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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40年回眸丨令狐萍：好险！高考迟到半小时，被破格允许进考场
作者在1979年
令狐萍，1982年初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后公费赴美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在美国高校工作。是美国罗特格斯大学出版社《当今亚美研究》丛书创建与首任编辑，美国福特基金奖作家，美国杜鲁门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任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中国华侨华人史研究学会理事会海外理事，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编委，暨南大学华人华侨研究院客座教授等职务。出版30余部学术著作与数百篇史学专论评论报导散文杂记。
原题
萍漂美国 根系文瀛
作者：令狐萍
一九七六年十月，推行极左路线的“四人帮”被打倒。从此极左路线对中国社会与政治的不良影响终算告一段落。邓小平再度主持工作，对内实行恢复整顿，对外主张开放建交。恢复整顿的措施之一，便是从一九七七开始建立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制度。大专院校不再接收基层单位推荐的“工农兵学员”，而通过全国统一考试来选拔学生。
在此之前，我对上大学是根本不抱任何幻想的。我没有插过队，进不了工厂，更当不了兵，因此没有资格做“工农兵学员”。即使我有这些经历，我也不会被推荐上大学的。任何一点社会特权都只能由“家庭出身好”的人来享受，“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对任何好事都不敢做非分之想。
而现在，讲出身、论成分的时代恐怕将要成为历史了。中央政策明文规定，大专院校招收学生的标准，将以高考成绩为主。我真是兴奋异常，我可能会有机会上大学了。就在我兴奋雀跃，对前景充满希望时，新的变故发生了。
那天，晚饭过后，父亲说头有些晕，便半躺在床上休息。不一会，我偶然回头，看见半躺着的父亲的身体在慢慢向右倾倒。我忙跑过去扶他起来，并急着问：“爸爸，你怎么啦？”父亲口角流涎双唇蠕动，却只发出“呜噜”“呜噜”的声音。同时右半部身体僵直，不能移动。听到我惊慌的声音，全家人都急忙围拢过来，很快意识到，父亲患了中风。
我们快速将父亲送到医院。正如我们所料，父亲的脑血管栓塞，引起半身麻痹，失去语言功能，是典型的“中风不语、半身瘫痪”。必须立即输入叫“低分子右旋糖杆”的药物，扩张血管，阻止病情恶化。父亲瘫痪住院，打乱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全家人都饮食不安，轮流日夜在病床边照顾父亲。在父亲瘫痪的那一刹那，我便朦朦胧胧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暗自决定不考大学了，我要在家伺候服侍父亲。
父亲住院的这几个月，日子在焦虑忙乱中一天天度过。“低分子右旋糖杆”那时属于稀缺药物，医院没有库存，必须由病人家属自己设法购买。父亲要连续接受输液，直到病情稳定。我们必须保证“低分子右旋糖杆”的供应。母亲在医院照看父亲，我们兄妹四人便分头骑车到各个药店，各个医院寻找“低分子右旋糖杆”，同时到处托人找关系买药。
父亲病情好转后，我决定报考大学。但数月已过，我没有复习功课，准备考试的时间了。我于是选择报考文科。因为我毕业后的几年，一直教授语文。数理化忘了大半。文科考生只需准备语文、政治、史地、数学等科目。在这些科目中，只有数学我需稍加复习，其它几科知识我在教学中经常运用，不必复习即可参加考试。
考试分校举行，我任教的第二十中学地处太原河西区，我属于河西区的考生。考试分两天进行，第一天上午考数学，下午考语文。第二天上午是政治，下午是史地。考场在河西区的一所中学。第一天上午的数学考试，进行得很顺利，离考试结束还有近一小时，我便全部答完，头一个交了卷。监考的老师看我这么早就交卷，一面微笑，一面将考卷又还给我，说：“还有很多时间，你再检查检查吧！”我把考卷从头至尾检查了一遍，找不出什么问题，便交卷第一个走出了考场。数学从小就是我心爱的科目之一。在师范读书时，我数次在全校举行的数学竞赛中取得前三名，是数学老师的宠儿。虽然毕业后，几年没有摸弄数学，但当年的根底还在那里，对付文科的数学考试还是轻而易举。我步履轻松地走出考场，到临近的一个同学处吃了午饭，还小睡了一会。然后精神抖擞地返回考场，参加下午的语文考试。
一进校门，便发觉情形异常。到处静悄悄的，不见人影。我慌忙跑进教学楼，进入指定的考试教室。一开门便傻眼了。所有的考生都低着头，在忙着答题。这是怎么回事？一名监考老师走过来，告诉我：“考试已进行了半个小时。按照规定，考试开始半小时后，考生便不准入考场。你回家吧！”原来我记错了考试时间，才发生了这种迟到半小时的错误。我真是懊悔极了，恨不得打自己几个耳光。这样重要的考试，我怎么能记错时间呢？四门科目中，一门是零分，即使其他三门是满分，我的总分也上不了录取线。入大学是无门了。
看着我满脸的懊恼沮丧，几位监考老师动了恻隐之心，聚在一起一面小声商量，一面上下打量我，然后其中一位老师走过来，说：“我们破例让你入考场。因为你上午数学考得特别好，我们不忍心让这样的考生失去入学的机会。”我大喜过望，快步走到我的课桌前入座，拿起笔便埋头作题。虽然我失去了近四十分钟，但我仍然按时写完了答卷，对自己的临场发挥，自我感觉也很好。我一交卷，几个监考老师便围拢过来，拿起我的答卷阅读。
我仔细订正第二天的考试时间，再不敢犯同样的错误。回家后和全家人学说我考试中的波折及化险为夷，妈妈感叹地说：“小萍，你命好。总有贵人帮助。”我想，也许是吧。但实际上我一生都在学校打转，或当学生或当老师。帮助我的贵人也都是老师，说明绝大多数的教师都有惜才爱才的通病。我自己不也同样吗？因此，我对我一生中遇到的所有老师，不论是我自己的老师，还是我的孩子的老师，都毕恭毕敬，不敢直呼其名，总以“某某老师”相称。
高考成绩终于揭榜，我在河西区考生中名列前十名，可以报考全国重点院校。但父亲刚大病初愈，全家更担心旧病复发。我决定报考山西大学，可以不离太原。万一父亲生病，可以就近照顾。在对专业的选择上，我可以从中文系、政治系和历史系中择一。我教中学语文时，落下了一改作文就头痛的毛病。进入中文系，毕业后当中学语文老师，是少不了改作文的。虽然我对文学情有所钟，但受不了改作文时的头痛，不能报中文系。政治系是给对于从政有兴趣的人设置的。父母的坎坷经历，使我对政治敬而远之。唯一的选择似乎是学历史了。如果毕业后当历史教师，不光受学生欢迎，而且不必改作文。我因此进入山西大学历史系，成为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之一。
这届大学生因在1977年参加考试，故被称为“七七级”，与其后的“七八级”“七九级”被统称为“新三级”。因为这三届学生集中了文革后﹑高考恢复前十数年累积的优秀学生，学生年龄较大，社会阅历丰富。这些多年被关在大学门外的人才一旦得到了机会，真是如飢似渴，求知欲旺盛，学习自觉性极强。这三届学生的个人素质及人生阅历都深受社会各界的尊重，故被称为“新三届”以区别于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以及1979年之后几乎全为由应届高中升入大学的学生。
大学同学，中排左一为作者
山西大学创建于1902年，与北京大学同为由庚子赔款而设立的早期中国大学之一。也是我国建校最早的三所大学之一。这所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培养了历代山西的学子名士。我们家庭中的许多成员曾在此就学，不少世交朋友也曾在该校执教。外祖父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毕业于山大外语系。大舅、二舅与四舅都曾在山大数学系就读。数学系名教授王耀堂是二舅的老师，也是我们的世交。王教授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隔离监禁，最后不堪虐待，以竹筷插入鼻孔而亡。
进入这所与家世有着各种渊源的大学府，我百感交集。但最多的感觉是机会来之不易，因而对此机会倍加珍惜。真如久枯的秧苗，贪婪地吸吮知识的甘露。很多人认为历史枯燥乏味。我在中国与美国遇到许多人，一听我是学历史的，便鼻子一哼，很是不屑。这些人大概都没有学过历史，因而不知历史的重要性。司马光氏说“读史以明鉴”，亚里士多德也称历史为“聪明学”。
进入历史系还真是投对了门庭。山西大学虽未被列入全国重点院校，但该大学的历史系却在全国有名，名牌教授云集。如世界著名东欧史专家程人乾、中国一流捻军史专家江地、辛亥革命史权威乔志强等均在此系任教。
当时历史系的课程设置是前三年专攻专业基础课，第四年学习选修课。专业基础课分为中国史与世界史两大科。每一科又按年代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历史。第一年学习中国与世界古代史，外加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哲学、英语和体育。第二年学习中国近代史、世界近代史、政治经济学、英语及体育。第三年学习中国近代史、世界近代史、考古学概论、政治经济学、历史地理与山西地方史专题。第四年学习捻军和太平天国史、资本论研究、方志学、牺盟会与新军。
在众多的教授中，不乏好老师。但对全系学生印象最深的有三位。这里按他们课程的顺序来介绍。第一位是教授《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的崔凡芝教授。崔教授是北大中文系古文专业的毕业生。个子不算高，柳眉凤眼，双颊红润，相貌出众。历史系教授多为中老年男性，女教授寥若晨星。年轻貌美的崔教授因而格外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但她令学生折服的，不仅是“貌”。更多的是“才”与“德”。她讲解历史古籍，神采飞扬，语言生动，学生目不转睛，听得如醉如痴。更难得的是她认真严谨的教学态度。每次上课，她都要求班长喊“起立”，全班站立，她也站在讲桌前，目光炯炯，环视一周，然后向全班鞠躬，微笑着说“坐下”。如此一站一坐，令学生注意力集中，不敢分神。
第二位教授是哲学教授梁鸿飞。梁鸿飞教授是东北人，个子却很瘦小。但他声如洪钟，响亮悦耳，天生了一副演说家的好嗓子。哲学是理论抽象的学问，讲不好极易将学生催入梦乡。我记得中学时的政治课便包括哲学，经济学及党史。每次上课我都得和不断袭来的睡意搏斗。而梁教授的讲授彻底改变了学生对哲学课的偏见。听他的课不但神清志爽，而且简直是美的享受、艺术的享受。他以《红楼梦》开场白中的“好了歌”来解释人生观中的辩证法，用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阐明矛盾的统一对立。古今中外的名人名著都被他手到拈来，巧妙运用。我们不仅是在学习哲学，而且是在欣赏一门综合艺术。
第三位教授是教授世界现代史的东欧史专家程人乾教授，程教授同样个子不高，但非常精干利索，浑身掩不住的学者气质，令人肃然起敬。程教授青年时被国家选送留学波兰，返国后成为国内史学界东欧史与世界现代史的翘楚。他讲课的特点是既博大精深，又深入浅出。他能非常详尽地介绍每个历史事件与专题的研究状况，从而引发学生对历史研究的浓厚兴趣，也使他的讲授具有深度。他的沉着自信，以及带有江苏口音的普通话使他像历史的见证人，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与说服力。上他的课，我的笔记总是记得很多。
大学同宿舍同学，前排右一为作者
大二那年，中美正式建交，推动美国史研究的热潮。历史研究性的期刊杂志开始陆续刊登有关美国史的研究论文。我上大学前便已自学英文多年。进入大学后，在学校设置的两门英语课程之外，我阅读英文史学著作，收听英文广播。我随身总是带有记满了英文词汇的小笔记本，得空便拿出习诵。当时这样认真学英文，并非刻意打算出国。那时国门还未大开。出国留学仍在绝大多数人的想象力之外。我只是打算报考美国史研究生，专攻美国史。
进入大三，学校要求学生选择研究方向，我便自然地选择了美国史。但是山西大学历史系没有美国史专业。学习美国史全靠自学。我便一心一意地决定在毕业那年报考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所的著名美国史专家刘绪贻教授的研究生。
然而大学的最后一学期，研究生报名考试的前夕，我却被迫必须决定是否放弃报考研究生。因为此时学校党委已在酝酿毕业生的留校人选。我的高考总分在历史系七七级学生中名列前茅。因此在入学时被系领导指定为七七级的学习委员。在随后四年我一直担任学习委员。每学期的各科考试，我总拿高分。大家都认为我会学习、会考试。作为学习委员，要经常和各科教授打交道，统筹协调班级中与专业学习有关的事务，全系教授对我也都很了解。因此我自然成为历史系留校的候选人。但全系师生也都知道我准备报考外地研究生的事实。此时，校系领导开始找我谈话，劝我放弃报考研究生，留校任教。并同意我在留校后继续研究美国史。
这是一个有关前途的重大决定，我和父母哥哥姐姐们商量。全家人都倾向于我留校。原因如下，第一，留校在大学教书是一种特殊的荣誉，人们都知道只有最优秀的学生才会被留校。第二，考上研究生，毕业以后也是在大学教书，留校和考研究生殊途同归。第三，留校教书，仍在太原，不必离家到外地。权衡再三，我听从了领导的建议，放弃报考研究生。研究生没有考成，却从此开始了与刘绪贻教授的笔缘，多年来与刘教授书信往来不断。
在毕业分配时，对于留校人选，竞争非常激烈。因为在各种去向的选择中，留校做助教仍属上乘。其他的选择包括在太原市和各区县的中学教书，在各地文史馆做档案管理及文史编纂工作，或者在省﹑市﹑县政府机构做行政干部。为了公正客观，历史系的领导决定以两个标准决定留校人选。第一是四年考试总分，第二是留校考试。七七届每个学生四年的考试成绩都被汇总，然后按分数高低排定名次。排名结果我是第一。留校考试是综合各科的考试，难度很大，又无从准备。因此，报名的不多。最后有十几名学生参加了考试。我得分最高。然后综合这两项标准，前几名学生被决定留校。
这样，我成为历史系助教，被分配在世界现代史研究组，教授世界现代史，同时研究美国史。
大学同学，后排右一为作者
1984年，教育部决定派遣文科学生出国留学。报考公费出国的考生必须通过EPT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考试。同年年底，山西省教育厅也决定以同样方法选派留学生。听到教育局招考公费留学生的消息，便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报了名参加EPT考试。因为只是试试看，便没有任何心理压力，临场时毫不紧张，居然通过了考试。接下来是专业考试与政治审查，也都一一顺利通过。
突然，去美国留学从我的想象力之外一步跃入我的现实。全家人都为我感到高兴与骄傲。父母更是悲喜交集：想起过去二十多年来，孩子们因为我们的历史问题失去了多少进取与发展的机会；只有小女儿赶上了好时代。
接下来的这些日子，便在忙乱中度过。先是被集中培训英语，然后是与美国的大学联系，不久又准备申请材料，向美国的大学递送入学申请。最后美国乔治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来了。便又开始到学校外办、省教育厅、省教育厅外办各个机关申请盖章，直到领到因公出国的护照。离家出国便猛然间变得非常真切现实。刚被决定选拔出国时的兴奋，与随之而来的忙碌奔波，突然被深深的惆怅所代替。
我真的要离开家人，独自飞越太平洋，在异国飘流。
迁徙、变异与自然选择，是人类发展进化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五百万年之前，灵长类的迁徙在非洲中部繁延出人类的鼻祖。在从十五万年前到五万年前的缓慢历史长河中，人类从其在中非的摇篮不断四处迁徙，导致人类在全球各地的繁延。连续的迁徙使人类自十六世纪以来，便将全球各大洲建立联系。
人类的不断迁徙，也衍生出绵延不息的神话传说、史家绝唱。我对华人浪迹天涯探险传奇的兴趣，出自少读清代李汝珍的《镜花缘》。儿时爱静不爱动，嗜书如命。下午放学回家，父母兄姐仍在单位与学校工作读书，家中宽大的厅房越显空洞。但我从未感觉寂寞，放下书包，便一头扎入书堆，开始在书海中漂游。父亲兴趣广泛，但尤爱读书。哥哥也是书迷。因此家中藏书丰富，又订阅各种适合青少年的书报杂志。上学与读书，便是我儿时生活的全部。
在我生吞活剥的大量书籍中，我偏爱各种游记。外国的游记有《奥利佛游记》《鲁滨孙飘游记》等。中国的游记有《山海经》《镜花缘》等。其中，李汝珍的《镜花缘》对我印象最深。李汝珍 (1763-1830)，聪慧好学，“于学无所不窥，尤通音韵”，精通文学、诗词、音韵、字学、经学、玄学、医学、算术、茶经、棋谱，偏偏考场不得意。十九岁时随长兄盐课司大使李汝璜到各地巡游，见多识广。《镜花缘》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成书。书中各种知识，包罗万象，让我爱不释手。书中唐敖、多九公等人乘船在海外游历的女儿国、君子国、无肠国等番邦异地，激起我无限遐想与梦游。
从外祖母、母亲到我，家中三代女人，都做过作家梦。幼年外祖母反抗父母为她缠足的决定，从而成为中国第一代接受西方教育的女性，憧憬着当一名作家。但当她的同学与挚友石评梅前往北平读书并最终成为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时，外祖母却无法抗拒包办婚姻，结婚生子，作家梦支离破碎。母亲在学生时代，爱好写作演讲，活跃外向，常常给报社投稿，被电台请去演讲。在一次演讲中，与父亲相识，从而进入政界，再没能成就作家梦。
我出生时，父母随意为我取名“萍”，竟不其然昭示我日后的生命旅程。父母不知，待我能读书识字之后，竟私下里将自己的名字攀比附会一些文人雅士，并由此对我的名字生出了不少自豪感。比如，文学家邵飘萍，萍踪浪迹，一生浪漫曲折。早期女作家石评梅，才华横溢，脱颖朋辈。更重要的是，这种自发的认同感使我内心深处产生了一个秘密的呼唤，和一种朦胧的使命感：待我长大后，我会到处漂游，记载流民的多彩生活。时代的巨变，使我幼年朦胧的幻想逐步成形。
令狐萍教授新书发布会，2005年，美国圣路易
1985年，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浪潮，我被国家选派，漂洋过海，赴美求学。从此走上探索海外华人世界的不归路。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美国华裔妇女的历史。研究写作华人社会，除了儿时受中外游记的影响之外，更是结合我的个人具体情况与学术界的研究状况而定。依据我的个人情况，我来自中国，有较为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我是女性，又对美国社会史有兴趣，自然应该选择能运用我的中国文化知识，又符合我对美国文化研究的兴趣的题目。
纵观美国学术界的研究状况，亚裔及华裔美国史的研究与教学，是美国人权运动的成果之一，是1960年代末新兴的一门学术研究领域，亟待发展。特别是对亚裔及华裔妇女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研究成果缺乏，说明该领域大有可为。因此，我决定博士论文的题目为美国华裔妇女历史。从此，每年的暑期与节假日都是我埋头档案馆，翻阅史料，或深入华人与亚裔社区，实地考察，访谈各界人士的极好机会。
传统的华裔史分期法将其分为三段。第一段为无限制的移民期，从1848年加利福尼亚黄金潮大批华工入美至1882年《排华法》的通过与实施，华工被禁止入境。第二段为移民限制期， 从1882年至1943年排华法的废除。第三段为战后期，从1882年至今。
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此种分期法不能如实正确地反映华裔妇女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因为早在所谓的“无限制的移民期”中国移民妇女已被阻挡境外。此外，将二战以来的美国华裔妇女历史统归为一个时期，无法全面阐述自1960年代以来发生于美国华裔妇女中的深刻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心理变化。
因此，我将二战以及19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和1965年美国新移民法作为两个分水岭，划分美国华裔妇女历史为如下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9世纪中期至1943年所有排华法令的撤销，研究早期中国移民妇女；第二时期，从1943年至1965年新移民法，重点考察战后时期的美国华裔妇女；第三时期至今，讨论当代美国华裔妇女。这种分期法，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许多学术著作开始使用我的分期法。
我的博士论文在加工提炼之后，由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书名为《奋斗金山——美国华裔妇女历史》。该书成为学术界认为的首部综合全面研究美国华裔历史的学术著作。许多专家学者都给予高度评价。世界著名华侨研究专家王赓武教授力赞该书为“非常有独到见解的开拓性的力作。”美国亚裔与族裔研究首席权威 罗杰‧丹尼尔斯(Roger Daniels)教授认为该书“是对美国亚裔史、移民史、妇女史的重要贡献。作者不但有极强的研究能力，而且具有难以取代的作为留学生移民的亲身经历。”该书的中文版《金山谣——美国华裔妇女史》，获得福特基金出版奖，入选中国美国学会“中华美国学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成为中国美国学研究的教科书。
《金山谣》的成功，使我受人民出版社邀请写作《萍飘美国——新移民实录》，由人民出版社的山西分社——北岳文艺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萍飘美国》以史学的眼光，文学的笔调，从大陆新移民的角度，细致入微地分析解剖了美国多元化的社会制度、人文习俗和价值观念，是一部雅俗共赏的传记文化史。此外，我以数十年来自美国留学、教学、研究中的第一手资料，在附录中解答了青少年与家长最关心的有关出国留学与移民的具体问题，该书亦成为留学出国的实用指南。
从研究华裔妇女，我进一步扩展到研究亚裔妇女。在四十多年的研究生涯中， 我访谈了三百多名年龄不等、各行各业、遍居美国各地的、各族裔的亚裔妇女，针对她们的文化教育背景、移民美国的动机与方式、工作就业环境、子女教育、家庭生活、政治参与等诸方面，从中发现许多有关美国亚裔妇女在移民、就业与家庭等至关重要的问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答案。
第一，亚裔妇女的移民动机，虽因送出国经济文化背景与移民时间的差异，不一而同，但是，仍受经典移民理论中“推力”(来自移民送出国的天灾人祸，战争动乱，政治与宗教迫害) 与“拉力”(来自移民接收国的民主自由，比送出国优越的就业教育机会等吸引力) 两大力量的制约。
第二，美国亚裔妇女的就业情况，因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本土出生抑或外国移民而异。一般来说，拥有高学历、高技能的移民妇女或本土生妇女就业机会较为优惠，多成为教育、研究或管理专业人士。而低学历、低技能、英语语言能力差的妇女，特别是劳工阶层的新移民妇女，往往困居唐人街、小西贡、小马尼拉，成为车衣女工、餐馆侍者、美容师等。
第三，在亚裔美国人的社会经济状况不断改善的同时，亚裔美国人中与异族通婚的现象也日益普遍。
这些研究结果收入《心声——美国亚裔妇女史》(Voices of the Heart: Asian American Women on Immigration, Work, and Family, Truman State University, 2007)，由杜鲁门州立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该书是首部囊括美国亚裔各族裔妇女于一集的学术专著。该书从我二十多年来口述访谈的三百多名亚裔妇女中精选54例，生动再现美国亚裔妇女的历史。 这些亚裔妇女来自各行各业，既有美国土生，亦有移民入籍者，均娓娓倾诉心声。她们如何移民寻梦，如何冲破种族偏见，如何处理家庭与事业的平衡，如何既融入美国社会又保存族裔遗产，读者均可从书中找出答案。
同时，在对美国华裔与亚裔的研究中，华裔与亚裔社区形态与社区结构引起我的极大兴趣，因为社区形态与社区结构是了解海外华人社会的枢纽与关键。针对美国亚裔与华裔研究中“重沿海，轻中部”的不平衡局面，我从80年代末起，专门研究美国中部亚裔社区。
令狐萍教授与吴仙标州长（左一）等人同席演讲，2007年，美国圣路易
中国人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将几千年来文明形成的独特文化生活习惯带到哪里，形成与所在国文化不尽相同的华人聚居地与商业活动区，被称为“唐人街”。同时，所在国本土文化对华人的排斥，也迫使中国人建立唐人街，自保自立，得以在异域求生。在中国移民涉足较早的 东南亚国家，到处都有唐人街。在欧洲各国的大城市徜徉，也都会发现唐人街。比如，在英国伦敦，唐人街以繁华的商业中心西敏市爵禄街为重心；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唐人街与国际旅游热点——红灯区毗邻。
在美国大陆，多数华人定居于加州与纽约。唐人街在旧金山、洛杉矶、纽约更是生机勃勃，热闹兴隆，成为美国多元化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旧金山的唐人街最早建立，因而被称为“大埠”。纽约、芝加哥的唐人街后来居上。纽约的唐人街，自本世纪以来，吸收了大部分的新移民。芝加哥唐人街规模宏大，故而被称为“二埠”。这三地的唐人街，三足鼎立，成为美国传统唐人街的三大中心。但是，学术界对于美国中部地区的研究，一直处于落后的状态。我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倾心研究美国中部地区。我先从圣路易著手，写出《圣路易的华人》。然后，立足芝加哥，完成《芝加哥的华人》。这两部著作，记述美国中部两大重镇的亚裔社会，帮助扭转了美国亚裔研究“重(东西)两岸，轻中部”的局面。
《圣路易的华人——从唐人街到文化社区》(Chinese St. Louis: From Enclave to Cultural Community.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宏概华人在圣路易一世纪半的艰辛奋斗史。全书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记载圣路易唐人街的兴起、兴盛、凋零直至烟飞灰灭， 突出圣路易早期华人对主流社会的贡献。第二部分叙述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圣路易华人文化社区的形成与发展及其重大意义。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特别是八十年代之后，新型的华人社区在圣路易西郡各市区迅速兴起发展。不同于圣路易的老唐人街 Hop Alley，新型的华人社区没有华人商业与住宅合一的专门地理区域，而是以中文学校、华语教会以及华人社区组织为核心的一种特殊的社区。我在分析、比较、研究北美历史中各种类型的华人社区之后，将圣路易的华人社区定义为“文化社区”(Cultural Community)，并从理论上为文化社区的结构与特性定义。
不同于当代美国东西海岸许多地区以商业利益而形成的新型郊区唐人街，圣路易华人的文化社区是由于中华文化凝聚力而产生的社区：华人聚集一堂，不是为了(或者不仅是为了)经商贸易，而是(或者更多是)为了弘扬中华文化。同时，不同于传统的唐人街或新型的郊区唐人街，圣路易华人的文化社区没有明确的地理界限：圣路易的华人多数就业于主流社会的公司、机关与学校，定居于白人为主的郊区中产阶级住宅区，而在业余时间、週末或文化活动中，聚集形成华人的文化社区。
我首创的美国少数族裔“文化社区”的模式，成为全面确切解释新型华裔社区与其他少数族裔社区 的新理论，在美国种族研究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美国权威种族研究学术杂志《美国种族历史研究》主编贝尔博士（Ronald H. Bayor）赞扬道，“令狐萍教授的文化社区模式不仅助益于我们理解其他华人社区，也有助于我们理解非亚裔社区。”美国亚裔研究的创始人与权威罗杰‧丹尼尔斯博士(Roger Daniels)称《圣路易的华人——从唐人街到文化社区》为“一部突破性的学术专著，是第一部全面记述美国中西部城市少数族裔的史著。”美国亚裔研究学会主席 Franklin Ng博士评论道，“《圣路易的华人》的文化社区模式是对学术研究的重要贡献，它将帮助我们思考理解华人社区 并不局限于传统的唐人街理念。作者技巧地将圣路易华人社区置于美国城市历史与华裔史学史的宏观背景中， 使该书富有见解，老练深奥。”
令狐萍教授为《亚裔美国学研究》首任女性与移民总编辑， 2009年，美国杜鲁门大学校长（左一，左二，）文理学院院长（右一）
《芝加哥的华人》(Chinese Chicago: Race,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d Community since 187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是首部全面考查芝加哥华人的综合历史，记述芝加哥唐人街，从梅氏三兄弟于1870年代抵达风城，到当今三足鼎立的多元化美国族裔社会一百多年的历史。该书运用跨国移民理论框架，探索芝加哥华人如何在这多文化融汇多族裔混杂的工业大都市，在种族歧视的社会大环境下，谨慎策略地斡旋于主流社会与边缘社会之间，成功地劈出一块族裔飞地与欣欣向荣的族裔经济。芝加哥的唐人街不仅为源源不断的新移民提供就业与定居的场所，更推动美国中部地区族裔经济贸易的发展，并促进美国社会的文化多元化与经济全球化的步伐。
芝加哥的华族商业，除了与旧金山纽约以及其他华府类似的共性之外，更具有其独自的特色。其一，反映芝加哥作为商业中转集散地的特点，芝加哥华人商业具有零批兼顾的经营特色，跨国的族裔网络渗透商业经营的方方面面。第二，芝加哥国际都市的氛围，陶冶了中餐馆业主的勃勃雄心、现代意识与高档品味。他们带领推动了美国中餐馆业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高档美食潮流。第三，芝加哥的华人洗衣业不仅为成千上万的华人提供了生计，更成为著名社会学家萧臣鹏(Paul C.P. Siu音译)作田野调查的沃土良田。第四，芝加哥的华商们，从梅氏三兄弟，到Chin F. Foin、汤信，在商业理念与商业经营中，均保持跨国性， 他们是早期跨国商业的典范。
“当年阿公出远洋，家里阿婆哭断肠”是广东台山侨乡流行的歌谣，也是广东侨乡侨民与侨眷悲惨家庭生活的真实写照：“金山客(美国华侨的俗称)独身漂洋过海，留守家中的妻子“金山婆”孤独无望。由于早期美国的排华法令限制返乡探亲的华侨重新入境，多数侨民被迫长年独居海外，不能与家乡的妻小团聚。有些在美国另娶妻室，故而一夫两妻的情况在侨民中并不罕见。同时，中国传统的孝道也驱使一些移民家庭，为海外飘零的侨民娶妾，派往美国。如此，妻子能在家乡代替侨民一尽孝道，照料父母，小妾可以在海外陪伴照顾丈夫。妇女传统的“上敬公婆”“相夫教子”的责任由妻与妾跨国分工完成，男性对家庭的“养家糊口”“传宗接代”的传统义务也由此得以实现。在《芝加哥的华人——种族、跨国移民，与社区》一书中，我研究探讨这种婚姻状态，并将其定义为“分割式婚姻：台山寡妇——美国小妾婚姻模式”。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随着华社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多元化，芝城华埠形成三足鼎立的社区形态：建立于1912年位于永活街舍麦路地区的以华裔为主的南华埠，1970年代兴起于Argyle 街一带的以东南亚华侨为主的北华埠，以及自1960年代以来逐步扩展的位于郊区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聚居的“文化社区”(该理论由我在《圣路易的华人——从唐人街到文化社区》一书中首创)。促进多元化的芝加哥华社的和谐、稳定与繁荣，成为社区领袖与各类侨团的行动主旨。宗亲会、安良工商会、中华会馆、中美协进会、华人咨询服务处、华人互助会、芝城华商会、华埠博物馆基金会、华人基督教联合会、圣德力华人天主教会以及数十所华文学校等社区团体组织，各司其能，既分工，又合作，探寻建立多元多族裔芝加哥的成功之道。
我对芝加哥华社历史的兴趣，源于1980年代攻读博士时期。在研究写作华裔妇女，华裔社区的过程中，留心蒐集有关芝加哥的史料。从1998年以来，我专心致力于对芝加哥的研究。我深入华人社区，探访中餐馆、杂货店、礼品行、诊疗所、华文学校、华人教会、社团机构、公共墓地；又埋头美国国家档案馆大湖区分馆、华埠博物馆、芝加哥历史博物馆、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芝加哥市立图书馆等处蒐集档案资料。其间，我有幸得到芝加哥地区大量社团与个人的热心协助，对此，我奋力完成《芝加哥的华人——种族，跨国移民，与社区》一书，作为对芝加哥华社的回报，更将芝加哥华人社区载入史册，扭转美国亚裔研究中东西海岸与夏威夷占主导的传统局面， 弘扬美国中西部亚裔社区对美国社会的贡献，有助于提升扩大美国中西部华裔与其他少数族裔在主流社会中的政治影响。
令狐萍博士与美国前交通部长Norman Mineta，2012年，美国华盛顿特区
华裔研究著名学者、《唐人街之前的纽约》作者、纽约大学的陈国维教授盛赞《芝加哥的华人》为“一部独特的，极有价值的著述，定会加深我们对跨国移民研究与现代化发展的理解。” 华裔研究著名学者、《旧金山的华人， 1850-1943——一个跨越太平洋的社区》作者、加州尔湾大学的陈勇教授评论道，“作为一名多产有影响力的著名学者，令狐萍为我们奉献又一部令人兴奋耳目一新的专著。它是一部优秀的社区研究，它为我们提供有关社区各方面的引人入胜的故事：从美食，洗衣业，学校生活，到家庭生活。将这些故事叙述于华裔美国社会跨国移民的宏观背景下，为地方化与全球化的结合提供不同凡响的意义。该书深入考察战后社区各种转变，与持续转变芝加哥华人的力量因素，将过去与现实紧密相连。” 华裔研究著名学者、《一个华人家庭的跨国历史》的作者、加州科技泊莫纳大学刘海明教授称赞该书提供，“令人启发的对华人社区作为多族裔芝加哥的一个有机成分的诠释，令狐萍的新书是有关华裔美国跨国研究史学史的一部划时代著作。”
五十年史海沉浮，我从青少年走入中年，被誉为国际著名移民史研究专家，也被国内外史学界与侨学界委以重任，并授予多项荣誉与奖励。我现在担任美国罗特格斯大学出版社《当今亚美研究》丛书创建与首任编辑。前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美国亚裔研究学会旗舰期刊《美国亚裔研究》主编（2008-2012）。我被遴选为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改革（2012）后第一届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012-2015），中国华侨华人史研究学会理事会海外理事（2016-今），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编委（2016-今）。我也被挑选为中华美国学会美国福特基金出版奖获奖人。
我现任美国杜鲁门州立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 (前任系主任)， 亚洲研究学位委员会创办人与前任主席，教授东亚史与亚裔美国史。我也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侨务理论研究中心、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侨务理论研究武汉研究基地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暨南大学华人华侨研究院客座教授，丽水学院特聘荣誉教授，广东省人民政府华侨华人研究会海外顾问等职务。我经常受邀到国际国内研究机构与高等院校做学术报告或演讲，被收录国际国内多种名人录。
我长期从事华侨华人、美国亚裔与华裔社会、以及美国亚裔与华裔妇女的研究写作，首创移民“文化社区理论”，出版30余部学术著作与数百篇史学专论评论报导散文杂记，包括《金山谣——美国华裔妇女史》(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学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该书获美国福特基金出版奖)。
令狐萍博士被授予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013年
山西大学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