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同
李大同，生于1952年，四川南充人。1954年随双亲迁至北京，1967届北京26中初中毕业生。1968年插队至内蒙古草原，担任过大队会计和负责人，甚至荣获了那达慕大会的赛马冠军。1979年7月起任《中国青年报》驻内蒙古自治区记者。前《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冰点》周刊创刊主编，高级编辑。已退休。
原题
悼念钟沛璋先生
作者：李大同
1953年，左起张黎群（时任《中国青年报》社长、总编辑），纪云龙（时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钟沛璋，邢方群（时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胡耀邦今晨突闻老领导、原中国青年报社总编辑钟沛璋先生去世。各位家父的亲朋故友：
十分感谢大家的关心。父亲钟沛璋于2021年2月6日9时57分去世，享年96岁。根据他本人生前意愿，丧事一切从简。特别是疫情期间，尽量需要遵守相关规定。敬请大家各自保重身体。我们可以代为以挽联的方式表达悼念。96岁，高寿，堪称喜丧吧。三四年前，我曾专程去燕郊住所看望过他，那时他已经不能行走，但意识清晰，题字赠书时笔迹仍苍劲有力，老钟有些自负地说，“如果此生不是干了别的，我在书法上应该有些成绩。”
老钟主政《中国青年报》，正是改革开放元年，1979年。我们一帮没有受过什么正宗新闻科班训练的小青年，也在此时被招入报社。
1957年，时任中青报副总编辑的他被打成“右派”。1979年这时官复原职，锐气不减当年。一篇“小厨师批评部长吃客饭”的报道震动全国，这是中央媒体第一次在头版头条位置上直接批评国家部长，全国媒体转载。中青报停刊12年之久，甫一复刊，佳作迭出，如整版刊登《天安门诗抄》、连载地下小说《第二次握手》，一时洛阳纸贵，发行量迅速达300余万份。老钟作为拍板者，自然居功至伟。
2016年，作者（后左1）与中青报同事看望钟沛璋（前左2）
偶尔老钟也有跟不上趟“走眼”的时候。大概是1980年，邓丽君开始进入中国，这种流行歌曲的唱法，大受青年人欢迎，也有不少著名歌星采用，如李谷一的《乡恋》。
这种流行让某些位高权重的人看不惯了，指责说是“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中青报受命要批判流行歌曲。老钟这个年纪的人，当时也持这种看法，约来了批判文章准备在一版重要位置发表时，引起编辑部年轻人极大反感，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报社领导与年轻编辑的对话会，会上两军对垒，剑拔弩张，不欢而散。
结果是报社领导做了妥协，这篇文章后来放在二版不显眼的位置发表了。
翌年，流行歌曲在社会上已经如火如荼，在这年的全国记者会上，老钟作报告，开宗明义先“向报社的年轻同志们道歉。关于流行歌曲，是我们这些老同志观念老旧，没跟上时代潮流。”
在这次记者年会上，竟然安排了一个音乐教授，专门用半天时间，一边播放，一边讲解“怎样欣赏流行音乐”。这是何等宽阔的心胸啊！
1995年元月我被报社重新启用，开始创办《冰点》，后来《冰点》故事频出，渐为不容。老钟曾设家宴，请我和卢跃刚、贺延光畅谈，多加勉励。“冰点事件”后，又与李锐老、李普老联袂设宴，为《冰点》同仁抗争洗尘。每思至此，能不感佩！
我与老钟有两段往事，一段在报社，一段在办《东方》杂志。在我的《冰点故事》这本书里，我都做了记叙。今天节录出相关部分给朋友们分享，以此寄托对老钟的怀念与崇敬。
2021年2月7日
1989年，我的职业生涯一时因故被中断，我“赋闲”了——1990年初，我被免去中青报学校教育部和兼任的科学部主任职务，安置到报社的新闻研究所，成为一名年轻的“研究员”，这里本来是老同志俱乐部。
从业11年来所习惯的生活方式突然中断，是件让人很难适应的事——不再需要你作出判断，不再需要你向记者发出指令，不再需要你字斟句酌编辑稿件，不再在编前会上为稿件上头条而每天争论不休……在赋闲之后的两三个月里，老实说，有点迷茫，如果新闻生涯真的就此中断，我不知道此生还能干什么或者应该干什么。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吧。
在三四年的赋闲中，一本接一本，一套接一套，历史、政治、文化、学术、人物传记，等等等等，不知读了多少，至少有两三百本，没有一本是容易啃的，有时一两个小时过不去多少页，坐得屁股疼。
我相信，这段集中的阅读不亚于上了一回大学。不过我不是在做学问，只是在博览，目的是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备的知识体系，建立起一个对文化产品的鉴定平台。通俗地说，这使我有了新的鉴赏力。
也许是为了考核我学习的成果如何，1993年，本报已离休的老总编辑钟沛璋先生，受东方文化研究会之托，要创刊一本新的准学术刊物《东方》，他已年过70，不可能作具体的编辑工作了，必须物色到一个副手。
遍寻合适人选后，他找到了我。”大同，你不是在赋闲吗？跟我干吧，哈哈！”
老钟是抗日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在他那一代人里，属于出类拔萃之辈。我们初进报社时，本事不大，但几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也有些自命不凡，并不轻易觉得老同志的教导都字字珠玑。然而对老钟，我们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最精彩的段子，是《再论雷锋》社论的写作。
1983年，是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20周年。题词发表的1963年，本报曾发表过一篇著名的社论《论雷锋》，就是钟沛璋执笔，全国报纸转载。20周年之际，国家已经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需要再次诠释雷锋精神。
提前一个多月，本报两个评论新秀就已经进入角色，但迟迟难以成稿，一直拖到3月4号——明天就应该见报了，还是没有拿出来。老钟看了初稿，很不满意，决定自己来。据说从下午开始，他泡上一杯好茶，沉思片刻，开始运笔如飞，写一张稿纸就由人送到工厂排一张，等到深夜已然完稿，片刻，全部文稿已经排出清样送来，老钟在清样上勾勾划划，遂成定稿。3月5日见报，又是轰动效应，全国报纸转载——这是一篇近万字的整版社论！
这个基本真实的故事让我们体会到什么叫文章“倚马可待”，领教了杰出老报人的深厚功力。
老钟对我本人，也有知遇之恩：1981年春节，我利用回北京休探亲假的时间，窝在家里写我当记者以后的第一篇大报道。
初当记者这两年，是我最不得志的一段时间，原因是我迟迟领会不了新闻这个行当的经典做法，那就是根据党在一定时间内的宣传精神，去找出“符合”这个精神的事儿来构成“新闻”。
那时候我在内蒙古已经插队当牧民多年。内蒙古当然闭塞一些，新东西不多，但主要还是我从牧民一步跨入记者这个行当，实在缺乏修炼，更缺乏这方面的悟性，不知道怎样才能把一件事儿与某种“上面精神”联系起来。有一年和内蒙古新华分社的同仁一起到某个地方去，向他请教新闻工作的诀窍，结果他的教导更是让我满头雾水。这位姓金的老记者说，一个地方越是哪个方面出了问题，你就要赶紧报道这方面的伟大成就。我简直目瞪口呆。
经常判断不出也写不出什么新闻来，我的精神压力巨大。其他省市的驻站记者经常发出洋洋洒洒的头版头条来，让我觉得自己似乎弱智。不过记者也有内参任务，这比较对我的胃口，因为内参不必考虑什么精神，以问题和值得注意的动向为主。我的内参通常分量比较重，几乎每发必中。有一份内参，机密到报社只能用一份“抄写件”单送中央最高领导。打那以后，我在报社获得了“内参记者”的雅号，不过听起来，还是有点“公开报道不行”的意思在里面。
长久当内参记者当然不行，这时我才开始不是从别人的教导里，而是从中外新闻作品里，开始研究什么是真正的新闻写作。翻来覆去地研究了许多名记者的报道，特别是引起重大社会反响的几篇报告文学作品，渐渐有些心得。
1981年初，内蒙古出现一个有重大科学创见的自学成才的青年，我迅即下去采访，然后回到北京写作。整整18天，我自己写了4稿，把“研究心得”差不多都用上了，成稿有1万多字。这很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味道，因为当时报社只有两个老牌名记者才有资格发表上万字的报道。
把稿件交到记者部以后，我坐在家里等好消息，自我评判这篇稿件拿到哪家报社去也会采用。没想到两天以后，我去报社一问，稿件竟被记者部主任给“枪毙”了，理由是“华而不实”。我差点没晕过去，当即表示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当时记者部副主任郭梅尼女士（中青报名记者）却非常欣赏这篇东西，跟主任建议让总编辑钟沛璋做最后定夺。部主任勉强同意了。
又过了两天，报社一个好友来我家敲门。他虎着脸说，“稿子又被枪毙了。” “为什么？！”我怒火万丈地瞪着他喊道。他终于忍不住笑了：“你自己看吧！”
稿件上别着一张发稿单，上面用铅笔批着：
很好！
1、作为今年第一个重大青年典型发表；
2、配社论；
3、配照片；
4、请大同再推敲一下文字。
钟沛璋
我高兴得狂叫起来。其实我这会儿正难以入轨，连几百字的“本报讯”还写不利落呢！
探亲结束，回到驻地呼和浩特，稿件见报了。早晨，呼和浩特大街上的喇叭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里将这篇报道罕见地播出了5分钟之久。我自然是得意万分，谁说我只能写内参？！事实上，我成为报社复刊后第一批记者里，第一个发表整版报道的人。
也许正是因为这篇报道，证明我还能干点别的什么，很快我就作为机动记者调回编辑部，随时受总编辑指派，专写重头报道，并从此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能够这样，全仗着钟沛璋的赏识。我自然会一生铭记在心。回到1993年。赋闲将近4年了，读书生活固然悠哉游哉，但对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还是早了一点，何况我根本不是个做学问的人，读书历来不求甚解，获得对某种事物的评判感觉就很满足。听到有事做，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老钟。东方文化研究会是文化部下属的一级学会，地位很高，但是钱很少，请钟沛璋出马办刊，主要是想利用他的社会资源。学会只给了区区几万元的开办费，余款自筹。老钟和我都没有办学术刊物的经验，我甚至根本不知道刊物是怎么出来的。于是现学。我找了不少份国内外的著名杂志研究，总算是从格局上明白了：刊物是由栏目构成的；栏目是由至少一篇重头文章撑住的；栏目页数基本是固定的等等小儿科知识。杂志和报纸有巨大不同。报纸有自己的记者，发现选题可立即派出记者完成报道；杂志却往往只有一个光杆编辑部，稿件全靠作者赐与；报纸编辑可以对记者稿件大删大砍甚至枪毙；杂志编辑对作者来稿这样做可不行，需要编辑事前就需要什么内容和大体字数交代得十分清楚，约定稿件到后一般不作大动。事实上，除了必要的财力之外，一个刊物成功的关键，主要是要有足够多和强的作者资源。不言而喻，刊物的立场与思想倾向将决定哪些人会愿意将自己的文章登在上面。说起来老钟真不容易，有点老当益壮的意思。他先是通过一个广东的民营企业家拉到了50万的赞助，解决了一两年的经费问题。然后拽着我遍访学界名流，以获得思想和智力支持。我们见的第一个人物是刘东。此公是哲学博士，李泽厚的关门弟子。刘东才华横溢，据说当年考博士时，对一张考卷拒绝作答，理由是考题过分弱智，答这样的题实在是对心智的侮辱。李泽厚却也有些名师风范，听说有这样一个出言不逊的考生，认定可成大材，竟欣然纳入门下。一进刘东家，就知道是个读书种子，书房四壁书从地板一直顶到天花板。他是个近200斤的胖子，说话速度很快，典型的学者思维逻辑。老钟原来就认识他，曾请他出山相助，但他不喜编辑杂务，婉拒。刘东恃才傲物，却是性情中人，我们很快成为朋友，以致无所不聊，有一天夜里他给我来电话竟长达三个小时，我服了。刘东周围有一群中青年学术精英，如北京大学的陈来、陈平原、阎步克；清华大学的葛兆光，社科院的雷颐，社会主义学院的梁治平等等，皆为学界一时之选。他们对杂志方向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后来干脆请他们组成了《东方》的学术委员会。老钟和我又去了上海，开了一个座谈会，上海的中青年学术名角来了不少，但谈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不多，也许是我不大适应海派的原因。在上海，专门去拜会了王元化先生。此前刘东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季羡林先生有个上海籍弟子，20岁时已经通晓10种外语，季先生曾感叹20年都碰不上一个这么聪明的学生。惜乎天才弟子卷入了那场风波，学业刚开始就被北大除名。季先生实在舍不得这个学生，想来想去，上海只有王元化还能指导他，遂委托王先生继续培养，颇有点“托孤”的悲壮。在王元化先生家里，我们提到此行想见一下因《文化苦旅》而名噪一时的余秋雨却不得见时，王先生说，那怎么行，我给他打个电话。当晚，余秋雨竟然登门来访。以往北京传王元化先生乃上海学界精神领袖，果然不虚。在上海期间抽空跑了一趟苏州，主要是拜访文联主席、作家陆文夫。陆文夫1980年代曾以《美食家》等小说闻名中国，此时大概是俗务缠身吧，创作力稍减。陆在一家酒楼款待我们，他本人颇有酒量。仗着在草原打下的酒底，我陪他痛饮，竟很快干掉一瓶白酒，言谈甚洽。回到北京，又拜访了两位重量级人物，一是季羡林先生，一是夏衍先生。季羡林先生是东方学大师，曾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此时已经退休。听说《东方》要来征求意见，老先生召开了东方学系的教授会议，会上逐个点名到了没有，威严俨然教授中之教授。季先生家里，排排书架如同迷宫，地上、桌上一包包寄给他的书籍都来不及打开。说实话，北大东方学教授们的发言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这激发了我的记者本能，于是我问季先生，“您这生最得意的学生是哪一位？”季先生想了一下，说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时，部队送了一个军人来跟季先生学印度语，“那真是个天才，多复杂的发音，听一遍就能记住！”这个学生回部队后，季先生实在难以割舍，专门写了一封信给部队领导，要求在战事结束以后再把这个学生送回来。可惜再也没有下文。“您的学生里达到您的水准的有吗？”我问。这是一个“不怀好意”的问题。“那么，留校任教的您的学生，都是二流的了？”得罪了，我又追问。季先生看了我一会儿，叹了口气：“有没有二流呦？！”他的坦诚与失望之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夏衍先生身体不好，联系起来颇费了一番工夫。盛夏的一天，我们终于进入夏府。夏公毕竟已进残年，那么热的天，他还穿着厚厚的毛衣，怀里抱着一只大黄猫。他是作家、学者，又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属于高级干部。老钟和他说话，我感觉有些拘谨。茶几上，摆着厚厚一摞书，我看了一下，发现有一本美国总统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著作《大失败》，这本书因准确预言了苏联的崩溃而名噪一时。苏联解体后，有关方面翻译出版这本书，只供省军级以上高干“内部参考”。为了“解毒”，买这本书还必须搭配一本批判这本书的小册子。我通过关系买到一套。这本书确实表现出对国际政局的深刻的洞察力，写作清晰有力，我反复读了三遍。此时我很想知道像夏衍这样的高级干部到底怎样看这本书。“夏公，这本书您看过了吗？”我抽出《大失败》来，问他。“嗯，我也这样认为。”夏公眼含笑意地望着我。我很高兴能听到这样的回答。我认为这是这次拜访中最大的收获。告辞夏公，在车上，我对老钟说，可以把刚才的东拉西扯整理成一篇“发刊辞”一类的东西，以壮行色。老钟怀疑，“没说什么呀。”“记者的看家本事就是‘雁过拔毛’嘛，我来起草。”我说。后来，我根据回忆，模拟相应的口气，将拜会中谈的零零碎碎，写成一篇文字，送夏衍审定，他几乎没有什么改动，认可。刘东等几个学术委员答应为创刊号撰稿，我多少有些放心，因为这些文章质量应该有保证，他们是学界闻人，应当不会自取其辱。问题是这远远不够，我初步设计了16个栏目，每个栏目都要有说得过去的文章。作为《东方》的“执行副总编辑”，责无旁贷，我必须得找来所有的文章。学界中人与谁为伍是个很微妙和敏感的事。感谢上帝，约见了那么多人，竟没有一个拒绝我的，哪怕就是在电话里开谈。湖南的钟叔河先生，我素来景仰，特别是读了他编纂的《走向世界丛书》以后。我给钟先生只去了一封信，稿件就如约而至。创刊号的稿件接踵而来，一时我觉得办杂志也不是什么难事。在苏州期间，见过苏州大学一个教授，听介绍对中国传统文化很有研究，也有大部头的著述。老钟对这个教授很感兴趣，热情向他约稿。《东方》当然需要有些涉及传统文化的东西，尽管我自己志不在此。这位教授的文章如约寄到了，竟有一万多字。老钟看完十分欣赏，让来帮忙的上海一家杂志的编审看。这位编审也很欣赏，阅稿意见写道“对认识和弘扬传统文化很有意义”。我最后一个看。没看几页就开始疑窦重重，及至看完，我断定这是一篇“异端邪说”。文章讲中国气功如何与现代科学“暗合”，连相对论都能在中国典籍里找到出处。举的例子，有大量“特异功能”者的自述，愣说人能“内视”，看见自己的五脏六腑什么的。我出了一身冷汗，心想这样的文章登出去，岂不让天下学人笑掉大牙！我直言不讳地提出，坚决反对采用这篇文章，因为这是一篇彻头彻尾的伪科学文章。我还特别跟老钟解释了一下现代科学的一些基本标志，其中一个，就是科学成果必须能在相同的条件下再现。某个人的“内视”功能，在相同条件下，能在别人那里再现吗？！我还说，如果不相信我的判断，可以提交《东方》的学术咨询5人小组审阅。老钟听了我的解说，但显然没有听进去。最后他不耐烦了，一挥手，“先发排！”我明白必须“摊牌”了——我之所以答应干这份杂志，一个重要的理由是，这份杂志有可能做到“制度创新”，因为它实际上是民办的。我心目中的理想模式是，老钟为“发行人”，是法人代表。由发行人分别聘请总编辑和经营总经理，但发行人原则上不能干预编辑和经营的具体业务，除非总编辑或总经理认为有必要提请发行人决策。具体到我而言，我认为除非我认为某篇稿件具有不可抗拒的政治风险，有可能危及刊物的生存，才有义务提交发行人决定是否采用。在纯粹的稿件质量判定上，我应该有全权。这是西方成熟媒介的标准模式。我要求和老钟立即谈话，否则就“难以合作”了。老钟总算耐着性子听我谈完关于杂志模式的想法。但他明显没有听懂，甚至有可能第一次听到“发行人”这个概念，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他这个社长兼总编辑却不能决定一篇稿件的采用与否。我大失所望。我看到，尽管老钟是他这一代人里的出类拔萃之辈，力主改革开放和民主法治，但新的知识储备明显欠缺。长期在传统体制内浸淫，已经习惯“一把手”全权决定一切事物的模式。这篇稿件是他约来的，如果不用，也有有失“面子”。然而如果面子考虑在文章质量之上，我就根本不可能按我的标准办刊。看到了这一点，尽管当天我没有提出，但已经下定决心：在这期创刊号付印那一刻，我就辞职。也许是这场冲突令老钟印象深刻，又过了十几天，在办公室见面时，他没说话从一个信封里抽出几页纸来让我看。我一看，是刘东、陈来等5个学术委员对那位苏州大学教授稿件的评审意见，由陈来执笔。看完我松了一口气，他们与我的意见如出一辙！我当时强烈要求提交学术委员会审阅，老钟没有说话，但最终还是送去了。老钟对我说：“既然你们的意见一致，就不用了吧。”可惜，由于老钟不了解行规，退稿时竟把这份评审意见原样给那位教授寄去，导致那位教授来函愤怒声讨陈来本人——规矩是，只能告诉作者评审结果，评审人是匿名的。这次办刊经历对我而言真乃一次历炼，在报社10年，我也没有经历过每一道工序呀。这次《东方》创刊只有我一个光杆编辑，结果从栏目设计、约稿、编辑、封面到最后校对，我都得负责到底。因为是创刊号，页数多，光文章就有20多万字，还有彩色插页的图片选择。最后几天，我一遍又一遍地通读全部文章，生怕出现一个错字，最后一天还看出一个作者用典笔误。在赛特大厦的一间照排室里，我盯着录入员改完最后一个错字，想想还有哪些可能的失误，终于吩咐：“出片吧！”这天晚上，我回到家里，立即给老钟写了辞职信，借口“诸事缠身，难以胜任”。第二天一早便寄了出去。刘东得知，电话里大喊要让老钟“慰留”，不过此时我去意已定。《东方》创刊号如期出版，广泛寄送各界名流，好评如潮。钟叔河先生收到杂志后，马上给我来信，说被友人见到即拿走不还，请求再寄他一本。杨成武将军写了一篇回忆录，一定让秘书送《东方》发表，说“那才是高档的”。不过让我最欣慰的，是不少人都赞叹：这么厚的一本杂志，竟没有看到一个错别字。
晚年钟沛璋
（《东方》后来执行编辑由朱正琳、梁晓燕二位担任，办得不错，当时在知识界已经与《读书》齐名。1996年底，因故被有关方面勒令停刊整顿，包括钟沛璋在内的原班人马全部去职。我虽已离职，在这三年中，《东方》如有编辑部与学术委员会餐叙，老钟必通知我一定到场，仿佛从未与他发生过争执、从未离开《东方》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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