门处的是警卫排。不少孩子经常去看解放军操练什么的，混得脸熟。警卫排北边是电话总机室，那时打电话总机进来要转分机。外交部也有不少直拨的外线机。

西墙外隔壁的邻居是协和医院的专家楼（住处）。图书馆也在这块儿，记得图书馆是往下走几个台阶的格局。资料室也在这一块儿。

假山后面是花房，玻璃屋子，常年有常绿的植物。冬天要用草帘和棉被包起来防冻。

花房与西楼之间是个花园，有一颗巨大的桑树，可能得有百十年老了。小时候经常爬上去采桑叶喂蚕。

西楼

花房后面不远是西楼，一座两层的灰色办公楼。大门开在中央，虽不是豪华高大，倒也美观大方，房子也挺高的。西楼是地区业务司办公的地方，我爸我妈都在西楼上班。我爸的办公室在二楼南侧靠西，我妈在一层北侧靠西，是亚洲司的办公室。科长是周南，我妈是副科长。周南后来调离了。周南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工委书记），中国驻香港的最高官员，香港回归后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委员。

我小时候经常去父母的办公室。印象较深的是办公桌上的台灯，绿色半圆的灯罩。外交部所有办公室的台灯都一样。我三哥说，他就是在我妈的办公室知道的班公湖。中印边界在这个点冲突了好几十年了也没有解决。西楼二层东侧有一条跨空的廊桥连接东楼，方便两边的人员来往。

院内各处

一般来说，父母在部里上班时，我们孩子去的次数比较多。父母出国工作了，就去得少了。有时候看电影什么的会去。每周六下午，外交部派机关车到育英学校和育才学校接外交部的孩子到外交部北门。北门在东堂子胡同，下了车，可以进外交部。北门平时不开，没有卫兵站岗。孩子们大都直接到父母的办公室放下书包，出去玩儿。等大人下班一起回家。每周六下午是外交部特别热闹的时候。父母不在国内的可以自己回家。但很多孩子都会在外交部里玩儿。

我最喜欢的地点是北门西侧是北楼那边。北楼旁边有一个拐弯儿的小夹道，那里有一个砖砌的焚烧炉，专门销毁文件什么的。外交部当时的规定是所有纸篓的废纸一律都烧掉。有人来烧文件，我和我哥或者别的伙伴就帮着烧。如果幸运的话，还可以收集到几个烟盒，扇三角玩儿。烧火时大人在旁边看着，直到文件烧完，关好炉门才离开。烧文件是有一定制度的。有时等半天也没有人来烧文件，只好悻悻离开。小孩子喜欢玩儿火，是儿童的天性。

西北角盖了两个小平房，是外交部的值班室。

北楼是比较简易的筒子楼，一部分办公，也有一部分年轻的干部住在里面。北楼基本上是在外交部院内的西北位置。北楼前面有一块空地，1958年“大跃进”时各单位都大炼钢铁，外交部的炼铁炉就设在这儿。不过被主持工作的张闻天给制止了，后来好像改成篮球场了。另一个篮球场在大食堂南边，外交部的大人们常常在那里打篮球。北门的东侧是一红色的楼，木头楼梯在外面，楼上有室外木走廊。有个七八十几间屋子，大都是工勤人员的宿舍。

交通科

顺着小楼往南，转过去就是交通科。交通科是L形的两层建筑，东西较长。外交部大概有三四十辆小汽车。副部长一级的坐苏联的“吉姆”，司局级的坐“伏尔加”。还有“华沙”“胜利20”，也有几辆美国车“雪佛兰”“道奇”。上世纪六十年代外交部开始有“梅塞德斯·奔驰”小汽车了，都是从国外使馆运回来的。“奔驰”这个大众称呼是1970年代以后开始叫的，以前就叫“奔斯”。

交通科西北角是修车的地方，也是当时全中国唯一能修理奔驰车的地方。外交部的男孩子都喜欢到交通科去看师傅们修汽车。陈毅外长的座驾是一辆“奔驰600”，我没见过，我哥他们见过。据说全世界这种“奔”不超过十辆，巨牛。美国军用吉普也有几辆，是耿飚、袁仲贤从部队调外交部时自己带来的。他们在部队当首长有缴获的吉普车，到外交部报到时，连车带司机警卫员都一起带来了。外交部的男孩子都爱到交通科去看汽车，这个孩子圈认识好多外国车。

部里还有几辆卡车。其中有一辆少一个门，司机照开不误。那个年代中国汽车少，管理不是很严格。至于外交部究竟有多少辆汽车，我也不知道。

还有就是交通科有一乒乓球案子，球台。受第26届乒乓球世锦赛中国拿冠军的影响，全中国兴起乒乓球热，老老少少全民都打乒乓球。外交部的大一点儿的男孩子没事就泡在交通科，打乒乓球。我哥说，那会儿孩子们也分帮。经常在一起玩儿的有我大哥二哥，董小民哥俩个，邱小明、宫鸣西、柯林渭等一些人。这些大孩子是外交部第一批孩子，都是建国前出生的。大一点儿的孩子“文革”前就上大学了。

我二哥孟新海给我讲过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与交通科有关。

1959年，我哥在育才学校上小学。暑假期间，到蒙古乌兰巴托去看我爸我妈，是从外交部交通科搭车去的。车是一辆“吉斯”，苏联最高级的轿车，好像是苏联人送给朝鲜驻蒙古大使的车（不能确定）。毛主席的座驾就是“吉斯”。当时是两个司机，其中一个是朝鲜人，不怎么会说中国话。车上拉着一些给朝鲜驻蒙古使馆拉的酒。我哥连护照都没有，但有个外交部开具的文书通行证之类的文件，在司机手里拿着。

三人从北京出发，开车上路。走了一两天遇到大雨，无法行车了。就把汽车开到一个火车站，运到二连浩特。到了二连浩特下车又自己开。路上经过了好几天，在火车上就在汽车里呆着，过了边界就顺着公路往前开。那时交通很落后，公路很差劲，有时开着开着就没路了。

行车到某处，车轮陷泥里了，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什么也没有。两个司机就离开车往回走，去找工具或木板什么的，来把车弄出来。司机把我哥留在车里，再三嘱咐谁来你也别开门。我把门锁上。你小孩子也不要下车，附近有狼。我哥那会儿只有10岁，就老老实实地在车里等着。

过了个来小时，远处的草地上出现一个黑点儿，一会儿就越来越大，是一个骑马的蒙古中年人，骑在马上摇摇晃晃，一看就是喝醉了。那老蒙古到汽车跟前下马，用鞭子敲玻璃。我哥牢记叮嘱不敢动。老蒙古伸手拉车门，“叭”地一声被电击了一个跟斗。原来“吉斯”车是带电击功能的。玻璃也是防弹玻璃，坚固程度跟坦克差不多。老蒙古躺在地上好一会儿才缓过神儿来，大概以为是天意不可冒犯，连忙上马走了。

又过了一两个小时，两个司机回来了，一人扛着一块板子。这板子是铁路公路交叉口用于阻挡行人和车辆的起降板。被两个司机给拆了，用来垫车轮。我哥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司机，司机告他“吉斯”车有这种秘密的特殊功能，一般人不知道。人从里面开门没事儿，从外面开门就会被电击。坐这车特保险，司机用特殊钥匙一开就成了。

三人一路北行。快到乌兰巴托时，找了一个河边把车停下，洗车干净一下。朝鲜司机大胆开了一瓶冒气的香槟酒，喝了。叽里咕噜说来半天，意思是到了地方他跟领导说，开酒请了中国同志。我哥说，外交部的司机说，我可不敢动公家的东西，有清单的。

此行一趟走了一个多礼拜才到。我哥说，我坐过“吉斯”，在里面睡过觉，引为自豪。

大食堂

交通科南边就是外交部的大食堂了。大食堂南北走向，门朝西，伙房在北面。这是外交部孩子最熟悉的地方了，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在这里吃过饭。原来有个食堂在大食堂的北面，因为不够大，放电影太低，就给拆了盖一个大的。

新食堂的确挺大的。房顶上有三个大鼓包，像三节火车车厢并列着。与其他食堂的不同之处是卖饭的地方没有隔间，就在明面儿时打饭。小孩子近距离看着大师傅盛饭盛菜，脖子伸得老长，心里总盼着大师傅给夹一个大一点儿的馒头，多盛一点菜。这样能多吃一口半口的。不是嘴馋没出息，肚子饿呀。大食堂里还是外交部机关分发食物的地方。分过土豆、萝卜、黄豆等。外交部东郊农场生产的东西拉回来都在这里分配。

最好的东西就是黄羊肉了。黄羊肉比一般的羊肉粗糙一些，膻味也更大些。外交部食堂也用黄羊肉炒菜，或者用黄羊骨头炖萝卜白菜什么的。困难时期有点儿油星就美得不得了。也许是吃过黄羊肉的原因，外交部的孩子大都吃羊肉不嫌羊骚味。

现在看来，外交部组织人手去内蒙古打黄羊确实是起到了“救命”的作用。外交部上下几代人都感谢当年耿飚的决定和出手。后来黄羊就少了，一是被打死不少，二是一部分都跑到外蒙古逃命去了，对生态平衡起了一定的破坏作用。

打黄羊是外交部派自己人去的。开着摩托车用冲锋枪追着黄羊打，后面就是吉普车跟着有人负责拣拾。冬天死黄羊都冻得梆梆硬的，坏不了。从内蒙古拉回来的黄羊都堆在大食堂。由各部门出人帮助收拾，扒羊皮。一开始大家就拿着菜刀又砍又剁，弄不好。我妈那个部门是我妈去的，结果大家都玩儿不转。我妈科里有个回民，祖上长于此道。第二天上班带了一套回民穆斯林宰羊的工具。我妈就让此人带着大家干了半个月，把黄羊都分解入冷库了。外交部上上下下皆大欢喜。

大食堂在周末也常常放电影，各家大大小小的孩子都会挤着去看。父母不在国内的孩子也有人管，大家比较熟悉的是白亚光他爸，白景义白处长。父母不在的家庭，有什么事都找他解决。

记得1962年还是1963年的春节，外交部在大食堂举办了联欢晚会。内容丰富多彩，有各种有奖游戏节目，例如套圈、猜谜语、夹钢珠等等游戏节目，大孩子小孩子都能参加。奖品有糖果、玩具、文具什么的。我记得我大哥那时是高中生，参加用筷子夹钢珠的比赛，得了一等奖的奖券，领的什么奖品记不得了。我哥还记得当年的奖券都是外交部存档的旧地图裁的，上面还印着“麦克马洪线”呢。

三年困难时期，外交部每年都举办联欢会。在公安部礼堂一次，在东交民巷30号国际饭店一次，再有就是在老部大食堂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再往后几年，就是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务院系统统一举办的春节联欢会了。每年周总理，陈毅外长都去，还有很多国务院领导也去参加。作为外交部的子弟只认识总理和陈毅。在人民大会堂联欢，周总理就从人群中走过，从未发生过围观的现象。大人和孩子都很自觉自律。干部子女孩子们没觉得见到中央首长是件多了不得的大事。没有“文革”那种见了毛主席就激动无比，几天睡不着觉的感觉。

“文革”开始这种联欢形式就被取消了。但留给孩子们的却是满满的童年记忆。

有大孩子回忆，老部大食堂联欢时，各家凭票领一份黄羊肉。这对于处于半饥饿状态的人们是一个巨大的温暖和鼓舞。那时期共产党的干部都很清廉，可能有级别上的差异，但绝无多拿多占的情况发生。没有领导干部这样做，否则自己就会看不起自己。

工字楼

大食堂东边靠近二十四中围墙是工字楼，在外交部大院的东南角。这地方是解放后新盖的，是外交部干部的宿舍。三层的灰色建筑，按现在的叫法就筒子楼，水房厨房都是公用的，外交部的干部及家属约有百十家在这里居住。也就是说，外交部机关院内有家属宿舍，住过工字楼的干部，大多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初调来外交部的。住工字楼的好处是不用自己做饭，大人孩子都在大食堂吃饭。大人上班离的近。

“文革”前，外交部干部加班特别多，大部分是因为总理提倡业余时间多多学习外交业务。外交部那时还没有多少科班出来的外交人才，大家都是从不同单位调来的，所以学习外交业务成为大家的自觉。我们很多同龄的小伙伴都有父母加班，晚上回来很晚的家庭经历。工字楼的厨房使用的不多，基本上是给小孩子热一热奶，蒸个鸡蛋羹什么的。大人孩子基本都在食堂就餐。

工字楼的地下室是外交部总务司修家具的地方，有几个木工和一个锁匠在那儿干活，他们都是外交部的正式职工。外交部的锁匠可不简单，专门会开各种保险柜（箱）。解放前，中国工业落后，不能自己生产保险柜。中国各重要单位使用的保险柜都是外国进口的，五花八门什么种类的都有，能开保险柜的锁匠凤毛麟爪。解放了，共产党接管政权，缴获了原国民党机关里不少保险柜，有些机关打不开，或是重要单位不敢随便打开，就上交到外交部来了，由外交部的锁匠负责打开。外交部各办公室有些保险柜就是上交后留下使用的。锁匠属于旧手艺人，不管开多重要的保险柜，身边不能有人看着。外交部的锁匠绝对是那个年代玩儿保险柜的最高水平。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个人物品比较少，家具按人头和级别由公家配发。床、桌椅板凳都是公家发的，当然也不是白用的，是要交租金的。一家五六口人配发的家具通常有双人床，几个单人床，一个大衣柜，饭桌、写字台、椅子、脸盆架。每个家具上都钉一个小铁牌，上面写着外交部家具的字样，租金每月从工资里扣除。上述说的大约每月3.5元左右，坏了公家管修或换，自己家有家具的不多。

当时的规定是司局级干部、大使参赞可以配发沙发。那时的沙发很单一，都是厚牛皮的大面包式的沙发，一坐就一大坑。一旦离职外派，总务司就来人搬走，给下一家。那时，家家孩子都多，没有了沙发还能省几个租金钱。就我家来说，父母加五个儿子，还有保姆阿姨共住四间房，所有的家具都是公家的。我爸后来自己花钱买了一个写字台，至今还在。1969年下放到五七干校时，公家的家具都退还了。公家配发家具的制度大约止于1980年代初，外交部不再配发家具了，过去各家使用的就归了个人，外交部也没有折旧收费。其实都是些傻大笨重的旧家具，搁现在白给都没人要。

安装电话也一样。大使一级的回国述职开会探亲，部里立刻就给安上电话，等人走了，就马上拆除，安到另外的人家去了。经常有人打电话找以前用过此号码的人家。外交部掌握一二十部这种临时的电话号码，北京市各区都有，（各区电话号码的局数不一样，东城区是55局。朝阳区是59局）电话的安装和电话费都是公家支付。外交部有过这样经历的干部很多。这种待遇现在早都取消，成为被人遗忘的过去了。

三年困难时期过后，工字楼里的住户就因为外交部在别处盖了宿舍逐步搬走了。因为机关院里有家属楼显得太乱，有外宾来访时，小孩子常常在路边上看。大门外总会有警察指挥车辆，不让行人过，但院内不归警察管。说一句，外交部街是一条挺窄的街，两辆汽车错车都困难。好在那个年代这条街只有外交部有汽车。

机关院里不适合有家属楼。有家属楼存在，出入管理上就会很麻烦。随着外交部的发展，部里决定解决这个问题，一部分迁到豫王坟外交部宿舍，一部迁到雅宝路外交部宿舍。但家属楼很快又被分配新调入的干部居住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外交部的干部不是很多，算上驻外使领馆的干部不过才千把人。后来党的各大区解散，外交部从中调入了一批干部。到“文革”开始，外交部的干部职工共约3000人左右。

工字楼旁边有一篮球场，往北是印刷厂。在工字楼旁边还有一个门，是印刷厂走车用的门。印刷厂也是我们小孩喜欢去玩儿的地方，经常可以拣一些旧铅字回来玩儿。外交部的印刷厂主要印一些文件资料，有些国际方面的新情况，要第一时间印出来给中央首长看。总的来说，印东西的数量不是太多，但种类不少。保密的东西很多，所以外交部自己有个印刷厂。

结局  后记

外交部老部大院作为机关办公地点，一直到1966年春天发生了变化。1966年3月离北京不远的河北邢台发生地震，房倒屋塌，死伤了不少人。地震波及到北京，有些老旧的建筑受到损坏。外交部主楼—东楼也出现多处裂沟，成为危房，不能再继续使用了。为了安全故，外交部不得不搬家了。

当时外交部的工作业务量也比建国之初多了很多，业务司及各部门比以前翻了一倍都多。外交部的办公用房远不够用，也到了该搬家的时候了。于是外交部就搬到清朝民国的使馆区，东交民巷去了。此时的外交部分散在沿东交民巷这条街的七八处不同的建筑。解放后，旧使馆区有不少房子的使用权归外交部。

其实，外交部在1959年建国10周年之后，有过一次搬家的机会。北京在建国10周年时，搞了十大建筑。给北京添了不少大型现代化建筑。其中有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军博、北京火车站、民族宫、工人体育场等。十大建筑之后的大工程之一就是盖一个新的外交部，地点就在现在的长安街北京站口东北角，那时还叫方巾巷，确切地点就是现在国际饭店的那块地方。

这还不是仅仅说说，已经开始上马动工了。图纸设计是苏联人搞的，建筑施工也是苏式的。新的外交部大楼采取整体浇筑的施工方法，先把大楼的框架用水泥浇灌出来，包括楼梯也一同成形。按苏联人的标准，大约是个三五层高的大楼，挺高的，路过看一眼就知道是个万年牢的大家伙。旁边还有一个副楼，也是整体浇灌的施工方法。外交部的人都挺高兴的，能有宽敞的新办公室谁不高兴呢？而且是都是中国最高级的办公楼。

好景不长， 1959年后中苏交恶，又值三年灾害的困难时期，新的外交部大楼盖了大约三分之一就被迫停工了，已浇筑好的框架就这么废弃了。后来周总理说过，在我活着的时候，外交部绝不允许盖新的办公楼。总理发话了，谁还敢再吵着盖新外交部呀？凑合着吧。外交部新大楼的框架就在长安街北侧，每天人们都会路过。千人看万人瞧地一拖就是二十多年。直到1980年代末盖国际饭店时才拆除。很多住在北京东边或工作的人，都记得这个带楼梯的水泥大框架。

外交部搬家到东交民巷后，老部内还保留了一些机构。但我们那一代孩子已经基本不去了。“文革”开始后，外交部的孩子去外交部的次数就少多了。

1969年下放干校时，外交部老部的东楼改成仓库了，存放下放干校干部留京的家具、箱子什么的。我家有个红木的写字台和几个大木箱存在这栋楼内，1973年取走的。1970年代是外交部住房最紧张的时期，干校大批回京的干部家属北京没有房子了，只好都住在东交民巷30号的外交部招待所里。招待所人满为患，连后面破败的小灰楼也住了几十个干校回来的孩子。

1972年初，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国外交事业大发展。需要外派的干部越来越多。干校根据需要，解放了一批干部调回北京。出国工作可以，可总得给个窝儿安顿家人吧！于是外交部决定在老部内拆旧盖新。先是在原来大门内盖了两个楼。西边的1号楼是司局级干部的楼，有三间一套和四间一套的规格，主要安排在职干部居住，以“文革”后提拔的新贵为主。法语大拿齐宗华、礼宾司长朱传贤都住在这个楼。东侧并排的2号楼是一般干部住的。宿舍大多是两间一套的公寓宿舍楼，红砖平顶带前阳台，主要先安排司局级的干部，出国干部优先。1970年代中期入住。

据说这是乔冠华从国外弄来的图纸，以此图纸为蓝本修改了好几次才定下来，原因是国外的房间间量太大，造价高，要缩小面积才成。这栋司局长楼还保留了原设计中垃圾焚烧炉的烟筒，中国设计的居民楼不会带有垃圾焚烧炉。

这两栋楼分别定为1号楼和2号楼。此时老部里的东楼和西楼还保留着，新居民管西楼叫法国大厦。以后，外交部决定在这个院继续加盖宿舍楼，把老部的院子改为家属宿舍区。第二批宿舍楼兴建前，因需要更多的空间，把东楼和西楼都扒掉了。这个院子里陆续盖了八九栋宿舍楼。原来的大食堂处，改建了一个地下礼堂，外交部的干部家属看电影在这地方。后来因为利用率低，也给拆掉了。西门的位置盖了建筑，成为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办公场所。这个出版社是外交部下属的企业单位，外交部干部的子女有很多都安排在这里就业。我的同龄人大约有好几十人在世界知识出版社上班。

至此，外交部原来的老部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老部”这个名称在外交部的干部和家属中仍然使用，意指这个外交部的家属院。“外交部街”这个名称在北京市的地图上赫然在目，从这条街上经过，你几乎看不到老外交部的痕迹。以至于现在的年轻人不相信这条狭窄杂乱的胡同怎么可能设立国家重要机关——外交部呢？可这里的地名就是叫“外交部街”。无数后来人对此感到困惑，疑惑，无解。

然而，“老部”在我们这些外交部干部的子弟子女则是永远的记忆。是刻在我们心底不可忘却的的石碑。它承载在我们这一代人儿时满满的记忆。几十年过去了，大家谈起“老部”来还是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在外交部的孩子嘴里，张口闭口说“部里”这个词，从不说外交部怎样怎样。父母在国外的孩子们，就把外交部当作自己的家。

那时外交部的孩子们特别有归属感，进到外交部遇见熟悉叔叔阿姨也打招呼，大人们也会关心地问几句，厚厚的人情味令人难忘，同时也感到亲近和温暖。这种回忆儿时生活的回顾，每每会使人兴奋，激动。许多在记忆中消失多年的东西又被勾了出来。断了片儿的东西忽然又从记忆深处冒了出来了，而且是突突地往外冒。以至于有些人对自己产生怀疑，我竟然还能回忆起这么多的陈年往事？再次感觉到自己曾经的年轻、朝气、快乐，激情四溅。在回想起自己过去的调皮、捣蛋，惹是生非，也会给自己一个自嘲自笑。

这些人说起自己同龄伙伴儿的趣事冏事如数家珍，细节描述得真切生动，仿佛就是昨天发生的事一样。每一个人儿时的形象都是从儿时伙伴儿的嘴中描绘成形的。说别人的时候滔滔不绝，说自己的时候寥寥几句。“老部”这一话题有相当大的凝聚力，大家不管有什么糟心事，只要说起“老部”来必定兴高采烈，吐沫星子乱溅，为现在的生活增添了一笔浓浓的彩色。

为写这一篇记忆，我和二三十个外交部的孩子聊过。估算了一下，跟“老部”有关的外交部的孩子们大约有千把人。这些人里有些大孩子，是抗日战争末期、解放战争时期出生，小的则是1950年代末出生，大概是十几年的时间跨度。虽然年龄上有差异，但我仍然把这些人称为同一代人。围绕着“老部”这个主题，我们都是外交部第一代干部的子女后代。大孩子们对外交部的记忆和感受更多更深一些，因为他们在“老部”的经历更多一些，时间也更长。

希望我的这篇文字能够勾起外交部子弟子女的回忆。更希望大家把自己儿时的经历和趣事说说。我个人知道的东西太少，希望看到此文的那一代的孩子们，大家一起把“老部”这个画框用我们过去的故事给填满。

留给自己，留给后人，留给永远的“老部”。

（作者系原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中国驻蒙古大使孟英之子。）

文章转载中华魂网，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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