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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丨康雪培:暖心的遇见,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5-24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康雪培,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后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任教。1988年赴美留学,获英美文学硕士。出版了中英文版纪实小说《中国知青》《China’s Sent-down Youth》;英语版纪实小说 《In The Countryside》;担任英语版 《Zhiqing, Stories From China’s Special Generation》一书的总编;短篇,诗歌,翻译作品被收入多种书籍,杂志和期刊。


原题

那年,那月,

那暖心的遇见




作者:康雪培


要说人生遇上什么不可思议的事, 我还真有过。仔细想想,那林林总总如同小说里凭空虚构的情节,还真真实实地在我身上发生过。
八十年代末,窘迫的蜗居住房,入囊的微薄月薪,禁锢的精神世界,让我迷了心窍似地成了个出国弄潮儿。心都没咯噔一下,就把令人羡慕的大学教职给辞掉了,接着又把插队时梦寐以求的上海户口给注销了。虽然于心不忍,还是毅然决定离开正在上幼儿园,需要妈妈照顾陪伴的儿子。为了儿子的未来,我决心出国拼搏,为家庭开道铺路。1988那年的秋天,当一架飞往新西兰的飞机把我提到了云里雾里,我的心却迷茫了起来,脑子里出现的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在云雾里飘忽不定。
出国留学,我原本的意向是去美国,申请的学校是德州的一所州立大学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下面简称 SHSU)。虽说被录取,可苦于没有经济能力支付学费,依我先生申请美国大学读研,因无经济来源被美领馆拒签的经验,我也只好作罢。而后打听到新西兰有个规定:国内国外读研学生一律免费教育。冲着新西兰的宽厚慷慨,我便抓住这个好处,申请到奥克兰大学英语系读研,也顺理成章地拿到了签证。
 飞机降落几天后,奥克兰大学就开学了。我孤独地行走在校园里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木鸡般呆坐在陌生混杂的大课堂里,满耳是口音浓重的新西兰英语,感觉人地生疏,恍若隔世,一颗心悬着,毫无着落。因没钱买昂贵的教科书,我无法预习,一天的课听下来,一头雾水,全然不知学到了些什么。可我拿的是学生签证,无论有多痛苦,这个学还得上下去。
除了上学,我必须马上找份工打才能生存。一位室友有个晚上打扫办公楼的工作,能帮我介绍。晚上打工符合我的时间表,可是想到要混夹在毛利姑娘中间当个清洁工,内心很是挣扎。斗胆出国留学的我,身上仅带了一百多新币,维持不了多久就会弹尽粮绝。但我没有其它选择,必须为半斗米折腰。
那幢办公楼离学校不远,规模很大。一天的课程结束后,我便直奔那里,负责打扫两个层面的办公室。下乡插队的那几年,扁担下压就出的那股子顽劲使我能轻松应付打扫卫生这个工作。我快步穿梭在众多的办公室之间,分秒必争地将办公桌下一个个蓄纸篓的垃圾清倒在大垃圾桶里,此时会有一种苦涩的落差感从心底里冒出来,感觉我在清除的不是垃圾,而是自己曾经站在讲台上的那份自豪和优越,泪水不禁满了眼眶。我千遍万遍地告诉自己:我的上半场人生已经归零,下半场人生必须重头开始。
倒完垃圾,我还要掸灰,吸尘和打扫厕所,不得有丝毫马虎。次日若有哪个办公室提意见,此工作就立马告吹。活干到半拉拉,空空的肚子会发声提抗议,四周一看,咖啡壶里的剩咖啡是唯一可以解饿的东西。半杯白糖加上半杯冷咖啡,搅和了咕嘟喝下肚,一抹嘴便来了力气。完工后,我和室友连走带跑,去赶乘末班公交车。回到住处,已近半夜,冲个澡,胡乱弄些食物填塞肚子,便一头倒在床垫上,舒展一下紧蹦了一天的头脑和身子。听着儿子奶声奶气的讲话录音,渐渐入眠。明天又是同样节奏的一天。
周末,我们合租一屋的人偶尔会挤塞进室友的一辆二手破车里,去到海边赏景。奥克兰城市不大,随便一走,就是无处不是景的海滩。以蓝绿为主色调的海滩,美得纯净,深沉,隽永。面朝着蓝天碧海,我却不为之所动,一颗心被牛奶,面包,房租,交不出的作业和不知着落的未来充塞得满打满实,毫无空隙。真可谓是:再好的风景,若没有心的参与,入目却难生风情。

我在奥克兰。1989年


我在新西兰辛苦加上“心苦”的那段日子里,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发生了一些事情。八十年代的中国,文革刚结束不久,随着思想领域的解放,当代文学迅速崛起,以一批知青作家的“伤痕文学”为先驱。当时一位知名度较高的知青作家李锐在1989年4月出访美国,他选定的访问地点里包括了德州的SHSU大学,原因是这所大学的文学刊物Texas Review Press (下面简称 TRP)在1987年下半年的文刊里刊登了他的获奖短篇《合坟》的英语版“Tomb Wedding”, 那是他被翻成英语并出版的首个作品。作家李锐来到SHSU大学,作了一场演讲,为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搭建桥梁。他的访问在当地报纸The HOUSTONIAN 1989年4月8日的头版上有专题报道。之后SHSU的英语系主任Dr. Don Coers采访了李锐,采访记录刊登在TRP1989年上半年的文刊里。以上发生的那些事我不在场, 与我无关,却也有关,因为短篇小说《合坟》的译者是我。
出国前,我在上海的一所大学里教英语,每周八节授课,不用坐班,很是空闲,就想找些东西翻译,练练英语文笔。那时恰好遇上了李锐刚出炉的短篇小说《合坟》,是写一个女知青在农村身亡后的故事, 我很喜欢,就把短篇拿来翻成了英语。没想到,日后还派上了用场。申请SHSH 大学读研,需提供一个代表作品,我就把此译文寄到了SHSU英语系负责招生的Dr. Coers手里。他看完后,就转给了TRP 的总编 Dr. Paul Ruffin。Dr. Ruffin 是德州的桂冠诗人,作家,和英语系教授。出于两位教授的抬爱,在太平洋彼岸的我收获了一份意外的惊喜:译文“Tomb Wedding”被刊登在 TRP 87年的文刊里。我设法联系到作家李锐,将此好消息转达给他。之后我便去了新西兰。
一天我突然收到先生来信,里面附有Dr. Coers 给我的一封信。信上说他和Dr. Ruffin 合力为我申请到了一个Teaching Assistantship (助教金), 问我是否仍有兴趣去SHSU读研。这封信让我激动欣喜,两位素未谋面的教授,竟会努力为我这个区区外国学生解决留学的经济来源问题,我是受到何等的恩待!如同乌云散去见太阳,我看到了希望。
当时我先生和儿子正在办理到新西兰的陪读手续,为了不影响他们的签证,考虑下来,我决定推迟一个学期赴美入学。我给Dr. Coers 回信,感谢他们的帮助,表示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到SHSU读研,准备上1990年的春季班。
不久先生和儿子顺利来到奥克兰,家人团聚,儿子喜乐。有了能够赴美上学的底气,我打算停学,找份工作为家庭经济打些基础。翻遍了奥克兰报纸的征人启事,适合我的只有machinist (车衣工) 这个行当。虽说我会用家用缝纫机缝制简单的衣服,可那手艺与使用工业机车衣还是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几次试工,谎说有多年的车衣经验,一上机便漏了马脚。之后有幸撞进一家小型内衣厂,因为制作内衣需要镶嵌花边,机器速度相对调慢了许多。试机时我用最轻的脚力触及踏板,总算控制车速,蒙混过关。几天踩下来脚下有了感觉,车衣自然就熟能生巧了。
两个月后我大胆跳槽,进到一家规模较大的车衣厂。那家厂不实行流水操作,而是个人独立制衣,难度很大。每当换布料制作新款,我便慌了手脚,不知从何处下手,因为车错步骤,带内里的衣服就翻不过身来。开始时我会出差错,幸好工头Joyce是个善良的妇人,从不骂我。她会戴着老花镜,耐心地帮我拆除错误缝线,那一幕一直印在我心里。厂里的主力军是一批有多年车衣经验的马来西亚女工,我混在她们中间,为自己摇身一变成了个“正宗”车衣工暗暗偷笑。一次逛Mall时,掠过橱窗里陈设的高档服饰,感到十分眼熟,回头细看品牌,竟是Peppertree,不禁一阵窃喜。这售价好几百新币的高档服饰正是我们厂生产的品牌!
转眼到了年底,SHSU年初就要开学,到了与家人再次分离的时候。送机时,儿子突然明白妈妈又要坐飞机离开,在机场哇哇大哭起来,哭声惊天动地,痛苦的模样让周围人十分惊奇。我心里明白,孩子幼小的心灵又一次受到刺激。我第一次离开时,他还懵懵懂懂,以为妈妈只是短暂消失。先生告诉我,一连好多天,每当晚上外面的防盗铁门有声响,他都误以为是我兼夜课回家,会跳起来去迎接,嘴里说,妈妈回来了!我心里一阵刺痛,狠狠在他稚嫩的小脸上亲了几下,扭头离开。飞机上,儿子的哭声在耳中回响不断,我禁不住泪流不止。
飞机降落在休斯顿机场的那晚,已经十点多了。德州刚经过一场罕见的大雪,到处湿漉漉的,正在化雪。让我心倍感温暖的是Dr. Coers 和 Dr. Ruffin两位教授亲自来机场接机。学校坐落在离休斯顿机场约一小时车程的Huntsville小城里。回程路上,我和两位教授轻松交谈,他们告诉我作家李锐来访的一一经过。当晚我歇在Dr. Coers家。次日Dr. Coers带我去学校办妥了入学,宿舍申请等手续。然后他带我到TRP 的办公室,指着一张空的办公桌说,那是为我准备的,任职头衔是“翻译和顾问”。我方才明白我TA(助教金)的来由,心里满溢着感恩之情。

Dr.Coers、我、儿子合影。1997年


SHSU英语系研究生班一般都是十几个人的小班,我比较适应。开学第一天,教授让我们各自做个自我介绍。班上大多数同学是在职的中学英文老师,个个能说会道,读研是为了深造,拿个硕士学位。了解了同学们的情况后,我心里就压下块石头,不用说,班上成绩垫底的那位将非我莫属了。我在国内算有个专长——英语,而在美国英语是我绝对的短板和障碍。我面对的这个英美文学专业,是座高山,很难逾越,我必须加倍努力。
心里是下了决心,学习也尽全力而为之,可选修的第一门“文学阅读”的期末考试成绩“C”就把我打晕乎了。教授打低分的原因是我没有用MLA 标准写我的考试文章。对于一个美国学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MLA标准是人人皆知的写作标准,可对我来说,是个全新的名词和概念。委屈和羞辱劈头盖脸,我顿时泪如雨下。大学四年,我以全“A”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华东师大英语本科,从小读书也都是五分加绵羊,与“C”从不相往来。考试之后,那个丑陋的“C”经常狰狞露脸,成了我心中深深的痛,怯怯的怕,因为我要是再拿个“C”的话,不仅丢尽颜面,连读研资格也会被取消。
我急忙到学校书店买了本《MLA Handbook》,视为珍宝。第二学期选的第一门课便是“MLA写作标准”。上了这门课加上手持本工具书,我的写作从此规范化了。英美文学的专业课程多半是小说或是诗歌。小说课的压力来自于阅读量,一般每两周要完成一本厚厚的小说。而且教授上课会针对书里的细节出quiz (小测验),所以必须字里行间仔细阅读。我的阅读速度慢,一门小说课的阅读量就足以让我“头悬梁,锥刺骨”,经常读到深更半夜。选修诗歌阅读量不大,难处在于理解,面对一些隐晦的诗行,会久久卡在那里,不知如何分析欣赏。
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不懈努力,我学习渐渐入了门,考场上也学会了奋笔疾书,刷刷写个满本blue examination book (考试专用蓝本),成绩也就跟着上去了。拿到了以A为主的成绩后,我心便踏实下来,还抽时间在学校附近的一家中餐馆兼打份工。很快先生和儿子顺利从新西兰转来美国陪读,一家人生活从此安定下来。
不知不觉,两年的学习接近尾声,到了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了。英美文学专业的论文有“文学评论”和“创作写作”两种选择。“文学评论”涉及面广,包括作品的风格和写作技巧,历史背景,圣经隐喻,等等。书面论文完成后还要通过论文答辩。想到论文答辩场上的三堂会审,我担心会被教授们的提问轰得体无完肤。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选择“创作写作”,用呼之欲出的插队生活记忆作为写作素材。
记忆这东西很难解释,留在记忆里的往往是一些平平淡淡的琐碎小事,而这些小事却具有很强的共同性和重复性。针对这些记忆的特点,我尝试用英语的现在时态来写作,采用“摄像头”的拍摄功能,来写些小故事,描述些日常生活的小画面,捕捉某个难忘的片刻,刻画某一瞬间的心理活动,使读者在阅读中产生视觉效果,心灵共鸣和反思。
经过两个月的苦思冥想,精心创作,我完成了论文“In The Countryside”,并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三位教授很欣赏我独特细微的“摄像头”写作手法,给予了一致好评,我的论文还让我赢得了英语系的优秀写作奖“Excellence In Writing”。更让我意想不到的荣誉是 TRP 将我的论文出版成书,The HOUSTONIAN报纸记者还专为此书采访我,写了篇报道。

有关我书的报道。1992年


毕业后我们一家搬到休斯顿,先生在休大读法律完成他的学业。我忙于工作,与SHSU渐行渐远。90年代末,Dr. Coers调到德州西部的一所大学当校长,日久我们也断了联系。
儿子长大了,就读于居住范围里的一所中小学过渡的两年制学校。他早过了语言关,在学校乖巧懂事,很是让我放心。1995年的一天,儿子学校回家,从书包里拿出本杂志The White House 和布什总统参加二战的几页自传打印文稿,一脸的欢喜,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说,“这都是布什总统寄给我的!”我问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他们年级要举办个有关了解世界二战历史的学习项目,由他出面写信给布什总统,邀请总统去他们学校讲述他二战时的亲身经历。
听罢,我脑子里出现了一连串不可思议的问题:在美国的一个普通学校里,一个普通的中国孩子,竟会被推选为学生代表给总统写信,一封小孩子的信竟然能毫无阻挡地抵达总统手里,一国之首的总统竟会作出回复!这些如梦一般的情节竟然真实地发生了!我们一家久久地沉浸在激动和喜悦之中。激动喜悦之余,我建议儿子回信谢谢布什总统,顺便寄上一本我写的书。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几天后儿子收到了布什总统的亲笔回信,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达达,
很感谢你来信告诉我你们学校的这个项目,你想得很周到。祝贺你和你的同学们,希望你们继续好好学习。
请转告你妈妈,我很高兴收到了她的书。芭芭拉也一定会喜欢阅读的。
最好的祝愿,

真挚的,
George Bush (签名)


日理万机的总统给我儿子的回信,语句温暖亲切,如同长辈写给孙辈,那种亲和谦卑,是何等伟大高尚的亲和谦卑!想到我的那本书会出现在总统办公室的书架上,第一夫人芭芭拉会拿来翻阅,我心为之感动震撼的程度,无以复加。

布什总统给我儿子的回信。1995年


流年似水,再次意外遇见恩师Dr. Ruffin是在我们分手的二十多年之后。
2012年,我们休斯顿的十几位曾是知青的文友成立了个知青写作组,准备联手用英语写一本有关我们个人知青经历的书,大家推我为总编。经过了近两年的努力,书稿即将成型,我开始为出版一事犯起愁来。一天突然想到TRP,上网上查了联系方式,就写了个邮件过去询问。没想到十分钟后就收到了回复,竟是来自Dr. Ruffin的亲自回复!我顿时激动得热血沸腾。
Dr. Ruffin的第一句老朋友式的问候“XXX, where have you been?”一下子就把岁月的距离给拉近了。他告诉我:他还没退休,仍在工作,近年因严重的脊椎问题,手术后无法行走,就一直困顿在轮椅上了。Dr. Ruffin七十多岁仍带病坚持工作,尽职尽守,实在令人敬佩,对我们出书也大有帮助。
经过Dr. Ruffin的审阅和安排印刷,我们的新书《Zhiqing, Stories from China’s Special Generation》于2014年成功问世。2014年4月14日,我们写作组成员怀着感恩之心,一起去SHSU拜访恩师。轮椅上的他,一如既往,阳光,风趣,睿智。 
人生有遇见就有离别。两年后的4月14日,Dr. Ruffin 因突发心脏病溘然长逝,告别了他自1979年创建的TRP,卸下了总编的劳苦重担,安歇了。TRP 在Dr. Ruffin 始终不懈的辛勤培育下,已长成大树,硕果累累,也将继续在美国南方的文坛上根深叶茂,繁花似锦。
知青写作组成员与恩师Dr. Ruffin合影 。2014年
人生旅途中,在某个时间点,在某个岔道口,会有一种不期而至的遇见。那种遇见只要想起,就会被一股暖流再次团团包围,被一种心动再次润湿眼眶,被一种震撼再次撞击心灵。那些遇见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圆了我的留学之梦,为我和我儿孙的人生道路铺垫拓宽。那些遇见难能可贵,刻骨铭心!回望一生的每一条道路,每一个小站,都满有蒙恩蒙福的深深印记,令我终生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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