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 | 邹锡明：我是同学中极少穿皮鞋的人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邹锡明，1954年出生于浙江温州。文革小学没读完就失学，当过10年工人。1979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83年毕业分配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历任主任科员、副处级调研员。1993年调至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历任处长、副司长、巡视员。2014年退休。

原题

童年回忆

我的小学琐忆

作者：邹锡明

1960年上半年，我从幼儿园被父母接回了家。不久，就到了小学报名时间。离我家最近的，是四营堂巷小学。其前身为1903年在四营堂（尼姑庵）创办的吉士小学堂。当年温州许多学校，都是由寺庙或道观改建的，如三官殿巷小学、瓦市殿巷小学、天妃宫巷小学等。

那时上小学，报名过程很简单。我自己跑去报了名，老师问了姓名等问题，我一一回答，就通过了。没想到，开学那天，却出了差错。刚在教室里坐下，上来一位老师说：按照学校要求，今年要核对每名学生年龄，请同学们回家取户口簿。听老师这么一说，我没多想，赶紧跑回家，从床头柜抽屉里，找到户口簿，跑回去，乖乖地递给老师。那老师看完后，说我年龄不足7周岁，今年不能入学。听老师这话，我很失望，但又不知说什么好，只得耷拉着脑袋回家。

母亲下班回来，听我说了这情况，安慰我，没关系，明年再上吧。父亲数落我，“你怎么这么老实，你不会说，户口簿找不到吗？”

父亲说得很对，有几位同学，出生年月跟我差不多，谎称户口簿找不到，老师也让他们上学了。可世事难料，他们早上了一年学，“文革”中，因为已是初一学生，属于“知识青年”，很多人被动员去“上山下乡”。老实人经常吃亏，但老实人偶尔也占便宜。

我在家待了一年。母亲有空，教我认字。由于家庭原因，母亲只念过三、四年小学，凭着自己的努力，她认识了许多字，能够看书写信，在她的朋友同事中，也算是个小知识分子了。也许从小受家庭的影响，也许从自己的经历体验到，母亲深知读书学习的重要性。虽然母亲不知道什么叫学前教育，可在我上小学前，她有空就教我认字，教我写自己的名字。我经常把父亲用过香烟壳，拆开弄平，在上面写自己的名字，写学会的字。

第二年，我终于如愿上学了。开学第一天，我背着母亲亲手缝制的小布书包，高高兴兴地去上学。从我家下楼，步行几分钟，就到学校。四营堂巷小学，大门朝南，正对面有一小操场，西南面耸立着一座七层砖塔。从校门进去，门厅右手是传达室，左右各两间教室，隔着天井，对面也各两间教室，这里是低年级的教室。从中间进去是一大操场，是学生们上体育课，或下课后游戏、嬉闹的地方。靠南边教室墙边，有棵大树，树干粗壮，枝繁叶茂，下雨天时，会流出胶状树脂。靠西边，是一座木质两层老楼；正北面是三层新教学楼，校领导办公室、教研室在一层，中、高年级教室在二楼和三楼。

我被分到一（2）班，在大门右边第二个教室上课。班主任、语文老师都是蔡老师，她的儿子也在我们班里，以后我与他成了好朋友。蔡老师把书本和作业本分给同学，教室里顿时弥漫着好闻的油墨味。打开语文课本，前几课是“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大、小、多、少，上、中、下，丈、尺、寸”等等。后边才是汉语拼音，“a、o、e、i、u、v”。很长时间，我误以为“毛主席”是一个人的姓名，“共产党”则是另外一个人的姓名。因为在家认识许多字，感到读书很轻松。

二年级时，我们班的教室，换到中间木楼一层，班主任和语文老师，改由孙仙容老师担任。孙老师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年轻热情，工作认真负责，教课生动形象，对学生关心爱护。我喜欢上语文课，某种程度是受了她的影响。

班里的同学，大多住在学校周围的巷弄里，都是普通平民家庭的孩子。跟我最要好的林培新和林建中，住在对面小巷里。林培新的父亲是市小商品公司供销员，走南闯北，见识很广，家中常年订阅《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等杂志，还有许多书籍。我特别爱去他家，因为可翻阅这些杂志。他家隔壁，住着他伯父一家。南边有一个小花园，里面栽着葡萄藤，种了多种花卉，摆了许多盆景，还养了几大缸金鱼。我喜欢到这小花园里，看花看鱼，看他伯父在花园忙碌收拾。

林建中家，就在林培新家后门对面，三间平房，很是宽畅。听说他父亲，解放前沿街吹小号、卖雪花膏，解放后进厂当了工人，不再吹小号。后来，温州人办红白喜事，盛行请乐队，他父亲又重操旧业，经常去吹小号，赚点外快。

班里许多同学家，就在百里东路街上，一楼开店，二楼居住。其中，李秀琴家，开点心店，卖馄饨、米面，还有豆浆、油条。陈冬兰家和陈光中家，开的是打铁店，从门口走过，就听见叮叮当当的打铁声，看见四溅的火花。

我们班还有个现象，比较少见，共有四对兄弟姐妹：陈小模、陈小珍姐妹，陈春朝、陈春传兄弟，叶玉林、叶林恩兄弟，还有章鸿谋、章丽丽兄妹。

每周三下午，自学时间，每个组（小队）集中到其中一位同学家写作业。当然，这个同学家一般比较宽敞，起码有张大桌子，我家从来没有做过小组学习场地。

那时最高兴的，是下课后，与同学们在操场上玩“老鹰抓小鸡”、跳绳。冬天，同学们经常贴着墙壁，相互挤着取暖。放学后，我和同学们经常到校门对面的小操场踢球玩。砖塔边，那户人家在门口摆了个摊儿，卖各种文具和零食。如果我们手中有几分钱，一定会送到那里去。

有一阵子，我和林培新，还有林建中，喜欢上了钓鱼。我们用细毛竹做成钓鱼杆，用细钢丝弯成鱼钩，装上鱼线。不上课时，一起跑到九山湖边，钻进菜地里，挖蚯蚓做鱼饵，然后坐在河边钓鱼。有时钓鲫鱼，有时钓河虾。

相比较，钓河虾比较容易，也很有趣。趴在河边，就能看到河虾，躲在水下石缝里，探出两只大钳子。在鱼钩上，穿上紫红色的蚯蚓，慢慢放到河虾的钳子前，那傻虾会伸出钳子，夹住鱼饵，往口里塞，这时顺势一提鱼线，一只大虾就钓到手了。

我们都知道，下雨天容易钓到鱼，经常冒雨去钓鱼。有一次雨天去钓鱼，我的衣服被淋湿了。回来怕母亲数落，去林培新家，在煤球炉上烤，一不小心，衣服被烧了个洞，吓得不敢回家。想了个办法，剪了块橡皮膏，贴在破洞上，用蓝墨水涂黑。最后，当然没能蒙混过去。不过，母亲只数落我几句，剪了块蓝布缝上去。

小学期间，我各门功课成绩都不错。可不知为什么，期末成绩单上，总有“要克服骄傲自满”这么一句评语。大概这个原因，直到三年级，我才加入少年先锋队，戴上红领巾。新的红领巾，我不爱戴，怕人说是新队员，经常洗红领巾，尽量让它显得旧些。

在小学里，我很喜欢上音乐课，也喜欢唱歌。当年唱过的许多歌曲，如《美丽的花儿向太阳》《梦见毛主席》《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快乐的节日》《高高的兴安岭》《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等，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快乐的节日》开头是：“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向我们……”《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前几句特别优美，“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多少年来，这些儿童歌曲的优美旋律，时常会在我的脑海里响起，只要唱起或哼着这些歌曲，心情就会变得愉快。

在整个小学期间，我只参加过一次文艺演出：与全校参加合唱的同学一起，穿上白衬衫，戴上红领巾，擦胭脂，涂口红，排队前往八一体育场，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首歌后来成为新的《中国先锋队队歌》。

那时，上学很轻松，放学后基本没作业。我有时间就找小人书（连环画）看。我父亲识字不多，但喜欢看小人书，特别是《三国演义》《水浒》这种历史题材的，有时在厂图书室看，有时带回家看。每次他看过后，我就拿过来看，越看越着迷。后来，我经常去小人书摊去看。

离我家不多远，有两家小人书摊。一家在百里坊口西北角，另一家在八字桥百货公司东边。只要有几分零钱，我就跑到书摊去，挑几本书，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小人书摊，摆设都差不多：一间房子，几个书架靠墙排开，每个书架打上四五个横格，每个横格，并排放着一本本小人书。每本小人书用牛皮纸封上，上边写着书名。从书架上，找到要看的小人书，坐到对面长凳上，慢慢地翻看，整个人沉浸到故事里去，时间过得特别快。

在小人书摊，我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小人书既有图，又有字，既知晓了故事，连猜带蒙，又帮助认识了许多字。为了能多看小人书，我常把家里的牙膏皮、桔皮，积攒起来，从收废品的手中，换得几分钱。

上三年级后，我经常与同学一起，去华盖山市少年宫借书看，先后看了《小布头奇遇记》《宝葫芦的秘密》等读物。到高年级，我已经看过很多小说，如《红岩》《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和《野火青春斗古城》《红旗谱》等，还有《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系列革命回忆录，后来又看《三家巷》《苦斗》《苦菜花》，再后来就看《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封神演义》，以及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地心游记》《八十天环游地球》等。这些小说，大多数是从父亲、母亲厂里的图书室借阅的，有的是同学之间交换着看的。因为酷爱看书，有时会因在课堂上低头看书，被老师叫起来；上体育课，一有自由活动，我就溜回教室看书。在家里，一有空，就躺在床上看书。从那时起，我就养成了爱看书的习惯，培养了对文学的兴趣。幸运的是，虽然痴迷看书，但我的视力一直不错，没有近视。

从小起，我的好奇心就强，遇问题总想搞个明白，所以特别喜欢看《十万个为什么》丛书。在这套书中，我的许多疑问都能得到解答。我还喜欢看科普杂志，开始看《我们爱科学》，后来常去林培新家，看他父亲订阅的《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从中知道了许多课堂上没教的知识。我现在仅有的天文知识，都是那时学到的，什么黄道、白道，大熊星座与北斗七星，小熊星座与北极星、猎户星座及昴星团、天狼星、金牛星，天琴星座及仙后座等等。有段时间，我经常在夜里，仰望天空，按照星图，辨认星座与星星。稍大一些，我还照着《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的图纸，自制了一架简易天文望远镜，深夜在屋后架起来，观察月亮，发现月亮表面竟然坑坑洼洼，有些失望！

那个时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两本书，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本是《科学家谈21世纪》，由郭沫若题词，李四光、华罗庚、茅以升、高士其等25位国内著名科学家撰文，内容包括地球物理、医学、原子能等几十个自然科学领域，展望了未来科学发展的远景，阐述这些学科发展对人类的影响。另一本是《奔向明天的科学》，由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作序，茅以升、郑文光等撰写科普文章，所讲的都是当时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和对未来科学的展望，其题材广泛而新颖，从无轮汽车、光子火箭、生物冶炼到电子医生等。从这两本书里，我知道了苏联的火箭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知道了什么是第一、第二、第三宇宙速度等等。大量书籍的阅读，丰富了我的知识面，开阔了我的视野，更激发了我看书的兴趣。

除了书籍外，帮助我增长知识的，还有广播匣子（有线广播）。那时，市里有广播站，大街小巷都有广播匣子。我家对门屋檐下，就挂着一个广播匣子，每天分别用普通话和温州话播报。从小起，我从无意到有意，养成了收听广播新闻的习惯。记得那时晚上，我都是听着广播里传来的刘天华二胡独奏曲《良宵》的旋律，才渐渐进入梦乡的。

在小学里，最令人兴奋的事，就是学校组织去看电影，有时去古厢巷的瓯江电影院看，有时去解放路的解放电影院看。给我印象最深的，低年级时，有《大闹天宫》《马兰花》《宝葫芦的秘密》等。到了高年级，我们男孩子就爱看打仗电影，如《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林海雪原》，《红日》等。看了《铁道游击队》，特别佩服老洪（刘洪）的勇猛。看过《平原游击队》，用铁丝弯成手枪，模仿电影中李向阳的动作，或者模仿其中的台词，“世界形势是这样的……”。看过《地雷战》，纷纷做起“土地雷”，先用铁丝弯成弹弓形，中间绑上皮筋，拧紧后，用另一根铁丝别住，在地上挖个坑，把那“地雷”放进去，上面也用土掩埋好，铁丝系上细绳，躲到远处，等其他小孩来，一拉走铁丝，皮筋弹开，泥土崩溅，吓得他们一跳，而我们则笑成一团。男孩子们多数不喜欢《五朵金花》《刘三姐》这种电影。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思想性与艺术性挺强，许多歌曲、舞蹈都很优美，对我们影响很大。

那时流行的歌曲，绝大多数是当时的电影，如《地道战》《洪湖赤卫队》《红珊瑚》《农奴》《红日》的插曲。由于歌词通俗，旋律优美，容易上口，听了几遍，就能一字不差地唱下来，至今忘不了。如《地道战》：“太阳出来照四方，毛主席的思想闪金光……”《农奴》：“喜马拉雅山，再高也有顶；雅鲁藏布江，再长也有源；藏族人民再苦，再苦也有头……《红珊瑚》：”一树红花照碧海，一团火焰出水来……“那时，每部电影放映后，在电影院门口，或街头小摊上，都有那种黑白照片出售，上面印着电影剧照与插曲简谱歌词。如果有零钱，我几乎每张必买，收集了许多张，可惜后来都丢失了。

所有这一切，都给少年的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影响。

上世纪六十年代，社会风气比较朴实，老师与学生及家长相处融洽。班主任经常到学生家做家访，家长能够及时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学校很关心学生健康，春秋季节交替之际，学生容易伤风感冒，每天上学时，都有值班老师在校门口，给每位学生口中喷药。隔段时间，学校就组织学生去电影院看电影；春天组织春游，秋天组织秋游。

记得我第一次去最远的地方，就是学校组织到茶山春游，是在吴桥乘船去的。在茶山，我第一次看到树上挂果的杨梅，感到非常新鲜。另一次春游，是去江心屿，第一次坐在渡轮上，看着滔滔流淌的瓯江水，看着渐渐靠近的江心屿，感到十分惊奇。学校还组织我们参加秋收劳动。有一次，我们去矮凳桥，在田里挖芋头。有一次学校组织去蛟翔巷的温州纺织厂参观，回来后我写的作文，还得到了孙老师的表扬。

自从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后，每年3月5日，学校组织学生学雷锋，做好事。做得最多的，是上街扫地，还有积肥，即把家里烧过的煤球灰，积攒起来送到学校去，最后送到郊区农田。

在小学里，由于家庭条件差，穿的衣服，用的文具比较差。但我也有引以自豪的地方：我是同学中极少穿皮鞋的人。小时候，我特别盼望春节到来。因为，过年，我就能穿新衣服和新皮鞋了。记得许多个春节前的夜晚，我在睡梦里醒来，看见父亲忙着为我与妹妹、弟弟做皮鞋。大年初一，我们起来，就能看到摆在桌上的新皮鞋。另外，我有一把特殊的铅笔刀，是父亲用削皮小刀改制的，他还用硬皮革，做了个漂亮的刀鞘。这铅笔刀既锋利，久用不钝，不用时可插进刀鞘，比所有同学的铅笔刀，锋利得多。

那时，每个家庭都有好几个孩子，父母亲对孩子管得不严，也从不要求课余还要学什么。二表哥从杭州大学物理系毕业，适逢国家搞精简，他没能留在杭州，也没分配到温州，而是孤身一人，被分配到平阳第一中学当教师，并在那里成家。二表哥有机会来温州，一定来看望母亲，记得还给我送来积木、钢笔。母亲似乎很早就意识到，我要摆脱原有生活环境，读书是一条重要的道路。她常常以二表哥为例子，讲他怎么克服困难考上大学，让我好好向他学习，将来争取去读大学。

当时，读小学的我，没有意识到政治形势开始变化。历次政治运动，对我们这样的工人家庭，没有太大影响，家里人对政治问题既不敏感也不关心。国家大事，我只是偶尔从广播里，或大人们议论中，听到一星半点，什么反“右派”“九评”“反修”“四清”等，也不大在意。后来，看电影《年青一代》，感觉杨在葆饰演的萧继业，无私忘我，达式常饰演的林育生，自私小资，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至今还记得，这部电影主题歌《我们是年青的一代》，歌词中有“我们是年青的一代，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尖兵，为了创造美好的未来，把青春献给人民。我们不做温室的花朵，要做暴风雨中的松柏……”再后来，看电影《家庭问题》，里面的父子，嘴上经常挂着阶级斗争，感觉到他们家庭气氛有些异样。

父亲和母亲从厂里，领来印有毛主席语录、红底白字的标语，贴在家里墙壁上，上面写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天天听着这些，看着这些，我隐约感到社会氛围有些变化，但究竟是什么变化，并不清楚。

那一年，《毛主席语录》出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从军队扩展到社会各方面。记得那次，学校组织全体师生，去墨池坊市委机关大院，领《毛主席语录》。天下着雨，全市来领书的工厂、学校很多，队伍排成了长龙。我们排了好长时间的队，身上都被淋湿了，才领到与书本一样大小的《毛主席语录》，怕被雨水打湿了，只好用衣服遮盖着。回家后，我就感冒发烧了。母亲煮了红糖姜汤，一边给我喝，一边埋怨：学校不该下雨天让孩子们去。那段时间，经常看《毛主席语录》，还记得扉页上，有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书中的语录，看起来新鲜，读起来朗朗上口，虽然不大懂，但都记在了脑子里。多少年后，许多语录，只要说个开头，我不假思索就能背出全句。可以说，《毛主席语录》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1966年上半年，我上小学六年级了。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但当时，普通老百姓，包括我的父母亲和他们的工友们，还有周围邻居，对此并不关心。文化本来离我们就很远，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要革命，更没去想，它对我们家庭、每个人的生活，会带来什么影响。

不久，听说温州地、市委向温州医学院、温州师范学院及几个中学派了工作组。接着，外地传来消息，北京大专院校学生成立红卫兵组织，走上社会，“破四旧”“立四新”。温州市各学校纷纷效仿，成立红卫兵组织，走上街头，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捣毁城市人民公社、学校、街巷、医院、商店的招牌和路牌，更换成有“革命意义”的名称。五马街改为“红卫路”，温州第一医院改为“工农兵医院”，五马中学改为“红卫中学”，连四营堂巷小学也改为了“庆胜小学”。

这期间，大街小巷，红卫兵到处查找、焚烧古籍、字典，捣毁古建筑，破坏名胜古迹。四营堂巷小学对面，那座七层砖塔也被拆掉，变成一堆破砖头。金宅大门上的砖雕被砸了。我们学校的墙上，贴出了针对校领导的大字报。高年级的学生模仿中学生，成立“红小兵”组织，跑到居民家里“破四旧”，看见旧书、高跟鞋、旗袍等所谓“封、资、修”东西，就抄了回来。教室里堆满了“旧书”，操场上经常放火烧“四旧”。见这情况，我把家里象棋扔了，把筷子筒砸了，把几本小人书烧了，只有《奔向明天的科学》和《科学家谈２１世纪》两本书，舍不得烧，藏到床铺底下。

那段时间，走在街上，经常看到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被红卫兵戴上高帽，游街示众。小学对面塔边小店的女店主，被剃成阴阳头，胸前挂着高跟鞋游街，那样子十分的滑稽。

不久，学校里开始“停课闹革命”。我小学没有毕业，就与千千万万的学生一样，离开了校园，失去继续读书的机会。

2022年2月12日

于北京甜水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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