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平，1959年生于上海。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本科，任职上海新民晚报社18年。2000年参与筹建东方网，任东方网副董事长、总编辑。2004年任上海市新闻办副主任兼网宣办副主任。退休前任上海东方网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总编辑。现为上海市政协委员。
若即若离的蒙古，
挥之不去的情结
作者：徐世平
二战期间美国发行的一张邮票，将美国总统林肯与国父孙中山并列。而且，当时的中国地图包括外蒙古及台湾
蒙古，这个拥有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辽阔土地、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家，对于今天大多数的国人来说，实在太陌生了。在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中，在日常的新闻传媒中，你根本得不到一丝有关的信息，仿佛那里根本与我们无关。以至于很多朋友在聊天谈到蒙古时，根本不知道蒙古的独立是本世纪初的事，也不知道他们的独立直到1949年才得到我国的承认。常有人从因特网上下来后象发现新大陆似的说：“嗨！台湾的‘中华民国’地图上怎么还包括蒙古？”
……
这段文字，来自于一篇网络文章，题目是《被遗忘的国土》。关于蒙古，确实是一两句话说不清楚的，而说多了又难免把握不住立场。其实，蒙古与中国的关系，如果有一个词形容，那就是“若即若离”。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或许还是。几年前，凤凰卫视著名评论员阮次山先生也写过一篇文章，说蒙古的，也很有意思。他在蒙古，逗留访问了一周时间。提到蒙古，一般人脑中浮现的往往是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其实，在北纬46度以北，俗称外蒙古的“蒙古国”，才是国际社会中的蒙古。
这个国家有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面积大于全球半数以上的国家，论面积，蒙古应列“大国”之林。可是，蒙古国的人口只有两百四十多万人，比新加坡人口还少了近40万人，再加上经济落后，外汇存底还不到两亿美元，从人口、从国力而言，蒙古国又是个地道的“小国”。
蒙古，是个神奇的存在，它似乎只存在于历史的尘封之中。从历史的角度看，蒙古在相当长的时期，一直同中国有关，也是一些特定历史阶段的“中国一部分”。公元前三世纪，匈奴人在大漠南北、叶尼塞河上游和贝加尔湖等广阔地区放牧劳作、繁衍生息。这个地方，中国史书上称北海，汉武帝时，著名的苏武，曾被匈奴首领冒顿单于流放在“北海之上无人处”。公元前47年，匈奴还曾一度成为汉朝的属国之一。13世纪初，蒙古人崛起于漠北。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畔称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横跨亚欧大陆。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1279年打败南宋，统治中国。元王朝近百年历史（99年），被后来的史家一起列入了“宋辽金夏元”的历史。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明代中国，北疆西起叶尼塞河上游，东到黑龙江上游以北，包括贝加尔湖周围的辽阔地带。明清两朝，均对蒙古行使有效的行政管辖。“三蒙”之一的唐努乌海梁，现在俄罗斯境内，它包括现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和蒙古国的库苏古尔省。“三蒙”之二为现在的蒙古国，即外蒙。“三蒙”之三，即为中国境内的内蒙古自治区。16世纪下半叶，沙皇俄国派哥萨克兵团越过乌拉尔山，征服了西伯利亚，17世纪初，进一步侵略蒙古地区。凡300年间，沙俄推行了一条吞并蒙古地区的政策。政治诱骗、外部讹诈和军事侵略，都是并用的手段。唐努乌海梁，地处外蒙古西北部，北靠萨彦岭，南抵唐努山，是位于两山之间的狭长地带，总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唐努乌梁海可以分为三部分：“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图瓦共和国以西直属俄罗斯的部分地区、以及蒙古的“库苏古尔省”。通常所指的唐努乌梁海，现在已是纯粹的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唐努乌梁海，目前主体民族是俄罗斯族，图瓦（即乌梁海人）已成为少数民族。图瓦人是蒙古族的一支，明代称兀良哈人，后迁徙至唐努乌梁海地区，改称图瓦或土瓦人。唐努乌梁海，汉代已受中原政权管辖。唐代为都播地，归安北都护府管辖。北宋时属辖嘎斯地，南宋时属西辽政权，称谦州。元朝时属岭北行省，称益兰州。明代属蒙古瓦剌部（当时的兀良哈部还远在石勒喀河流域）。清代被称为唐努乌梁海。1727年《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中俄以萨彦岭为界。清政府共设置5旗46佐领，归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布连斯奇条约》是一个平等条约，它规定了中俄（俄国人称为“俄清”）中段边界的走向。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开始衰落。1860年，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失败，沙俄以“调停”为名，强迫清朝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强迫清政府承认《中俄瑷珲条约》的合法性，将乌苏里江以东中俄“共管“之地全部吞并。根据《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款，沙俄蛮横地提出要堪分中俄西北边界事宜。1864年10月7日，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通过欺骗、恫吓、武力占领等手段，侵占中国西北新疆和外蒙古地区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根据该条约，沙俄侵占了西北定边左副将军所属乌梁海十佐领及科布多所属阿尔泰淖尔乌梁海二旗，这就是“图瓦共和国以西直属俄罗斯的部分地区”。以后签订的《科布多界约》和《乌里雅苏台界约》，进一步完善了沙俄对这些地区的侵占。其间，即1860-1911年间，沙俄以探险、采矿为名，继续对唐努乌梁海进行殖民和侵略。唐努乌梁海地区出现大量俄国移民，沙俄同时对当地居民实行了“种族灭绝”。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长期受沙俄威逼利诱的外蒙古王公乘机宣布“独立”，成立“大蒙古国”。本来，“大蒙古国”应该包括唐努乌梁海在内的整个外蒙古地区，但沙俄强行将唐努乌梁海排除在“大蒙古国”之外，声称他们在唐努乌梁海有特殊利益，必须对该地区进行直接管治。由此，沙俄从中国手中夺走了大约17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其间，唐努乌海梁地区的主权问题几经反复。1916年12月28日，俄国因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顾及该地区，中国的北洋政府决定由乌里雅苏台佐领专员兼管唐努乌梁海事务，恢复对该地区行使主权。1918-1919年，北洋政府还派兵驱逐了盘踞在唐努乌梁海地区的沙俄残匪余部，重新将唐努乌梁海纳入中国版图。1920年，白匪和苏俄又相继进入该地区。唐努乌梁海再次落入苏俄之手。1921年，“土瓦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政府不予承认，外蒙古政权亦非常不满。1941年，苏联未知会中国政府，直接指示“土瓦人民共和国”参加了苏德战争。1944年10月，“土瓦人民共和国”苏维埃通过决议“加入”苏联，改名“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至于蒙古的“库苏古尔省”，本是唐努乌梁海地区的一部分，也许由于该地蒙古人居多，后来的《苏蒙边界条约》将该地划归了蒙古。1851年英国人制作的蒙古、满洲和西藏地图。制作者是伦敦著名的地图和刻板师约翰·拉普金（John Rapkin 1815-1876)1911年，清政府倒台，中华民国建立。但是，一个在封建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一直忙于国内的政治与军事纷争。军阀割据、政治乱象，根本无力他顾。蒙古独立活动开始萌芽。外蒙古在上层王公的带领下宣布独立。沙俄经过多年经营、分化和瓦解，他们已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完全操纵了外蒙古。事实上，外蒙古已变成沙俄的保护国。不可否认，袁世凯亦曾与沙俄进行过艰苦谈判。虽说弱国无外交，但中国的外交官们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他们迫使沙俄做出了重要让步，即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也附带一个条件，即外蒙古实行“自治”。也就是说，外蒙古名义上属于中国，但实际的内政外交，仍由沙俄掌控。不管怎样，当时情况下，这种谈判结果已属不易。以“卖国复辟”著称的袁世凯，总算没有丢掉外蒙古。1918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沙俄政府被推翻，“自治蒙古”失去了主子。苏俄红军不断向西伯利亚挺进，使“自治蒙古”深感危胁临近、坐卧不安。于是，他们开始与中国接触，希望取消“自治蒙古”、重新回到中国。1919年，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派出得力干将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古，接替了当时正与外蒙古进行和平谈判的陈毅将军（当时和平谈判已近成功），用铁腕政策迫使外蒙古放弃自治。外蒙古重新回到了中国怀抱。但是，这种毫不留情的铁腕政策，也促使中国失去了外蒙古上层王公的人心，为蒙古后来的分离埋下了祸根。1920年，段祺瑞下台，外蒙古陷入混乱。被苏俄红军赶到外蒙古的沙俄恩琴白匪勾结外蒙古上层王公，向中国驻军发难。中国驻军寡不敌众，被迫撤离库伦（今乌兰巴托），一部分返回内地，一部分转移到买卖城。此时，十月革命的“春风”吹到外蒙古大草原。贫苦牧民出身的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组建了蒙古共产党，即“蒙古人民党”。1921年，“蒙古人民党”军队在苏联装备的援助下，开始向买卖城的中国军队进攻。中国军队麻痹轻敌而战败，被迫撤出。从此，中国军队再没有进入外蒙古。1921年3月19日，蒙古人民党领导的“蒙古临时人民政府”宣布成立。这与库伦的蒙古上层王公和恩琴匪帮形成对立。由于实力相差悬殊，蒙古人民党决定邀请苏联红军入蒙参战。1921年5月，苏联红军进入外蒙古，彻底打败恩琴白匪，随即于７月占领库伦。7月10日，蒙古上层王公与蒙古人民党共同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外蒙古宣布“独立”和建立“蒙古国”消息传来，舆论大哗。民间团体、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分裂国家，谴责苏联对外蒙古的武装占领。北洋政府的实权人物曹锟和吴佩孚亦明确反对外蒙古独立。东北军阀张作霖对外蒙古“独立”异常愤慨，甚至冲动地准备发兵外蒙，企图武力解决。但是，张作霖害怕曹锟、吴佩孚借机出兵东北，北京的曹、吴既要在对付北边张作霖，也要应对南边的各省军阀，他们能做的事情，只能是隔岸观火、无可奈何。北洋政府的“政治交代”，则是发布了一份措词严厉的声明，拒不承认外蒙古“独立”。列宁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要把沙皇掠夺的亚洲土地还给亚洲人民，他还说，当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后，蒙古将自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列宁死后，斯大林完全背弃了列宁的诺言。从此，在苏联再也听不到归还蒙古的声音。苏联军队一直呆在蒙古，直到1986年，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宣布从蒙古撤军，1992年，才全部撤净。
1945年2月，著名的雅尔塔会议，再次决定了外蒙古的命运。当时，欧洲战场，德国已经战败。亚洲战场，美国虽节节胜利，战争则非常艰苦。中国战场，中日双方正处于战略对峙。美国估计，要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他们可能还要多牺牲几十万人。为此，雅尔塔会议，美英的重要议题，那就是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为此目的，他们不惜出卖了中国利益。其中之一，美英答应苏联要求，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这笔交易，实际上是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进行的。蒋介石得不到罗斯福的支持，面对斯大林的重压，无奈之中，于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该条约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赶走了国民党。蒋介石败退台湾，对斯大林没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款感到愤怒，并以苏联违约为由，在联合国状告苏联（中华民国当时拥有中国合法代表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不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这就是至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版图上还包括外蒙古的法律依据。新中国成立之初，一切百废待兴，急需苏联援助。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原本也打算与斯大林讨论黑龙江以北的土地、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土地和外蒙古的问题，却没有任何的结果。最终，新中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1953年，斯大林死了，赫鲁晓夫上台。苏联政府决定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并试图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通过谈判，苏联归还了旅大军港，归还了东北铁路。但是，蒙古问题遭到了拒绝。中苏关系破裂以后，蒙古亦步亦趋，跟随苏联指挥棒，蒙古几乎成了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关于蒙古的主权、自治、以及独立，有两件事必须叙述。徐树铮（1880-1925），北洋皖系将领，字又铮。江苏萧县人。秀才出生。1905年，保送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任段祺瑞部第六镇军事参议及第一军总参谋。1912年，任陆军部军学处处长等职。袁世凯称帝时，力劝段抵制，被袁免职。1916年袁死后，任国务院秘书长。1917年，策动张勋赶走黎元洪、事后又参与讨伐张勋的军事行动，任陆军部次长。他主张武力统一全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徐树铮则趁机把目光投向长期分裂的外蒙古。
蒙古贵族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但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也把外蒙古送回了中国。当时，中国正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徐树铮被段祺瑞任命为参战处参谋长兼西北国防筹备处处长。徐树铮积极编练参战军。1919年一战结束，参战军被改编为西北边防军，徐树铮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这让他有了解决蒙古问题的重要军事基础。此时，以哲布曾丹巴为首的外蒙王公贵族失去沙俄的靠山，又十分害怕苏联的“赤化”运动波及蒙古。因此，他们决定从自身利益出发，寻求北京的支持。北京政府驻库伦（今乌兰巴托）都护使陈毅总督与外蒙王公经过艰苦谈判，达成《改善蒙古未来地位六十三条》。但是，条约遭到外蒙“议会”否决。1919年10月，徐树铮率领一个旅的边防军，挥师出塞，向库伦进发。徐树铮一到库伦，立即让陈毅回京，同时否定《六十三条》。他把外蒙古的“内阁总理”巴德玛多尔济“请”到了司令部，并软禁了哲布曾丹巴活佛和其他王公贵族。1919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总统，呈请取消“自治”，废除俄蒙一切条约和协定。“当斯之时，外人乘隙煽惑，遂造独立之举，嗣经协定条约，外蒙自治告成，中国空获宗主权之名，而外蒙官府，丧失权利，迄今自治数载，未见效果，追念既定之事，令人诚有可叹者也。”今“计图人民久安之途，均各请取消自治”，“前订中俄蒙三方条约及俄蒙商务专条，并中俄声明文件，原为外蒙自治而订也。今既已请愿取消自治，前订条约，当然无效力。”
徐树铮治服库伦之后，继续派兵驻防外蒙各地，如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完成外蒙古统一。其中，包括唐努乌梁海。徐树铮最难能可贵之处，收复外蒙后回北京述职，不但向北京政府汇报，还向在上海的孙中山先生去电汇报。孙中山收到来电，异常喜悦，不顾党内反对，回电对徐树铮收复外蒙予以很高的评价。1919年，尽管有巴黎和会的阴影，但念及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的回归，大有振奋国威的巨大效应。史料记载，徐树铮在外蒙古还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诸如引种蔬菜、修建公路、开办银行、创刊日报、加强中华文化教育等等。历史人物，都不是单纯的非黑即白。1925年，他被冯玉祥的手下杀害于北京廊坊车站，据说是“私人恩怨”，享年45岁。中华民国时期，蒙古始终处于中国的版图之下。苏联政府也承认蒙古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国民党政府还曾有一个蒙疆委员会，专辖管理之职。该委员会1929年2月正式成立，阎锡山出任第一任委员长。蒙藏委员会的职能是：“一，关于蒙古西藏之行政事项；二，关于蒙古西藏之各种兴革事项。”机构内部，有蒙事、藏事、总务等3处，另设参事、会计、统计、调查、编译等5室。蒙藏委员会出于笼络少数民族上层的目的，委员人数不断增加，最多时35人。蒙藏委员会的地位，与南京政府各部、会的地位相同，隶属于行政院。凡遇处理边疆事务，均由各部与蒙藏委员会会商办理。蒙古的最终游离，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蒙古主权虽归中国，但实际由苏联控制。当时的苏联，从军事战略角度考虑，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与蒙古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同时，苏联还同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并包含蒙古的安全。尽管如此，苏联政府在回应中国抗议时，仍不忘重申一下中国主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外蒙古“公投独立”。台湾的李傲先生曾有文详述。雅尔塔会议以出卖中国在蒙古的主权而换取苏联出兵，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蒙古的最终分裂，却是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其后的蒙古“公投独立”。国民党秘密档案表明，当时的谈判代表宋子文曾明确告诉斯大林：“任何中国政府均不能割弃领土而存在，尤以国民政府自孙总理起，即向全国人民灌输领土完整之观念，更不能割弃外蒙古。且外蒙古如可割让，西藏问题，必立继起，英国如控西藏，对苏亦有不利。”
斯大林虽表同情，但提出不妨先立密约，俟日本投降后再行公决。又谓外蒙乃苏联西伯利亚之防卫线，如外蒙是中国领土，苏联势必不能在彼驻兵。斯大林曾明确在对蒋经国说：“老实告诉你（指蒋经国）我要外蒙古，是基于军略上的观点……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断，俄国就完了……你说日本和中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出来这样做。”于是，中国的谈判代表以事逾“训令”范围，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的回复是：1、外蒙独立问题，须待我国国内真正统一，领土主权真正无缺，行政真正完善，始能考虑。2、苏俄如能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之完整，不支持中共之割据，不鼓励新疆之叛乱，则可考虑。3、中国政府愿意自动提出外蒙独立议案经外蒙公民投票许其独立，但此宜俟抗日胜利后，始能办理。4、大连应为自由港，旅顺应作中苏共享军港，铁路干线，应有中苏共营，但管理权仍在中国。蒋介石还明确说明：“此系中国最低之期望，如无切实保障，则牺牲无益，即可相机中止交涉。”
中国墙（长城）
此后，民国政府外长王世杰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互换照会，均明确在日本战败之后举行公投，以决定蒙古地位。1945年，蒙古决定“公投独立”，国民政府派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为代表“参观”。关于公民投票情形，雷法章有详细叙述，并称“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之下，以公开之签字方式表示赞成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故此项过程纯系掩耳盗铃之举”。另外，毛以亨在《俄蒙回忆录》中记录了外蒙古“公民投票”的情况，甚为滑稽。一、投票是公开的记名签字方式，投票者要当着办理公民投票的事务人员的面签字，谁敢签名在反对栏之中？假如改用了秘密的无记名方式，其结果一定要改观。二、外蒙人民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是文盲，即以投票的四十八万多人估计，就有将近廿九万人是不识字的，已是投票人数中的多数。他们之中纵有坚定的意志要在反对栏中捺指印，但也不认识哪里是反对栏，只有听从事务人员的指示，在指定的一栏中捺指印。假如改用别种易于辩识的方式，如赞成者用红票，反对者用蓝票，随人民的志愿去领用，则结果的差别一定很大。三、人民如果反对独立，不敢公然表示，他却可以采取消极抵抗办法，拒绝前往投票。如果实际投票的人数不及应投票人数的半数，这个投票的结果当然无效。但是投票人的姓名，早已书写在投票簿上，并且编定了号数，全部投票人数早已有统计。假如不采取这种空白的公开记名签字方式，则投票人数比例很可能减少。这段记录说明，当时的所谓“公投”，实际上是被当时的蒙古政府操纵的。这也是为什么“公投独立”会有这么高的支持率的真实原因。补述这两件事，仅仅是想说明几个观点。一、弱国本无外交；二、苏联在外蒙古从自治到独立过程中的重大作用；三、维护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容侵犯，关键是政府的决心和魄力。但是，关于蒙古的独立地位的确认，还有另一种观点，那就是新中国出于其自身利益考虑，放弃了对蒙古的要求。这一观点，现在台湾很盛行。但未必是历史的事实。据资料记载，1947年7月，蒙古问题再次被提出来。这时，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正在莫斯科与斯大林商讨中国建立新政权后签订中苏条约的问题。刘少奇声明：“过去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已经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新的中国政府将接受这一条约，这对中国人民、苏联人民、特别是对中国人民将是一个巨大的贡献。”他同时强调蒙古问题至关重要：“我们准备承认、接受并进一步执行所有有利于中国人民、有利于全世界的和平和民主的条约，比如联合国地位、《开罗宣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他提出了未来同盟协议的三种可能方案：中国的新政府将宣布完全接受这份条约；本着条约原本的精神双方将签订一个新的《友好同盟条约》，以便在新形势的基础上作某些修辞和内容上的修改。最后，双方代表将交换照会，该条约暂时照原样保留，但他们准备在相应适当的时候重新研究这一条约。可以推测，刘少奇至少存有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进行修改的可能性。当时，刘少奇提请斯大林注意某些民主党派人士、大学生和工人们重新提出关于蒙古的独立问题，他继续解释：“对于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一问题我们曾经说过，蒙古人民根据民族自决原则要求独立，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的独立。然而，假如蒙古人民共和国渴望和中国联合，那么我们将欢迎他们这样的渴望。”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刘少奇没有说“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而只用了不定式——“应该承认”，他让对方明白，中国也不反对蒙古回到中国。1949年底，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经过认真的考虑，他决定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以取代1945年的中苏条约。1950年1月3日，他打电话给北京的周恩来：“反击日本及其盟国的可能的侵略，并承认蒙古——这是新条约的基本精神”。文本中没有中国承认蒙古独立的条款，但在中苏关于签订条约的公报中规定周恩来和维辛斯基交换照会。照会中两国政府确认1945年公民投票的结果，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地位的完全可保障性，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很显然，毛泽东想象过其它的签署公报的方案。1月2日，也就是刚开始谈判的时候，他向北京通报了与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谈话内容，他曾建议只发一份简单的公报，公报上写上下列内容：“双方仅就旧的中苏条约交换了意见，对重大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在交换意见的过程中双方涉及了条约的详细的内容，推迟若干年再实际研究这些问题。”蒙古问题想必就属于被推迟的问题。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活动家们谈话的片断就是一个佐证：“雅尔塔会议赋予了外蒙名义上的独立，但是只是把它从中国分出去了，可实际上它是处在苏联的控制之下……我们曾提过是否可以交换中国的外蒙这一问题。他们说不行。1954年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来中国访问的时候，我们曾向他们说过这个意见。”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时提出了对这一问题的观点。邓小平提醒对方，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美国、英国和苏联在雅尔塔签订了划分势力范围的秘密协定，给中国的利益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他同时强调指出，谈这一事实是为了“让苏联的同志知道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在‘过去’我们很担心，因此需要对‘历史的过去’作总结。”上述记载，客观地说明，中国政府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无奈的选择：蒙古事实上已经分离出去，想要也已经要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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