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 | 王骥：苏联同学亚历山大，我第一个拳击伙伴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2-09-19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王骥，生于北京。1969年赴延安插队，1974年调回北京。上过学，当过运动员，做过医生、教练员；国家拳击队教练兼医务监督，奥运会医务仲裁，国际拳联技术代表，亚洲拳联医学委员会主席。1994年到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担任编导、节目统筹等工作，已退休。

原题

我的苏联同学亚历山大

作者：王骥

我们这一代被称作“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人，在少儿时期接受的却几乎是全盘的苏联式教育，就连上小学的年龄都是按照苏联的入学标准“7岁入学”。

当时的小学招生政策是“9月30日以前出生的孩子可以入学”，我是10月份出生的、标准的共和国同龄人，与招生政策的规定仅仅相差十天。我那听从上级领导要求学习苏联教育大纲的父母，居然又把我送回了刚刚告别的幼儿园。为了一个十天，耽误了我一年，看着熟悉的小伙伴背着书包走进学校，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特别是参加工作以后，更加有所感触。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可谓“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父母依据苏联教育大纲，把我在幼儿园雪藏了一年，就是今天，想起此事依旧耿耿于怀。

我到了上小学年龄了

好在少年不知愁滋味，很快我又有了新的伙伴，在幼儿园大班继续复读，溜溜等待了一年，重复着北京流行的歌谣：“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美国总统）”，“小汽车滴滴滴，里面坐着毛主席，毛主席挂红旗，气的美帝干着急”，“母鸡下蛋咯咯咯，来了一辆小汽车，车里坐着老大哥（当时对苏联人的称呼），老大哥有吃又有喝，面包黄油撒开撮，大块肥肉真招活……”我与当年的每一个中国孩子一样，上小学之前，就已经从儿歌中完成了对于苏联和美国两个国家的基本“感悟”和“定位”。

由于晚上了一年小学，我有充分的时间准备“小考”，经过这一年的“备战”最终考上了北京市最好的小学“师大附小”。我入学的那一年，学校已经更名为“北京第一实验小学”。

第一实验小学是当时北京市师资力量最雄厚的小学。1956年北京市第一次评选中小学特级教师，全市评选出的32人中，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就有12人，占37.5%。一直到“文革”前，北京市42位特级教师中仍有三分之一在这所小学。这个一校特级教师占全市特级教师比例之高的纪录，此后再也没有被打破。

学校在和平门外，马路东侧，师大附中南隔壁。我的同班同学中有一位美国男孩名字叫何比得，还有一位苏联女孩陈嘉丽，俄文名字嘉丽娅。后来又转入一位苏联籍男同学亚历山大。

新中国建国以后，在整个社会的“亲苏反美”政治大环境中，我们班里中国同学和外国同学的正常交往居然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在同学们的心目中，何比得的父母始终是中国政府请来的美国专家，是咱们国家少有的美国朋友。与苏联同学的友谊，也没有因为两国关系的水火更迭而改变。这都得益于我们的班主任王和礼、戴玉贞和各科任老师的教导，这些从旧中国走过来的“旧知识分子”，从始至终秉承的基本原则都是教书育人、有教无类。

四（2）班同学和两任班主任王和礼老师（上），戴玉贞老师（下）第二排第三人是本文作者

看电影，是那个年代中国人最重要的精神生活，我们小学生更是如此。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电影生产能力有限，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国家引进了大量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的电影，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保障一年300部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电影在中国上映，大力推动了苏联文化的传播。我们这一代人的幼年、童年、少年时代都是看着苏联电影长大的。

在我们班里看苏联电影最多的，当然是苏联同学亚历山大，他的全名李·亚历山，中国名字叫李铁蛋，比班里同学大两三岁。据他自己说，他先是在苏联大使馆上苏联小学，同时一直在上中文补习班，后来才转到我们学校。

亚历山大同学看苏联电影总是比我们早三个月或者半年，因为都是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看的，看的都是苏联原文的电影。每次看完电影他都会给我们讲故事内容，但是他说不准电影的中文翻译名，凭他的文化水平又没有能力准确翻译，所以一直要等到电影在上海电影译制厂用汉语配音之后，在北京发行公映，根据情节我们才能知道他说的是哪一部电影。

亚历山大在苏联大使馆看苏联的原版电影不需要买票，看的都是免费电影。如果他在咱们中国的电影院里看翻译过来的苏联电影，和我们中国孩子一样，要花钱买票。虽然全社会都敬重苏联老大哥，但苏联护照是不能当钱用的。当时的票价，放映新电影学生票1毛5分钱一张，复演的老电影1毛钱一张。晚上7:30以后，全北京市的电影院都不卖学生票。一般星期六下午各电影院都有学生专场。1毛5分钱买一张学生票，看电影享受艺术生活，同时还接受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长都鼓励我们去看电影。当时一瓶北冰洋汽水就是1毛5分钱、信远斋的酸梅汤是1毛钱一瓶，奶油冰棍儿五分钱一支、小豆冰棍儿三分钱一支，少吃两口冷饮就能多看一场苏联电影。

我经常从亚历山大那里得到来自苏联大使馆放映电影的“第一手情报”。一个星期一的早上，亚历山大告诉我，前一天在大使馆看了一个苏联电影《墨西哥人》，电影特棒，是打皮拳（拳击）的。他给我讲述整个故事，激动得手舞足蹈、吐沫星子乱飞，还加上了肢体语言，竟然模仿着电影中的人物动作照我的肩膀打了两拳。不久，我在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

苏联电影《墨西哥人》

苏联电影《墨西哥人》是根据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彩色故事片，讲述一位流落在美国的十八岁墨西哥年轻人利威拉参加拳击训练，通过拳击比赛筹款给革命者买枪，支援墨西哥革命。在一次与拳王的职业拳击比赛中，他铤而走险最终战胜美国拳王赢得胜利，用比赛赢来的钱支援了革命。给我留下最深记忆的是拳击台上血淋淋的拼争，裁判在他被对手重拳击打倒地后的读秒1、2、3、4……。

当时，拳击在中国已经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体育项目，禁止开展。特别是在此之前的1958年各行各业迈进大跃进年代，体育也要放卫星，在南京军区自己盲目搞的拳击比赛中发生了死亡事故之后，1959年中国学习苏联举办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时，拳击被排斥在全运会之外。同年3月，国家体育委员会正式下发文件，“停止开展”拳击运动。从此，拳击作为一项古老的奥运会体育项目，在中国不允许作为一项正式体育项目开展，只能转入地下在民间展开。

1960年开始的三年大饥荒，饥饿威胁着六亿中国人民，考虑到饥饿中的孩子很难坚持全天正常学习，教育部颁布了劳逸结合的政策，学校三点以前就放学了。我每天课后在什刹海青少年业余体校参加的乒乓球训练，也因为校长宣布“奉上级指示，为了节约粮食，体校无限期放假”而暂停。

那年的冬天放寒假前两周，亚历山大问我是否愿意像电影《墨西哥人》的主人公一样，去附近的中国人家里打拳击？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见过成年人打拳击，六岁时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日本人留下的健身房里第一次亲手触摸拳击手套，但是从来没有机会带上拳套去试一试。等待了那么多年，天赐良机不可错失，我回答得很坚决：“打！”

在我们学校的北边约300米，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叫“西河沿”，进胡同由西向东走100米左右路北有一座四合院。我们登上几层台阶进入院子，院子空空的，从北房里走出来两个二十多岁的中国男人，亚历山大告诉我，他们就是大鹰和连成。我第一次听说他们的名字，在此之前，我只知道张立德、王守忻、王国钧是打拳击最棒的。

大鹰和连成拿出了几副拳击手套让我们挑选，有两种规格，一种深咖啡色真皮面的拳击手套，被他们称作“小八两”；一种大许多、黄色真皮面的拳击手套，被他们称作“十六两”。我们选择的是“小八两”，这是我第一次戴上拳击手套。大鹰、连成给我们讲了出拳和防守动作的基本要领，并帮我们系好拳套上的带子，还嘱咐我们“拳套上的带子如果松开了，就必须重新系好，否则松开的带子会像鞭子一样抽在眼睛上……”同时要求我们先轻轻击打自己的整个面部，准备适应挨打。

亚历山大经常来这里打拳击，他熟练地用拳套击打自己的脸，我也模仿他，戴着拳套敲打自己的脸，结果力量没有掌握好，打了自己一个酸鼻，眼泪都下来了。亚历山大连说“你轻点”，我用拳套揉了揉鼻子，闭了一下眼睛说出一个字“打”，于是我们俩不知深浅地开始互相对打起来。

亚历山大比我大两岁，发育得很好，腋下都长出腋毛了，力量比我大，但是我比他高，胳臂也比他长，有一定优势。我们就像两只螳螂打架，“嘭、嘭、嘭”拳套不停地击打在双方的拳套上和胳膊上。

我第一次戴拳击手套，心理上没有丝毫畏惧，我们打一打、歇一歇，歇一歇、再打一打。天气太冷，脸冻得都快没有知觉了，对方的拳套打在脸上，也不觉得痛。不知道怎么碰巧了，我的一个后手拳抡到了亚历山大的脸上，他倒下了，大鹰和连成骂他“真鶵”，亚历山大不好意思地站起来，一面连连说“滑倒的，滑倒的”，一面将倒地时拳套表面粘上的土蹭在裤子上。

很快天就黑了，离开那里时，亚历山大承诺第二天早上，送给大鹰和连成每人一个面包。

亚历山大持有苏联护照，可以自由出入北京友谊商店，在那里可以买到普通中国人在睡梦里都梦不到的食品。可是，我从来没托他买过任何东西，我从父母那里继承的中国人特有的尊严约束着我。再者，我也不缺少吃的东西。

面包换拳击训练维持了一段时间，每一次去那里打拳击，都是亚历山大先交给他们每人一个比手掌大一点的圆面包，然后拿到拳击手套进行练习。有时候下午饿了，我和亚历山大放学前就把换拳套的面包吃了，于是便空着手去，那家人也借给我们拳套，指导我们出拳、防守，下一次去多带一个面包就行了。

那时，在我和亚历山大的交流中，电影《墨西哥人》中拳击经纪人的一句台词“玩皮拳”，已经成为“打拳击”的代名词了。

有一次，教数学的宁老师在课堂上问我们全体同学，如果美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怎么办？同学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对付美帝国主义的奇特而幼稚的想法。问到我，我说：“和美帝国主义‘玩皮拳'！”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只有亚历山大附和着我说：“对，玩皮拳！”

老师把“玩皮拳”听成玩皮球，非常生气，下课后把我叫到办公室批评、教育。当我向她解释清楚我在课堂上说的是“玩皮拳”，不是玩皮球，又把“玩皮拳”的意思告诉了她，她才转怒为喜，还鼓励我说：“准备好，用拳头打美帝国主义！”事后我想，如果没有解释清楚，可能又要请家长到学校，向家长介绍我的问题的严重性。

过了寒假，四年级第二学期刚开学不久，一天，亚历山大告诉我，星期天他从苏联大使馆找了两副拳击手套，拳套是棕色的羊皮面、很新。于是我们结束了在南河沿大鹰、连成那里的拳击练习，打拳击改在亚历山大家里。

亚历山大家和我家一样，都是独门独院，砖混结构平房，西面靠南的一个房间是他的卧室。院子在正中央，也是我们打拳击的地方，开始还有林洪、穆英、房铁树等几个同学一起去，后来同学们陆续都被打跑了。六十年之后，穆英同学回忆起这段时光，记忆最深刻的是“拳套打在鼻子上酸酸的，不时还流着眼泪……”

穆英同学

尽管在练习拳击前可以吃面包、俄罗斯肉肠，或者有小站稻米粥喝，还能吃到蛮有嚼头的肉皮冻，可是日子一长，来打拳击的同学还是越来越少，粥喝得多，拳打得很少，最后发展到只吃喝，不打拳击，吃完了抹嘴就走，也不说谢谢苏联老大哥。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不分国籍的吃吃喝喝，竟然成为我们分别前最后的晚餐。

亚历山大的父亲个子不高，黑黑的、瘦瘦的、很结实，看起来有五六十岁的年纪，一个地道的中国老农民的模样。亚历山大说他爸爸家祖上是山东人，后来闯关东，他爸爸又随着家里人去俄罗斯当劳工，十月革命时，他爸爸十五岁就参加了红军，是苏联红军中的红小鬼，曾经是列宁卫队的一名战士。亚力山大的母亲是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女人，比他父亲高半头多，典型的苏联马达姆（俄语，女士、夫人），他们夫妇二人都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工作。亚历山大经常带一些苏联画报到班上来炫耀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还绘声绘色地大谈有关苏联的各种传闻，内容涉及文化、军事和体育。

当时，我妈妈在全国妇联工作，由于工作需要，家里一直订阅中文版《苏联妇女》画报，长期阅读苏联杂志使我与亚历山大有了共同语言。

我们俩有一些相同之处。我们的父亲都参加过对抗日本法西斯的战争，家中都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利品，我们会经常拿来在对方面前炫耀。我们都爱体育运动，论滑冰，他是我们小学同学中第一个滑球刀的。谈游泳，他又是我们班第一个通过深水合格证测试的。我们冬天一起滑冰、夏天一同游泳。

我们又都爱骑自行车，他独立骑车比我早。我骑的是妈妈的28型英国“汉堡”车，他骑的是26型苏联产的倒轮闸自行车。那个年代，家里有自行车的不多，特别是小学生骑自行车上学的人可算是凤毛麟角。春、秋季的周日我们常常一同骑车出游（当年二环外就是城乡结合部，三环外就是郊区），他带一个苏联军用水壶，我带一个父母在苏联展览馆（今北京展览馆）日本工业展览会上买的日本水壶，我们自带干粮，他总是用黄油、面包、肉肠换我的芝麻酱糖火烧。

我们都喜欢苏联电影中的哥萨克英雄，特别是骑在马上披着双肩高耸的大披风的哥萨克“夏伯阳”、“柯楚别依”……课间休息时，亚历山大披着我的灰鼠皮皮猴（一种带帽子的皮大衣），拿老师授课时用的教鞭充作马刀，颠着腿在两行课桌之间来回奔跑，左手做出拉马缰的动作，右手挥动着“马刀”，逗得同学们哈哈大笑。

他是我们班第一个穿皮靴的男生，那种牛皮底、牛皮面、高腰系带的黑色皮鞋。在皮鞋的后跟，他还专门找修鞋铺钉了几个方形铁钉子，铁钉子接触教室的木质地板时，发出“哒、哒、哒”有节奏的声音，还真像马蹄踩踏地面发出的声响。他经常陶醉在自己的表演之中，我和同学们看得很开心。

夏伯阳

看电影《基辅姑娘》的时候，我们都还小，没有从政治上解读文艺作品的能力，只是感到主人公嘉丽娅很了不起，她身上所洋溢的那种乐观、坚毅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让我们十分敬佩。有意思的是我们班那个苏联女同学的俄语名字，竟然与电影《基辅姑娘》的主人公嘉丽雅一样。不少同学看了电影之后，都说她长得像嘉丽雅少年时代的样子。陈嘉丽听到后仅仅是以微笑来回答我们对她的赞扬，没有做任何语言上的表白。从那以后，一些女同学干脆不再叫她的中文名字，直接就叫她“嘉丽雅”，男生不少人还淘气地叫她“翘鼻子”。

亚历山大在班里说“苏联的女孩都特漂亮，比中国女孩儿好看，眼睛比中国人的眼睛大”，此话引来班里不少女生的白眼儿。亚历山大虽然有中国血统，但苏联马达姆强大基因的延续让他的模样与中国孩子明显不同，高高的鼻梁，深褐色的头发，眼睛也很大，班里男生给他起了一个外号“眼儿大”。

其实，北京人平日说话语速快，每一句话的第一个字和结尾的字不需要张开嘴，发音从口腔通过牙缝和嘴角猛地爆出，“亚历山大”就变成了“眼儿大”，这个外号可不是我给起的。

我也跟着凑热闹。我在姥姥家找出一张相声的老唱片，那是1930年过节时亲戚来串门送给姥姥的，是当年上海胜利唱片公司灌制、发行出售的吉坪三和王兆麟说的相声《绕口令》。我跟着黑胶唱片学会了那个说眼睛的绕口令，可惜不是说眼睛大的，是说眼睛圆的。“山前有个严圆眼，山后有个闫眼圆，二人山前来比眼，不知是严圆眼的眼圆，还是闫眼圆的眼比严圆眼的眼圆？” 课间时我说给同学们听，同学们也跟着学，经常说错，一有人说错，大家就哈哈大笑。

亚历山大说这段绕口令的出错率是第一的，他一着急，就用手指头撑着上下眼皮说道：“我的眼睛最大、也最圆。”班主任老师问我们男生为什么给他起外号“眼儿大”，男生们异口同声“他的眼睛大”、“苏联人眼睛就是大”。当时是中苏两国蜜月期，谁也不愿意说苏联老大哥眼睛小啊！

还是上四年级时，学校出了一件大事，亚历山大连续两天没有来上学，这小子壮得跟牛似的，不该是生病了，老师也没有收到病假条，莫非是在外面打拳击让人给打坏了？我正琢磨这事，可巧同年级一班的武宗夏也是两天没来学校，两个家庭的家长和学校四处找人，还在公安局报了案。武宗夏同学是中国人、红二代，父亲是八级干部，由派出所负责寻找。亚历山大是苏联人，北京市公安局外事处都出动了，而且上报了公安部外事局。

按说，这小学生逃学不算什么新鲜事。早在大清朝读私塾的八旗权贵弟子就敢逃学，大清逊位民国普及小学教育，有钱人家子女逃一天学，再请先生补课也是常有的事。但是连续两天没有回家，这事情就有点儿严重了。老北京城一直流传说街上有拍花子的，难道是被拍花子的给拍走了？那个时候说的拍花子就是今天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在中国这是一个很古老的职业了。拍到有模样的女孩儿就卖到妓院去，聪明伶俐的男孩儿给割了命根子，卖给王府终身为奴，去做太监伺候那些亲王、郡王以及贝勒们的妻妾们。新中国成立后，在京城虽然这种事很少听说了，但儿童走失现象还是时有发生。

这次不一样，不仅仅是一个、两个小学生丢失的问题，这是一起外事案件呀！苏联驻华使馆工作人员的儿子丢失了，连续两天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是不是被美帝国主义和逃到台湾的国民党特务绑架或杀害了，蓄意破坏中苏友谊？这可是个大案件，据说还是公安部督办，接案后行动迅速，第三天就破案了。

就是这第三天的下午，在北京南城宣武区天桥一个表演相声、曲艺、杂技等北京传统民间艺术的露天演出场地，公安人员找到了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看演出的亚历山大和武宗夏，二人衣着不整、疲惫不堪，一付脏兮兮的样子，公安人员把他们带走时，他们还都背着上学的书包。

经过询问之后才知道两个人开始是逃学，拿着家里储蓄罐里的零钱到天桥去玩儿。天晚了，两个人在小饭铺吃完了饭，又在一起聊天儿，聊得兴趣正浓不想回家，于是两个人走到学校北面和平门和前门之间的城墙脚下，爬上城墙，一边聊天儿，一边赏星星，头下枕着明朝的城墙砖，渐渐地就在城墙上睡着了。天将亮时刻，两个人冻醒了，于是又坐起来继续聊天儿。太阳升起来后又去天桥玩了一天，连着聊了两个晚上，都是睡在城墙上。

后来有同学问他们聊了什么，他们说是苏联十月革命的故事，风餐露宿在城墙上，是为了感受苏、中两国红军在战争时期的艰苦环境和生活。敢情，急坏了家长，惊动了组织的情急时刻，中苏两国的红二代正在城墙上、月光下促膝谈心呢。

文革中去云水洞。第一排左一林洪，中间武宗夏，第二排右一本文作者

多年后，袁澍同学和武宗夏聊到这件事，武宗夏道出了当初他俩畅聊“革命理想”背后的尴尬。原来他俩觉得上学没劲，受苏联电影里英雄人物影响，想去闯世界。无奈兜里几个钱花光了，不敢再往远了去。因为平日放学后常和同学去爬和平门城墙，于是故地重游。袁澍说，那时武宗夏和亚历山大年少胆大、好冒险、自尊心强，不愿灰溜溜地回家，让人笑话，心想反正父母会来找的……“殚竭心力终为子，可怜天下父母心”，这话，俩淘气的孩子门儿清！

亚力山大的父亲是老布尔什维克，他有苏联共产党的党证。但对于他是否曾加入列宁卫队，同学们有疑问有争议。因为亚历山大不仅经常讲述与十月革命有关的事，还谈过中国抗日联军，他爸爸是抗联战士还是列宁卫队士兵？后来经刘迪同学（天安门运动小平头）和武宗夏同学一番调研，总算是摸清了来龙去脉。

（左）袁澍、（中间）刘迪、（右）武宗夏

早在苏联十月革命前后，许多在苏联的中国劳工加入了苏联红军，人数最多时达到几万人。战场上他们英勇作战、冲锋在前，许多人死于和“白军将领”高尔察克、邓尼金的战斗中，还有不少人死于疾病、饥饿和严寒。亚历山大的爸爸是幸运的，列宁卫队200名战士中有70名中国士兵，他是其中的一员，虽然年龄小，出于对无产阶级事业的忠诚，他加入了苏联国籍。

列宁和红军中的中国士兵（电影画面）

由于在战争中负伤，特别是二战爆发后，绝大部分苏军在西部与德国军队作战，他随部队转到苏联东部大后方，和亚历山大妈妈相识结婚了，一连气为苏维埃政权生了四个男孩，亚历山大是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在德军入侵苏联的日子里，亚历山大的爸爸就坚守在苏联东部大后方防备日本人入侵，并辅导部分由东北撤退到苏联的中国抗联战士进行军事训练。除了汉语，他爸爸的俄语也说得很好。

据亚历山大说，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他爸爸是坐着第一辆坦克车带领苏联红军穿过国境线，从苏联进入中国东北。还说他爸爸打开坦克车的车盖儿，伸出半个身子挥一挥手，对后面跟随的坦克车高喊“跟我前进！”“乌拉！”

苏联红军中的中国士兵

听着亚历山大天花乱坠地侃侃而谈，我觉得怎么和苏联电影中最后大反攻的画面那么像？后来苏联电影看多了，才发现苏联电影所有大反攻的结局几乎都是如此。当然那些同样画面的电影剧本，绝不是他爸爸写的。

为了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武宗夏的父亲武剑西受共产国际与苏联红军情报局的派遣，作为远东局情报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与苏联情报人员佐尔格一起，曾在上海担负特殊秘密使命，阻止日本进攻苏联，遏制东方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扩张。父辈的经历让他与亚历山大有了更多的话题，也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

文革中，武宗夏和刘迪、袁澍等同学多次到师大二附中宿舍找我，拉上我一同去大专院校看大字报。我和刘迪、袁澍和其他同学比较关注清华、北大的文革形势，而武宗夏格外关注人民大学的动态，我问他为什么？在我们的追问下，他才吐露出实情。原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孙泱的父亲孙炳文是他爸爸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亚历山大和武宗夏两位红二代逃学失踪事件结案不久，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在苏联电影中，捷尔任斯基领导的苏联秘密警察又叫“契卡”，作为契卡的成员都是很重要的人物。在苏联处于饥荒的年代，他们还要负责抓捕倒卖粮食和在黑市出售食品的投机倒把分子。亚历山大也常常模仿苏联契卡穿一件黑色光面皮上衣，上衣口袋里装的不是契卡证件，而是他的苏联护照。这东西当年在中国可是管了大用了，也正是因为这东西，让亚历山大碰上了“中国契卡”——人民警察（当时中国只有公安部，没有国家安全部）。

记得那也是四年级的一天上午，我从教室的窗子向外望去，看到教室外边有两个警察的身影。课间休息时，班主任把亚历山大带到教导处，两名警察在那里等着向他了解情况。事后听说原来警察计划到学校直接从教室把亚历山大带走询问，班主任戴玉贞老师坚决反对，她说，第一，孩子是未成年人，学生的家长、监护人不在场，学校有临时监护责任，不能带走孩子。第二，上课时从教室带走孩子询问，会对亚历山大和同学们在心理上造成不良影响……戴老师的意见得到校领导的支持，警察只好等到课间休息时，在教导处问话。

原来，亚历山大拿着他的苏联护照自由出入友谊商店，给社会上的一些人买面包、肉肠和其它食品。

我们班的同学没有一个人托他在友谊商店买过东西，有时候他拿来东西给大家吃，我们不吃，他就拿出老大哥的样子，像列宁一样挥一下手，说道：“吃了这才算是共产主义，不要客气……”

这一次亚历山大用自己的苏联护照，在友谊商店给住在北京工人俱乐部附近的一家中国人买食品，我记得那家人有一个和亚历山大同龄的男孩叫“老虎”，曾经在我们学校校门外等待亚历山大放学，最终被警察发现。在全中国处于大饥荒的年代，饥饿中的中国人铤而走险利用外国未成年人非法购买食品，在当时可是大案，那一家中国人受到了法办。亚历山大则受到他父亲用苏联军用皮带重重的一顿抽打……

回到学校，他撩开衬衣给我们看他身上一条条皮带抽打的血印。班主任戴老师冲到了他们家，用手指着亚历山大的爸爸说道：“不许这样打孩子！”他爸爸回答说：“我是在教育自己的儿子。”戴老师走到他爸爸面前厉声呵斥道：“他现在是我的学生，我不许你打他。”“我打孩子是在自己家里啊！”“在你们家也不能打，你们现在是在中国，要是在你们苏联我管不了，在中国就不行……”最终，亚历山大的爸爸向戴玉贞老师做了保证，不再对孩子进行“暴力教育”。

这样的事不是第一次发生。亚历山大的爸爸也像所有的苏联红军一样爱喝酒，而且酗酒，不管是伏特加还是中国白酒，只要喝进肚子里，酒后脾气就大、就暴躁。

听刘祖友同学说，有一次他陪戴老师去亚历山大家做家访，进门没看见亚历山大，只见他的爸爸沉着个脸，拿着通火的火通条（北京人叫会筷子）正四下里找人。原来，平日亚历山大每天都是骑车上学，住家离学校又近，家里没给他买汽车月票。那天他偷偷拿了朱大京同学（我们班学习最好的男同学，小学毕业升初中北京市统考双百分）的学生月票，坐公交车绕北京市四九城转着玩儿。他倒是开心了，害得朱大京同学没月票回家，向老师借钱乘车回家。为了日后继续上学，他妈妈不得不重新再给他买一张月票。

朱大京同学

当时北京市民的最低生活标准是每人每月8元钱，一张2元的学生月票相当于穷苦家庭一个月一个人四分之一的生活费。幸好，我们学校同学的家长工资相对比较高，受害同学朱大京的父亲是大学教授，中国教育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母亲也是教师，他们重新给朱大京买了一张月票，再没有提及此事。

毕竟纸包不住火，这事让亚历山大爸爸知道了，淘气的亚历山大为了躲避爸爸用火通条打他，在戴老师到访之前，就已经爬到房顶上躲了起来。戴老师把他从房顶上叫下来，让他坐在自己身边，心平气和地指出他的错误，而且让他爸爸当面做了保证，不使用暴力教育孩子。那一次亚历山大没有挨打，他痛哭流涕地表示一定改正错误。

有错就打，还要动用铁器，真是“战斗民族”。苏联男人都是如此火爆脾气？谢天谢地，学习苏联“教育大纲”，没有把家庭暴力教育在中国推广，这肯定是我妈妈单位的功劳，她工作的单位有两块牌子，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另外一块牌子上面是“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

后来亚历山大真的被他爸爸带回了苏联，不是为了回苏联好用皮带、火通条教育他，是中苏两党有关意识形态的论战开始，中苏蜜月期结束了。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召回来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停止两国的经济技术合作，许多苏联人都离开了中国。

四年级，班上的“基辅姑娘嘉丽雅”——陈嘉丽走了，有人说她转到其它学校去了，有人说她回苏联了。期末考试前，亚历山大也再一次“失踪”了，一连好几天没来学校，同学们纷纷猜测他是不是又逃学，去和小伙伴高谈阔论“土豆加牛肉”的苏联共产主义美好前景了。

班主任戴玉贞老师告诉我们亚历山大请假了，在做回苏联的准备，不能继续在我们学校读书了。同学们想给他开个欢送会，像一年前欢送美国同学何比得回国一样，搞得隆重一点儿。但是亚历山大全家要跟着大使馆的部分人员以及来华的苏联专家一起回国，说走就得走，时间很紧，没有时间来参加欢送会。

一天中午，他突然出现在教室，来和老师、同学们做最后的告别。见到我之后，他说，他的拳击手套原来想送给我，后来被别人抢先要走了，他就送给我一张500卢布的沙皇时期的纸币作为纪念。他告诉我纸币正面印的是彼得大帝，纸币的背面是彼得大帝的媳妇儿。这张纸币我保存了好几年，一直到1966年8月红卫兵抄家时，作为我私通苏修的“证据”被抄走了，还烧毁了我保存的亚历山大的半身照片。

亚历山大与同学们匆匆一别之后，我再没有见到过他。那一年暑假我和四姨、四姨夫，还有表弟一同住到圆明园遗址附近，在那里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夏天。开学前回到城里，听姥姥说亚历山大曾经去过我家，也来姥姥家找过我，来去匆匆的，姥姥还说了一句“怎么跟‘跑反’似得”。

一听这话，我立刻骑上车去找他。他家大门紧闭，按电铃和敲打大门都无人答应，可能已经搬走多时了。听穆英说，亚历山大回苏联时还带了两筐青西红柿……

亚力山大虽然没有给我留下拳击手套，但是他带我接受民间拳手训练的经历比吃俄式西餐还令我兴奋，我一直保存着那些美好的记忆。对于拳击运动的热爱，我始终没有放弃。

初中，我在北京师大二附中上学，对面是北京师范大学，经常有体育系的老师在师大校园内指导我打篮球、练武术，也包括拳击的基本训练。

此时，中苏两党论战达到高潮，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相继发表九篇文章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还有什么古巴导弹危机？每天，不仅学校里的高年级同学议论，就连电影院门口推小车卖冰棍儿的老太太、修鞋铺缝补球鞋的师傅、拉排子车（北京的平板三轮车）的板儿爷，只要闲下来就要数落数落“赫秃子”（时任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苏联被称作“苏修”，苏修甚至是比美帝还要坏的敌人，我们跟着中央的号令高喊“打倒苏修”！

中苏两国之间的文化、体育交往几乎全部停止。学校对入学新生的外语课进行了调整，学习英语的班级数量首次超过学俄语的班级。

1969年3月“珍宝岛战役”开始，中苏真枪真刀在两国边界打起来了，我的同学有人直接参加了这场战斗。称谓上“苏修”已经变成了“苏修霸权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经查证这个词是列宁首先使用，出处《列宁全集》第1版第29卷第458页。）

中苏论战影响到伟大领袖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认为苏联出了修正主义，中国也必然出修正主义，于是反修防修的巨大声势在国内形成。

文革风暴骤起，学校停课后，我在师大二附中的宿舍成了北京市的一个中学生拳击活动点，宿舍里经常摆放着两副拳击手套，还有杠铃……除了师大家属院儿的孩子把这里当成一个训练基地，北京市其他中学的拳击爱好者也隔三差五到这里来切磋，虽然比不了石油附中打拳击的大脚（陈为正）那么大的影响力，也为北京市中学生拳击普及起了推动作用。

1969年1月去陕北插队，我带去两副拳击手套，在村子里，我们知青没事就打拳击、打篮球、撑双杠……开展体育活动。我有一张和同学叶尔强打拳击的照片，至今还挂在延安知青博物馆中。

1974年7月，我病退回北京。1976年伟大领袖去世，中苏的交恶时代结束。1981年，邓小平会见美国拳王阿里，中国拳击运动进入了恢复的倒计时。我有幸得到我少年时的偶像张立德先生、王国钧先生、王守忻先生的真传，开始了正规、系统的拳击训练。王国钧、于福山、费志成和赵时英等教练组建了当时的北京拳击队，我是81kg级的拳击运动员。

1988年6月应苏联国家体委的邀请，我们中国拳击队一行15人，参加了在苏联列宁格勒(现已恢复原来的名字圣彼德堡)举行的“列宁格勒市长杯社会主义国家拳击邀请赛”。苏联人民对我们非常热情，招待很周全，早中晚三餐都有红菜汤、像牛舌头一样又宽又厚的大片起司、红、黄、黑等不同颜色的各种鱼子酱、俄式沙拉、烩牛肉、乌克兰猪肉、大列巴……苏联人还教我们吃西瓜时撒上一点盐，吃起来感觉西瓜更甜。苏联人民的友好善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又让想起了在亚历山大家里我和去打拳击的同学们一同吃肉肠、面包、小站米粥、肉皮冻等“中苏友谊餐”的日子。

在苏联访问期间我参观了冬宫，发现冬宫居然连围墙都没有，一些建筑的窗户就紧邻大街，不要说从大门冲进去了，直接攀爬窗户都可以进入冬宫。想当年，亚历山大讲起电影中十月革命攻打冬宫，说到阿弗乐尔号巡洋舰的大炮有水缸那么粗；谈起冬宫的防守是多么的严密、火力配备又是多么的强；起义的布尔什维克士兵在攻打冬宫的过程中，一排人倒下了，另一排人又冲上去，后面的人踩着倒下人的尸体往上冲（电影中没有这种画面）……我想，如果冬宫有北京紫禁城那样高大结实的围墙，估计冲锋就“不好使了”，只能用大炮轰，就像冯玉祥一样，命令鹿钟麟在景山上架上一尊大炮，迫使溥仪皇帝慌忙逃出紫禁城。

我还登上了阿弗乐尔号巡洋舰，亚历山大说到的“水缸般粗”的大炮的炮筒被我看到，那炮筒和北京人养蛐蛐的澄桨泥蛐蛐罐的直径差不多，不像水缸一样粗啊！我拍下照片，以此存证。

我在阿芙乐尔号军舰前

访问期间，我虽然人在苏联，却无从打听亚历山大的信息。不过，儿时与他“玩皮拳”我们相互鼓励的话语，一心想做“最棒拳手”的梦想，像一股无形的力量，一直支撑着我不断努力、再努力。

作为第一个拿到国际医务监督上岗证的中国人，我担任了国际拳联医学委员会的委员，成为国际拳联限定的两名亚洲委员中的一人。从1990年起在亚运会、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中，担任医学仲裁（MEDICAL JURY），从医学角度参与运动员参赛资格的选拔以及场上比赛的裁定。

2004年，在雅典举办的第28届夏季奥运会，既是现代奥运时隔108年后重回故乡，也是奥林匹克大家庭最大规模的一次团圆。我作为奥运会负责拳击竞赛的国际体育技术官员，站在雅典的神庙前眺望东方，少年时代的故事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展现在夕阳的余晖中，我似乎又看到自己在少年宫体校参加篮球训练，还有和亚历山大一起打拳击的快乐时光……

对于拳击事业的执着和对于体育的热爱，也影响了我的两个孩子。他们都是从三岁半开始练习游泳，大儿子11岁开始练习柔道，参加国际比赛最好成绩是世界大师级柔道锦标赛的亚军，冠军是俄罗斯运动员，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他是俄罗斯的秘密警察。我有时会想，如果他是亚历山大的儿子该多好！

我的小儿子11岁时开始练习跆拳道和水球，我们一家人身体倍儿棒，吃嘛儿嘛儿香。由于孩子从小身体就好，健康活泼，我提前一年送孩子入学校或让他们入学后跳班，决不能走前苏联教育政策的老路。大儿子17岁时考上了罗杰斯特理工学院，小儿子17岁时考上了中国传媒大学。现在他们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充分发挥着自己的潜能，享受着工作带给自己的快乐、享受着健康快乐的生活，不知道亚历山大的孩子又是一种什么生活状态？

2019年11月美国同学何比得应我们的邀请，从美国来到北京和我们小学同学欢聚一堂，我和何比得激动地拥抱在一起，同学们都非常开心，回顾童年、叙述友谊。何比得返回美国后，立即动笔写了一本书，其中很大篇幅回忆和我们在一起上学的日子。这本书已于今年3月2日在美国出版，书名《在中国的美国孩子来到美国》（An American boy in China comes to the USA），封面是何比得来北京时，他和我坐在昔日我们班上课的教室（现在的钱学森纪念馆）中的合影。

何比得新出版的书

我们也期盼亚历山大和同学们的重逢，重逢时的画面我都已经想象出来：我和亚历山大紧紧相拥，同时，一定不会忘了伸出拳头互相击打对方的宽阔肩膀和胸脯。

王骥专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