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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丨刘海鸥：在大寨劳动锻炼，每顿一碗糊糊难以糊弄肚子
刘海鸥，笔名凌之，1988年赴澳大利亚马克立大学读博士研究生，后因病辍学。1990年代初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纪实文学《半壁家园》《海鸥南飞》《刘海鸥作品集》三集、《夕出阳关》、姐妹合集《我们的田野》。
作者：刘海鸥
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不断上京接受检阅，由此开始了文革的新阶段——全国性的“革命大串联”。师院附中的红卫兵走了许多，校内的形势不再那么杀气腾腾的了。
1966年10月，学校高三学生张铁军那派的红卫兵组织学生去大寨参观和劳动，自愿报名，我们代培组的有五位女老师参加。张铁军的红卫兵相对其他红卫兵的“红色恐怖”组织，稍微温和一些。尽管我的处境在学生中仍是很不利的，但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太向往外出了，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再说“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响彻云天，能够亲临实地参观，向贫下中农学习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虽然频受打击，我仍然不屈不挠地发自内心地要表现自我革命的愿望和行动。
参观队伍庞大，师生共有二百多人，多是一些初中小孩，大约是爸妈不放心他们单独串连，就让他们跟了张铁军。我们从学校步行走到火车站，火车站人山人海，几乎无插脚之地，在车站等了一天一夜才登上火车。
在太原换车去阳泉要等几个小时，我在火车站边的食堂买了一碗刀削面充饥，就是一碗光面，里什么佐料也没有，但饭桌上有酱油醋辣椒自理。久闻山西醋之名，果然好吃，不很酸，味道醇香，为了这可口的醋，我又多买了一碗刀削面。
听说黄河穿过太原市，我坐公交车专程去看黄河。太原市给我的印象很好，整洁安静，还没有被造反浪潮改造得面目全非。公共汽车上有小孩子给大家念语录，声音稚嫩，稍带口音，很是动听。
到了阳泉还要坐长途汽车到昔阳的大寨。趁在阳泉等车的机会我独自去谒拜了烈士陵园。陵园杂草丛生，看来缺乏管理，也没有看到访客。我恭恭敬敬地在纪念碑前鞠躬。
多年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使我对革命先烈有着无限崇敬的感情。我去过北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去过八宝山烈士公墓；去过广州的红花岗、黄花岗；去过南京的雨花台。在阳泉烈士墓前，我心潮澎湃，默诵：“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性命，我们还有什么缺点和错误不能抛弃的吗？让我们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阳泉车站外有很多卖梨的，梨是未经嫁接的小酸梨。学生们都买了梨来解渴。我用妈妈在广东阳江买的小刀削梨。我削水果的手法与妈妈相同：食指推刀背，从左往右，逆时针地转着削，削得飞快（这一辈子除了妈妈克阳和我，我没见到第四个人这样削水果）。很多学生觉得新奇，递上水果来让我帮着削，仿佛忘记了在校时对我的仇视，其实他们根本也不知道仇视我什么。
我削了一个又一个，自己都顾不上吃，暗中觉得好笑，这时候我觉得他们不再是什么红卫兵，就是一群天真幼稚的小孩子。
到了大寨，我们几个代培生住在大寨附近的武家坪大队一个老乡家里。我们的房间是他们的杂物间临时腾出来的，常年没人住，又冷又脏。头一天晚上女主人给烧了炕，热得我们像贴饼子一样，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后来的那些晚上，她就不再烧炕，十月底的天气睡在冰凉的大炕上，冻得没法入睡。
最要命的是身上奇痒，不知是虱子跳蚤咬的，还是山风太硬，水土不服起的风疙瘩，从头到脚全身红斑。晚上数一数竟有三百五十多个包，通宵就在咔哧咔哧地抓痒，不能合眼。夜里大家聊天，我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赶快回北京洗个热水澡。”老那——代培小组中我要好的朋友紧跟上：“我也是。”其他几个人没吭声，我马上后悔了，他们在想什么？资产阶级小姐作风？没有贫下中农感情？假革命或口头革命派？他们会不会向红卫兵汇报？
我们在房东家里吃派饭。每顿一人一碗糊糊，吃不出是用什么做的，大约是荞麦面或什么东西，里面有几根从菜园子里摘下来的干豆角，整个连皮煮，皮已经又干又硬，我一边嚼一边犹豫，嚼不烂的渣滓是吐出来还是咽下去。看看房东，吃得干干净净，一点渣子也没有，只好学习劳动人民，把皮强咽下去。糊糊没有一丝油星，连盐味都没有，最好吃的是放在糊糊上面的一小勺辣子，又咸又辣，提味。舍不得一口吃完，等辣味洇出来，吃掉辣子周围的糊糊，再等辣味洇出来。
干了一天活，一碗糊糊根本糊弄不饱肚子。这里只有男劳力才吃干粮。眼睁睁地看着男房东吃了两大海碗糊糊（那碗的直径少说也有八寸），还啃着窝头，馋得不行，心里鼓励着自己，再坚持一段，等回了北京，不管吃什么，首先好好地填饱肚子。
在大寨主要是干农活，活路很广，割豆子搬石头修公路掰玉米挑担子，干了近半个月。大寨是以在贫瘠的山地上建设梯田著称的。不管什么活路都要沿着梯田上上下下。挑担上山是最累的活，有几天我们要把收获的玉米挑到山上的场院。挑着两筐玉米（到了场院要过秤，最多的一次我挑了一百零一斤），肩膀压得生痛，腿几乎抬不起来。几个大寨女子也在挑大筐，身条儿削瘦，纤细的腰身一摆一摆的，轻轻巧巧地走着，几步就赶上了我。
仔细观察她们走路的窍门，发现她们走的是“猫步”，胯一摆，一只脚落在另一只脚的正前方，再一摆，后脚又落在前脚的正前方，走的是一条直线。我学着这样走路，真的省了好多气力。挑筐的姑娘们下山与我相遇，总要笑眯眯地问一句：“冷哩不冷？”“累哩不累？”是用山西醋浸泡出来的脆生生的嗓音，像唱歌一样，可以谱得出曲子，至今音犹在耳。
除了干活，我们还和大寨党支部副书记贾进才，武家坪民兵，贫协主席等开了座谈会，参观了大寨和一些展览室。学习着大寨人战天斗地的精神，学生们“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那根筋又痒痒了，没有黑帮分子也要想办法找出一些阶级斗争的动向，调剂一下无聊的生活。
一天下了工我和代培小组的人到大寨唯一的供销社转了一圈。大寨供销社比一般农村的小铺要大一些，是新盖的，全村最好的砖瓦建筑物，想来是为了满足大寨参观者的需要而建。商品不多，那年月我们也不会企望有更多的东西。吸引住我们眼睛的是苹果和梨，苹果又大又红，梨子也特大，黄澄澄的，一看就是新鲜多汁的。老那倡议：“咱们来到大寨应该吃个大寨水果作纪念。”得到其他人的响应。
我愣了一下，因为一开始张铁军宣布的纪律里有一条是不许上供销社买吃的，实际上供销社里每天都挤满了娇生惯养的“红卫兵小将”，购买各种各样的食物。没人反对老那的建议，“法不责众”嘛，一人买了一个大苹果。我犹豫再三，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物，会不会又招惹是非？最终我还是买了一个苹果，果然好吃，又脆又甜又多汁，冰凉凉的，沁到心底。
当天晚上，全校师生和贫下中农集中在大寨人开会的露天场院。我不知又要开什么会，只是带上白天的疲劳听上一耳朵。只听得张铁军声色俱厉地说：“红卫兵小将们，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不能忘，在我们身边又出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今天召开批判大会，批判投机分子刘企鹅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罪行。”啊？又是我？！
几个红卫兵把我给揪上了台，推推搡搡地按下我的头。罪行很简单：买了一个苹果吃。批判一个接一个，无限上纲——混进革命队伍，给北京的红卫兵抹黑，破坏农业学大寨，地主阶级享乐主义本性等等。他们喊着口号：“打倒刘企鹅！”“刘企鹅不投降就让她灭亡！”特别响亮地起哄式地把重音落在那个侮辱性的外号上。
大寨苹果对我是禁果，我没有资格吃，吃了就是犯了红卫兵的天条！
我心中一万个不服气，我之所以敢买苹果，首先因为“红卫兵小将们”挤在柜台前几斤几斤地买水果点心罐头糖果，大摇大摆地当街吃喝。为什么他们可以买我就不能买？说红卫兵对己对人使用着双重标准，那是抬举他们，实际上他们对我不过是玩猫捉老鼠的游戏而已，几天没“搞阶级斗争”，心里就痒痒得不行，所谓“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不过是他们生活无趣时制造的一种调料，抓个人来斗一斗，解解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没有胆量辩解和反抗，一条条黄铜扣的皮带包围着我，我知道他们打人是不要命的。这样的当众受辱我已经历过多次，在学生面前已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最让我难堪的是农民们也在场，因为我劳动卖力，他们本来对我印象很好，态度也非常友善，现在一下子成了现行反革命，他们怎么看待我？太丢脸了！
更让我失望的是，其他几个代培老师也都买了苹果和梨吃，一个个心安理得地坐在下面，为什么要让我承担一切，何况我是被动的，最后一个买的。再看首倡者老那，一声不敢吭，把头埋在膝盖里，像个耗子一样缩着。人到了这时只会明哲保身，真是令人寒心，我一直是把她当作好朋友的。
我心里想，是谁告的密不重要，重要的是没有一个人值得信任，关键时刻都背叛了你。
张铁军宣布惩罚条令，惩罚的方式很奇怪，让我给学生送夜宵（瞧瞧，还要吃夜宵，一帮少爷小姐又在玩弄着双重革命标准），以及每天吃饭前要给红卫兵的食堂（他们不吃派饭，自己做饭）挑三担水。想起今年三夏劳动时，因为对我有怀疑，就令我去厨房干活，以制造证据，后来有些学生拉肚子，就证实了他们的怀疑——我在饭菜里下了毒，迫害革命小将。为了证实一个人是反革命，不惜牺牲其他人的性命，多么奇怪的逻辑。这次又是同样的伎俩。
当晚，我有些发蒙，顺从了他们，由红卫兵皮带押解，把夜宵挑到红卫兵驻地。所谓的夜宵，是学生们自己做的东西，熬了一大锅稠糊糊的粥，里面油盐酱醋味精都放上了，还放了大量的糖、核桃和葡萄干，还有许多他们在大寨商店买的好吃的。那东西做得又咸又甜，烂稀稀的，令人恶心。稀饭装在两大铁桶中，死沉死沉，心中只求他们别胡吃海塞，跑肚窜稀。幸好，那些粥红卫兵也不爱吃，最后都倒掉喂了猪。
第二天红卫兵又来押解我去挑水。我的脑子已经清醒起来：如果是为集体服务，挑几担水也没有什么，但作为惩罚我不能接受。几个月来我对红卫兵的理解宽容忍耐突然走到了尽头，爆发出反抗的怒火，我坚决拒绝道：“我不干，我不挑水也不送饭！”红卫兵把水桶扁担扔在我面前说：“如果你不干，你就永远也别想吃饭。”有几个学生又想上来打人，我心里也害怕，拿起桶，嘴里硬顶道：“我是来向贫下中农学习的，要挑水我只给贫下中农挑。”心想你们总不能在大寨这块革命“圣地”把我打死吧。我随便找了一家门檐上贴着“光荣军属”的农户，给他家挑满了水缸。拿贫下中农做挡箭牌，红卫兵居然拿我没办法。
挑罢水，我坐在门口土坡的石头上默默流泪。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来到这块英雄的土地，却要受这些人的气？为什么几个月来我一直被打击被侮辱，以至不能全心全意投入到运动中去？我的上了大学的高中同学几乎都是革命的闯将，可是我在运动中又受到了什么样的锻炼呢？我越是想革命，就越是遭到侮辱和抵制。我又明白一条道理，“革命”这个词放在不同人的身上，有不同的含义。非革命干部出身的人是没有权利“革命”的，如果这些人要“革命”，那么首先要问“革谁的命”，在红卫兵看来，答案只有一个，他们要革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命。我开始对红卫兵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通过文革的这些日子，我知道自己是永远也不能和他们融合的，他们的优越感已经将他们的行为带向了极端。
大寨留给我的记忆不堪回首，唯一的亮点来自一位女学生。她是八里庄农村的孩子（师院附中的学生来源主要两部分，一是附近军队大院，一是附近农村），初三的学生，长得粗粗笨笨，可很会干农活。
有一天我们两个人一起在山上割黄豆（从来看不见一个红卫兵干活），她割起豆子来很麻利，还不知从哪弄来一副手套。豆子已经半干，豆荚尖扎手，豆秆上的毛刺弄得手又痛又痒。女孩给了我一只手套，教我怎么样割豆子。要使巧劲，镰刀贴着地皮，刀尖轻轻一划，豆秆就倒下了。
我们边割边聊天，都是些家长里短的事，她絮絮叨叨地讲父母挣多少工分，姐姐嫁到哪个村子。她丝毫没有干部子弟红卫兵的娇骄二气和“阶级斗争的警惕性”，她仍叫我老师，光是这一声老师就让我十分感动。她说一点也不喜欢班上的红卫兵，他们重视的只是父母当什么官，根本看不起农民子女，她连红卫兵也加入不上，也不想加入，整天打打闹闹有什么意思。文化革命似乎与她无关。我心里隐约觉得她觉悟很低，到那时我还是够“左”的，自己被红卫兵整得昏天黑地，还认为文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过我没对她说什么，和她在一起，大半年来紧绷的阶级斗争的弦一下子放松了，那么轻松，那么有人味。
干着半截活我想解大便，她也要拉。整个山头就我们两个人，不怕蹲在地边解决问题。我们边聊边拉，拉一节，挪一步，突然想起身上没有手纸，她从兜里翻出一块皱皱巴巴的报纸递给我。“你呢？”我问。“没关系，我不用。”回手从身旁摘下两张蓖麻叶子，抹了两下，“我们农村都这么擦。”如果说拉屎让我的心与她更贴近，这话听起来荒唐可笑，但这就是我的切身感受，也许她根本无所谓，但这是我在大寨，或者更久以来在如火如荼的革命中得到的唯一一点温暖。
终于熬到了回北京的时候，那些红卫兵更是欢呼雀跃迫不及待。全国性的大串连已经进入高潮，从阳泉到北京的火车拥挤不堪，人挨人地站着，晚上6点从阳泉出发，11个小时在车上不吃不喝，不拉不撒，一动不能动，直挺挺地站了一宿，终于在黎明时分挨到了北京。
从大寨回到北京在家待了几天，招待从南京来串联的表弟。等送走他们，到学校一看竟是一片萧条寥落，当初闹得轰轰烈烈的红卫兵都已鸟兽散，大字报零零落落，随风飘摇。尽管中央有通知老师不得串联，多数老师都已不知去向，代培小组的人也都出去了。
学校的教室全都用来辟作接待站，住满了外地串联的学生。回到宿舍看见我的床上只剩下床板，被褥全被席卷一空，别人说是红卫兵拿去招待外地的学生了。我的火气不打一处来，自从大寨苹果风波之后，我对红卫兵已经十分地厌恶，并且决定不再顺从他们。我一个个教室去寻找，教室地上铺着稻草，上面排着被褥。我找到了自己的，毫不客气地卷起来拿回家了。外地的串联孩子，对不起了，我对你们没有任何成见，只是痛恨那些不把我当人看待的红卫兵，我就是要和他们对着干。
第二天再回校时，又见墙上张贴着辱骂我的大字报，说我对串联的红卫兵采取了阶级报复行动，破坏红卫兵串联运动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云云。以前一见骂我的大字报，我的心咚咚地跳，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现在这一类的攻击对我已经不起任何作用。
我冷笑一声，转身离开学校，开始了我为时一年的全国大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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