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陆 | 袁浩潮：打工的留学生，属于华人“第四世界”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袁浩潮，广州人。初二时因文革中断学业，在务农及在工厂工作期间，坚持自学，1977年考入华南理工大学计算机工程专业学习。1981年赴美，在加州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学习，1984年毕业后任资深软件研发工程师。从小喜爱文学，从事业余写作多年，美国中文作家协会终身会员，著述甚丰。

原题

我的留美生涯之五：

第三世界

作者： 袁浩潮

毛主席当年曾提出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属于第一世界。西欧、加拿大、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属于第二世界。中国、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

仿照这个模式，我把这些年来美留学后定居及移民来美的人士也划分成三个世界。

来美后事业有成，能进入主流社会从商从政，能在美或回国设大规模的企业，能在中美等国的国际贸易中呼风唤雨的人士，属于第一世界。这部分人大概小于1%。

在美完成学业，有专业技能，在大企业或政府部门任职的专业人士，或经营事业有成的人士，属于第二世界。这部分人大概占15%至25%。

在华人开设的企业工作，或者经营小生意，收入仅能维持生活的，属于第三世界。这部分人士是第一代移民的大多数。他们迫于生活的压力，来美后未能通过话言关，未能通过教育完成自我能力的提升，注定了他们只能在有限的空间生存。他们的愿望就是培养下一代进入第一或第二世界。

我们那一代留学生，到来的时候几乎是赤手空拳，然而更要命的是：我们必须在学校选修足够的学分以维持学生身份，否则会被移民局驱逐出境。我们没有经济来源(尽管都有亲友签字的经济担保书，承诺提供在学期间的学费及生活费，但这是为了获得签证而签的文件，自己心里明白这是亲友为自己来美而签的，并不会真的兑现承诺)，从一穷二白的国家出来，家庭也无法给我们提供学费及生活费，所以必须去工作。然而留学生工作是非法的，要是被移民局发现，或者有人举报，会被驱逐出境。

我们到来的时候，大都未能熟练地掌握英语，加上华人企业对身份的检查较松，所以大都在华人企业内工作，最普遍的工作是在中餐馆从事服务员、打杂、洗碗等。

这类工作就属于我所说的第三世界。而留学生连合法从事这类工作的资格也没有，随时面临被移民局发现，被同事举报的危险，也有黑心老板欺负留学生，故意压低工资，所以留学生实际上属于第四世界。表面上身份是合法的，实际上的经济来源是非法工作取得的，是半个非法移民。

当时在自费留学生中流传着一则“黑色幽默”：

如果你在中国时与人结下仇怨，请帮他/她办理自费留学手续来美，让他/她在美国饱尝艰难困苦，你当年的仇怨将得到最彻底的报复。

这则“黑色幽默”道尽了当时的自费留学生在向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而走出国门，却在现实中深感“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的失落与惆怅。

自从（1981年）五月中旬暑假开始以来，我开始找工作。当时没有互联网，找工作主要是两种方式。

一种是在唐人街及蒙特利公园市中国商店和酒楼集中的地方，逐家进去问是否需要请人，什么工作都可以做。开始时碍于读书人爱面子的心理，好不容易才走出这一步。幸好店里的人也大都比较客气，即使没有工作，也会让我留下姓名及电话，许诺有工作时会与我联络。

另一种是看报纸的招人广告，打电话去联络，对方有兴趣时再去面谈。

通常都要乘巴士去。美国的公共交通很不方便，特别是洛杉矶，因为大部分人都是自己开车的，乘坐巴士的是买不起汽车的穷人，或者是不会开车的新移民。

巴士线路的讯息也不是到处都有，巴士的站牌只有一个标志，上面什么讯息也没有。巴士上会有一个位置放置该条线路以及相关线路讯息的单张。所以初期如何乘巴士，只能靠问人。

后来发觉巴士公司设有一条询问专线，接通后你只要告诉接线生自己目前的位置，以及目的地的地址。然后接线生就会告诉你先去乘某路车，在哪个站下车，往哪个方向走多远，就可以转上另外一路车，然后一直到达目的地。

尽管当时的英文说得结结巴巴，大部分接线生还是愿意耐心地和我交谈，我一边在纸上记下有关的讯息。

有一次打电话找到一个工作，老板让我到42Avenue面谈，我搞错了，坐巴士到了42Street。到了之后怎么也找不到公司的地址，在街边投币打电话给老板才发觉搞错了，再坐巴士过去时已日落西山，公司已下班。

由于美国当时正处于经济衰退，奔波了一个多月，到处碰壁，无法找到任何工作。

只好尽量找一些其它工作来做，帮助过表哥整理诊所的病历，充当过牙医助手，也去过表哥家里安装过一些设备，余下的时间继续努力自学英语。

这段时间，许国风邀请我一起去为他的房东林先生工作，林先生在唐人街办了一份小报《美华新报》，发行量不大，读者多是老华侨。他在洛杉矶老唐人街(老唐人街建立于1800年代末期。1938年，重建了现在的唐人街。1941年，老唐人街被政府拆除，建成洛杉矶火车与长途汽车站)为报社找到一个新址，需要我们去做清理工作。

那个地方看上去曾是一家工厂，设备都拆除了，剩下一些房间的间隔。林先生的计划是让我们把这些间隔都拆除，再找人重新装修。他给我们送来一台单相120伏的电锯，可是这里的电线大部分已经拆除，找了半天，只找到一个提供三相电源的开关，找不到供电120伏的中性线。在地上看到一堆钢管，把中性线接上去，希望能代替中性线，结果不行。再把厕所马桶供水阀的开关上的螺丝拧下，把中性线接上去，电锯终于开动了！

这种用接地代替中性线的做法，我在当电工的时候就知道，但不是安全的做法。我以前从来也没用过，以后也不会再这样做。只是为了完成工作，不得不违规操作一次。

我们都是曾去过上山下乡的知青(我回过老家东莞，许国风去过海南岛兵团)，我挥动工具把石膏板的墙壁砸碎，许国峰用电锯把框架锯断，他干起活来猛打猛冲，一改平时文质彬彬的风度，我也觉得他太冒进了，好几次一大片墙体从上面掉下来，差点砸到他。不一会，我们拆掉了不少间隔墙。

林先生不时前来探望我们，给我们送来工钱和汽水，还带我们到附近的一家老华侨开的餐厅饮茶，在那里吃到了传说中老华侨餐厅里供应的个头非常大的烧卖和叉烧包。据说以前唐人街只能吃到这类水平不高的食品，近年来香港移民大量涌入，才有了水平比较高的餐厅。

林先生年纪大了，对整个工程没有整体规划。常常是干一两天，又停几天，等他想好再去干。没活干的日子继续学英文。

有一天下午，在表哥家里突然接到电话让我去蒙特利公园市的四川酒楼去洗碗。看来前些日子找工作时留下的电话没白留，真的为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表哥家所在的区没有公共汽车，表嫂开车把我送去四川酒楼。进去之后，经理带我到厨房，与另一位也是新来的洗碗工认识，他是来自台湾的留学生，在美国中部读书，学的也是计算机专业，现在趁暑假来洛杉矶打工赚钱。

经理告诉我们工作时间是下午5点至11点，没有晚饭时间。在桌子上放了一个大蛋糕，饿了随时可以切一块来吃，另外装在几个压缩容器内的汽水(主要是供给客人的)可以随便喝。

工作开始了，负责收拾碗筷的工人把一盘盘碗碟、刀叉、筷子从外边用车推进来，放到洗碗的水槽上，我们其中一人负责把碗碟里的骨头菜渣，还有客人看完的报纸等杂物扔到垃圾桶里，用高压水冲刷之后，另一人负责把碗碟及餐具分门别类送进洗碗机，热水清洗完之后，再放在特定的地方。

高压水冲刷碗碟时溅起的水花，尽管我们都穿了塑料围裙，还是把里面的衣服都弄湿了，通过洗碗机出来的碗碟还带着高温，尽管烫手还是要尽快把它们取出来放好。干了一会，身体都湿了，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洗碗的水。

刚开始的时候，碗碟还不多，我们还可以比较从容地工作。后来晚饭高峰的时候，碗碟在水槽上堆积如山，直到放不下，收碗的人只好把盘子放在地上，我们要不断把装满碗碟的盘子搬上水槽，非常吃力。

我们两人全力以赴，终于把送进来的碗碟清洗完了。去吃了块蛋糕，喝了些汽水，心想终于可以歇一歇了。

没想到厨房里的几个人要我们去帮他们干活。我们的工作是洗碗，为什么他们的工作要我们去干？看来这几个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欺负我们两个新人。

这些杂活包括煮几个大电饭煲的饭，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大的电饭煲，连水带米有好几十斤，使尽全身力气才勉强可以把它从地上提起放进电饭煲的底座。还要搬运货物：一袋袋的洋葱、土豆、米面等等。气还没有喘过来，又吆喝着让我们帮忙去撕手撕鸡，连洗手的机会都没有，外面的客人大概没想到这手撕鸡是这样做出来的。

到了11点，餐厅关门了，除了我们两人及经理与一位领班外，厨房里所有人都回家了。我们还要继续清洗完最后一批碗碟，然后把厨房清理干净，把所有垃圾都装进垃圾桶。

尽管我们已是竭尽全力在干，可是还听到经理故意对领班说：“呢两条友手脚係慢啲嘅(广东话：这两个家伙干活是慢点)。”不知道我的台湾同事听懂没有。

最后是把垃圾桶运到停车场上的垃圾箱旁，两人一起用力才勉强可以把那个很重的厨房垃圾桶举上去。那一刻，只要手一松一滑，一桶垃圾往下砸，后果可想而知。幸好终于把垃圾都倒进去了，今天的工作总算完成了。

临别时，我对台湾同事说：“明天我可能不来了。”他感到颇为意外，看来他还会继续干下去。

那天晚上，我大概相当于把我以前及以后几十年上餐馆吃饭用的碗碟和餐具都洗了。

乘坐巴士返回住处已是12点多，疲劳极了，疲劳过度反而久久不能入睡。

第二天起来感到腰酸背疼，在前往巴士站上班的路上，一直在考虑是否还要继续干这份工作。最后决定还是不干了，因为以前我在工厂当电工时搬运电动机等重物时不小心腰肌受损，在家里搬运蜂窝煤时突然发作，瘫倒在床上休息了很久才缓解，但仍感觉腰部不适。在厂医务室治疗无效，再去找在市一人民医院工作的姐夫帮忙，对我进行了红外线等物理治疗，仍然无效。后来上了大学，不干粗重的工作，症状慢慢消失了。我知道这病根还在，干这工作常常要弯腰拿重物，而且动作要快，这病随时可能发作。谁来伺候我呢？又哪里有钱去看医生呢？

返回诊所给饭店的经理打电话告诉他我不来了。他让我在方便的时候去取回昨天的工钱。尽管一个多月才找到这份工作，我还是决定不干了。

过了几天，听说在蒙特利公园市的华冠阁酒楼招聘busboy(餐厅勤杂工)，我去应聘了，那天去应聘的人还真不少，负责人问了一些问题后，让我回家等消息，可是一直没有音讯。

从事地产经纪的表哥知道我未被录用，他说认识餐馆的负责人，可以帮我说说。那天从事牙科诊所的表哥特意把他以前当服务员时戴的“煲呔”(bowtie，蝶形领结)送给我戴上去面谈。

还是表哥的面子大，见面后餐厅的经理聂Sir马上让我明天上班。吩咐我穿一条深色的长裤，到餐厅时换上busboy的黄色工作服。

海宝潮粤酒家(当年的华冠阁酒家)。(网图)

每天的工作时间是上午11时至下午3时，通常大家都在10时左右到达，换好衣服后，厨房专门做了两桌饭菜让所有员工吃，是免费的，菜式也挺丰富。

第一天上班啥也不懂，幸好同事中有一位也是来自广州的阿云，他没有像我那样隐瞒了身份，告诉我他是老板的亲戚，是自费留学生，目前在加州州立大学语言班学习。

阿云告诉我busboy的基本工作：客人进来后，通常带位的同事会把他们领到合适的桌子坐下，这时就应该上前问他们有几位(往往有些客人会迟一点到)，喝什么茶。然后去开水壶处按客人的要求把茶泡好送上去，客人如果需要喝冰水，用玻璃杯去制冰机放一勺冰块进去，再去水龙头把水杯充满自来水则可。再根据客人的人数增加或撤走桌上的餐具。

我们工作的时间是茶市，客人通常是来饮茶吃点心，或者来吃自助餐的。后者则不需要泡茶送上去。

客人中如有婴幼儿的，则需要把普通座椅换成高脚椅(餐厅里都称为highchair)，另外有小孩需要在座椅上放增高座垫(餐厅里都称为booster)。

另外，不少客人会使用英文来提出要求，要学会听懂。例如Napkin(餐巾)，Fork(叉)，Ice Water(冰水)，等等。

客人结账后，可以把用过的餐具收走，但在客人离开之前，不要把茶壶及茶杯收走。客人离开之后，把桌子上的所有东西都收拾干净送入洗碗处，再换上新桌布，及摆好餐具。

如果暂时没有工作，可在餐厅边缘地方，双手放在背后站好，随时留意客人是否要求服务。

就这样边干边学，开始了我的工作。通常星期一到星期五比较清闲，另外开市的最初的一小时及休市前一小时客人很少，大部分时间只是站着，或到处巡一下，看看客人要没有什么需要。

然而星期六与星期日就非常忙，客人一大早就来了，晚来一点的需要在外边登记等候，一直忙到收市。

为了尽可能满足客人的需要，聂Sir把我们指挥得团团转，干起活来像打仗一样，客人们也不断提出各种要求，要餐巾的，要叉子的，要冰水的，往往在拿一种东西的途中，又被一个或几个客人要求拿其他东西，把这些东西都拿到之后，往往不能清楚地记清每一位客人的位置：大厅内的哪一桌，或者哪一间包房。客人等不到东西会给经理投诉，少不了被经理责备。

所以在餐厅工作，特别是新人，特别受气：受客人的气，受经理的气，还要受同事的气：因为不熟悉而增加了他们的工作。

在这种忙碌的环境中，从香港来的同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可能他们在香港习惯了这种环境，干起活来特别干净利落，反应迅速，而且记性很好，很少被人投诉。他们常爱说的一句话是：“要两只手同时工作，不要只是一只手工作。”

尽管非常忙碌，同事们也会在百忙中偷吃。通常是推点心的同事把几笼虾饺或烧卖放在大家的必经之路上，每个路过的人都会抓一个放到嘴里。聂Sir或老板的亲信看到也只是警告一声，有机会大家还是照吃不误。

在员工区域有一个打卡机，上午11点开始工作时要把自己的工时卡插进去打下开工时间，到下午3点，则要把工时卡插进去打下收工时间。

实际上下午3点只是收市的时间，客人并没有全部离开，离开以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常常要多忙大半个小时才能下班。聂Sir的口头禅是：“到点就去打卡，打完卡再工作。”

这些工时卡是发工资的依据，劳工部也可能不定期前来核查。按道理记录的应该是真正的上下班时间，然而华人企业里有太多的“潜规则”，大家为了饭碗，从来无人敢质疑。

收工后还可以吃一个免费的午餐，通常是吃自助餐车上客人吃剩下的食物，有烧鸭、豉油鸡、叉烧、炒粉、炒面、炒饭之类。我们吃完之后，再把自助餐车推到厨房让负责洗碗的Amigo(西班牙语：朋友，华人对墨西哥人的称呼，背后也爱称他们为“老墨”)吃。

墨西哥人吃苦耐劳，华人餐馆很喜欢雇用他们在厨房里干洗碗等杂活。在这里，他们属于二等公民。可是他们从不计较，看着他们洗碗，一边还轻松地吹着口哨，没有前些日子我在四川酒楼洗碗时“水深火热”的感觉，也许是中午茶市的碗碟不多吧。

这里的工资是每个小时3.35美元(当时的法定最低工资)，这笔钱还要交税，到手的大概有80%。另外每天能赚到几元现金小费，是客人给服务员的小费，按规矩要分一部分给在楼面服务客人的同事(busboy，推点心的，前台接待带位的)。

前些日子干过一晚洗碗的四川酒楼就在附近，路过时进去，经理给了我两张20元的钞票，不用付税。这工作虽然辛苦，工钱还不错。

工作结束之后，大部分同事都驾车回家了。只有我和几位推点心车的大妈走路到巴士站等巴士。有时候不禁有点失落，我怎么混到这个地步了？

这份工作总的来说，劳动强度要比洗碗要低。除了忙碌的周末，下班后回家累得能睡上一觉(我平时没有睡午觉的习惯)。

下午回家之后，有时又与许国风一起为林先生的报社做拆除间隔的工作。没有工作的日子，还是努力学英文。

在餐馆工作是我们那一代大多数留学生的共同经历，我的经历中也有过这一段，虽然时间不长，但留下了终身的印象。

这间餐馆至今仍是洛杉矶地区最著名的餐馆之一，我也和家人及亲友多次光顾，华工校友会也在这里多次举行活动。每次重回旧地，都会回忆起在这里工作的经历。

从此，我去餐馆吃饭，对服务员的工作，只要不是太差，我都不会计较，用餐后，一定按规矩留下小费。因为我知道，餐馆工作很辛苦，赚钱不容易。

总的来说，在酒楼干Busboy虽然较为轻松，但工资低，每天只付四个小时，为林先生干活，也没有稳定的收入。我非常需要一个全职的工作，在这几个月内赚一笔钱为以后上学用。

干了三个礼拜Busboy之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全职的工作。

表哥在搬进新居之后，请一家空调公司在现有的暖气设备上加装冷气。他把我在他家室内和院子里安装的电气设备让老板看了，向老板推荐我。老板与我见了一面之后，看到我体格健壮、皮肤黝黑，看来可以胜任工作，决定雇用我为全职员工，并发给我两件工作服。

这个工作的基本工时是每周5天工作，每天8小时，每小时工资4元。实际上是每周干6天，每天10小时左右，超出每周40小时的工作时间，每小时多付50%的工资，即每小时6元。比在酒楼干薪水高一些，超时付加班费，而且是全职工作。

我穿着工作服的照片

老板是台山人，英文名字Philip(菲利普)，年纪大约接近五十岁，曾参加美国陆军，被派往海外驻在西德。他性格急躁，做事快，讲话也快。他的英文虽然有点口音，但是非常流利。和我们讲广东话，和他的同乡讲台山话，大概不会讲国语。

公司一共有四位员工，其中一位是墨西哥人霍米，年纪大约四十多岁，他在公司干的时间可能最长，技术较为全面，其中换冷气压缩机需要切割和焊接冷媒的铜管，这个工作除了老板之外，只有他能干。我们每天外出工作时乘坐的工程车，也是由他驾驶。他为人老实，平时话不多。如果我们干活出了差错，老板常拿他出气，可以感觉到他是我们这里的二等公民。

和霍米相处的日子久了，大家熟悉起来。他的母语是西班牙语，英文是来美国以后学的，但西班牙语与英语有相似之处，而且他在美国已经二十多年了，和他交谈，对我的英语口语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机会。

霍米说当年他是从墨西哥偷渡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后来结婚后，小孩在美国出生，按美国法律，在美国出生的小孩自动成为美国公民。他和太太后来是靠小孩的美国公民身份才申请到在美国的合法居留身份。

我也尝试用英语讲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在往返工作地点的途中，无聊的时候小谭常常唱起歌来，那些歌曲大多是当年大陆流行的红歌，霍米问我这是什么歌曲，我告诉他：“这是革命歌曲，其中有一首你可能听过。”我唱了一小段《国际歌》，他说确实听过这首歌。

记得他常常爱说：“I don’t know nothing.(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把这句话告诉许国风，他告诉我这句话属于“double negative(双重否定)”，是没有文化的人士的用法。

他是我第一个接触最多的讲英文的人，很多工具的英文名称，例如梯子、锤子、钳子、螺丝刀等等，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霍米为人老实，而且心地善良。有一天收工回家的路上，他驾驶着工程车在上高速公路的匝道上加速时，忽然听到后面“咣当”一声，听起来是一根管子掉下去了。当时天已几乎全黑，干了一天已经很累，很想早点回家，所以我和小谭都高呼不要管它。但是霍米还是把车靠边停下，下车去把管子捡起来扔回车上。他回来后对我们说，不希望其它车压到管子发生危险。后来我自己驾车在高速公路上时，经历过几次紧急换线以躲避路上其他车掉下来的梯子等杂物的惊险瞬间，我都会回忆起霍米当年的这一幕。

另一位是来自台山的谭新民，和我年纪相仿。农村小伙子，个子比我略小一些，但体力比我强，在这里干了一段时间，各方面都有所了解，性格开朗，爱聊天，也常帮助我。大概是老板的同乡，感觉老板对他较为客气，我们也常通过他理解老板的意图。

还有一位是来自广州的阿球，和我年纪相仿，据小谭说阿球是当知青时偷渡到香港，再移民来美国的。阿球可能在香港和美国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看上去技术很熟练。他的性格较为内向，沉默寡言。我猜他大概也是我们老三届的知青，有一次休息的时候跟他聊了几句，问他是哪个中学毕业的，他只说了一个英文单字：“Twelve(12)”，大概是广州第十二中学毕业的。

与何球相处的的时间不长。在唐人街一间店铺干活的时候，他不知道为什么跟老板吵起来了，一怒之下当场不干了。把老板发的工作服脱了扔给老板，光着膀子离开了。

公司有两部工程车。

一部是较为大型的美国制造的中型货车，经过专业公司的改装。两侧的铁箱上分成多个间隔，装有多个抽屉，分别用来悬挂各种工具及材料。车顶上的铁架一侧放着多架铁梯，最长的一架可爬上三楼的房顶(美国的住宅基本上都是一至两层，商业楼宇也很少超过三层的)。另一侧放着各种管子，基本上是输送煤气的铁管或安装室外电线的EMT管(镀锌钢管)。货车内部则用来装冷气机、电线、及其他大件的零件。车尾一侧装了一台台虎钳，另一侧装了一个大水壶，每天上班时我们都把它灌满水和冰。

我和小谭当时都不会开车，这部车的驾驶室可坐三人，我们每天从公司坐着霍米驾驶的这部工程车出去工作，晚上霍米常把我们送回家。

另一部是较为小型的日本制丰田皮卡，也经过专业公司的改装，设有工具箱。这部车通常由老板驾驶，他经常独自出去见客户，或者从事一些修理的工作。

这部车的驾驶室只可以坐两人，由于后面的载货部分通常没有东西，按照当时美国的交通法规，乘客在卡车行驶时是允许坐在载货部分的(不允许站立)。

当时美国的交通法规比现在宽松很多。我们坐在驾驶室，并没有要求系安全带(记忆中当时车里也没有安全带)。我们也都曾坐在老板驾驶的丰田皮卡后的载货部分。每天在高速公路上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点后怕。

上班时间是上午9点，大家都各自驾车或乘巴士从住处到达公司，这间公司没有设打卡机，由员工自己每天把工作时间记在一张表格上，每两周交给老板领薪水。

下班时间比较晚，通常是晚上8点左右，另外每隔几天还会遇上必须把整个工程干完，免得再来一趟的情况，可能会干到10点以后。这种情况下老板都会请我们吃一顿丰盛的晚餐。

Day&Night空调设备公司的商标。(网图)

常常安装和维修的一家空调设备公司名为“Day&Night(日与夜)”，每次看到它的商标，我们都会大笑着读出来，自嘲自己日夜工作的辛劳。

工作时间总的来说比国内“996工作制”还要长。然而，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几个工作地点之间乘车度过的，只是坐在驾驶室，不用开车，其实是在休息。几乎每天都要“转场”两三次的原因是老板维持生意兴隆的一个手段，只要有新的客户，老板一定让我们去那里先开一个洞，把工作“占领”了，然后借口说要回去准备材料和设备等等，又转回去继续干其它工作。时间拖久了，客户打电话来催，又回去敷衍干一段，最好笑的是：小谭在每次离开前，都会模仿当年红军撤离革命根据地长征前对老百姓的承诺：“我们还会打回来的！”

老板大部分时间都在接生意，或者自己去干一些修理工作，我们只要大概把工作做得差不多，就可以停下来休息。另外，晚上从工作地点回家的路上的时间也算是工作的时间。

由于工作时间是自己填上去的，其间也发生过老板抱怨我们把他请吃晚餐的时间也写上去，霍米多次表示不想吃老板请的晚餐。他是司机，我们必须跟他走，不吃老板的丰盛晚餐，回家还得自己做饭，好在我们的力劝之下，他勉强同意了。

上班的时候，老板往往在一张包装箱厚纸上潦草地画出所要安装的设备草图，用他的流利英语飞速地讲解一遍之后，问大家听懂了没有。如果说没有听懂，他往往是带着责备的语气又再讲一遍，我们往往只能听个大概，为了不被他责备，也只好说听懂了。

到达工作地点，看到实际环境之后，大家再看着老板画的草图，讨论一下如何具体操作，通常小谭的理解较多，统一意见之后，大家开始工作。

干了一段时间以后，老板开着他的丰田皮卡来了，老远就听到他在气急败坏地大叫：“Wrong！Waste time!(错！浪费时间)”，然后再在现场讲解一次他的计划。

骂归骂，骂完之后，老板通常都会带来汽水、橙汁、冰块，请大家“饮杯”。

尽管费时失事，这种“工作流程”仍不断上演，开头感觉有点难堪，时间长了也习以为常。

美国住宅的中央空调设备图。(网图)

我们日常的工作主要是安装和维修空调设备，比较大的工作是安装新的冷气机及通风管，更换现有的冷气机，或更换冷气机内的压缩机。比较小的工作是检查与清理冷气机、通风管、及过滤网等等。

对于空调设备我是首次接触，在技术的学习上，小谭和霍米都给我很多帮助。最常干的工作是新装或更换室外的冷气机。老板很喜欢怂恿客户(特别是商业客户)更换仍能工作的冷气机。小谭说买新机时，冷气机制造企业会给老板一笔回扣，另外，旧机搬回店里，维修保养一下，又可以卖给另一个客户，再赚一笔。

住宅的冷气机通常装在房屋旁边的院子里，也有装在房顶上的，商业用的冷气机往往装在天台上。新的冷气机由附有吊车的载重卡车运来，我们在房顶指挥，把冷气机吊装在预定的位置上。我跟着他们一起学习了如何在房顶上安装冷气机的底座，如何在屋顶钻孔及安装冷媒的管道，如何用沥青封好缝隙以防止雨水渗入，等等。

安装送风管也是主要的工作之一，我学会了如何在不同场合使用不同的零件，如何切割和连接管道，如何在不同的场合固定管道，等等。

电力方面我干过五年电工，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相信超过老板。这个结论源于一次修理的经历，有一间餐厅请我们去维修装饰大厅的彩色低压灯泡。很快就查到故障原因是变压器烧毁了，看到大厅里有许多低压灯泡，我向老板建议应该买一个功率大点的变压器换上去，但他不以为然，又买了一个相同规格的换上去，结果不久客户又报告同样的问题。

我的电力工作经验毕竟是在中国取得的。现在安装电气没备时接触到的工具，使用的材料，及零件有不少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我学会了用冲击钻在水泥墙上钻孔，敲入塑料涨塞，再安装固定管道的管码。学会了在室内间隔的石膏板上用套挂螺丝(toggle bolt)安装受力的插座，学会了开动电镐在水泥地面挖槽，用特制的工具把EMT管(镀锌钢管)弯折成需要的角度，使用引线器把导线穿入钢管，等等。小谭在我的学习过程中给我很多帮助。

煤气也是首次接触，不过煤气管的尺寸与螺纹与水管相同，我在当电工时也兼做水管的工作，所以这方面也有基础。煤气毕竟是可燃气体，泄漏会引起火灾及人体中毒，所以起初对煤气较为恐惧。感谢小谭帮助我克服了这种心理，他让我把手指堵在煤气开关的出口，把开关打开，让我感受煤气的压力，果然煤气的压力比水压小很多，用手指可以轻松堵住。这是煤气公司为安全起见，通过减压器把煤气的压力降到很低。

撰写本文时上网了解到美国家庭的煤气管压力为0.25 PSI(每平方英寸0.25磅)，而家庭的自来水管的水压在40至60 PSI。压力相差在百倍以上。

安装煤气管的步骤与安装水管的步骤很相似，只是连接处防泄漏的材料有所不同，安装完要进行防漏测试，在克服了恐惧心理之后，我很快掌握了这门技术。

通风管、电线、及煤气管通常安装在屋顶与天花板的夹层内，夏天里面的温度非常高，而且密不透风，非常闷热，天花板上往往铺了一层化学纤维的隔热层，较老的房子还会采用石棉(因为是致癌物现已禁用)。通风管外包的隔热层的纤维，常常会沾在出汗的脸上、手上，引起非常不舒服的奇痒。靠电池灯的照明，行走在黑暗中，不仅要很小心地每一步都踏在木樑上，而且要小心头上不要碰到在钉屋顶时插下来的钉子，从天花板的缝隙中看到下面餐厅里正在享受着冷气，饮茶吃点心的客人，与我们所处的环境简直是两个世界。

另外，旧式的房子的地板与地面之间有一个空间(raised foundation)，其高度不足一米，通风管、电线、及煤气管也会安装在这里。在这里工作也是十分艰苦，只能爬进去工作，连蹲起来都不行。

在露天工作则是另一个世界，夏天的洛杉矶常常是晴空万里，烈日当空，几个月不下一滴雨，气温常会突破华氏一百度。在酷暑中工作，挥汗如雨，需要大量补充水分。好在老板经常会送来饮料，车上还有一个装满冰水的水壶，喝水是没有问题的。洛杉矶处于沙漠地带，气候干燥，炎热的感觉也比广州的湿热要好受。

吃中饭给我们一段躲避阳光的时间。

通常是几个工友一起到饭馆吃饭，和我们相处久了，霍米也喜欢吃中国餐，所以我们尽可能到附近的中国餐馆用餐，即使往往要开十多分钟车才能到达。有时午餐时间正好在中国餐馆工作，老板常会请我们免费用餐。我们留下一些小费给侍者就可以。洛杉矶中餐馆的烹调水平，除了唐人街及蒙特利公园市等华人集中的地区之外，都远远不及中国的水平。即使如此，也比吃西餐要适合口味。

吃中餐通常是两三个菜一个汤，有时找不到就只好去吃四餐，通常到快餐店吃汉堡包或者牛排三明治，喝可口可乐或橙汁。也去过西餐馆，以前在《英语900句》上读过有关在西餐馆点餐的句子，想不到有一天终于可以实际派上用场。

太阳一下山，温度就会开始下降，我们也不必再受烈日曝晒，往往是再干一会，天黑了才开始收拾工具回工程车，然后回家。

洛杉矶的晚上变得很凉快，睡觉要盖毛毯，辛劳了一天，往往能睡上一个好觉。

每天在户外工作，我的肤色本来就比一般人黑，这些日子就变得更黑了。诊所里的医生护士开玩笑问我是不是刚从非洲回来。

有一次老板的母亲在家里看到我们在附近的房顶上工作，老人家顶着大太阳，走路给我们送来饮料和西瓜。我在感激之余，对小谭说了一句：“老板的母亲是‘革命'的。”还习惯于“文革”用语的我开玩笑地用这个词表达对她的赞许，没想到小谭用台山话转给她听了，她听了以后有点不高兴，不过后来明白这是个玩笑。事后小谭告诉我，她在台山土改时被划为地主成分，被批斗过，所以对我的“革命”评价有反感。

看到老板的母亲，想起小谭讲述的老板当年起家的历史。老板年轻时是餐厅的服务员，开始从事空调工作时，因为不知道有没有稳定的收入，所以仍一边在餐厅当服务员，接到工作时，晚上和休息时间与母亲、太太一起上阵，把工作完成。后来收入稳定了，才把服务员的工作辞了。

我们常去工作的地方有华人经营的餐厅，冷藏库，住宅等。

位于Vally和Garfield两条大道交叉路口的建兴酒家(现已不存在)是常去的地方之一，酒家的老板十分抠门。

有一次我们去维护冷气机的时候，他告诉我制冰机不工作了。我检查发现是保险丝烧断了，到工程车上找到一个相同规格的换上，把问题解决了。本以为这工作是额外的，大概会给我一点酬劳吧。没想到他只是给了我一碟点心，算是报酬。

另一次到建兴酒家是傍晚时分，发现那里的电源总开关需要更换，但是必须等供电公司深夜来切断高压电源，我们才可以开始工作。正好是晚饭时间，按道理我们一班人在这里等候几个小时，酒家老板应该请我们吃晚餐，没想到他并无表示，最后还是我们的老板请我们吃了一顿海鲜餐。老板一边吃一边抱怨酒家的老板实在太小气了。

深夜，酒家所有人连老板都离开了，供电公司来人把高压电源切断了，我们在电池灯的照明下更换了总开关之后，供电恢复了。我们趁此机会把厨房里的几大瓶汽水及卖剩的点心洗刧一空(由此联想到如果生在兵荒马乱的岁月，我大概也会是兵匪一家的一员)。那一刻想到的只是对抠门老板的一个小小报复，并无太大的负罪感。

工程规模最大，时间最久的是位于钻石巴市的建国酒家(据说是建兴酒家老板的弟弟开的)，整间餐馆内部重新装修，所有照明及空调设备都是重新安装的。我也在这里系统地体验了这些技术。所有的电线、开关、插座都是在天花板、墙内、地下安装好，由市政府有关部门派人来检测合格后，才可以继续完成电气设备外面的复盖及装饰工作。

多年以后，当我带着家人重回建兴、建国等酒家饮茶，都会与家人回忆当年在这里工作的经历，这里的天台、天花板内、墙壁内以及地下都留下了我辛勤工作的成果。

伍德伯里大学(Woodbury University)来信通知我9月28号回去上课，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工作还是不错的，工作不算太辛苦，收入也不错，想当初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工作，一旦辞去就不知道能否再找到合适的工作了。考虑再三还是继续干一段日子再说。

炎热的夏天终于过去，天气慢慢转凉了，早上上班时穿上短袖工作服，外面再加上一件夹克。工作起来感到热才脱去，傍晚时天气转凉，常要穿回去。

中秋节那天，我们一直工作到明月从东方升起才收工，乘坐工程车从高速公路飞驰回到家，吃完饭已经九点多钟，我煮了红豆糖水，准备从冰箱里拿出月饼(表哥给医院每个员工和我送一盒月饼)，不知道让谁拿走了。只好过一个没有月饼的中秋节。

上一个没有月饼并离开家庭的中秋节，是1969年回东莞老家务农时度过的，当时是文革期间，过中秋节也作为“四旧”被禁止。那天晚上，生产队特意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以防止大家“搞封建迷信活动”，那是一个不堪回首的疯狂时代。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但愿明月能将我的思念寄托给在远方的姑娘。去年的中秋节，我们在广州西湖畔一起吃她特意带来的月饼，现在我们已天各一方。

在空调公司干了三个多月，每天早出晚归，回到家里也没有多少空余时间，每周休息一天，这一天除了和朋友出外散散心之外，其余的时间主要还是学习英语。至于日常接触的技术，我已经不像以前在工厂那样利用业余时间去多加钻研，因为这不再是我的主业，只不过是为了赚取学费。

尽管如此，这段时间的工作使我了解了美国房屋的结构，掌握了在美国室内外如何安装各种管线及空调的技术，使我今后在自己的家里能对各种设备的安装和维修应付自如，也能为亲友在这些方面提供帮助和咨询。

每当我在从事设备的修理和安装的时候，都会回忆起当年在工厂和在美国第一年暑假期间工作的日日夜夜，深深感到这两段经历练就的技术与体力，尽管已过去了几十年，至今仍在陪伴着我。

10月底，我终于下决心辞去这份来之不易、收入也不错的工作。表哥知道后很不高兴，他很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辞去这份看来很有前途的工作。然而完成学业是我多年来奋斗的目标。如果继续在空调公司干几年，相信自己也有能力开一家公司，可能会赚到更多的钱，然而荒废学业将会给自己留下终身的遗憾。

经过五个多月的劳动，转了几份工作，我的银行存款终于有了五千多美元，有了初步的经济基础。

回顾起来，这段时间是留学生活中最艰苦的一段。刚到美国，对全新的环境充满了未知与彷徨，不断地苦苦思索如何努力摆脱困境。对于如何完成学业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当时认准的目标只有两个：通过英语关及赚取足够的钱以支付将来的学费与生活费。

2022年8月20日

于美国洛杉矶

袁浩潮专列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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