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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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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工丨郝寒冰：10年不加薪，2%涨工资却害死了人
郝寒冰，1954年出生，1969年底下乡，1970年底进工厂，1978年秋考入大学，当过翻砂工、车工、教师、编辑、警察，政法机关退休公务员，二级警监警衔。系宁夏作协、美协会员，宁夏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宁夏人民警察学校客座教授。
原题
岁月苍茫人荒唐
我从1970年16岁起就在大西北的银川拖拉机配件厂当学徒，直到1978年24岁参加高考离开。可以说，把人生最宝贵的岁月贡献给了这个厂。
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作为中国最大的拖拉机制造企业——洛阳拖拉机制造厂子公司的银川拖配厂，始终完不成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非常被动。
一开始，我还不太明白为什么，表面上看“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工人三班倒的秩序看似也很正常，除了政治学习多、开会游行多之外，也没有谁敢公开游手好闲、破坏生产。
但是，无论是在翻砂车间还是在金工车间，我发现老师傅们的情绪普遍都很郁闷,干活提不起精神来，工作积极性不高，大家都在混光阴，出工不出力，与广播和报纸上宣传的“工人阶级大公无私、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的口径很难对上号。
为什么？一度我很想不通，时间一长，多少就悟出了一些味道，转过脑子了：因为“有幸”赶上了疯狂的年代，什么都没了章法，搞的人如同“寡妇死了儿——没盼头”，比方说正常的工资晋级制度。
拖拉机厂属于重工系统，正常的工资晋级制度应该是这样的：学徒工三年，头一年18元，第二年21元，第三年27元，出徒了定级为一级工，拿37元，第四年转为二级工，拿43元，然后就要靠本事吃饭了——
打从一解放起，工厂就学习苏联老大哥，将车、钳、铣、刨、磨、锻造、电焊、热处理、翻沙、造型各个工种，统统分为8级工资制，每年都有技术职称考试，耍的就是技术，那可真是36行，行行有高手，节骨眼上谁都不让谁，一级和一级之间咬的很紧，因为每级差十几、二十几块钱！而且越往上差距越大，比如8级工，工资就是170多元，几乎相当于13级高干，吃香喝辣，尻蛋子的钥匙链上吊着只有他这个级别才有资格佩带的三寸活搬手，随时随地显示着身份，牛逼完了！
我们厂历史悠久，能人辈出，近千号人也就不到十个8级工，而越往下的越多，7、6、5、4、3、2、1……整个工资结构呈现为“金字塔”形，像我们这批学徒工就是最接地气的那一层，昂着脖子看塔尖，哈喇子顺着嘴巴往下流。不过我们并不应该灰心绝望，因为按照正常出牌的话，每个人都有希望向“塔尖”冲刺，从理论上讲，最终都能当上八极工。但是——
“文革”开始后，在“造反有理”口号的驱使下，头脑简单的工人组织了各种 “战斗队”，踢开党委闹革命，工厂原有的规章制度统统被视作“旧的条条框框”砸碎了，包括正常的工资考评晋升制度，也被扣以“反对政治挂帅，鼓吹物质刺激”的“资产阶级法权”而被废除。一开始，大家伙还傻乎乎的，觉得从此人和人平等了，开心的跟个什么似的，不过时间一长慢慢地就感觉到不对味了……
这不是做茧自受吗——因为造反，天翻地覆，快十年了，再也没有涨过工资，干好干坏一个样，有没有技术无求所谓，统吃“大锅饭”，许多“大跃进”时期参加工作的人也还拿着43块钱，因为他们差不多都是1958年前后参加工作的，故被称之为“58·2”一族，占了全厂人员的一半以上，“金字塔”的主干部分，中坚力量里的中坚力量。
其实早在1963年左右，他们就是二级工了，拿着43块钱的工资，之后就遇上“四清”“社教”和“文革”，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人一年年的老了，技术也越来越好了，可是钱却一分没有长！
与我们这些小尕子相比，这些人哪个不是老婆娃娃一大堆，一分钱掰做两瓣花，挣扎在最低生活线上？但是上面并不知晓民情，还以为老百姓衣食无忧、满嘴打着饱嗝，一再削减民众应该享受的福利。
比如我们金属加工车间，凡是开车床的每个月有一半时间要上夜班，按规定一个夜班有三毛钱的补助，叫“夜班费”，后来减到了两毛五，再后来又减了五分，本来每月大家可以领到4·5元钱的夜班费，后来减成了3·75元，再后来减成3元。
对我们这些小青年来说，减一毛钱干不了什么，也就买一张电影票而已，可是这种做法十分无耻，让人心理上非常不爽。更重要的还在于这种被平头百姓戏谑称之为“毛里求虱”的“小家子”气度直接影响到了许多58·2族家庭的生活质量，一月减少一块多钱，就意味着打酱油买醋的钱没有了。
每月6号发工资那天，全厂就如同过年一样，所有人的嘴都咧得像个破瓢。我清楚地记得，某次发工资，58·2“赵大肚子” 操着兰州口音叹道：“哦的兜里只剩下阿（2）分钱了！”久而久之，只要一提起钱，有人就学着唱起了样板戏《杜鹃山》中草莽英雄雷刚的那句颇带哭腔的经典唱词：“黑夜沉沉，盼（啊）…天…亮！”
除了58·2族，厂里同时还存在着61·2族、65·2族、68·2族以及我们——70·2族。说句良心话，我们出徒转正后对每月43元的工资心态很矛盾：一方面，刚刚出徒就拿着与58·2一样多的工资真有点不好意思，无论如何人家这些老师傅的贡献也要比我们大的多。
但是另一方面，想想我们从新工连一路走来的艰辛，哪个人不是双泪长流泣无声，满肩风雨带轻愁？所以又觉得挣的一点也不多，巴不得翻一番、翻几番······
有一次哥几个聊起钱的话题，我说这辈子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名全市劳模，赶退休若能够挣上100来块钱就死而无憾了。一个叫“大毛刺”的师弟笑骂道：“你是‘做梦娶媳妇——尽想好事’啊？”
就在所有的人都心灰意冷的时候，不知是哪一天，也不知是什么人，更不知是从什么地方，忽然传播过来一条“小道消息”：考虑到重工系统的特殊贡献，为鼓励先进，振奋士气，经市上批准，决定给2%的58·2工人涨一级工资！
起初大家都不相信，觉得是有人造谣，明里不敢说，只能在暗地里传着，最后终于被证实却有其事了，所有的人都欢呼雀跃、笑逐颜开、几近疯颠——
对58·2一族来说，毕竟曙光在前了；对其他人来说，冰河终于解冻了；对我们来说，有初一就有十五。所以岂有不高兴之理？那几日拖拉机厂的氛围，用杜甫的“却看妻子愁何在，诗书漫卷喜欲狂”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
虽说从2级工到3级工，仅仅相差七块钱，在今天看算不了什么，可在当时，那就是不得了的事情了！全厂满打满算也就一千号人，2%也就不到20个人，问题是十几个车间，符合条件的就有三四百号人，名额怎么分配？凡是符合条件的谁也不想放弃机会，虽然嘴里都说“有没有我无所谓”，但暗中都巴不得自家榜上有名。
厂革委会为此伤透了脑筋，整整开了三天会，推金山、倒玉柱，总算有了眉目。谁知名单（草案）刚一公布，便犹如手榴弹扔进了茅屎坑——就地引起民粪（愤）！几乎所有符合条件的人都认为不公道，发动家属迅速包围了厂部，有的破口大骂，有的连哭带闹，有的要摸电闸，有的要跳楼，还有的吃老鼠药。
铸造车间的一个外号叫“沙枣花”的女天车工干脆当众解开裤带，手拍着小肚子上的一道伤疤，怒骂“厂领导的眼睛都让老叫驴捣瞎了？姑奶奶我是全厂带头结扎第一人，光荣事迹都上了报纸，我评不上天理难容！”
厂革委会主任“生香瓜”说：“要冷静”，“沙枣花”反唇相讥：“我冷静得很！”“生香瓜”一声冷笑：“你是造反派吗？”这位“沙枣花”恰是铁杆保皇派，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一下子点到她的痛处了，当场翻了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裤裆里掏出一团红汤二水的草纸，劈头盖脸地砸向“生香瓜”，就听后者“mie—”地一声尖叫，当场瘫软。
厂里一看乱了套，只好将方案推倒重来，耍了个滑头——不再提具体人头，而是把名额分配到各个车间，由车间自行民主选举，前提是把党支部书记和车间主任除外，突出一线工人，通过什么方式不管，选谁是谁，三天之内交卷，过期视为自动放弃；哪个车间再敢上交矛盾，书记主任就地双双免职！
套用今天的一句实髦话来说，这就叫“全民公决”。大家一看，恐怕也唯有这个办法了，那就接受吧！
长话短说，这中间尽管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经过几番折腾，最后总算是有惊无险，局面基本摆平了，厂领导刚刚缓过一口气来，不曾想锻热焊车间出事了。
这个车间也分到一个名额，但给谁却迟迟不能确定。原因是矛盾集中到了两个人的头上——丁大榔头、金大锤！这两个人都是锻工，说白了，就是铁匠，用机器打铁的匠人。
两人都符合条件，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两人都有一拼：同样的年龄，同样的工龄，同样的身板相貌，同样的禀性脾气，同样是技术上的“大拿”，同样是“先进工作者”， 同样是党员、同样是造反派，同样各有各的一帮子兄弟哥儿们，在民主投票时，偏偏遇了个偏偏，票数完全相同！
这就不好办了，丁大榔头和金大锤都不是省油的灯，两人表面上都摆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其实各自心怀鬼胎，口是心非，暗中较着劲儿，都想把对方往死里憋——
大榔头心想：“多少年不涨工资了，这次跟不上点子，那可就是‘下坡撵鸭子——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亏吃大发了，说啥也不能客气！非得争到底！”大锤子暗思：“他奶奶的，老子三十年才遇了个闰腊月，这不单纯是几个钱的问题，还牵扯到政治方面的肯定与否问题，就是努脱肛了也不能泄气！”
三天的期限眼看就要到了，可是花落谁家仍然没有结果。丁大榔头和金大锤都希望车间领导最终一锤定掇，同时私下也都加紧了运作的步伐。
该车间党支部书记外号叫“李母子”，一听就不难看出是个婆婆妈妈的老好人，去年刚从省军区一个仓库教导员的位置上转业而来，根基不深，身体也不太好，所以一直以来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烂杆主意，凡事都听车间主任的。此时一看丁大榔头和金大锤将有一拼，干脆耍了个滑头，以前列腺肥大要动手术为由住院去了。
车间主任也有个外号：“王侧面”，光听名字就知道有点名堂，缘因长着一个奇怪的脑袋：正看一条线，侧看大老扁，像一个杏核，仿佛是被门夹了，神经应该有毛病，实际上非但没有毛病而且贼得跟个啥似的——早先他也是个打铁的，1966年因为“造反有功”而当了车间主任，一天到晚想着怎么算计人，只要是女性让他帮忙概不推辞，生冷不忌，趁机使坏。对男人嘛，就另当别论了。
丁大榔头、金大锤都是江湖上的老油子，也都知道李母子说话不算数，所以都把突破的火力点对准了王侧面，而且都觉得自己有一定把握，因为平时关系不错，经常在一搭里吃吃喝喝、拉拉扯扯，所以紧要三关的时候，希望还是大大的，就看他的嘴角往哪边撇！
“王侧面”公开不表态，心说：去你妈的吧！爷爷我也是58·2，辛辛苦苦多少年还在干滩上晒着呢，你们两个拼个鱼死网破我才高兴哪，索性把这次长级搅黄了更美气，反正与老子无关！嘴上却假惺惺的劝二位：“我是领导干部，必须大公无私、不偏不袒，才能评出真的杰出人才。你们两个应该发扬共产主义大协作的风格，向黄继光学习，舍得牺牲，后退一步天地宽嘛！”
丁大榔头和金大锤不吭声，心里都在暗骂：“少来这一套，平时骗吃骗喝、你好我好，就差没把老婆让你睡了，关键时候装什么大尾（yi）巴狼？！”
“王侧面”假迷三道地说；哎呀，书记住院了，我也不能独断专行吧？要不，你们再去找找他？这俩同时急了，异口同声地说“沙锅捣蒜——你就一锤子定音吧，我们认了！”
“王侧面”贼兮兮的眼珠子一转悠，就出了个馊点子：让丁大榔头和金大锤比一把技术决定胜负。两个一想有道理：比就比，谁还怕谁——打啥东西？
传统的打铁，是由人抡着钢锤反复击打被炉火烧红烧软了的铁件。而空气锤那是由人操纵的打铁机器，分为各种型号，从75公斤到上千、上万公斤，包括万吨水压机，其实说穿了，也算是某种空气锤。
气锤头，换言之就是榔头，镶在立式机体上方里，隔着中空，对应着下方的钢垫，紧挨地面的一块鞋底状铁板是离合器，换言之就是空气锤的开关。
平时不开机时，空气锤静如处子，电门一按，立马发出“哐哧”“哐哧”的咆哮，操作者只要用脚尖轻巧的一点离合器，气锤头在机内曲轴快节奏运行的驱使下，立马就会脱壳而出，上下收缩，反复击打烧红的器件，发出“咣——”“咣——”“咣——”的声响，震天动地。再看那被击打的器件，软得像一团面，想要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一个好的锻工，功夫全在脚尖上，要什么形状、怎么打、使多大力气，全凭他的运作，运作又靠的是悟性，有时眼看锤头与铁疙瘩就差那么一尼尼了，不想他脚尖轻轻一抬，那锤头又收上去了，楞是没砸上，能把人看得眼花缭乱、神魂颠倒。
据说国外曾有高手把鸡蛋放在钢垫上面，打了几下，鸡蛋居然完好无损，不过国内还无人试过。王侧面这个坏家伙今天出的馊点子就是打鸡蛋——他太理解这两个部下的真实水平了，比打铁比不出真本事，最后坐蜡的还是自己，就打鸡蛋，总有一个会砸碎的，到那时无论是谁都不会怨自己的，老子谁也不惹！越想越得意，这个日八欻忍不住就偷着笑。
啥？丁大榔头和金大锤猛的一听头都大了，用空气锤砸鸡蛋？这不是“舌头上挂镰刀——耍玄玄吗？”这活计谁也没干过，王侧面真他妈坏得流脓！俩人的中腿都快气劈了，一瞬间都想放弃，但是又都忍不下这口气，奶奶的，今天算是针尖遇麦芒、火星撞地球，比就比，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丁大榔头和金大锤决心闯这个难关！
但是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鸡蛋是圆的，能够在钢垫上立稳站定就不容易了，别说打了，光是电门启动，机器本身发出的“哐哧”“哐哧”的声响就可能把它震碎。但为了那宝贵的一级工资，明知毒药也得喝！两人说定：取一个鸡蛋摆上，每人打十下，谁打不烂谁是爷爷，谁打烂了谁是孙子，开弓没有回头箭，不许反悔。
比赛即将开始，围观者是里三层的外三层，足足有百十号人，等着看这场好戏。我那时年轻毛躁，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一听说居然有这等搞笑的事，岂能放过？早早凑了过来，抢占了一个好窝窝，而且还动了小心思：尽量观察得细一些，为日后的创作积累素材。
两人登场，装得啥事没有的样子，虚伪地互相握手、亲切拥抱，时不时地还和熟人打招呼或开玩笑，反倒是绝大多数看热闹的人多少有点自感惭愧、窘迫得不得了，甚至连与两位选手目光对视的勇气都没有。
丁大榔头先操练，脚尖轻巧得像手指头，锤头上下翻腾抽动，把人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十下打完，鸡蛋丝毫无损，丁大榔头如释重负。金大锤同样出手不凡，一般动作，末了还锦上添花地多打了一锤。鸡蛋依旧完好如初，围观的人都看傻了！
丁大榔头赌气摘下腕上的“钟山”牌手表放在钢垫上打了20下，经仔细检查，表门子连一丝裂缝都没有。金大锤如法炮制，把自己的“北京”表放上去也打了20下，同样完璧归赵。
王侧面这个贼逼二流子唯恐天下不乱，双手一摊说：“大家都眊见了吧？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了，我算是彻底没有办法了，就请在场的革命群众评议吧！”看热闹的都不说话，大家都知道王侧面不是个东西，也都不愿意帮他解这个围。
只有一个外号叫“郭老驴”的从口袋里掏出一个5分钱钢嘣，随口说道：“来来来，你俩打这个东西，敢啵？”空气一下子变得尴尬起来，丁大榔头和金大锤同时开腔了：“河边无青草，不要多嘴驴！我们自己的事自己解决。”
两位壮汉此时已经剑拔弩张，杀红了眼，彻底撕破了脸皮，骂完了郭老驴，开始相互攻击。丁大榔头说：“有本事你把脑袋伸到那里，让我打上一下，保证皮毛不损！”金大锤也燥了，反唇相讥：“你有那个贼胆把‘老二’支上让我打三下，坏了我赔！”话一但说到了这个份上，就没意思了，比赛还咋进行？ 两个人怒目相视，谁也不愿意认输。
王侧面真不愧是坏到了骨子里，现编现卖：“啊呀，这可怎生是好？对了——我看去年的《参考消息》上说，美国有两个家伙竞争洛杉矶市长咋都分不出高低，竟然以拳击决胜负（这句是真的，正好我看见过那张报纸），又打了个平手。最后也是逼急了，这两个贼怂赌气从裤裆里掏出‘家伙’比大小（这句纯属杜撰）才把事情摆平了。不妨你们俩也……”
“哄——”的一声，看热闹的人就地笑翻了，都跟着起哄，几个胖婆姨还阴阳怪气地又扭又唱：“掏出来看看，掏出来看看，比比谁的大呀！”整个车间乱成了一锅粥。丁大榔头和金大锤这阵子被闹懵了，双双下意识的做出解裤带的动作，蓦然间又反应过来了，同时抽出黄牛电工皮带朝着那几个胖婆姨抡去，就地一片鬼哭狼嚎……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拖拉机厂发生的丑闻马上传到了市革委会领导的耳朵里，在电话里把“生香瓜”痛斥了一顿，限令他24小时之内解决问题，否则就让他“滚蛋”！厂里为此很头疼，连夜开会，上下沟通，最后想了个折中办法：丁大榔头为2%的晋级人员，不变；用拖拉机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直接向市上打报告，以“保护造反派的工作积极性”为由，又讹来了一个指标，给金大锤也涨了一级。
按说这该是皆大欢喜了吧？但偏偏适得其反——金大锤咋也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他觉得自己是“计划外指标”，不属于“响铛铛、硬绑绑”的2%行列，被组织藐视了，人格受到侮辱，脸上无光，坚辞不受，精神彻底崩溃，变成了一根筋，不吃不喝，眼睛发绿，咋做工作都没用，谁劝骂谁。
最后还是丁大榔头看不下去了，找厂部沟通，达成共识，借一次全场大会的机会，由丁大榔头主动上台宣布：大家实际上弄错了，金大锤是正常的2%人员，我才是那个“计划外指标”，不信问厂领导。“生香瓜”当场站起，拖着川腔应道：“对——头”，然后又冲着在台底下坐着的金大锤说：“老金，这下总行了吧？”
不曾想金大锤根本不领这个情，站了起来，冲着主席台一声冷笑：“小看人？！”然后操着满口“宁大话”（极富银川地方口音特色的雅语，类似于“京兰腔”和“陕普”）自言自语：“秃顶，对，秃顶，山羊胡子……一张很生动的面孔……耳朵吗，就是那种普通的耳朵……地址？维堡尔区、桑索尼古大街、92号、楼上4号……哼，谁也跑不出我的手心！”全场的人都傻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听口气、看架式分明像是《列宁在十月》里的那个“猴子”密探……
趁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金大锤一头闯了出去。全体人员这才反应过来：“疯了、他疯了！”等到大家定神后出去寻找时，只见金大锤骑着自己那辆大梁上缠着电影胶片的加重自行车，双手撒把，吹着口哨，一道金光就不知道颠到哪点去了。
当天晚上，金大锤在老家四十里店公社马路旁的歪脖子树林里用一根细麻绳把自己给吊死了。
第三天头上尸体才被发现。法医验尸的时候从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封遗书，其实也就是一句话，套用了当时颇为流行的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中的一句台词：“把怜悯丢掉吧！”
人死不能复活，市上也就绝了，把给金大锤的那个“计划外指标”又收上去了，调剂给了起重机厂。
差不多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不仅早已离开了拖拉机厂，而且这个厂也破产十多年了，但它留给我诸多的记忆却始终难忘。人比人活不成，我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说起过这件事，但基本没人信，甚至说我编段子、讲演义，反到把我搞得灰头土脸地，只能一声长叹：事实就是如此，爱信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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