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工 | 邹锡明：厂里发不出工资，父亲带我做“私鞋”渡过难关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邹锡明，1954年出生于浙江温州。文革小学没读完就失学，当过10年工人。1979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83年毕业分配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历任主任科员、副处级调研员。1993年调至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历任处长、副司长、巡视员。2014年退休。

原题

青工光阴

十年工厂路（下）

作者：邹锡明

1972年我在温州中山公园

为了让我有个好的工作，1972年9月下旬，母亲从温州鞋厂退了休，由我顶替进厂。那天，厂里专门派了汽车，一班工友敲锣打鼓，拿着搪瓷脸盆和毛毯，送我母亲回家。到了家门口，母亲双手捧着“光荣退休”的镜框进来，然后请工友们进屋，给他们分发糖果。

第二天，我去温州鞋厂上班。鞋厂位于乘凉桥，从家里出来，步行去上班，只用十几分钟。从小起，我经常去鞋厂，没想到，自己会正式到这里上班。从鞋厂厂房外观看，原先像是座教堂。进大门，前楼三层，后楼两层。后楼一层是轧胶车间，轧胶机运转起来，碳黑粉尘，四处飞扬，中间过道，墙壁房顶，一片黑黝黝的。

温州鞋厂属大集体性质，虽不如国营单位，但比原先社办企业要强。无奈的是，按规定，我在社办企业的几年，不算连续工龄，进鞋厂后，要从学徒工干起。以前在工场，每月能赚30元左右；进厂后，每月学徒工资只有13元。与我同时进厂的师兄弟、师姐妹，好几个都是这种情况，为了捧个所谓“银饭碗”，只好走这条路。

进厂后，我被分配在“蒸锅鞋”（也叫硫化鞋）车间。说起来，这“蒸锅鞋”，还是在我父亲主持下研究成功的。令父亲没想到的是，几年后，他儿子会去做“蒸锅鞋”。“蒸锅鞋”生产过程，与皮鞋相比，上部门做“鞋包”，相差并不大，只多了一道缝“布底”工序；而下部门工序要简单很多，不需要钳包、绱沿条、上底、织川头等工序，只需把缝好的鞋包，上到铝楦上，将鞋包下沿的“光面”，用砂盘磨掉，涂上氯丁胶，粘上裁好的胶条、鞋底，推进锅炉里蒸，蒸完出来，将鞋底“修光”整理，就是制成品了。

上班后，分配给我的工种，是用砂盘给鞋包下沿磨边。这活儿难度不大，远不如原来“绱沿条”。每天上班后，坐在一台马达前，在马达轴上，按上粘好砂纸的砂盘，打开开关，两手握住蒙在铝楦上的鞋包，凑近砂盘，转动一圈，按照要求将下沿磨出一定高度，既要将其磨得粗糙，以利于吸收氯丁胶，又不能将皮面磨得过多，影响皮鞋鞋面的牢固度。干了一些时间，我就驾轻就熟了。

同时进厂的这批师兄弟、师姐妹，有的分配去上部门做鞋包，有的与我同一车间，有裁鞋底、“扶条”的，有上鞋底的，等等。大家天天在一起干活，一起去食堂吃午饭，很快就熟悉起来。那时业余没有其他可玩的，下班后，常常与姜豹弟、黄国忠等师兄弟，到厂里三楼去打乒乓球。

过了一段时间，刚进鞋厂的新鲜劲过去后，一切又归于乏味。虽然进了大集体企业，实际并没能解决根本问题。工作单调，每月收入菲薄，经济状况没有得到改善，看不到前途在哪里。

不久，1972年征兵开始，我听说鞋厂有参军名额，就毫不犹豫报了名。厂里报名的人并不多。有些人认为，进了大集体单位，工作稳定，没必要去当兵。可我的想法是，在厂里当三年学徒，第三年出师才二级工；如果当兵，第三年复员，可分配到国营单位，最差也是二级工。更重要的是，我有机会走上追求梦想的道路。

这次报名参军，开始进展顺利。可没想到，到体检时，却出现了波折。那天，我去设在温州一中函授站的征兵体检处体检。在内科检查时，医生说我心律不齐。当即，我感觉被浇了一桶冷水，一片冰冷。那医生见我那样子，劝说我不要着急，等身体好了，明年再来，也不迟。我长叹一声，以为没有希望了。

回家跟父亲说了这情况，他也感到意外，带着我去找军分区蓝处长，问他有没有办法。蓝处长听我讲了经过，让我别着急，建议去别的医院再检查一下，同时他给我去打听，找找关系。当天下午，我来到厂子附近的医院，到内科进行了检查。医生确定我没有毛病，对上午出现的心律不齐，他认为与心情紧张有关。晚上，蓝处长到家里来，说他去体检站去了，经过协商，同意让我去复查。第二天上午，我去体检处，再次进行了检查，全部合格。晚上，还去查了血。体检完毕后，我以为没有问题了，就在家耐心等待。

过了十来天，我下班回家，母亲告诉我，下午来了个部队同志，说是来温州接兵的，专门来了解家长的意见，问她是否同意儿子参军，还问了家里的详细情况。母亲对他说，“我儿子有参军的愿望，我们家长当然支持他，到部队锻炼，对他有好处。”母亲还说，部队那同志本来想见我本人，听说我在上班，他说有时间见一下，没时间就算了。听母亲说了这些，我觉得，自己参军的事，看来很有希望。

可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一直没有接到入伍通知。经再三打听，才知道本市入伍新兵，12月9日下午在二轻局集中，10日就要出发，目的地是成都。我连同厂里报名参军的两位工友，到二轻局人武部询问我们参军的信息。人武部负责人不在，局里军代表接待我们，问了我们的名字，答复说这几个名字很生疏，让我们去问人武部负责人。

这时，即将入伍的新兵们，被家长送到了这里来。他们穿着前一天发给的新军装，草绿色的上衣，蓝色的裤子，个个兴高采烈，谈笑风生。在这些家长中，有好多个是穿着军装、挺着大肚子的军人。听人说，他们是军分区的，利用关系，占了我们的参军名额。这次征兵，招收的是空军地勤，兵种好，要求高，这些人想尽办法，挤占征兵名额，结果苦了我们这些人。

10日那天，我下班回来，走到广场路温州剧院附近，看见一队人敲锣打鼓过去，不知是什么厂的，送新兵去蛟翔巷市委党校。我跟着他们，到了市委党校。里面人群熙熙攘攘，每个新兵，都有几个家长送行。在这里，我看到最奇葩的一幕：有军分区干部，竟然当场将新兵的衣服脱下来，给自己的孩子穿上，送上运兵的卡车。

这次报名参军，几经周折，本以为很有希望，到最后还是没有成功，我又一次尝到了失望的滋味。很长一段时间，我寝食不安，郁郁寡欢，经常在睡梦里惊醒过来，一想起这次征兵的事，心里就有说不出的失望。

那两年，我每天上下班，经过信河街市邮电局大门口，都要到阅报栏前看报，了解国内外大事。许多事情，令我感到迷惑。一方面，过去的苏联老大哥，现在变成了“苏修”，关系恶化，在珍宝岛还打起仗来。另一方面，却与美国这个帝国主义国家以及日本这个曾经与之抗战八年的侵略者，建立了外交关系。而国内形势，更是变化不定。在温州，“工总”与“联总”仍争斗不休。这些，毕竟与我自身问题，联系不是那么紧密。最重要的是，展望未来，前景渺茫，为此我感到十分消沉。

进入1973年，我的生活，没有新的气象。反而尽是令人气馁的事。小Q很长时间没有来信，我也没有心思给她写信。市里经常停电，鞋厂不得不实行隔天上班。不过，比起在东风厂，好处是这里停工，每月工资照发，而在那里，属于计件工资，少做少拿钱，不做就没钱。不上班时，我就在家里看书、写字，或拉琴，但还是感到单调无味。

作为学徒的我，收入那么低，即使两年后出师，每月工资也不过31元。那时我已20岁，如果靠这点钱的积蓄，办将来的婚姻大事，不知何时才能完成这历史使命？温州的风俗，讲究排场，人们虚荣心那么强。订个婚，必须要给女方手表、毛料、毛线等，要求高的，还要自行车、缝纫机；办个婚事，要买全套家具、摆多少桌酒席，算起来，至少需要千元以上。这对于我和我家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啊！比这更难的是房子问题。我家住房本来就拥挤不堪，哪有房间给我娶亲？想起这些事，我就觉得烦恼郁闷。为了消磨时光，经常与姜豹弟、林青云、郑伯龄等工友去郊区钓鱼、散心。

1973年7月，我从报纸上看到，高等学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基本条件是：具备两年实践经验和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工农兵，年龄在20岁左右，内心又开始活动。进入大学读书，这可是我多年的梦想啊！我立即跑到厂人事科询问，我们厂有没有推荐上大学的名额？很遗憾，人事科同志告诉我，厂领导参加了市里的招生会议，我们厂没有推荐任务。听了这消息，我表面上装作无所谓，心里更加失落。

在这毫无希望的生活中，唯有看书自学，给予我很大的乐趣。

从1966年离开学校后，我一直没有放弃看书的爱好，但在好几年里，没有动过笔。直到1971年与小Q通信，我才发现，自己文字表达能力很差。很多时候，想得很多，可拿起笔来，却怎么也落不到纸上去。苦恼了一阵子，我督促自己，要学一点写作知识，要多动笔写。

1971年最后一天，我从厂里下班，沿上岸街回家，拐到康乐坊，走过文具店门口，无意中，看到玻璃柜台里，一本带红色塑料皮的日记本，像是与一位老朋友不期而遇，我的心里猛地一阵激动。我让营业员拿出这个日记本，翻开一看，里面彩色插页，是毛主席的家乡《韶山》，和他青年时代刻苦锻炼身体的地方《冷水井》。似乎受到某种暗示，我当即买下了这个日记本。

那天晚上，我吃过晚饭，走进里屋，坐在公事桌前，取出日记本，按照当时普遍做法，在前几页，抄录了毛主席的《沁园春·雪》《沁园春·长沙》。这两首词所表达的豪迈气派，有一种震撼的力量，是我最喜欢的。然后，用潦草的笔迹，写下了有生以来的第一篇日记，“今天，我交上了新朋友，一位亲密而又沉默的朋友，我将把自己秘密，毫无保留地告诉他”。接着，我写了长长一段文字，记录了积攒很久的心事，仔细分析了今后的道路：一是继续留在东风厂，将是非常折磨人的生活；二是顶替母亲进鞋厂，大集体单位，比起东风厂好一些，但那种生活仍然是乏味的；三是争取参军入伍，这是我最为梦想的生活，在部队，我将锻炼成长，走上美好的前程……

从那天起，我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我感觉，唯有日记，可以寄托自己的内心。虽然做不到每天都记，但只要心里有事，就一定要写到日记里。那一天，可以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起点！

在开始写日记后，既为自己找到寄托情感的方式，同时也为自己提供了练习写作的方式。看书时，不再是浮光掠影，看个大概，而是认真阅读，仔细体会，注意其主题大意、谋篇布局。

我准备了两个笔记本：一个用于收集词汇，见到新词汇就记下来，遇不认识的字词，就查《新华字典》，加以注解；另一个用于看书摘录，看到警句或精彩段落，就摘录下来，几年下来，抄写得满满的。这其中，既有革命领袖的语录，也有名人名言、作家创作谈等等。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我不断受到这些名言思想精华的陶冶。我还借了一本《语法修辞讲话》，从中学习掌握一些基本知识，解决写作中遇到的困难。一段时间下来，我感觉，词汇积累多了，思路也顺畅了，写信、写日记，不那么吃力了，写法也多样起来，不再写成流水账。

在林培新家，我看到一本《古文观止》，很感兴趣，借来看了很多遍，有些看不太懂，感觉还是很有收获。我从朋友手中，借来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才知道，写诗词有那么多的规矩，什么对仗、平仄、押韵等等，越学越觉得有意思，有时也“鹦鹉学舌”，照着写几首。所有这些，对于提高我运用语言的能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那时，市图书馆就在沧河巷，离我家不远，从卖糖巷往南去，向左拐到手肘头巷，南边出口，就是市图书馆的大门。我知道，图书馆里书最多。为了找书看，我在东风皮表带厂时，经过再三要求，请厂团支书陈惠萍把市图书馆的借书证转给了我。进鞋厂后，我又争取到一个借书证。

在当时，拥有两个借书证，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即使有借书证，到市图书馆找几本想看的书，也常常感到失望。图书馆里文学类书籍极少，国内的，主要就是毛泽东诗词、鲁迅作品，还有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而外国的，主要就是高尔基和苏联部分小说。

看了一段时间，毛泽东诗词37首，全都背诵下来了。毛主席诗词表现出的那种豪迈、雄浑气魄，令我感到震撼。鲁迅的小说杂文集，《呐喊》《彷徨》《而已集》《二心集》等，一本接一本地看过，特别惊诧于鲁迅笔触的冷峻与深刻。看《鲁迅旧诗笺注》时，深感自己知识贫乏，因为不借助于注释，难以理解这些诗的深刻内涵。

或许与自己的处境有关，我对那些出身于社会底层，依靠自身努力而获得成功的作家和作品特别感兴趣。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要数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还有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年幼丧父，从小失学，早早走上社会，凭着自己的艰苦奋斗，他最终成为伟大的文学家。保尔·柯察金在战斗中成长，虽然身体瘫痪，却以无比坚强的意志，拿起笔来继续战斗，写出了鼓励了千万人的小说。

我利用一切机会，从朋友手中，拼命寻找书籍阅读。先后看过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司汤达的《红与黑》、伏尼契的《牛虻》、德莱塞的《“天才”》，以及高玉宝的《高玉宝》、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等。通过阅读，我从这些主人公的人生奋斗经历中，似乎受到了启示：一个人无论出身如何卑微，社会环境如何恶劣，只要有理想，有追求，有毅力，就能战胜困境，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受这些名著的影响，我更加爱好文学，坚持写日记，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内心喜怒哀乐，记载下来。

那时，记忆力特别好。看过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中的《血字研究》《巴尔什维克的猎犬》。我能够把整个故事，从头到尾讲给别人听。我甚至还手抄过《塔里女人》《北国风情画》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通过这些阅读理解，我感觉很有收获，无论是观察生活、描写生活的能力，还是思考生活的能力，都有所提高。

1974年，“工总司”“温联总”两派在城里与郊区，又开始拉锯式的武斗。有一次枪战，就发生离我家不远的八字桥头。剧烈的枪声，接连在我们的耳旁炸响。我与家人，吓得都躲到了床底下。

两派武斗结束，但厂里停工。闲得无事，我与张健、胜元和瑞龙四个人商量好，一起自费出去旅游。我们先乘轮船去上海，再乘内河轮船去苏州，然后乘船来到杭州。在杭州，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没能去空军疗养院看望小Q。这次出游，对我影响巨大。我看到了繁华的上海，天堂般的杭州、苏州，感到外面的世界，是那么的精彩，而温州的天地太狭窄了，自己的生活环境太压抑了。我心中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一定要寻找机会，到外面的世界闯荡！

1974年我在苏州虎丘

但在我的眼前，却是迷雾茫茫，阴云笼罩，看不到一线光明。“文革”已经革了八年——足足有抗日战争那么长，报刊、广播上天天讲“形势大好，越来越好，比任何时候都好”，眼前却看不到有什么好。感受最深的是，粮食、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越来越困难，票证越发越多，工厂停工越来越频繁。市里经常停电停水，厂里不得不经常停工停产，好几个月工资发不出来。这对于我们这种工人家庭影响太大了。本来生活就拮据，家里没有一点积蓄，发不出工资，吃饭都成了问题。

无奈之下，那段时间，父亲带着我，到乡下买来原材料，在家中做皮鞋，送到街上店里卖，以维持家庭生活。这在当时叫做“私鞋”，是不允许的，但已管不了这么多了！靠做“私鞋”，我家才渡过这个难关。在这过程中，原来只会“绱沿条”的我，跟着父亲，学会了做皮鞋全套技术。我相信，如果工厂倒闭，也能依靠这手艺养活了。不过，熬过了一段时间，厂里又开工了，我的生活又回到那原来的轨道，了无生趣。

在那些苦闷乏味日子里，与小Q的通信，成为我生活的重要内容。在我见过的女孩中，她无疑是长得最美的。在她参军前，我与她仅仅在厂里讲过话，并没有其他来往。我似乎感到，对她这样的女孩，我只能站在远处偷偷地欣赏。当她参军后，我给她写信，她很快就回了信。在信中，她详细讲述部队生活，关心厂里的情况，希望我在家乡有好的前途。看过她的信，我感到很受鼓舞。从那以后，她的信，一封比一封写得好，说明她在部队进步很快。她的来信，总是给我带来喜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来信，间隔时间越来越长。为此，我经常去小Y家，打听小Q的近况。

小Y是个性情文静、容貌端庄、身材苗条的女孩，话语不多，但在别人不经意时，又会说出几句机敏、俏皮的话，像针一样扎人。她的家庭环境有点特别。她爸爸长期在外地工作，平常家里只有她和她妈妈。随着与她见面的增加，我越来越喜欢去她家，与她聊小Q，聊工场的事。知道她在家比较孤单，经常送书给她看。刚去她家时，她妈妈对我很热情。我们在屋里聊天，她妈妈就串门去。我离开时，她妈妈会叮嘱，有空来啊。那段时间，我与她有过平静的交往。我把她的家，当作宁静的港湾。

但是，去她家次数多了，我越来越多地想来到她身边。我感到，自己渐渐喜欢上她了。但此时，她妈妈看到我去，态度变得冷淡。而且，这时我敏感到，她似乎也变得冷淡。对此，我感到异常的恐惧，似乎像落水的人，生怕失去这情感上的唯一稻草。几次去见她，几次想说出心里的话，但她似乎意识到我的想法，极力躲避。

为此，我感到悲哀，认为自己的嘴太笨，不会追求，不善表达。于是，我给她写了一封长信，讲述了对她感情的历程，讲述了在她身边度过的那些难忘的时光，讲述了她给我感情上的慰藉，以及她最近对我的冷淡，给予我的打击……然后，就是等待，等待着她的回音。但，最终等来的是我的原信，是既无一字、也无一声的答复。

1974年我在杭州六和塔

转眼到了1976年。对于中国，对于中国人，这是难忘的一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所有人为之震惊。我所在的鞋厂、居委会，许多人自发地赶制花圈，佩戴黑纱，摆设灵堂，温州城各条街上挂出了悼念标语。4月5日清明节，五马街的墙上贴出了许多诗歌、挽联。很多人通过怀念周恩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但上面很快就抓“天安门广场事件”了。那几个月，董必武、康生、朱德接连逝世。接着，吉林坠落陨石，7月28日唐山发生强烈地震。社会上人心惶惶，谁都感到要出大事。果不其然，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听到这个噩耗，我与周围的人很多人一样，心头有种空落落的感觉：毛主席代表了一个时代，他去世了，一个时代结束了，将来会是怎样呢？谁都不知道答案在哪里。

在人们普遍惶惶不安中，大约10月10日，社会上流传一个消息：“四人帮”被抓了。开始时，我听了还将信将疑，担心这只是谣言，但心里希望这是真的。很快，有人在人民广场贴出了“打倒四人帮”的标语，也没人管。10月21日开始，全国各地纷纷举行声讨“四人帮”、欢庆胜利的集会游行。大多数人都感到，国家有希望了。这之后，全国掀起了揭批“四人帮”运动的高潮。广播里，问候语由“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革命同志们”改为了“听众同志们”，最高指示逐渐播得少了，每晚广播结束前，又播出了刘天华二胡独奏曲《良宵》……

年初，父亲从温州皮革厂退休，大弟顶替进厂工作。不久，温州第四鞋厂向父亲提出返聘要求。父亲答应了，但要求让我妹妹进该厂工作。第四鞋厂属于大集体企业，比原来朝阳工场要上一个台阶。这样一来我们兄妹仨都有了稳定的工作。

那段时间里，我的许多同学、工友、朋友先后都恋爱结婚了。而我对此根本不敢奢望。不是我不想，而是受制于家庭条件。在认识的女孩中，有我喜欢的，稍一接触，看不到发展关系的可能。几次为我介绍的对象，都因为不满意我家的条件而告吹。那时，随着妹妹和大弟上班，家里经济情况比以往宽裕一些，可住房问题仍然没法解决。小小的一间半房子，一家六口人住，已紧紧巴巴，哪有我结婚的地方？

大约1976年底，厂领导把我调到了机修车间，师兄弟都有些羡慕，认为厂里要培养我。原来在蒸锅皮鞋车间，无论“磨边”，还是调去裁切“皮鞋布里”，基本属于简单手工活儿，而到机修车间干钳工，属于技术活儿。干钳工，一方面要学习掌握切、割、锉、钻等基本功；另一方面要学会看图绘图，而这需要起码的初中数学基础。为此，我不得不从头学起，用了不短时间，下了很大功夫，才慢慢适应工作要求。1977年征兵，厂里有名额，但我已经超过了报名年龄，只能怀着羡慕的心情，与师兄弟们一起送师弟卓小山参军。

1977年下半年，机修车间来了一位新人，他名叫钱琳，比我大几岁，顶替他母亲进厂。我与他一见如故，工作之余，我们常在一起交谈。从交谈中，我了解到，他上过中学，下过乡，在农村当过老师，教过英语和数学。他告诉我：比起英语和数学，他的文科更好，在文学创作方面，自认为很有天赋。在学校时，曾因读书不认真、顽皮贪玩，受到大会批判、被开除出少先队，但作文写得相当好，曾当面写给老师看，老师看完后，当场作为范文，读给全班同学听。他说，这么多年，他一直坚持写作。为了丰富生活经历，他体验过很多工作。下乡后，种过田掏过牛粪；当过农村中学老师；为了云游四方，他当了多年的社办企业的供销员。

听了他一席话，我觉得，钱琳确实是个不同寻常的人，也是我的生活圈里第一个出现的文学爱好者，一个可作为良师益友的人，今后一定要多与他交往，请他给予指点，从中得到帮助。那段时间，我经常去他位于城西翠微山脚的家里，促膝聊天，交流对人生、对社会、对文学的看法。随着我们交往的密切，他把自己翻译的马克·吐温的《汤姆历险记》稿，交给我抄写。我也把自己写的东西，送给他看。他看过后，给了许多中肯的指导。

10月的一天，我从厂里下班，路过信河街市邮电局门口，在报刊上看到，教育部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心里顿时百味杂陈。上大学，曾经是我少年时代的最大理想。可“文革”打碎了这一切想法。现在高考恢复了，但被“文革”耽误的时光不能复返！虽然感到沮丧，我的内心还是燃起了希望。我开始了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了自学之中。

就在我埋头自学时，家里出了件大事。当年11月，我父亲因长时间咳嗽不止，去市第二医院就诊，被医生诊断怀疑患了肺癌，建议去上海复查。我和母亲陪送父亲去上海复查。12月，当许多年轻人走进高考考场时，我正陪同父亲在上海几个大医院奔忙。经上海多个医院诊断，确认父亲患了肺癌。回到家乡，父亲病情逐渐加重，直至卧床不起，不久就病逝了。

待办完父亲的丧事，生活逐渐恢复平静后，我重新拿起书本，开始自学。无论上班，还是回家，脑子里整天转悠的是有理数、无理数、因式分解、一元二次方程、主谓宾定状补、之乎者也吾尔汝等等。潜意识里觉得，多学点知识，将来能用得上，总有点好处。同时，我在厂里，经常向钱琳请教数学和写作方面的问题。我看了他的一些小说、散文，受到很多启发。

自高考制度恢复后，上学读书成了社会热潮和时髦。一段时间里，各式各样文化夜校、业校、补校应运而生。每当华灯初上，年轻人成群结队，挟着书本急匆匆奔向学校。钱琳在街道办起了夜校，自任校长兼教师。由于报名的人多，而师资缺乏，他就与我商量，能否去教语文课。我没有答应，心想自己连小学都没毕业，哪有资格当老师？他告诉我，当年他只读过几年初中，就敢在农村中学当老师，而且教得一点不差，以我的语文水平，在夜校教课没有问题。

经不住他再三劝说，我只好答应试试。于是，我对要讲的初一语文课，做了许多准备。没想到，到了上课前，钱琳临时调整，让我去教初中数学。那完全是赶鸭子上架！我本来就不善口头表达，又是第一次上讲台，讲的还是自己并不擅长的数学，那效果显然不可能好。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我以厂里派我参加市委“一批二打”工作队为由，坚决辞掉了夜校教学的事。

温州市委从全市各单位抽调人员组成工作队，进驻一些街道工厂。我与厂里其他三位同事被抽调到工作队，进驻反修公社。作为市委派出的工作队，权力很大，在进驻单位，可以对经济案件嫌疑人进行审讯和外调。在工作队那段时间，我没有放弃自学，在外调时也带着书本和习题。7月20日至22日，1978年高考举行，而此时我被工作队派到杭州一些乡镇调查经济案件。

不久，我得知棋友谷传省考上了浙江师范学院，受到很大的刺激。我知道，他只上过小学，下乡后自学数学，在农村中学当上了数学老师。从他身上，我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他能考上大学，难道我就不行吗？我是否应该努力去试一下？这也许是通向梦想唯一的道路！

1978年9月，我报考了温州六中高考文科复习班。经过几个月的学习，我各门功课都取得较大进步。通过几次考试，我的语文、历史、地理取得较好的成绩，觉得数学如果加把劲，是可以参加高考拼搏一下的。

1979年春节后，温州六中高考复习班进行了分班，我因成绩较好被分在白班，需要白天上课。正在为难时，温州市委宣布“一批两打”工作队工作结束，我回到了厂里。没想到，厂里突然决定把我的工作，从原来的机修车间，调往来福门车间工作，去做血压计气囊。开始，我对此无法接受：过去几年，我因工作努力，表现突出，被评为厂里的先进工作者，出席市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又被派往市委工作队。回厂后，同去的三位同事，都安排到较好的岗位，我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受到这种不公平的对待！后来一想，去来福门可以上夜班，正好能够白天上课。厂里这次决定，坚定了我参加高考的决定。我服从了调动，并将上班时间全部调整为夜班。从那时到高考几个月里，我简直是在玩命，每天午夜零点上班，早晨五六点钟下班，睡几个小时后开始学习，上完复习班，稍稍休息又去上夜班。

经过半年多的奋力拼搏，我参加了1979年的高考，并一举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终于告别了十多年工厂生涯。

从此，我走了新的生活之路。

2022年3月22日

修改于北京甜水西园

邹锡明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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