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丨陶正：好孩子，野孩子，一起玩成“泥猴儿”

作者简历本文作者
陶正，1948生人，清华附中读高中、陕西延川当农民、北京大学学中文、北京歌舞剧院做编剧，著有长篇小说《旋转的舞台》等、中篇小说《女子们》等、短篇小说《逍遥之乐》等、散文《少年初识愁滋味》等、剧本《圆明园》等、歌词《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组歌》等。

原题

好孩子 野孩子

——我的五六十年代（之八）

作者：陶正

我生在天津。户口本上的生日是1948年8月12日。不过，那是假的，到北京以后改的——1955年，我要上小学，生日却比学龄晚几天。父母一商量，就去了派出所，说他们当初报户口，把我的生日报错了：七月初八报成了八月初七。几乎小了一个月。再折成阳历，就９月了。派出所的人不知是粗心，还是好心，没再调查。只说了句“爹糊涂娘也糊涂”，就以阴历七月初八为准，倒换成阳历8月12了。

我常想：如果我不改生日，晚一年上学，也许，今天的一切就完全不同了。学历、职业、婚恋、身体、爱好……以至写文章。我很可能写的是另外一套，或者，根本就不会写。

但有一点，应该不会改变的：即使晚上一年学，我肯定还是个好学生，跟哥哥、妹妹、弟弟一样。

我们兄弟四个，上的都是皇城根小学——当时叫西城区中心小学。在那所学校里，陶家的四个孩子，可以说小有名气：学习都好，都守纪律，而且，还都讲卫生。

学习都好的舆论比较客观。这与家庭条件、学前教育，以至我们兄弟之间的互相影响，都有关系。还有个原因，我更是笃信不移：遗传。父亲和母亲都极具天赋，尤其是文学天赋。父亲信手写封家信，就文采飞扬；母亲至今还出口成章；在照片儿后面写诗。而我们几个的学习好，最值得称道的，也是作文儿好。

当然，作文儿，尤其是小学生作文儿，总难免抄来抄去的。“天下文章一大抄”是也。语文书、课外书、工具书……都能抄。就看你抄的技术如何了。原封不动地照搬，是傻瓜，老师也不会答应；多少改改，把北京城“烟囱林立”改成“烟筒如林”，就好些，老师即使看的出来，也说不出来。更好的办法是东拼西凑，搭积木。老师再有学问，也不可能什么书都看过。

我还有个诀窍儿：抄哥哥的。那更省事儿，一个字儿都不用改，老师也更难发现——哥哥比我高两级，教作文的是另一个老师；哥哥比我大两岁，写作文肯定比我好。诀窍儿中又有诀窍儿：我专抄老师给哥哥判过高分儿，写了好评语的。那我绝对也能得高分儿，得好评语。

“……隆隆的马达声打断了我的沉思，汽车在宽阔的马路上跑着、跑着……”

这是哥哥写春游的作文，结尾。老师在下面逶迤了红线，还极尽了褒奖：“文尽而意未尽，说明祖国的大好河山难以描画，颇有些文学味道了……”

“……隆隆的马达声打断了我的沉思，汽车在宽阔的马路上跑着、跑着……”

——这可是我的作文儿了。尽管哥哥游的是颐和园，我游的是动物园。

老师果然看不出来，也给我逶迤了红线，而且是两道儿。

哥哥却看出来了——他也翻我的作文儿。“好啊，你抄我的！”

他说的不错，而且说“好啊！”那就好吧。

我仍然是个好学生。

我也并不总抄哥哥的，除了一时贪玩儿，或者实在眼热。我的文章多数是自己做。我觉得，有了些想法、感觉，用笔记下来，写出来，也是一种乐趣。

“记下来”和“写出来”并不一样：“记下来”，是记给自己。比如记日记，比如忽然想出一个下联儿——南屋邻居“小猪”经常跟我对对联儿，他出上联儿：“韭菜菜久容易烂”；我对下联儿：“黄瓜瓜黄应该摘”。一时得意，我就“记下了”。可“写出来”不同：那是要给别人看的。老师、家长、同学……那就难免说些动听的了。

我戴上红领巾，去北海参加入队仪式，还拍了记录电影儿。我很兴奋，就写了一篇作文。结果被老师当成范文，给全班同学念了。我早就猜到了这结果，所以写得很用心，很漂亮——这却都是真的：感觉是我的感觉；文笔是我的文笔。

可是……

我写《我的父母》。父母怎么教育我，爱护我；父母之间又怎么互相体贴、帮助……可是，父母已经离婚了。就在我写这篇作文之前。

我在《书的故事》里也举过一个例子：我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后感，引用了那段最经典的语录，说它最使我刻骨铭心。其实，更让我念念不忘的，却是另一个段落：保尔和冬妮亚的炽热的爱。

我还在作文里把老奶奶搀过了马路，把捡到的一分钱交给了警察叔叔——前者是彻头彻尾的编造；后者倒多少有点影儿：我拣了一分钱，想用它租小人书，不料丢钱的小丫头发现了，硬把钱夺回去了。

平心而论，胡编乱造，也是我喜欢作文的原因之一。能把假的编得象真的似的，也是本事，也有成就感。真正的作家大概就是这样。

学校请来了《高玉宝》的作者。他给我们忆苦思甜，兼作文辅导。那叔叔很好，爱说真话，他的真话就是：“周扒皮”和“半夜鸡叫”都掺了假。我有些失望：我一直以为高玉宝痛打钻在鸡窝里周扒皮是真的，解气。不过，过后想想，我当真了，解气了，正说明叔叔编得好。

于是，我也继续编，心安理得地编。我的技巧也逐步提高着：从胡编乱造到认真编造；从处心积虑走向得心应手……考初中的作文题是《我们俩》。我轻而易举，就编出了一个一天到晚别的事儿不干，专门儿帮助我，帮我好好学习、帮我遵守纪律、帮我讲究卫生的好学生。

有这样儿的好学生吗？

真要有，我还能算好学生吗？

无论如何，我也算好学生。有学校颁发的奖状为证——那些奖状就贴在我家山墙上，和哥哥妹妹弟弟的奖状错落在一起。姥姥经常指着它们，向客人们炫耀：“你瞧瞧你瞧瞧，一个赛一个地‘要好儿’！我都犯愁了：他们要是再挣回几张来，我可往哪儿贴呀！”

姥姥为我们高兴，是真的。但是，说我们“一个赛一个地‘要好儿’”，就有点儿口是心非了。

哥哥“要好儿”，也应该是真的。他比我好学、听话。这可能跟他的小名儿有关：

哥哥的小名儿叫“仿孙”。因为他的生日和孙中山是一天。爷爷希望他的长孙仿效国父，救世济民。

我的小名儿就奇怪了：“天孙”。“孙”字是序列化，也笃定了我的孙子辈儿；而“天”字呢？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天孙”是织女星，含蓄了爷爷对我不可言明的期冀，也隐匿了他不该炫耀的文化修养——那年头，即使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你也是装成没多少文化的劳动人民为好。

日本居然有一种名叫“天孙降临”的烧酒

所以，小时候，跟大人问起来，爷爷、父亲、母亲总是含糊其辞，或者说是随便起的，或者说只因为我生在天津，没别的讲究。而我，倒自行其是，愿意把我的小名儿和孙悟空联系起来——孙：孙猴子；天：齐天大圣。没一个省油的灯。

我就不是省油的灯．姥姥当着外人夸我“要好儿”，客人一走，就改口骂我“不学好”了：“笑什么？我那是给你长脸呐……说！刚才你们在房顶上干什么来着？成天跟着些野孩子生事儿，不学好！”

“野孩子”，是姥姥对我的玩伴儿的统称。有同学，有邻居，也有胡同里的小孩儿。刚才，趁姥姥陪客人说话，我和其中一个爬上了东屋房顶——那里有一个平台，夏天，上面很凉快，还能够着树枝儿上的枣儿。我俩一边乘凉，一边吃枣儿，一边胡扯，想上厕所了，都舍不得下来。于是，平台上的下水口就淅淅沥沥，流下了两泡尿。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你妈怎么跟你说的？”姥姥发狠：“摔折了胳膊腿儿我管不着，活该！你别再把我那房顶踩漏了！”

所以，要说我是好学生，倒还有奖状做证。可要说我守纪律，那就得看是谁的纪律，什么纪律，怎么个遵守法儿了——

老师颁布纪律：听讲时得“坐直了，眼看前，手背后”。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老师，两手背后，给后边儿的同学递纸条儿：“课间去小夹道儿逮蛐蛐儿”——就在墙缝儿里，我上个课间听见它叫唤了。 

“贺援！”老师也叫唤，叫后座的同学，“坐直了！看人家陶正是怎么坐的！”

贺援只好也坐直了，抬脚从桌子底下踹我屁股。

学校还有规定：书包里得带三件儿东西：水碗儿、口罩儿、手绢儿，值日生天天检查。

这也没问题——妈妈头天晚上就给我准备好了。可是，我喝水，仍是拧开龙头猛灌一气，连脸都一块儿洗了。水碗儿倒也有用：接水和泥，扣“馒头”；放学回家，买“蛤蟆骨朵”……手绢儿的用处就更多了：捉迷藏蒙眼睛，捉特务绑俘虏……还有，包几个“屎壳郎”，吓唬女同学。

母亲也有家法：放学就回家、吃饭要洗手、不许疯闹、野玩儿……放学就回家？可以！至于什么时候放学，就看我怎么说了：“老师拖堂了”；“学校大扫除了”；“ＸＸＸ让我帮他讲作文了”……都行。饭前洗手也行。反正水盆儿就摆在饭桌旁，伸手蘸蘸，就不能说没洗。“你那是蘸糖葫芦哪？”姥姥一边端锅，一边喝问，“打点儿胰子药不死你！哼，跟老鸹爪子似的……老师还说你讲卫生呢！我听了都臊得慌！”

我倒没臊得慌，只是有些奇怪：在老师印象里我为什么算“讲卫生”的。很可能，这又得归功于“基因”了：我们兄弟四个肤色都不错，只要把脸胡噜胡噜，外人见了就会赞叹：瞧人家几个孩子，多白净，也不怎么长的！”

当然，我“疯闹”“野玩儿”，主要还在放学之后。在学校，我很少也很难滚成个泥猴儿。

一出校门，我就是真正的“野孩子”了。尤其是成立“家庭作业小组”以后，我可以到小组的任何同学家做功课。做完了，或不等做完，就可以“疯闹”“野玩儿”了。

贺援就是我们小组的，好像还有侯菊生，和一个姓高的同学，外号“高老庄儿”。贺援的父亲是九三学社的头面人物，宅院没有“公私合营”。于是，那里就成了我们的极乐世界。那宅院实在太大了：说不清多大，只记得它有时花树繁茂，象公园儿，又有时满目萧瑟，像坟地。

我们玩儿“踢卦儿”：在地上画一个圈儿，把一块石头远远扔出去，让一个人去拣。趁这功夫，其他人要迅速隐藏起来。那人拣回石头，放回圈中，就一边“看卦”，一边找人。发现一个，叫声“ＸＸＸ电报！”，就算逮住了。不过，你也可以蒙着脑袋冲出来，抢在“电报”之前，或趁着那人叫不准名字，把圈里的“卦”踢出去——那你和被捕者就可以重新躲藏了……

我们躲在墙角儿，藏在门后，爬上丁香树，钻进劈柴堆，也可以在几十间房屋里到处乱窜。一次，我蹲在一个堆满旧书的小过道里翻画报。一时入迷，竟忘了是在“踢卦儿”.，让几个同学同仇敌忾，一块儿按住了。

我由此想起一个坏主意，避着“高老庄儿”，对其他同学说了。

于是，那天，“高老庄儿”“看卦”，竟一个人也没找到，直到天黑了也没找到——我们趁他拣“卦”，早就离开贺援家，找一片更空旷的场地，玩“梃迫（读PAI 第三声）”去了。

“梃迫”，带有一定的赌博性。我们各自拿出烟盒叠的三角儿，放进地上画着的圆圈里，然后，退到一定距离，扔一片儿石头——谁用这石头片儿把三角儿从圆圈儿里撮出去，三角儿就归谁……即是赌博，就要有赌资：烟盒。父亲倒是抽烟，但他远在天津，也未必支持我“野”。我只好假装攒烟盒儿，向亲戚朋友募集。有时还翻翻垃圾堆，看看里边有没有“哈德门”“蓝牡丹”，或者“红双喜”。

我们又玩“剁（读第一声）刀”——在土地上画一串儿方格儿，时宽时窄，拐来拐去，通向“大本营”。参赛者先玩“石头沙锅水”，或“石头剪子布”：决出顺序，再依次拿出铅笔刀，往那些方格儿里“剁”。剁进方格儿，插进土里，并且立住了，就继续前进；剁出了格，或者没立住，就换后面的人。如此循环，谁先到达“大本营”，在那儿连剁三刀都立住了，就算胜利——这是我的强项。我用的是姥爷以前的刻刀：钢口好，分量重，刀刃儿窄，一“剁”就立住，还不爱“压界”。一个姓钱的同学就惨了：他的刀刃儿特别宽，一下儿“剁”石头上，崩起来，把胳膊划破了。

我们还“弹球儿”“扇三角儿”“拍洋画儿”……这都是趴在地上玩儿的。玩着玩着，就玩成“泥猴儿”了。

弹球儿

扇三角儿 

拍洋画儿

我们也玩讲卫生的：拽包儿、滚铁环、抽汉奸、撞拐……

拽包儿

滚铁环

抽汉奸

撞拐

我们还玩女同学玩的：“耍（读CHIWA 第三声）拐”、“挑棍儿”、跳皮筋儿——“小皮球，香蕉梨，马莲开花二十一……嘴里念念有词，却始终不明白说的是什么。

耍羊拐

挑棍儿

跳皮筋儿

我们更爱玩儿危险游戏，或吓人游戏。看过电影《飞刀华》，就到处找锯条，磨飞刀。我把案板搬到院门口，大圈儿套小圈儿画上靶环，开始瞄准——当然描不准，“飞刀”横飞竖舞，吓得过路人贴墙根儿走道儿。孙姥姥出来倒垃圾，正好赶上我“飞刀”，刚一探头就缩了回去……“作死呀你？你姥姥说你‘野孩子’我还护着——闹了半天说轻啦！你们舞刀弄棒的，都成小流氓啦！”

孙姥姥是“小猪”的姥姥，住在南屋，离院门口最近。她平常对我不错，也确实护过我——有时，我玩得太疯、太野，回家太晚，姥姥气得不给开院门。孙姥姥就出来拉“门插关儿”。“你这孩子呀，学习是不赖！可别的地方也该学点儿好，别老跟那些流了流气的孩子鳔着……呦！你看你看！还真让我说着了——那又是那个李什么吧？”

孙姥姥指的是李文湖——她开导我的时候，正好看见了李文湖的背影——李文湖跟我玩得太晚了，总要把我送到院门口。

关于李文湖，我已经写过不少了。他不合群儿，要玩儿就找我一个玩儿。逮蛐蛐儿、粘“叽鸟儿”（知了）、放“鬼脸儿”风筝，还跟人打架，让我帮他拿着衣服……他确实有点儿小流氓的样子，包括小流氓的义气。有时，我俩一块儿干了坏事儿，暴露了，他也往自己身上揽。

“陶正！”算术老师对我反常的严厉，“李文湖的作业是你给他抄的吧？”

“没有啊！”我负隅顽抗。

“没有？他自己会做这些题吗？你平常挺好的孩子，怎么也不诚实了——就算他都能做对，那错的呢？怎么也跟你错一样儿？”

“……”我哑口无言了。

“我是抄他的。”李文湖站起来，“我趁他上茅房的时候抄的。他没看见。”

……老师竟不再追究了，尽管她不会相信李文湖，包括我——这次的我。

可能，老师认准我毕竟是好学生，不愿太让我过不去吧？

 但是，又有一次，老师忍不住了。我是说另一个老师，我们班主任。

北海小西天

北海公园里有一个“小西天儿”。“小西天儿”旁边儿有一个电影院。电影院里要演《战火中的青春》。我和另外一个同学都想看。《战火中的青春》下午两点开演。下午两点我们要上语文课。

于是，上午第四节课，我就趴在课桌上了。

“怎么了？”老师体恤地走过来，摸我的脑门儿：“……倒不热……哪儿不舒服？”

“……头疼……一阵儿阵儿的……”

“噢……中午回家跟家长说说，看要不要吃片儿阿司匹林……实在难受，下午就在家躺躺吧……”

我如愿以偿了。

那个同学也如愿以偿了——下午，他一到学校，就不断跑厕所。最后一次没回教室，就也得到了老师的赦免。

我们没买门票，从一个小旁门儿溜进了北海。我们一人五分钱，看完了《战火中的青春》，和另一部电影——名字忘了，内容也忘了，只记得第一场电影结尾刚出字幕，我们就去了厕所。等把腿蹲麻了，下一部也开演了。

从电影院出来，我们又在“小西天儿”玩了半天，玩我的“双响砸炮枪”——那可不是街上买的“砸炮儿”，是我自己做的。

我找到半根折了的擀面棍儿，锯下一轱辘，在两头的断面儿上各挖一个绿豆大小的坑儿；再找根儿粗钢丝，窝成夹子形状——夹子两头正杵着小坑儿，“双响砸炮枪”就做好了。玩的时候，只须把“洋火儿”的白磷头儿抠下来，塞进小坑儿，用夹子夹住。然后，往墙上一磕，或往地上一砸，“啪啪”，就响了。

“双响砸炮枪”主要是吓人的。

几个小孩儿蹦达过来了……“啪啪！”吓得他们撒腿就跑！

一对青年男女溜达过来了……“啪啪！”女的往男的肩膀上靠；男的冲我们横眉竖目：“哪儿的野孩子！讨厌！”

一个戴眼睛的中年妇女……没等她走过来，更没等“啪啪！”，我俩转身就跑。尤其那个同学，不仅比我发现得早，也比我跑得快——那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尽管她不教我们，但我认识，那个同学更认识——那老师还是他的街坊，就隔一堵墙！

班主任毫不留情，狠狠批评了我，让我交“枪”、认错儿、写检查。

我交了枪，认了错儿，也写了检查——我写得很认真，既没有抄袭，也没有瞎编。

我确实感到过分了，疯过头儿也野过劲儿了：我可以在作文儿里做做假在神聊时编编谎在游戏时骗骗人在吃饭洗手之类的小事儿上说说瞎话……但是，对学习，对学校，尤其对一向把我看成好学生的班主任……

我确实错了。

那个学期，尽管没得奖状，我也没觉得委屈。

我只是掉了几滴眼泪。我从小是极少掉眼泪的。

不过，没觉得委屈……怎么还掉眼泪呢？

因为愧悔。也因为他——我一直没提他叫什么的，跟我一块看电影的那个同学。

“他说你非让他陪你去，是吗？”

“噢……”

“他说他当时就后悔了：没碰见学校老师之前——他看完《战火中的青春》，很受教育。就想拉你回学校承认错误……有这回事儿吗？”

“……可能……有吧。”

“可你死活不干，又拽着他看了场电影，还不买票！”

“……对，没买票。”

“真的？他说的全都属实吗？你也可以说说当时的情况。老师还是信任你的……你总的说来还是好学生。”

“没什么可说的了……是我错了……他一直都听我的，平常也是。”

“真的吗？”

“真的……真的……真的！”

那是个很一般的同学。学习一般，纪律一般，卫生一般。

也许就因为他的“一般”。

他家离北海不远，上学就路过“小西天儿”。他发现下午有电影儿，就告诉了我，就求我陪他去——他说我是好学生，即使老师万一发现了……

也许，就因为我是好学生。

当时，我脑子里还兀地出现了一个坏学生——老师眼里的坏学生——李文湖。

于是就“真的”了……真的！真的！

“真的”也是假话。我又撒谎了。

2003年5月22日

陶正专列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部分插图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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