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丨郝寒冰：1969年，校园“刺头”恩仇录

郝寒冰新三届 2023-08-31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作者青年时代
郝寒冰，1954年出生，1969年底下乡，1970年底进工厂，1978年秋考入大学，当过翻砂工、车工、教师、编辑，政府机关退休公务员。系宁夏作协、美协会员，曾任宁夏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等部门客座教授。

原题

一九六九师生恩仇

作者：郝寒冰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说起当年二中的英语老师杨绍宽来，是颇有些名气的，现今许多六七十岁的人都曾是他的学生。大家都对他一口正宗的牛津口音佩服得五体投地。提起他来，最常用的一句话：那可是个“人物”！不过对我而言，还要多一句话：他是我的班主任。

1969年3月，复课闹革命，银川二中开学，当时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学校按照军队建制，年级叫连，班级叫排，我被分配到一连三排（三丙班），班主任老师就是杨绍宽。

杨老师那时不到40岁，身材高大健壮，天庭饱满、地壳方圆，小腿肚子略有些弯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底气十足，任何时候腰板都挺的笔直，加上举手投足之间也有些许风度，颇有几分当时最流行的样板戏《红灯记》里英雄人物李玉和的味道，与绝大多数传统意义上的中学教师的身材瘦弱、戴着眼镜的形象完全不同，很是另类。

好多初来乍到的同学怕他，因为他体壮如牛——当然这是笑话，真正的原因是他具有一副不怒自威的外形。但是我却并不畏惧，其实我早就认识他。

1966年盛夏，我作为最后一批考入银川二中的学生，踏进了校园，正赶上“16条”公布，“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云霄，红卫兵崛起，与“工作组”对着干的同时，打鱼捎鳖，把那些有各种政治和历史问题的老师也一网打尽，杨老师也被整了个够呛。

大字报上说他出身反动官僚家庭，五十年代在中央某部当翻译，因为家庭出身和政治方面等问题受到处分，下放到宁夏。大字报说的究竟是不是事实我们不清楚，听说其妻也与他离婚，有个儿子也被带走，总之很是狼狈。我那时什么也不懂，胆子又小，看那些高年级的学生批斗老师挺害怕的，有一个二杆子竟然掏出一把削铅笔刀子在杨老师腿上划了两下，当场就把裤子划烂了，伤着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

进入深秋之后，红卫兵开始杀向社会，把斗争矛头直接对准了以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杨静仁和人委副主席马玉槐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时，二中挨整的老师们纷纷得以解脱，与学生一道参加大串连。11月初，学校组织由初一年级6个班各班精选的100名学生外出串连，我非常荣幸，被所在的一（1）班去推荐上了。

去哪里呢？在一个大教室里开会研究，主持人是本次行动的带队老师，杨老师应该是个头头。到底去哪里串连？每人都有发言权，七嘴八舌的，有的说去北京，有的说上海，也有说去广州，又说去韶山、延安，还有的说去西藏、新疆。总之越远越好，趁机开个眼界。但是有一个中心话题是一致的，那就是无论去哪里，不管是开头还是结束，必须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否则的话，串连就没有意义！之后决定举手表决，用现在的时髦话说，就是“全民公决”！

最终目的地定在了武汉，为什么要去武汉？杨老师作了这样的解释：毛主席是在武汉畅游长江，并由此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这个城市意义特殊；其次，这里位于国家中心，九省通衢，去了以后还可以根据形势发展再做打算。当然，首先我们得去北京，因为当时宁夏出省的火车只有京包铁路，而且没有银川直达北京的火车，只能跑到包头，必须在那里换车才行。像169、170次列车那是1970年才正式开通的。大家觉得杨老师说的有理，一致同意。我之所以啰里啰嗦的说这段往事，意在说明杨绍宽老师头脑清醒，说话在理，并且颇有凝聚力。

长话短说，我们很快到了北京，以后的形势发展非常艰难，整个国家陷入混乱和失控之中，我们一半是被困住走不动了，一半也是赖着不想走了，在首都一待就是20天，在获得了被毛主席第七次（11月11日）和第八次（11月26日）两次接见的殊荣之后，被几位老师平安带回银川！

现在回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我的印象中，杨老师是这支队伍的领头羊，整个活动过程中，做了大量穿针引线和解释、说服工作。比方从银川一上火车就面临乘客爆满的局面，两个人的座位上竟然挤着七八个人，而且从坐下就再别想动弹一步，车厢里已经是水泄不通。

杨老师命令我等小个头抓住机遇抢先一步钻进了座位底下，一路睡在地板上，直到包头，少受了多少罪。当然，也实话相告，由于困如斗兽，无法上厕所，而且厕所也早已经被人占领反锁了门，干脆就进不去，所以小便直接就往裤子里尿，幸亏没有拉屎，要不那可就惨了。

从北京返回的时候，我也学贼了，与几个人先下手为强，直接钻进了厕所，就地坐下，扣上门鼻，任外面敲死不开。火车半夜三更到银川站后，杨老师点名，整整100名学生无一缺漏，之后又怎么日鬼来了2辆公共汽车，把我们拉到邮电大楼放下，老师们才回了二中。

有同学问，那杨老师还记得你不？我说开什么国际玩笑，都两三年了，他早把我忘记了，当然这也是正常的。谁知不是那么回事，刚报到的当天，为了一件什么事情，我在教室门前骂了一个女同学一句很脏的下流话，正好被杨老师听见，他来一句：“郝寒冰，我印象中的你可不是这个样子！”我那时已经被“文革”的歪风邪气所熏陶，有些蛮不讲理，来了句：“你又不认识我！” 杨老师眼睛一瞪，很可能是在心里一咯噔：当年还算老实的一个娃娃咋就变成这样了？摇了摇头进了教室。从那时起，我就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我完蛋了。

很有可能就是在这种潜意识的作用下，后几个月我的表现确实不佳，迟到，早退，逃学，骂人，打架，搞怪，恶作剧······大概是开学后的第三天吧，杨老师让每个同学写两篇作文，一篇议论文：学习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体会；另一篇是记叙文《宁夏的文化大革命》，要求都不要太长，前一篇只要写清楚一个观点就可以了。后一篇要结合个人实际，言之有物，次日交卷。

回家以后我想了半天不得要领，从小我就不怕写作文，问题是老师要干什么？最后我请教了老同学C，他说前一篇是老生常谈，没什么新意。关键是后一篇，可能是想通过写作文的形式掌握我们在“文革”中的政治表现和现实态度，为下一步考虑。我问什么是“下一步？”他说比方参加红卫兵呀、入团啊、分配工作等等。当然，C又说，也不排除通过写作文的途径，了解大家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我一听有理，赶紧回家点灯熬油连夜撰写。可是又遇到新的问题了，《为人民服务》的体会随便抄了一篇完事，《宁夏的文化大革命》头疼了，按照当时的政治形势，宁夏的造反派组织“总指挥部”因为发动了“1·27”夺权，得到了中央的肯定，称之为革命行动，此时正全面掌控自治区的党政军大权，二中同样如此。那时谁要不服气胆敢攻击造反派，就是现行反革命。所以大家都说自己坚决支持造反派，惟恐被人抓住把柄带来不测。

问题是我家恰恰都是所谓的“保皇派”，是“总指挥部”的死对头。我恨死了造反派，从一开始参加的就是被称之为“三字兵”的“红卫兵总部”，与后来参加夺权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势不两立。虽然后来“红卫兵总部”被造反派搞垮了，但梁子算是结下了。

想来想去，去他妈的，编吧，假话谁不会说？我就在这篇作文中极力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支持“总指挥部”的人，把造反派美美的夸赞了一气。写着写着，我把我自己也给绕糊涂了，似乎我真的变成了造反派，写到高兴之处，我来了一句“1967年1月27日，具有‘9·25’造反精神光荣传统的‘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夺了杨、马黑帮的大权！”后面又写了一些什么都记不得了，反正是密密麻麻写了两页稿纸，按时交了卷。

不几天，我注意到杨老师在不同的场合下连续多次提到“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词，我就非常得意，认为老师一定是从我写的那篇作文中唤醒了对这句形容词的记忆。但很快就认识到，老师学富五车，知识面非常浑厚，英语专业功底扎实，有一次无意间听到另外一位英语老师说，英语里原本没有“红卫兵”这个词，怎么翻译、并向国外介绍这个名称，曾经让有关部门颇费了一番脑筋。后来询问了很多专业人士，其中包括杨绍宽，他直言不讳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被上面采纳，最终被翻为“Red Guards”，成为极具中国特色的英语词汇，也算是为堂堂的大英帝国做出的独特贡献吧。

有的同学不相信这事，曾在课堂上当场问过杨老师。他并不否认，还不经意地透露出1950年代曾经给“大首长”当过现场翻译。我们马上就问“大首长”是谁？他不做正面答复一笑了之。下课后我们分析，不是毛就是刘，毛他不便说，刘他不敢说。后来得知，还真猜对了！

这时，我才认识到，老师不简单，公允的说，与之相比，他是一棵大树，我是一棵小草。按常规说，既然认识到了老师能耐，那就应该端正心态，虚心求教，当老师合格的学生。可是，我却偏偏相左而行：你说东，我就往西；你说南，我就朝北！做了许多坏事、蠢事。现在回想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主、客观原因恐怕都有：

一是整个国家处于大动乱之中，是非颠倒、香臭不分，我们都跟着学坏了，动辄就以“造反有理”为指导思想，管求你是谁，看谁不顺眼就和谁对着干，有本事你把老子杀了？二来是看不起知识分子的意识在作怪。一个文化大革命把读书做学问的人统统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变成了“臭老九”，工农兵全面占领上层建筑，社会上早就没有了他们的政治地位，我们在社会上已经混了两三年，除了家长没人敢管，到了学校你老师想管，门也没有！三是我们正面临着人生转折的重要关口：青春逆反期！十五六岁的男孩子似乎突然变得愤世嫉俗起来，一夜之间发现家庭及亲属、社会和朋友、国家以及领袖、甚至整个宇宙的每一个角落原来都肮脏无比、令人厌恶，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莫名其妙的怒火无从发泄而斗争！

好了，这三种情绪就像女孩子扎辫子一样，本来松软的秀发捋成三股，再纠合到一起，便形成合力，使劲一甩，打在脸上生疼！要不大作家冯骥才咋写了一本叫《神鞭》的书，说清末天津卫的义和团大师兄用辫子做武器把洋鬼子打得屁滚尿流呐。

一个外号叫“谎克”的同学先给老师起了一个外号“杨胖子”，得到一致拥护，后来觉得不过瘾，又叫他“大龟贼”，杨老师居然笑着说“我要是大龟贼，你就是小龟贼！”还挺得意的。大家一看不行，得加大力度惩罚。

文革前老银川的娃娃不知道跟谁学了一种有趣的口头游戏语言：把每一个字都说成两个音，声母相同，既有韵律又有规律，很是动听，“银川”说成“银银成川”，“宁夏”说成“宁宁形夏”。因为没有说头，就把它叫做“日鬼子弯三话”（“日鬼子弯三”在银川话中带有不正派、不地道的意思），男娃娃差不多人人会说，曾经风靡一时。

有的人似乎以为简单，不就是一个字重复地念两遍，谁不会呀？其实不然，现代汉语诗词中有13韵，只有在押“人辰”韵和“中东”韵的字眼出现时才可以念两遍，押其他韵的字不可以。赶上这位名叫“林文明”或者“金中成”，那么就是“林林文文明明”、“金金中中成成”。但是“猪八戒”就不是“猪猪八八戒戒”，“如来佛”也不是“如如来来佛佛”，而是“正猪泵八进戒”和“人如冷来风佛”。再比如“放学回家、吃饭睡觉”念为“放放学学回回家家、吃吃饭饭睡睡觉觉”那是完全不行的，正确的念法应该是“冯放型学，横回仅家，成吃缝饭，绳睡井觉！”

因为觉得有意思，所以大家一窝蜂的都跟着学，我在附小五（1）班的男同学几乎人人都说的非常流利，一篇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不费吹灰之力可以用这种奇怪的语音一口气念下来，让你听的云里雾里不知其然。两个男娃娃用这种话交谈，一问一答，犹如行云流水，没有丝毫破绽，其他人还楞是跟听天书一样啥也不懂。

1966年冬天，我们到北京大串联，因为来自“回族自治区”，接待方就把我们与来自祖国各地的少数民族红卫兵安排住在西郊景王坟旁边一个大机关院里，吃喝无忧，每天早晨第一个动作是大家分别用各民族的语言朗诵《毛主席语录》，各说各的调，什么维语、藏语、蒙语、彝语、壮语、朝鲜语等等，应有尽有。于是我们也跟着起哄，大念特念“日鬼子弯三话”，还真把那些少数民族给懵住了，纷纷打听你们操的是什么语言？我们说“宁夏回民话”，有个叫金虎男的延边小胖墩夸赞说“回民话很好听”，还让我教他，让我十分为难。

因为要想学会说“日鬼子弯三”话的前提是首先得会说一口地道的老银川方言，用普通话或者南方话是说不出来的，而银川腔的特点是生、冷、横，且前后鼻音不分，只有在银川土生土长的娃娃一学就会，并能运用自如，享尽其中乐趣。

扯远了，还是回到正题。众所周知，杨绍宽老师不仅是英语专家，而且据说还懂其他三、四个国家的语言，但是他偏偏就听不懂这所谓的“日鬼子弯三话”。我们经常用这种话讥讽、攻击他，杨老师是何等人物？他非常聪睿，尽管听不懂我们说的是什么，但凭经验就知晓肯定不是什么好话、并且与他有关，所以很是气恼。

某天“谎克”突然大喊一声：“我给杨胖子重新起了一个外号，叫杨绣球！”当然，他是这样说的：“文我跟给应杨旁胖怎子曾重秦起请起林了应一跟个文外横号······”大家就着笑说：“mia （美）呆乎了！”杨老师实在是忍耐不住了，问道“你们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若干年后天津司法学校校长的S同学不无得意的告诉他：“你就是能够听懂八国语言，也不懂我们说的这种话！”把老师齁的干喘，一点脾气都没有。

过了一会儿，“谎克”为了缓和气氛，主动解释：我说我给你起了一个新外号叫杨绣球。杨老师可能是想起了电影《刘三姐》里的那个绣球，并未上心，实际上是中了这小子的奸计，当时有本书叫《赤脚医生手册》，其中介绍南方农民夏天常见的一种皮肤病，因为受潮下半身长出芝麻粒大小的湿症，又疼又痒又难受，所以叫“绣球疯”，需用七七四十九根梅花钢针针灸外加艾草熏烤治疗。“谎克”从他当护士的妈那里顺了这本书专门给我看过，把我都快笑死了。

不久，我们到学校农场劳动，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把大家的肺都要气炸了，无论男女，个个牢骚满腹，杨老师自然多有批评，等于是火上浇油，导致矛盾不断激动化，终于发生了一件原本不该发生的事：男生把杨老师给陷害了，当然，不是政治陷害，我们既不具备这个胆量，也没有这个能力，而是通过恶作剧的方式，把老师给戏弄了一番，说通俗点就是美美的日鬼了一下。

当时老师和20几个男生同住一个屋。靠北墙一排大统铺上睡得满满的，刚好多出一个人来没窝窝，就是我。靠南窗户根底下另外还单独支有一张东西方向的床板，那是给老师留的。但是我由此受到启发，找到农场分配住宿的师傅说明情况，他一看我人碎，急中生智，不知从哪找来一块单扇门板，又抱来两摞砖头，紧挨着杨老师铺位下方又搭了一张“床”。我本来就长得瘦小，单扇门板刚好睡下，所以很快也就把起初的沮丧忘却了。

晚上睡觉之际，我和杨老师脚对脚的躺下。从一躺倒到睡着有个过程，这时就讲故事，你一段的他一段，讲着讲着就开始胡编乱造，甚至不文明的（那时还没有黄段子这个词汇）也上来了，被杨老师收拾过几次，特别是我。于是，就怀恨在心，萌生报复念头！

下一个晚上，大家都不再讲故事了，个个懵着头只是个睡。杨老师奇怪的问：今天怎么不讲故事了哪？我心里暗骂一声“你明知故问，少来这一套！”谁知正在此时，透过薄薄的一层土坯伐拉墙，传来隔壁女生宿舍的吵闹声，互相攻击，还有人从中加油添醋，逼逼叨叨，惟恐天下不乱，最后导致爆发出一阵又一阵歇斯底里的哭闹声，好像要出人命似的。作为老师，此时必须出面摆平此事，否则他无法向学生家长交代，所以赶紧穿衣下地出了门。

老师前脚出门，后脚大家就把电灯拉着谝了起来，骂骂咧咧，个别“老油子”还以“熏蚊子”为由趁机抽起了烟，先是责怪女生搅和了我们的好觉，后来又抱怨吃的不好，再一会儿又嫌破床把人的腰给“杠”坏了。最后不知道怎么搞的，话题一下又集中到杨老师身上了，不说还好，一说起来也不知道为啥，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杨老师满肚子气，争先恐后痛说革命家史：张三说“我听我姐（二中老三届）说杨老师一贯善于拉一派打一派！”李四说“我哥（也是二中老三届）告诉我杨老师对女生好对男生坏！”王二麻子说“杨老师是个机会主义者！”等等，等等，总之是把杨老师说了个有皮没毛、一无是处，比美帝苏修还坏，整个一个人民公敌！后来大家一致决定，有必要把杨老师“调教”一番，而且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抢抓机遇，就是现在，趁他给女生调解矛盾之际先下手为强！

至于具体怎么个“调教”法？大家群策群议，最终统一了思想，按照我说的计策行事：把支撑杨老师床铺的两只长条凳子给它抽掉一条，让他躺下后就地摔一下，威风扫地，以解心头之怨！说干就干。可是，具体由谁来当这个操刀手呢？全都退却了。

最后，因平时不太张扬而荣获“丫头”外号的H同学跳下床来骂了声“你们全他妈的装孙子了，看我的吧！”三下五除二就把靠墙那头的凳子抽掉塞在我的床板底下，之后又用一根铁锹把子勉强把床支好，猛一看啥事没有。我记得好像有人还说了一句：要撤就撤靠脚的凳子，小心摔着了脑袋。“丫头”说道：“放你24个心吧，杨胖子壮得像一级公牛，摔不坏！”完后，他又来了一句：“谁告密谁是孙子！”大家都说“向毛主席保证决不叛变！”

把“局”部好了以后，大家都怀着急迫的心情等着看热闹，但杨老师迟迟不归，每个人都饱饱的憋了一鸡鸡尿，就是不肯放掉，生怕前脚刚走，后脚老师回来，痛失良机！直到后半夜两三点钟的时候，终于听见老师进门的步伐。大家立即开始扯呼，假装昏睡。

黑暗之中，杨老师小心翼翼的摸索到床铺前往下一躺，只听“咔嚓”一声巨响，床铺塌方，杨老师头下脚上倒地一动不动，所有的人憋都憋不住，不约而同的发出“扑哧”的笑声，但是马上又咬紧了牙关。我先是在心里大喝一声：“舒服呀”！突然又有些后怕：把老师摔死了咋办？不想杨老师啥事没有，缓缓爬了起来，摸出一根烟抽了两口，之后翻找出被藏在我床板下面的那只凳子，把床支好，然后重新躺了下来。

大家一看没事了，松了一口气，有人装作大梦初醒上茅房，结果引起连锁反应，所有的人一个不拉的全都下地出了门。走到百米开外的麦田里，大家同时放声大笑，掏出“老二”肆意倾泻，开心得跟什么似的。我一下子又想起了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中红军战士瓦西里在顿河前线手持“玛克辛”注水机关枪与白匪高尔察克作战时的镜头，恍惚之间觉得自己胯下的那玩意儿此刻也变成了酣畅的重机枪，嘴里不由自主的就“哒哒哒哒”的喊了起来……

回去以后，大家又继续装孙子，接着睡觉，而且很快就真的睡着了。杨老师不愧是一代宗师，俨然一副古代贤哲描述的“每逢大事有静气”的模样，不仅当场没有发难，而且在之后的几天里也从未提起此事。

只是等到劳动临结束的前一晚上，他才缓缓说道：那天晚上的事情就过去了，再不提了。大家心知肚明，长出一口气来，有人问：“总没摔坏吧？”老师说：“坏是没摔坏，但着实是把我吓了一跳！”说着，他用深邃的目光盯着大家问：“是谁干的啊？”每个人都说不知道，老师就问我：“你知道吗？”我想千万不能当叛徒，就说“反正——不是我！”老师点点头，来了句：“我并没有说是你啊，心虚什么？！”那一瞬间，我本能的告诉自己——这下算是“鸡巴掉进水缸里——彻底球湿（事）了”！

返校后的一个夜晚，本班几个同学抱着西瓜钻进教室吃将起来，并赌气将瓜皮瓜子扔在讲桌上，还在瓜壳里尿了满满一泡，以此发泄对“教育革命”的不满情绪。这件事轰动了全校，被工宣队称之为“西瓜皮事件”，抓住不放，杀一儆百。于是，我的“好日子”来了——

上课铃响了，杨老师表情严肃的与驻校工宣队员F一起走进教室。首先，由杨老师单刀直入说了一番话，大意是：昨晚我们排发生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件，直接破坏了正常的组织秩序和纪律作风，造成十分恶劣的政治影响，惊动了工宣队领导。是谁干的，组织已经掌握，现在给你时间自己站出来说清楚，问题不大，如若被别人揭发出来的话，那就被动了。

忽然，杨老师喊我的名字“郝寒冰——”我随口答应了一声“有——”我那时和老师捣蛋，故意学着劳改队里犯人答复“政府”的用语——老师就问：“这事是谁干的？”我说：“不知道。”杨老师喝道：“你说老实话！”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杨老师指着我说：“这学生一贯调皮捣蛋！”F一把抓住我的胸口，把我从座位上拉了出来，破口大骂“你他妈的敢跟我撒谎？”

我当场又委屈又气愤，眼泪情不自禁的流了出来，本能的就回敬了一句：“我操你们两个人的贼妈！”杨老师可能是没想到我的反应会如此强烈，F甩手就是一个嘴巴，但就在要落下的那一瞬间，他中止了——后来我想，毕竟他要考虑工宣队员的身份吧。跟我走！F说，然后把我带离教室。

出了教室门，F拧着我的耳朵把我拉到他的宿舍，揣了我几脚，软硬兼施，逼我招供，中午还不许我回家，饿了一顿饭······长话短说，整整收拾了我一天，我也说不出个123来，把F气的像叫驴一样乱撂蹄子，直到下午放学，老师应该是知道了些什么之后，与F贼兮兮地咬了一会儿耳朵，才把我放了出来。

此案很快查明了始作俑者，与我完全无关，因为我在全体同学面前受到羞辱，自尊心被严重伤害，我以为老师会在什么场合给我平反昭雪。但是，我的希望落空了，老师装得啥事没有，没有任何表示，对我仍然带理不理的。

长了这么大，我第一次尝到了什么是“被冤枉”的滋味，老师这分明是在报“撤床腿”的一箭之仇，气的我产生报仇雪恨、直接拿改锥捅他两下的念头，但又一想还是算了吧，一来我也没有那个胆量；二来毕竟他是老师，我是学生，虽说“师道尊严”已被批臭，但具体到杨老师这位有个性的人，让他公开对我说出“对不起”三个字可能吗？

这么一想也就心平气静了，于我而言，吃点苦头也未必就是坏事——这事说冤也冤，说不冤也不冤：无论如何，学生折腾老师都是没有任何道理的，至于具体是谁把支床板凳撤掉的已经没有丝毫意义了，重要的是我积极参与了谋划的全过程。

原想后半学期夹着尾巴做人，取得老师谅解，不曾想形势变化太快，因为“备战”的缘故，初冬我们就“被毕业”了，永远告别了银川二中。

离校前的最后一课，老师说了一段话，大意是诸位走上社会后要好自为之，我不希望在街头粘贴的盖有“保卫部”大印的“布告”上看到在座者的大名！

包括我在内的男生个个目瞪口呆、垂头丧气，当老师的怎能如此对他的学生进行话别？难道我们在他的眼里纯粹就是一锅死猫烂狗？！对人的刺激太大了，因为之前已经听到其他排的老师在话别时热情扬溢的说“在你们中间一定会产生未来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大作家！”把人听得热泪盈眶、豪情万丈！

现在回味，也不排除老师是用“激将法”，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一连三排的同学还真的很争气，据我所知，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人违法乱纪。

当然，老师也不是完人，不可能没有缺陷。那时我们是花季少年，他年近四旬，我们仰望着他；而今天。我们年过花甲，回头再看比你年轻20岁的老师，你又怎能苛求他不犯错误？！再者，当时那个大环境也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觉得老师“坏”，而在驻校“工宣队”心目中，特别是掌管一连的那几个工宣队员眼里，他杨绍宽能是“好人”吗？为了自身安危，他也不能蜕俗，既无力、也不敢违背“极左”的形势，必须跟着疯子扬土，这既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他本人的悲哀！

走上社会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眼看着一些既不公平也不敢公开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旁，对老师当年的教诲开始有了新的感悟，很多事情慢慢的也就想通了，愤恨化作了谅解，埋怨变成了愧疚——在那个斯文扫地的年代，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潜藏着多少龌龊卑劣的意识，自己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是多么的可悲、可怕！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对面地向老师说一声：对不起！

1970年代中期夏天的某晚，我和从部队探亲回来的C同学、从大武口火车站回家休假的S同学，到银川二中杨老师的家中拜访了他，其时他和年过八旬的老母住在一起。那时也不兴送礼，我们三个空手而去。他很意外，感动不感动我不敢说，但颇有几份感慨，问了我们各自的工作情况，多有鼓励。

之后几年，我们还曾去过几次。遗憾的是，因种种原因，道歉的话始终没有说出口。后来听说调他到了宁夏大学，成为英语系的中坚力量，再往后，得知他调到深圳大学去了，顺风顺水，干的挺欢实的。大约在5、6年前，无意间听一位当年的校友说杨老师去世了，一开始我并不相信，身体那么康健的一个人、性格又是那么豪爽，怎么会说走就走了哪？很快，大家就证实了这个消息的真实性，那一刻，我的心中充满了惆怅……

郝寒冰专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