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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间丨郝寒冰：别字人生，从小学带来的坏毛病
郝寒冰，1954年出生，1969年底下乡，1970年底进工厂，1978年秋考入大学，当过翻砂工、车工、教师、编辑，政府机关退休公务员。系宁夏作协、美协会员，曾任宁夏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等部门客座教授。
原题
别字人生
人一旦养成某种习惯，是很难改的，甚至伴随终身，好的习惯也就罢了，但如果是恶习，那就惨了，让你吃尽苦头、啼笑皆非！不妨就说说我的故事吧——
1952年春天，中央公安部决定在全国陆续建立一批大型劳改农场，用以改造数十万名国民党旧政权中下级军政人员。黑龙江的镜泊湖、江苏的兴仁、四川的雷马坪、湖北的沙洋、绥远的中滩和宁夏的潮湖等18个地方被首批选中。
这18个单位的规格不低，都是厅（师）级建制，缘因新政权刚刚诞生不到3周年，军政一体、军民一体的领导方式最适合劳改农场这样的由党委实行绝对领导、军队武装管理犯人、地方干部为业务骨干的特殊机构，成为新中国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屹立在远东。
整整70年后的今天，宁夏“潮湖农场”已不复存在在，原址就在平罗县城西的一座湖畔，而今取而带之的是“隆湖吊庄”，花红柳绿、莺歌燕舞。半个多世纪以前可不是如此，民众形容它是“风吹石头跑、兔子不拉屎”的地方。
其时在西北公安部工作的父亲被组织任命为宁夏潮湖农场党委5名常委之一。很快父亲便与百余名北上干部一起携老拖幼，乘坐卡车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宁夏西大滩安营扎寨，大兴土木，在规定的时间内建起了一个场部、八个分场，说白了就是八座监狱。当年底，上级从全国各地选调来700多名干部职工、1400多名解放军战士以及近10000名犯人，农场正式开张。
在之后的5年时间里，宁夏省忽而被撤销，归了甘肃，潮湖农场相应地也就改名为甘肃省潮湖农场；忽而又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潮湖农场又回归宁夏，变成了宁夏公安厅下属的劳改农场。
当时的政策是对旧政权人员劳改期满后不得返乡，限制自由活动空间，视其所长，就地安置。由于回乡无望，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把老家的婆姨娃娃接来共同生活。人越来越多，事关吃喝拉撒的许多配套设施陆续开工建设，几年工夫，潮湖农场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集农、工、贸、教、研为一体的综合性小社会。
这也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一个问题，并且非常急迫、同时也非常挠头——
其时潮湖农场各种人员的子女就有好几百，不能没有学上，可是别说农场没有学校，就连最近的平罗县城也只有一所小学，容纳不下多少学生。再说了，平罗县属于地方政府，而你潮湖农场则是公安厅下面的组织，条、块不相搭，你的娃娃到县里上学也不现实。
远水解不了近渴。于是，潮湖农场领导下定决心要自办一所小学，好在50年代整个国家才从战争中走出来不久，人的意志第一，讲究的是“短、平、快”，所以办起事来说难也不难。说不难是办学校是好事，大家都支持，只要决定了，钱和房子都能够解决。说难是缺乏老师，能教语文的也就不说了，但是缺数理化、音体美老师，怎么办？
穷人自有穷办法，就地招募。于是，农场从干部职工和家属中挑选了十几个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充当老师。那时什么都不像今天讲究正规化，差不多就可以了，当老师无需大专以上学历，也不需要什么上岗证，连审批手续都是场长说了算。
这里面确有真才实学者，比方校长，姓吴名春璋，陕西关中人，40多岁，小时得过水痘，脸上坑坑洼洼，人称“吴麻子”，是一个典型的老儒，在家乡教过书，性格又好，理所应当地坐了头把交椅。其他一些老师也都各有所长，教娃娃基本知识也说得过去，不过除了极个别人外，总体来说水平一般般。
总之，经过积极与四方协调，农场于1957年先在场部办起了有四个年级的初级小学，两年后又扩大成了包括五、六年级的完全小学。
最初学生不到100人，一个年级一个班，6个年级也就是6个班，每班只有十几个人，后来娃娃多了，终于有一天，吴校长在开大会时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大声宣布：潮湖完小的学生超过100人啦！手舞足蹈，满脸麻子放光彩。
学生中有干部子弟，也有就业人员子弟，但彼此之间都能和平相处，有的还结成了好朋友，关系保持到今天。从这所完小走出的一些人后来成为宁夏各个行业的栋梁之才。
从1960年夏到1962年底，我曾在这所学校读过两年多的书，也就是从1年级到3年级第一学期，肯定是学到了做人的基础知识，但是不能不说这所学校也给我带来了终生遗憾。
一年级是打基础的时期，学校一点都不敢马虎，把有经验的老师放在此；6年级是小升初的关键，同样是有水平的老师，糟糕就糟糕在了中间段上。
我上一年级的时候，首先学拼音，遇到非常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宗老师，从a、o、e、y、u、v开始，学得非常扎实。遇到的难题是每个拼音字词都要标上1、2、3、4声的音标，但我搞不懂这顶“帽子”该往谁的头上戴。
宗老师就用最原始、但也是最直观的话告诉大家：你家有6个娃娃，从大到小，分别是大哥（a）、二哥（o）、三哥（e）、大姐（y）、二姐（u）、三姐（v），谁大就给谁戴帽子。我一下子就听懂了，并受用了一辈子。
等到上了二年级，正逢“低标准”最困难的时期，到处都在精减压缩，学校有的老师饿得招架不住，不辞而别——跑回南方老家，宁可务农。于是，就空下了一些岗位。为此，就得临时招聘人员救急。
顺风顺水，一个姓S的女人便脱颖而出。她本是农场干部B某的老婆，30岁左右，有点文化，自己说是曾在老家甘肃念过中学（是初中还是高中？那是一本糊涂账，好像也没有这个意识）。
听说学校缺老师，于是自告奋勇应聘。也不知道是因为“救场如救火”的原因，还是“走后门”的关系，总之她被选中，担任了2年级的老师，每月拿上了20块钱的工资。
她的好事开始了，我的噩梦也降临了。虽然s老师任教时间不长，但于我而言则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对我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甚至可以夸张地说是致命的，因为其时正逢我记忆力最强的时期，课堂上的每句话、每个词都犹如录音磁带般地记录在了我的大脑神经里，永远无法抹去。
这位姓S的老师会讲故事，能把娃娃笼络到一搭里，但有一个毛病令人头疼万分：整个一白字大王——
他、她、它混用；的、地、得不分；恽代英是“挥代英”；酉说成“酒”；盅说是“串”；罴说成“罢”；棘手：是“辣手”；水獭是“水濑”；好逸恶劳，说成好免恶（e）劳；淀粉，说成“定粉”；揭发，是“喝发”；陕西旬邑县说是“句巴县”；曹操的两个谋士“荀彧、荀悠”，说是“苟或、苟筱”；朴正熙，念扑正照；太妃成了太姬；高粱饴是高粱胎；贪官污吏变成贪官污史；一“兆”念一“桃”；参差不齐，她说“产插不齐”，酝酿酝酿，变成了“温嚷温嚷”；南美有个国家乌拉圭她说是“乌阿哇”·····
更搞笑的是信口开河，现编现卖。有一次我问她：报纸说南越吴庭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庇护下苟延残喘，苟延残喘是啥意思？老师说：这个应该是个成语·····就是说，有一条狗，被人——打断了腰，缩在墙圪涝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如此一来，我的眼前马上浮现出一条伤痕累累、惨叫不已的狗的具体形象，甚至连它从鼻孔里喷出的热气都感觉到了。于是我下意识地说道：就是说熬不了多久了？“对对对，真聪明！”S老师当即赞美了我。
某日有两个同学为一个名词“ying yao（应邀）”干了起来，缘因广播匣子里说是什么地方举办日本三铃株式会社产销展览，都有哪些人ying yao参加了。由于不懂是什么意思，就去问老师。
这个S老师不知是怎么想的，居然说：就是本来别没有请你，是你自己“硬要”去的，把门的不好意思挡，他就进去了。这下让我们大开眼界：嗷，原来如此，是自己耍赖讹着去的？下次场部有个什么管吃管喝的活动，我等也“硬要”去，应该能进去！
实事求是的讲，S老师的确水平太凹，也缺乏责任心，完全不具备做一名合格小学老师的基本素质。她就一家庭妇女，以赚钱养家为主，临时凑合的思想占主导地位，误人子弟是真，但说她有意害人也欠公平。她是那个特殊年代出现的特殊个例，没有普遍性，只是偏偏遇了个偏偏，让我碰上了，影响了我一生。
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我的命。为什么这样说哪？因为S老师纵有千般不是，我自己也是不求甚解，不知不觉地就养成了“想当然”“应该是”和“差不多”的恶习，遇到生僻字眼，不是第一时间去查字典，更不请教别人，而是随心所欲地根据部首读音，还自以为走了捷径。如头一回吃“涪陵榨菜”，我立即就得出这是“陪陵榨菜”的结论。
后来我长大了，不断地学到新的知识，对世界开始有了全新的认识，颠覆了许多错误的东西，但启蒙教育时期因受到错误的影响而导致的恶习却很难根治，闹了不少笑话。
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一些字，我明明知道正确的读法，但是每每事到临头，却舌头绕不过来，脱口而出就是错别字，越想纠正越着急，越着急越纠不过来，错上加错、漏洞百出，让我屡屡出丑，狼狈不堪，丢人丢大发了！
1962年底，随着已经担任潮湖农场一把手的父亲工作调动，我家也随之搬到了首府银川，我们兄妹转学到了家门口附近的师范附小。报到时，教导处主任提了几个简单的问题，待我们回答后若有所思，建议我们每人都降一级，否则可能跟不上。我们当然不愿意，但父母都很通情达理，表示同意，于是，我就从3年级留到了2年级。
对我哥我妹而言，降了一级是不乐意的不乐意，很没面子，但是也只能顺从。不过于我来说，却没有实际意义，因为该校的2年级恰好是五年一贯制的实验班，名义上说是降了一级，实际上仍是1966年毕业，所以我乐得偷着笑。
我喜欢讲故事，并以此为工具，迅速打开了与新同学交往的局面。有一次正讲的好，被m同学打住，问我：你刚才说的是哪位大将军啊？我说“张云免”，m同学说：错，他叫张云逸！我不服气，犟了半天，差点打了起来。没几天，我又把“吝啬鬼”念成“苛崩鬼”，再次被人嘲笑，引起冲突，最后老师由出面才摆平。
这下我就知道从潮湖完小转学时附小为什么让我留一级的原因了，有种“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感觉，所以从那以后，我开始注意正音了，但实在是积重难返，仍时不时地出上一回丑，成为别人的笑料。
小学毕业在即，有幸赶上了著名的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华夏大地，七亿人民个个都像打了鸡血，精神亢奋、浑身发热，四肢发涨，志在解放全人类，建设一个红丹丹（彤彤）的新世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是非颠倒、逻辑混乱、语句不通、错别字连篇，非但没人关注不说，反到看的津津有味，大过其瘾。
很快，父亲就被揪出来了，蹲了牛棚，罪名有四五个之多，什么“阶级异己分子”“假党员”“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徒嫌疑人”，都写在白袖章上，后来又添加了两项“通敌”和“国民党秘书科的人”，简直是莫名其妙！因为在白袖章上写不下了，造反派就让我妈给我爸衣服后背上缝一块白布，把罪名写全。
我老爹根本就不怕，大度地冲一笑对我说，反正都是假的，我不丟人，你给老子都写上！写到“国民党秘书科的人”时，鬼使神差地让我给写成了“秘书料的人”！我爹发现了也不指出，穿上就走。之后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秘书料的人”成为一个精品典故，每每提起，都让人大笑不已，百感交集！
1969年初春，中学复课闹革命，每天早上开展“天天读”，就是学习《毛主席语录》，由同学轮流坐庄主持。某日轮到我，因为当时中苏两国正面临火星撞地球的严峻局势，所以我就组织大家学习第5章节《战争与和平》中的一段：“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例如，“唆使中国反动派······”我明明知道此处该念“suo使”，但鬼使神差地就念成了“俊使”，当即引起哄堂大笑，臊毛完了。
年底，我来到银郊贺兰县西湖农场插队，既压抑也洒脱：压抑是因为不知道父亲的政治问题何时能够解决，今后的出路在哪里？洒脱是因为和农民相处完全用不着咬文嚼字，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没那么多穷讲究，再也没人嘲笑我念白字。
特别有意思的是在农民眼里，我还成了文化人，缘因我看完书后能记住，什么《宝葫芦的秘密》《下次开船港》《大林和小林》以及《木偶奇遇记》，当时都被查禁，我就讲给他们听，中间还时不时地加油添醋，恰到好处地把当地土得掉渣的方言加入其中，什么“羊卵子顶不了肉，侄儿子顶不了后”、“你那是图翠呢，鸡巴卵蛋受罪呢”，什么“大肚子婆娘踩钢丝——铤而走险”、“四类分子学《毛选》——假积极”，等等，等等，把农民忽悠得五迷三道，如痴如醉。
“如火如茶”“毛逐自荐”“查无音讯”这些著名的成语，都通过我的嘴迅速传播开来，非但没人指出错误，而且在一定的范围内大家都跟着这么说，让我很是开心。
现在回想，农民们真的是太厚道了，中国成语路人皆知，明知念错而不予说破，正体现了他们的智睿与包容，只有我自命为鸳鸯，其实是个二百五！
1973年底，我已经在银川的一家拖拉机厂当了学徒工，为配合“批林批孔”运动开展，厂里组织了宣传队，我也混了进去。有个节目是群口词，由我念上句：“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结果被我舌头一转，说成了“怕熊罢”，接茬的小师弟张老三也不是省油的灯，跟着起哄：“梅花欢喜漫天雪，冻的苍蝇满地爬！”引发一片哗然，也就是师兄弟姐妹们憨实，没人检举，否则的话，定我俩“篡改毛主席诗词罪”，吃不了兜着走！
1978年底，我考入大学。10个人睡一个大房间，中文系的学生奇思妙想太多，睡在我的旁边的Z同学是天生的民间语言学家，歇后语、俏皮话一套一套的。某晚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天上的海王星掉到地球上居然变成半截水泥管子！我说您小伙子太荒唐，以后你的外号就叫“水泥管子”！这个外号迅速传播开来，“老水”就想报复我，说你等着。
可巧某次探讨古汉语中的12属相，我鬼使神差地说了句“午马未羊、申猴酒（酉）鸡”，就地被“管子”抓了现行，嘲笑道“你尕子这回算是‘饲养员日驴——彻底把影响搞遭了’！从今以后我就叫你‘老酒’，哈哈！”我无言以对，只能暗中叫苦不迭：习惯害死人，今天算是栽了！
在大学校园，有各位教授严瑾的治学要求和同学们的监督，我不敢有丝毫怠慢，咬着牙帮子刻苦学习，否则考试不及格是件很丢人的事，因此改掉了很多臭毛病，专业课成绩也还不错。毕业时之所以意外地被分配到了外县，也并非因为成绩不行，而是另有原因，之前说过，不再重复。
到了乡下农业中学任教期间，除了担任初三（1）班的班主任外，我还承担着两个毕业班的语文课教学。面对120多名十三、四岁孩子渴求知识的目光，那一瞬间，仿佛时光倒流，又回到了潮湖农场完小的岁月······于是，我郑重发誓：绝不重复当年G老师误人子弟的错误。
我比他们的年龄大一倍，但我把他们都当自己的弟弟妹妹看待，所以在他们面前，我从不动怒，永远是循循善诱，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立起一种超乎一般师生关系的感情。
时至今日，我仍然可以内心坦荡地说，那是我这一生中治学最为严谨的时光。两年多的时间，我始终不敢掉以轻心，为备课和解答学生疑惑，把一本《现代汉语词典》翻了个稀巴烂，用胶布沾了又沾。
几年后，我考取了省城某家报社的编辑岗位，离开了这所中学，我走的时候，好多同学都哭了，说今后再也遇不上你这种性格的老师了，我知道他们是高抬我了，但此情此景也让我也鼻子发酸，感慨不已。这些农家子弟都很争气，走上社会后爱岗敬业、奋力拼搏，很多人都出了彩，有的还在省内外小有名气，让我十分欣慰。
一旦不当老师了，人就有惰性了，惰性一上来，说话、行文不严谨的老毛病忍不住就又犯了，时不时地在一些场合出过差错，虽说也不影响正事，但总归比较狼狈，只能自我宽心地打哈哈。
我是个没有常性的人，凡事全凭兴趣来，见一样爱一样，抓一样又丢一样，什么都来，却又一事无成，一度喜欢上了画漫画，一度又喜欢上了摄影，再一度又迷上了写小说，虽说悟性不高，水平太凹，质量低下，但几十年来也乱七八糟地发表了一大堆，各类获奖证书一抽屉，还混了好几个艺术专业协会的会员，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但总有人时不时地给我点一下眼药：某作品中的某个字看（听）着别扭。话说的含蓄也罢，但我知道又被人逮住把柄了！
某次，我参加一个文艺创作座谈会，主办人特邀到知名作家张贤亮莅临指导。发言者多从张先生的作品《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说起，谈及我们这个民族历经过的蹉跎岁月，气氛就有些压抑。
轮到我发言，不想纠结于此，便改换话题，请教张先生的另外一个中篇小说《河的子孙》中的一个细节问题——
低标准时期，一群饿昏了头的娃娃边翻公社干部的衣兜边问：“有馍馍么？”总共四个字，就有三个都念“mo”的音，这种连惯式发音必须用地道的银川土话才能念出韵味来，我在宁夏生活了50年（当时），还从未见过土生土长的宁夏作家如此巧妙娴熟地运用本地语音。
我惊异于一个原籍是江南水乡人氏，凭什么能把宁夏本土方言运用的如此恰到好处，让众多的本土作家自愧不如？无人解释这个问题，只有自问自答：因为他长期潜伏在贫瘠的西北农村最底层，饱经风霜、烟熏火燎，所以得“道”成“仙”，把自己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宁夏老庄户，大土特土，土到家了，就不是土，变成雅了。
然后又说到下面的情节：某个革命群众揭发坏分子偷窃生产队制作豆饼剩下的汤水时，谁知舌头不听指挥，“喝发”脱口而出，引起一片大笑。
为了掩饰尴尬，灵机一动：对，就是“喝发”——因为他“揭发”别人的目的并不是什么“爱社如家”，而是他自己想喝，早就盯上锅里的汤汤水水啦。
好在这个与会者中不少人还知晓我的另一个身份——宁夏漫画协会副会长，平时没有正形，喜欢插科打诨，所以还以为我是有意打破会场多少有些沉闷气氛而为之，才算是蒙混过关。
但张先生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他是作协主席，我为会员，因此后怕不已，这都是什么事啊！真想有机会面对面地向张先生认个错，却苦于一直没有机会。
几年之后，张先生的一个内侄H调到我单位，恰与我门对门，所以很快就熟悉了。某日我就讲起了这段往事，H非常感慨地说：张先生因病已住院多时，但目前尚保密无人知晓，待情况有所好转时我领你过去，可当面讲给他听，只要是谈他的作品，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于是我就一直等待。之后张先生托H转赠我一套三本有他签名的《张贤亮小说新编》。遗憾的是张先生的病情日趋加重，不幸于2014年秋仙逝，让我永远失去了当面认错和聆听教诲的机会。
退休之后，无所用心，兴趣上来了就写写画画，也算是老有所为吧。陆陆续续写了一点东西发表在各种媒体上，引起一些人的关注，多有鼓励，让我深受感动。
空闲了，找几个老哥们坐坐，酒过三巡，话到八分，有人就专挑我的文章中的存在的毛病，毫不客气：老郝，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关注这你的文章，你行文不太严谨，时有错别字出现，而且经常“的、地、得”不分。
这话正打在了我的软肋上了，让我有点羞愧难言！我完全认同，也想克服，但是很多事一旦形成恶习，想要彻底根除却是很难做到的，就像身上背着颗定时炸弹，随时随地都有爆炸的可能。
有人唯恐天下不乱，火上浇油：公允地说，你嘎子几十年来一直在努力改正，也有相当的效果，但总是堵了这头，漏了那头，治标不治本，按下葫芦浮起瓢，逮住机会，它就卷土重来。
我只能自罚一杯答谢大家：俗话说得好：老师引进门，修行在个人——怨谁呢？怨天还是怨地？还是怨S老师？思来想去，其实只能怨自己。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都是基础就没有打牢的“并发症”，恐怕一辈子都很难治好，我都快70岁了，索性不治了，还是一切随缘吧，那样反倒更真实些。
他们都说我在狡辩，再罚两“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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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寒冰专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