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丨袁浩潮：过境香港，警察常拦住行人检查身份证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袁浩潮，广州人。初二时因文革中断学业，在务农及在工厂工作期间，坚持自学，1977年考入华南理工大学计算机工程专业学习。1981年赴美，在加州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学习，1984年毕业后任资深软件研发工程师。从小喜爱文学，从事业余写作多年，美国中文作家协会终身会员，著述甚丰。

原题

我的留美生涯之二：

在香港

作者： 袁浩潮

走在罗湖桥上，即将进入香港边界时，一位穿着制服、神情严肃的女工作人员用手势示意让我走进桥头附近的一座建筑物。

这里给我的第一印象类似乡镇的火车站候车室，一个大房间里摆着多排木条椅子，然而与一般地方不同的是这里没有窗户，只是在两人高的地方开了几个圆洞透气，连排气机也没有。天花板上装有几台吊扇，因为是冬天，并没有开动。屋里坐满了人，空气十分混浊。

这里就是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专门审查首次进入香港的大陆人士的地方，给我的感觉是气氛很压抑，穿着制服的几个工作人员在一个小房间内，过很长时间才叫下一个人进去审查。

有一位老太太可能等的时间太久了，问了一声：“同志，什么时候才轮到我？”没想到招来工作人员的大声呵斥：“同志？谁是你的同志！”那一刻，我感觉他们就像电影里那些欺压百姓的国民党政府官员。

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在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签证时遇到的一对准备移民美国的夫妇。他们也认出了我：“你不就是那位大学生吗？”

等候的时间久了，慢慢看出审查的顺序，首先是审查那些批准赴港定居的人士，然后是审查过境移民前往其它国家的人士，最后才是审查我们这些过境的留学生。大概是我们这类人滞留香港的嫌疑最大吧。

那对移民美国的夫妇终于通过审查离开了，最后就剩下我们这些过境的留学生。没事做，跟一位来自南京的留学生聊了起来，他感慨地说：“香港人回到大陆，我们待他们如上宾，没想到他们这样对待我们。”

屋里除了工作人员和等候审查的人之外，很奇怪的是有一个蓬头垢面的小女孩提着一竹篮熟鸡腿在卖，显然她是被特许进入这里的。买鸡腿需要收港币。虽然口袋里有，但是在深圳刚吃过饭，不感觉饿。

当屋里只剩下几个人时，轮到我进入小房间接受审查了。终于有机会与那几位穿着制服、盛气凌人的家伙面对面了。他们慢条斯理地花了很长时间看完我的证件，然后很傲慢地问我去美国干什么？我说去留学。又问去学什么？我说是学习管理。他们又问，你在中国学的是计算机，为何又去美国学习管理？我说学习管理能使学到的技术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们再也问不出什么，最后在我的护照上盖了准许停留48小时的印章，放行了。

表哥在外面等了四五个小时，因为等得太久，他中途又去市场买了一回菜，回来再等，终于把我等出来了。

终于离开了这座“拘留所”，这是我多次过境遇到的环境最差、服务态度最恶劣的地方，没有之一。

这个遭遇给刚出国门的我上了一课：国家贫穷落后，国民在外一定会备受歧视，即使在“本是同根生”的香港也是如此。

坐上表哥的私家车离开，在广州也有不多的坐小车的经历，然而这是第一次乘坐私家车。

当时中国刚从长期对外封闭造成的落后走出来，接下来的日子里，我遇到了多次生活中的“第一次”。

汽车沿着公路向表哥的住处飞驰，途中有一段可以看到海，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无边无际的大海，表哥豪放地说了一句：“世界是大的！”

中途在一家面馆前停了下来，一进门坐下，伙计马上端来两杯茶，对比起当时大陆生硬的服务，香港的服务真是周到！很快给我们各人端上一碗云吞面，这是我在“资本主义世界”吃的第一碗食物，味道还真不错。

随后我们在附近的商店里买了一只很大的行李箱，准备给我去美国时装行李。这是我的第一只行李箱，五年后第一次从美国回来时用的也是它。这只行李箱一直在我家保存到前几年才丢弃了。

另外还买了一张丝棉被，这几天在表哥家里住的时候可以用，以后带去美国用了多年。

汽车在沙田小沥源村的一座花园别墅前停下，这里就是表哥的住宅。他把我带上二楼，把行李放进让我居住的房间。他特意带我去了洗手间，提醒我小便时一定要把抽水马桶的坐垫掀起来，表哥真是很细心，第一次见到坐式的抽水马桶，是几年前去探望从香港回广州旅游，住在东方宾馆的表哥表嫂，在他们的房间附设的洗手间内见到的。

他还教我如何为热水器打火，把水烧热来洗澡。他说香港需要打火烧水，在美国就不需要，家庭热水器为整座房子提供24小时热水供应。

在房间的桌子上有一封住在香港九龙的姑妈写给我的信，还有一套睡衣。信上说我今天刚到香港，一定累了，休息好了之后才去探望她。那套睡衣是送给我的，希望我今晚能好好休息。

姑妈想得真周到，这还是我的第一套睡衣。晚上，穿着新睡衣，盖着新棉被，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

表哥早年曾回国参加抗战，在广东韶关附近的一所训练无线电报务员的军校学习后加入作战部队，我看过他一张穿着国军军装(与历史照片中八路军的军装同一个款式)的照片，抗战胜利后回港在海关工作，退出海关后从事房地产生意。他与表嫂没有孩子，获得财务自由之后，五十多岁就提前退休了，周游世界。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七十年代初就多次回大陆旅行，当时从香港回大陆旅行的人还不多。从他那里了解到不少外部世界的讯息，其中有一张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驾驶执照，那时候的我万万没有想到，几年之后我也会拥有一张。

表哥对于军队作战能力的比较：他认为国民党军队根本不是日本军队的对手，而日本军队也根本不是美国军队的对手。他以军服为例，国军军服的扣子，用不了多久就掉下来了，日本军服的扣子，用手撕也撕不下来，而美军军服的扣子，用钳子也扯不下来。

因为是军人出身，他见到我们年轻人时，总是以身作则地要求我们在走路、站立、坐着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的姿势，双手一定不要插在裤袋里。

表嫂是沙田本地人，在本村的小学任教，因为没有儿女，家里还常住着两位她的学生。

表嫂的母亲和表哥、表嫂同住，她不能正常行走，家里长年雇用一位护工黄姑娘照顾。闲聊时了解到她毕业于广东湛江医学院，在大陆的时候是医生，可是来香港之后学历不被承认，无法行医，只好在人家里当护工。

每个礼拜有几天，有一位医生上门来为老太太做治疗及引导她做复健运动。有一次医生离开的时候，表嫂特意把我叫过去，看着她把一张一千元的港币放入信封，然后交给医生。虽然她没说什么，大概是想让我知道，有一技之长的人才可能有高收入。

享受着退休清闲生活的表哥，对我的到来十分高兴。他计划在我停留在港的一周时间，让我好好体验香港的生活、市容及各种交通工具，另外要在香港购物，把留学几年用的衣物都购置好。他常说一句话：在香港花一港元买的东西，在美国要花一美元才能买到。

因为入境时只准许停留48小时，第二天去位于金钟道的政府合署申请在港再停留一个礼拜。

这里的环境显然比入境时的“拘留所”好很多。宽敞的大厅内有多个办事窗口，来办理不同手续的人士按窗口上悬挂的标示排不同的队，每行队也只有几个人。

办事的小姐看了我的证件之后，马上与旁边的同事说：“哗，这是个大学生啊！”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收费之后，在我的护照上盖了批准再停留一周的印章。

旁边的窗口有一位衣冠不整、神色慌张的人在向办事的小姐询问一些事，估计是查询一下自己能否在香港定居下来，办事小姐在一直安慰他：“你不用紧张，我已经讲过你无事的。把你的文件拿出来就可以办妥。”希望他一切顺利吧。

接着去九龙油蔴地探望姑妈，几位表姐也在那里准备和我见面。一位表姐多次回大陆，住在我家，他的儿子和我同年，我多次陪同他在广州游览。同龄人之间的交往，使我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多的认识。另一位表姐虽然没有回过广州，但是她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大饥荒年代多次给我家寄来食品，真是雪中送炭，这次终于有机会当面向她致谢。最年轻的那位表姐，这次也是首次见面。

姑妈当时已经八十多岁，解放后她一直没有回大陆。在我开始提出希望出国留学之后，尽管行动不便，她还是在一位表姐陪同之下，回广州一次，到我家看到祖屋还在，十分欣慰。相信姑妈此行是考虑到几十年没有见面了，想了解一下我们一家人这些年来是否好好过日子，我是否努力上进的青年。姑妈此行返港之后，在美的表哥开始为我办理留学手续。

我把从广州带来的礼物：茶叶、发菜、菜干、药材、瓷花瓶等送给姑妈及各位表姐，大家聊了一会儿天之后，考虑到姑妈年事已高，不适宜打扰她太久，我告辞了。临离开时，姑妈悄悄塞给我一张美金百元大钞，这是我看到的第一张百元大钞，其中饱含了她老人家对我的关爱。

在广州出境前可以把相当于机票价值的人民币换成港币，现在需要把这些港币换成美元。

在香港街头，随处可见外币兑换的两替店，正式名字是“外币找换公司”。这些店面积很小，有点像卖报纸杂志的亭子。

表哥觉得还是找银行换稳妥，于是带我去他常去的银行。香港的银行戒备森严，银行门口站着两个身材高大、头上缠着布的“摩罗差(广州人和香港人对印度人带有种族歧视的称呼)”，在我走近门时同时把两扇门一起拉开。

到银行把带来的港币换成七百多美元，加上姑妈给我的一百美元，总共是八百多美元，这就是我刚到美国时的全部家当。很多人在回忆自己刚到美国时的状况，喜欢把自己讲得很穷，有的说自己身上没有钱，或者只有二十元，这些都不是事实。如果没有人接济，二十元连离开机场都办不到。

余下来的几天，日子过得很轻松，基本上就是游览和购物。

大部分时间由表哥开车送我出行，为了体验各种交通工具，也乘坐过双层巴士和电车。香港的巴士和电车并不像当时广州那样设有售票员，乘客在上车时把硬币或零钞投进司机前面的透明盒子，上面写着“不设找赎，自备零鈔”。

习惯了大陆的车辆靠右行驶，在香港感觉最不习惯的是汽车都是右舵的，车辆靠左行驶。好在去了美国之后，美国的车辆也是靠右行驶的。

香港红磡海底隧道

乘坐小车通过香港海底隧道的经历令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时大陆还没有这样的工程。隧道全长1.86公里，跨越维多利亚港，将九龙半岛和香港岛两岸独立的道路网络连接起来。隧道内同一方向有两条行车线。上面用中英文标着“不准换线”。

从香港返回九龙时，为了让我体验乘坐香港与九龙的渡海轮船，表哥自己驾车到九龙的轮船码头等我。

太平山是香港岛最高的山，海拔达552米。山顶缆车采用登山铁路系统，由钢缆牵动。登太平山俯瞰香港全景，几乎是每一个到访香港的游客的必去景点。

山顶缆车由1988年5月30日正式投入服务，是全亚洲最早的缆车索道系统

在太平山俯瞰维多利亚港

乘坐缆车上山，我们上山时正是黄昏时分，夜幕降临之际，在观景台上俯瞰香港及维多利亚港的景色。灯火辉煌、高楼林立的港岛、九龙、与维多利亚港湾的大海交相辉映，壮观无比。

表哥带我去体验各种不同风格的餐厅，除了广东人常去的饮茶宴客的酒楼之外，还特意去半岛酒店的餐厅体验英式下午茶。

半岛酒店正门

半岛酒店是香港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的酒店，也是香港以至全球最豪华、最著名的酒店之一。香港半岛酒店位置优越，矗立于九龙半岛尖沙咀区的心脏地带，据说在那里常常可以遇到电影明星。表哥对我说：“你很幸运，刚来香港就可以来这里享受，香港大部分人从来都没有机会进入这里。”一起喝下午茶的表姐也表示她也是第一次来这里。

半岛酒店内景

另外去得最多的地方是表哥的私人会所，那里有附设的餐厅，环境幽雅。在那里发生过使我有点不适的一幕：进门的时候，表哥让守门的保安，一个菲律宾小伙子，告诉我他每个月赚多少钱，他有点不好意思说没有赚多少，并把他的月薪数目告诉了我。

进入会所之后，表哥以门口保安为例，告诫我去美国以后要好好读书，有一技之长才能有高收入。理解他的用心良苦，然而他的做法使那个小伙子确实难堪，或许这种做法在香港很平常。

住在九龙的另一位表哥，尽管忙于生意(他曾在香港警察部门任职，后退出自己做生意)，也抽出时间请我到九龙窝打老道的家里做客。他拿出已买好的一块日本“精工（SEIKO）”牌手表送给我。看到我的身材和他差不多，到衣柜取了两套西服让我试穿。其中一套是常见的三件套西服，另一套是现在不流行的双排扣西服。他告诉我西服外套的两个钮扣，习惯上只扣上面的一个。双排扣西服外套则要把所有钮扣都扣上。另外还送给我几条领带，並教我如何打领带。这些基本的着装常识让我受益至今。

这块有日历、周历的手表陪伴我渡过在美生活最艰难的半工半读时光

随后他带我到庙街的夜市上采购了不少衣物，庙街是香港最负盛名的夜市，很多电影都曾以该条街道取景，庙街以售卖平价货的夜市而闻名，摊位上摆满了大部分是产自内地的衣物。其质量与款式都比我在广州看到的要好。我们在这里买了几双皮鞋及球鞋，又买了衬衣、西裤、牛仔裤、毛衣、夾克、睡衣、内衣、袜子等等。买到拿不下就把东西放回车上，再返回去买。

这位表哥很风趣，他告诉我会唱大陆的革命歌曲，边走边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看他兴致勃勃的样子，不好意思告诉他这些歌曲在大陆已经很少有人唱了。

最后一次返回车上时，正看到一位警察正在准备对表哥的车违规停车开罚单，表哥连忙上前恳求阿Sir(港人对警察的尊称)给次机会。警察指着自己冻得通红的鼻子说：“我在这里站了几个小时，都冷得伤风了，没办法。”最后还是开了罚单，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警察开罚单。

临别前，表哥请我到附近吃了一顿俄罗斯快餐。

刚到香港不久的姐夫，当时他正在进修准备考取在港行医的执照(香港不承认大陆医学院的学历，但允许中山医学院及湘雅医学院等几家大陆医学院的毕业生通过考试执业），也花了一天时间陪我在香港游览和购物。

我在香港海洋公园正门前留影

在海洋公园乘坐登山缆车，透过海涛馆的巨幅玻璃观赏鲨鱼在里面遨游，在海洋剧场观看海豚的精彩表演，都是当时在大陆没有的新鲜事物。

香港海洋公园缆车

虽然姐夫当时还没有收入，他还是送给我一台收录机，又陪我去书店买了不少修理电视机、洗衣机等的书籍(当时设想去美国以修理电器来维持学费，去了美国才发现这些电器并不修理，这些书籍后来以每本一元的价钱卖给了一位书店老板)，考虑到当时在香港买不到夏天的衣服，他在夏天时又寄了一包短袖衬衣给我。

在香港市面上行走，最麻烦的一件事是要随身携带身份证，因为常常可以看到警察拦住行人检查身份证。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晚上从市区驾车回沙田的时候，被警察拦下，要求车内每个人都要出示身份证，看了几个人都有身份证以后，警察也没有看我的身份证就放行了。通常偷渡人士应该是从郊区前往市区，我们是反方向，不明白为什么要查。

在香港还参观了位于铜锣湾的虎豹别墅，虎豹别墅俗称“万金油花园”，是万金油大王胡文虎、胡文豹兄弟建造的私人别墅。别墅依山而建，红墙绿瓦的宫殿式房屋，极富中国民族特色。在崖壁上，大规模地装饰着取材于佛教故事和古老传说的彩色塑像。别墅的主人试图通过这些警世故事，劝人行善积德。

香港虎豹别墅

途中经过跑马地天主教坟场，该坟场大门前有一对联，文曰：“今夕吾躯归故土，他朝君体也相同。”虽然是从车窗外一闪而过，然而这对联却永远留在记忆里，感慨每个人都是这个尘世的匆匆过客，一切艰难困苦、荣华富贵、悲欢离合、恩怨情仇都将成为过眼云烟。

以后的日子，表哥继续驾车送我前往市区观光及购物。通常他出外都穿西服，有一天，他忽然穿起一套中山装(不知道是在香港的国货公司，还是在广州买的)，出门时用普通话说了句：“为人民服务。”，大慨是回忆起当年回国抗战的时光。

那段日子，每天回住处之后必做的一件事是整理买回来的衣物，把挂着的商标剪掉，还要把包装的硬纸，大头针等拆下来，再把它们折叠好放入行李箱，表哥说这样做不仅可以减轻行李的重量，更重要的是过美国海关时不会因为是新买的而要求纳税。

当时电视台正在播放郑少秋主演的电视剧《流氓皇帝》，忙于收拾行装，没有时间去看，只是片尾的主题曲的第一句挺符合我的心境：“男儿志在四方”……

表哥的襟弟莫教授，早年留学英国，现在香港大学任教。他常回大陆与当地高校进行学术交流，对大陆的情况较为了解，与我有几次长谈。他讲起在异国求学和生活，感叹不管外国的环境如何优美，水果食物如何新鲜，然而终究找不到家的感觉，所以自己终于还是返回香港。相信你以后去了美国，也会有相同的感受。

我没有再和莫教授联络，但是他的这一番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1981年1月28日，在港逗留一周之后，表哥驾车送我到启德机场，准备登机飞往美国。

临行前，姑妈、表哥、表姐打来电话，祝我旅途平安，到美国好好读赢(“书”与“输”同音，港人忌讳，所以把“读书”讲成“读赢”)。

我和姐夫在启德机场合影

我和表哥、表嫂在启德机场合影

办好登机与托运行李手续，与送行的亲人挥手告别之后，通过海关、出境关卡之后，我登上了日本航空公司即将送我到美国的波音747飞机。

这是我第一次乘坐飞机的经历，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按照指示扣好安全带，不久，飞机开始沿着跑道滑行，速度越来越快，终于腾空而起，直上云霄。

在机窗外看到离自已越来越远的大地，想到此刻离亲人与故土越来越远，脑际浮现出唐朝王维的诗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在那一刻，我万万想不到，此行不仅在新大陆结识新的朋友，此后的数十年间，通过飞速发展的电脑与互联网技术(我也有幸成为参与其中的研发人员)，我还联系上中小学时代早已没有联络的老师和同学，与他们隔着大洋实时互动，浏览国内的新闻，观察国内股市的起伏，还可以分享包括本文在内的文章。

“西出阳关”不仅可以开拓新的人生，而且与“故人”的联络远胜从前。

飞机上的空姐都是日本人，会说日语和英语，其中有一位会说中文。与空姐的交流多限于饮料和食物的选择，用简单的英语加上直接指餐车上的食品可以表达意思。

飞机上免费供应各种饮料和三餐，仿照着其他旅客，把前排座掎上的小桌板打开，空姐送上一盘午餐，每一样食品的份量都很小，大盒小盒的倒是有十多件，把沙拉、正餐、面包、和水果都吃完，再问空姐要了一杯牛奶，感觉还可以。

飞机在日本东京机场降落加油及上落旅客，所有旅客都必须下去在候机室等候。重新上飞机的时候，安检人员抽查部分乘客进行人工安检搜身，这是在香港机场没有遇到的，抽查的人大都是青壮年男性旅客，我也是其中之一。

重新登上飞机找回自己的座位，这时邻座来了一位日本人，用英文自我介绍是到美国出差的工程师，我们用英文聊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用英文和外国人交谈，水平很有限，日本工程师的英文比我好，和他聊一聊是一次很好的口语实习。

稍后空姐送来晚餐，在吃水果时我问他这是什么，他在餐巾上写了一个“梅”字。

到了就寝的时间，机上乘客不多，我找到了一排四个没有乘客的座位躺下来，绑上安全带，一会儿就入梦了。朦胧中感觉飞机在气流中上下颠簸，似乎在预示此行的前路并不平坦……

2022年4月18日于美国洛杉矶

袁浩潮专列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部分插图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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