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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丨李薇薇：动荡的校园，学工学农学军捎带学文化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李薇薇，笔名蔷薇，1955年出生于河南郑州，1973年下乡，1980年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后在某设计院从事技术工作，现已退休。
动荡年代的校园往事
一九六六年的夏天格外让人躁动。自决策者发布了五·一六通知，学校就陆续开始停课。大革命让我度过了此生最漫长的假期，也读完了家里那套《十万个为什么》。
我开始像样板戏里的李勇奇：“早也盼，晚也盼，望穿双眼”。不是盼着大军进深山，而是盼着早日上中学。期待着学了数理化，去探索大自然中更多的为什么。
一九六九年初春，我终于进了中学。捧着新课本我开始发懵：哪有什么物理课化学课，教材早被改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
物理变成了工业生产知识。头节课讲完欧姆定律，第二节就开始活学活用。老师拿来个电路模型，有电池、导线、开关，另一端则连了个小灯泡。教我们怎么装电灯。后来，讲完了牛顿三大定律，又开始学习柴油机和拖拉机的工作原理。
化学改成了农业生产知识。前脚跟着“门老师”给化学原素排完队，后脚就讲咋给庄稼施氮磷钾肥。
记得有一天，体育老师来代我们的化学课。他拿来两个装了水的试管，并在其中一个掺了尿素，让大家观察分辨。同学们都傻傻的分不清，他就让一个男生上台品尝。
这下男生炸了，起哄说那同学喝了尿。课堂开始失控，下面敲桌子打板凳，闹腾得恨不能掀翻屋顶。一节课就这样不了了之。
数学课讲了平面几何和勾股定理，就开始到学校大操场丈量土地，去二七纪念塔测塔高。
很显然，学的这点儿数理化皮毛，都是为上山下乡做准备的。
政治理所当然占了最多的课时。除了讲述导师和领袖的经典著作，还要求背诵马列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熟记党内的每一次路线斗争。
其他课都要首先突出政治。历史讲完猴子变人，就成了农民起义的专题讲座。从陈胜吴广到黄巢李自成，细数历代“造反派”如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英语要先学会喊时髦的万岁和打倒，最长的课文是《半夜鸡叫》。刚下课，周扒皮训斥长工的“你这个懒骨头”，就被同学们拿来彼此戏谑。
作文多半是写“满纸荒唐言”的批判文章，常以“四海翻腾、五洲震荡”开头，“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结尾，内容基本是紧跟形势，捡拾报纸广播的牙慧。
这也怨不得同学们。文革开始后，除了红宝书，我们的课外读物基本只剩下大字报和传单。在街头受到的“痞子教育”，让大家把污言秽语当成了豪言壮语，把辱骂和恐吓当成了战斗。虽然大家也想学伟人激扬文字，可肚子里那点墨水，却不足以支撑自己挥斥方遒。
教室里坐满了“白字”学生。早读时，班干部常带着大家翻开“红丹丹（彤彤）”的语录本；批判会上，阶级敌人总是“赤果果（裸裸）”地反对伟大中国。
“中国字念半边，一万认八千”司空见惯。四年级小学生，虽说三级跳蹦到了中学，一不留神，就会露出先天不足的“狐狸尾巴”。
进校不久，珍宝岛就燃起了烽烟。全国都开始 “深挖洞”。可因为我们学校地势低，没等把老毛子淹死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地下水和塌方就接踵而来。大自然就是任性，敢和最高指示对着干。任凭你把 “人定胜天”喊破嗓子，“与地斗”也没能收获“其乐无穷”，只留下了个烂尾工程。
地道战偃旗息鼓了，备战却不能放松。学校又派了几个男生打埋伏，准备搞一场“抓特务”的演习。
模拟“战场”是郊区丘陵地带的一片杂树林，荒草遍地，荆棘丛生。虽说我军想“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可大部队在明处，“敌人”在暗处。三百多人忙活到夕阳西下，也没见到特务的影子。
第二天到校才听说，是特务们没遵守潜伏规则，早早就学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演习不是实战，“特务”又是自己同学，这事从根上就透着假。十几岁的少年玩心正重，所以多数人嘻嘻哈哈，权当集体到郊外撒个欢。
“捉迷藏”玩得不尽兴，野营拉练又为大家打上了兴奋剂。长途跋涉中，吃喝拉撒睡，刚性需求一样都不能少。
先说吃喝。
早、晚饭都在露营地解决，午饭就要在行军途中自己做。城里长大的孩子，谁也不善挖坑捡柴、支锅煮饭，常常状况百出：有时挖的土灶风向不对，只倒烟，不着明火。做顿饭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熏得满脸黢黑，泪流满面。还有几次好不容易做熟了饭，刚端起碗，出发号就响了。只能饿着肚子继续赶路。
有顿晚饭最让我难忘。那天在露营地，我去帮厨，见老师正拿个长把铲子搅锅。灶台设在生产队废弃的牲口棚里，一个不小心，铲子把儿戳到了低矮的顶棚上。那上面攒了不知多少年的尘土、老鼠屎和蜘蛛网，呼啦啦落下来，把沸腾的小米粥盖了个严严实实。
我惊呼，抄起水瓢就要往外舀。谁知老师顺手拿铲子一搅合，嘴里还念叨着“多一碗吧”！“脏被子”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又朝我做了个鬼脸：“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保密啊！”我傻在那儿啼笑皆非。
到了饭点，看到在严冬中奔波了一天，又冷又饿、疲惫不堪的同学们，我只有违心保守了这个秘密。
离家前，老妈塞给我两块钱。行军路过村头代销点时，我常常想着里面的糖果咽口水。但那时脑子被拉练口号 “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洗刷得红彤彤，经过一番斗私批修，最终还是没敢出手。
终于有一天，我们走到了大枣之乡新郑。参观完《收租院》，同学们纷纷解囊“给家里”买红枣。我也想让老妈觉得闺女没白养，拿出一块钱买了五斤。
白天忆过了旧社会的苦，晚上，有个“唠嘴妞”带头，大家都开始品尝新社会的甜。眼看同学们被“糖衣炮弹”撂倒一片，我也开始犒劳肚子里的“馋虫”。
待回到家，我先把缺斤短两的红枣献了“孝心”，又把剩下的细碎银两也上缴“国库”，还换来了老妈的一顿表扬。真心有点脸红。
说完吃喝，再说拉撒。
拉练大多行走在荒郊野外，方便就成了最不方便的问题。白天一般是在道路两侧按男左女右解决。路过村庄时，也会有人去老乡家方便。
七十年代初，农村的旱厕简陋到让人瞠目。有天我和同学一起去方便，那厕所竟与猪圈相邻。看到“二师兄”一脸渴望地盯着你，吓得人恨不能大小便失禁。
最后说睡。
拉练大军有个先遣队，负责安排住宿。通常是分散住在老乡家。有天走到黄河边，我被分到了邙山脚下的窑洞里。
那孔窑岁数也许比我爷爷都大，上面横七竖八裂着几指宽的大缝。我看着头上“青天一顶星星亮”，想起了因窑洞坍塌罹难的张思德。主席说他的死比泰山还重，可我若是一声不吭被就地活埋，肯定比鸿毛还轻。我越想越怕，越怕越睡不着。
偶尔也会有好运气。有天晚上，老乡把准备娶媳妇的新房腾了出来。我铺着又厚又暖的新褥子，躺在印着红花绿叶的新床单上，心想，当新娘这事真不赖。
每天几十里的长途跋涉，许多同学脚底都磨了泡。据说长征中，红军都用马尾穿刺。可我们到哪儿弄马尾呀，只好到宿营地借老乡的缝衣针，用火柴烧了消毒穿刺。第二天一瘸一拐继续上路。
有一次，大家累得实在走不动了，就向老乡打听，离X村（宿营地）还有多远。回答是，不远，也就二里地。同学们顿时来了精神。
谁知农村那二里地是咋量的，好半天也走不到。再找人问，还是快了，也就二里地。就这样二里复二里，一直走到天大黑。
拉练是真苦，可谁让咱年轻呢！十四五岁的半大孩子，少不了苦中作乐。有一次我去寻找掉队的同学，见她正对着一头老母猪紧追不舍。我不解，她却一本正经地告诉我，想看看这头猪是不是双眼皮。害得我差点笑歪了下巴。
夜行军更是洋相百出。半大孩子瞌睡多，前半夜还能勉强支撑，后半夜就困得七荤八素，有人拽着前面同学的背包带都能睡着。
每到这时，老师就开始让大家传口令。按实战要求，队列里传口令不能起高腔，以防阶级敌人探听到“地雷的秘密”。半睡半醒中，那口令就像“三人成虎”的寓言，越传越走样。待到大天亮，“排头兵”和“小尾巴”一对质，驴头不对马嘴。每每让同学们笑倒一片。
有段时间，我们学校的大操场被空降兵某部借用，课间，常能见到官兵们叠降落伞。
有一天，我听到几个男生围着个军官讨论，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开打，中国的原子弹是先撂白宫还是克里姆林宫?那语气亢奋的，仿佛蘑菇云立马要在眼前升腾。
正常正常。学校被省直机关环绕，许多同学的父辈都曾是打天下的“老革命”。他们对战场和英雄的迷恋，来自深入骨髓的基因传承。
文革中，虽说不少家长成了“走资派”。可“坐江山”的还不是当年一个锅里搅马勺的战友。如今他们多半也都混了个师长旅长的干干，见昔日弟兄遭了难，咋不得拉上一把。
因而，自打上了高中，教室里隔三差五就会空出个座位，昭示着又给军营输送了“红小鬼”（参军的同学大都不满18岁）。
走的多半是男生，女生虽不必再守护 “三八线”了，却少不了羡慕嫉妒恨。可招女兵的数量从未顶起过“半边天”。我们班仅走了两位：郑兰是某元帅的亲侄女，自带红色风水。丽娜的父辈也曾是军人，不仅人长得漂亮，还有副“洋嗓”。
我们几个都是傻大个，常在一起厮混，嘻嘻哈哈没正形。见她俩走进军营，我没少在心里埋怨老爸：早知今日“蹲牛棚”，当年真该留在队伍里。
女生中也有不撞南墙不死心的。高年级有几个姐姐，从家拿了十块钱，一路扒车到了边境。她们找到曾在学校“三支两军”的军代表，提出要当兵。可军代表也没权利随便招兵，只能留她们在招待所住了几天，又交给铁路送了回来。
这中间有位姐姐和我姐熟。有一天她来我家，聊起这趟勇敢者的旅程：她们如何扒车逃票，与列车员斗智斗勇；如何被当做偷越国境犯抓进收容所，和一帮小偷强奸犯关在一起；最后又如何奋起抗争，通过绝食重获自由。
文革初的大串联早已成“过去式”。这姐姐只大我两岁，却不远千里，干下如此冒险勾当。听得我心惊肉跳，艳羡不已，觉得她就像从战场凯旋的大英雄。
当年，军人在我心中一直是“最可爱的人”。可某天有同学告诉我，借用操场的那个部队首长，专门有个伙夫给他开小灶。那伙夫做的一道汤，不仅味美，还极具观赏价值：先把肉馅调好塞进小酒盅，再嵌入煮熟的莲子，扣成丸子状；把丸子放在肉汤里汆熟，再撒上些青菜叶。由于这种丸子头重脚轻，个个大头朝上，像极了莲蓬。所以，这道汤就叫“莲蓬戏水”。
在百姓吃个蚂蚱腿都当肉的年代，我差点惊掉了眼珠子。记得参观《收租院》时，讲解员说刘文彩为了吃鸭蹼肉，一顿饭竟要杀三百只鸭子。可他是地主老财呀！如今，军长喝碗汤竟如此奢侈，我在心里认定，他已经“变修”了。
“复课”后的校园里，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学农”。下乡要自带行李，一般是集中住在生产队的库房里，有时也会分散住老乡家。
农村卫生条件差，房间里滋生着各种小生物。特别是虱子，这“吸血鬼”吃饱喝足后，还会赖在头发衣服里繁衍后代。几乎我每次学农回家，都会带来些“副产品”。有一次我打开行李，竟然蹦出只跳蚤。
为了防止它们祸害家人，我常常是一进门就开启灭虫行动：先烧开水，把衣服行李都烫一遍。再把自己剥成刚出娘胎的样子，清洗完，还要在头上撒些六六粉，用热毛巾包着闷上几小时。最后，再用篦子一遍遍梳头，把藏在头发根里的虮子也清除干净。
多年后，我在电视里看到 “我们是害虫”的广告，就会想起当年的“灭虫”行动。那六六粉是居委会发来除四害用的，无知的我们，差点把自己也当“害虫”给灭了。
除了带回虱子跳蚤，有时还会带回一身糟疙瘩。这是学农的另一个副产品，叫水土不服。
许是在城里喝惯了自来水，我一喝农村的井水身上就起疙瘩。刚开始星星点点，很快就连成了片。待十天半月后回到家，甚至会“全身红遍，四肢尽染”，夜里痒得难以入睡。直到把皮肤挠烂，结痂后才会慢慢消退。
学农通常是几人一组，分散在老乡家吃饭，每人每天交一斤粮票两毛钱。同学们年轻力壮，干农活后胃口大开，根本不会考虑定量，每顿饭都可着肚皮猛塞。厚道的老乡唯恐怠慢了城里娃，也竭尽全力让我们吃饱吃好。
记得有一年到老鸦陈收秋，老乡用刚收获的红薯搀着玉米糁，熬出的粥香气四溢；用玉米面加柿子皮贴出的饼子又香又甜；大家每顿饭都忍不住会多吃几口。谁知这些新收获的粮食，特别是红薯，吃多了会胀肚子。白天干活还不明显，到了晚上，宿舍里就会“出气”声不断。
班里有个活宝，走在上工路上会突然停下，右手举过头顶做握枪状，随着击发 “噗”的一声，来个“下气通”。让一众同行者笑弯了腰。
有天晚上，生产队里“开大会”。唱完“天上布满星”，老农正在“诉苦把冤伸”，同学们的晚饭就完成了发酵，开始出来溜达。
女生毕竟脸皮薄，多半小心翼翼，唧唧歪歪；男生则不管不顾，怒“气”冲天，尽情发泄对“万恶的旧社会”的刻骨仇恨。
会场是生产队的仓库，空间狭小，空气很快被污染。有人开始遮掩口鼻，屏住呼吸，憋得小脸通红；还有人为了自证“清白”，以手为扇，把浊气往别人那儿赶；更有些捣蛋鬼唯恐天下不乱，四下顾盼，八方聆听，挤眉弄眼地搜索“污染源”。
忆苦思甜大会本该严肃庄重，人人脸上挂着苦大仇深，个个哭得呼天抢地。可这会儿却被搅得嘁嘁喳喳，嘈嘈切切，“群魔”乱舞。
工宣队师傅看不下去了，厉声呵斥大家要“站稳阶级立场”。无奈，却是管天管地管不住......
散会后，老农都忆了哪些苦没人记得，那点儿“屁事”却包揽了好几天的笑料。
学工也是当年的必修课。头回学工，我被分到了印刷厂的校对科。听说校对就是给书稿挑错别字，嗯，学工还能捎带着看新书，这活儿我爱干。
哪知一上班，师傅扔给我一本中药专著。药名本就生僻，药性又写得拗口，看得我头大眼晕，觉得还不如到车间干体力活。
校对科的师傅多是半老徐娘，边看稿边聊着车间八卦和柴米油盐，“小市侩”般无聊琐碎。我心里犯嘀咕，看不出领导阶级哪里“高大上”，更搞不懂该向他们学些什么。
后来，学校又组织我们去其他它工厂参观。在纺织厂，我看到女工在织机旁不停穿梭，一天要走几十里；在洛阳玻璃厂，又目睹了工人在熔化炉旁汗流浃背；参观洛阳轴承厂时，研磨车间的机器震耳欲聋，面对面说话都听不清。
亲眼看到了一线劳动者的艰辛，我才明白自己是白天不懂夜的黑，当校对真是掉福窝里了。
有天放学，妈一把将我拽进里屋，她使劲儿咽了口吐沫，在我手心里写下个林字，小声说：“他叛党叛国，坐飞机出逃，摔死了！”
我愣怔在那儿脑子一片混沌。几亿人喊了那么多年的“永远健康”，这就不算了？打死我也不敢信！可又一想，编排副统帅上西天，是要拉到“菜市口”问斩的大罪。传这样的谣，我妈可不敢。
我本能地反问，你听谁说的？妈说：“恁赵姨家张叔叔听了中央文件。”赵姨是我妈闺蜜，她爱人是党员，可以第一轮听文件。这下我信了。
妈说完，又叮嘱我一定保密。我懂！看妈吓得大声都不敢出，就因为我家住平房，怕隔墙有耳。那年头，为献忠心六亲不认，向组织纳“投名状”的多如牛毛，咱不能给张叔叔添麻烦。
几天后，学校也传达了中央文件。虽说提前知道了消息，可当我听到“小舰队”制定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还是觉得后背发凉。想想自文革以来，睡在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层出不穷，如今，连写进党章的“接班人”也叛逃了，难不成只有天安门前的石头狮子才干净？
我想起了儿时玩儿的游戏“我们都是木头人”。谁成了木头人，就不许动不许哭不许笑。沉溺在木头人般的状态太久了，我的字典里只有信任和服从，从未有过独立思考和质疑。
“九·一三”就像一声惊雷，打碎了我的乌托邦梦想。我已经十六岁了，不想再做木头人，对发生的这一切置若罔闻。我想去寻找答案。却没想到，寻找的过程像“病去如抽丝”，痛苦、艰难而又漫长。几乎耗尽了自己的前半生。
红色年代里大事多、喜事多。中学时期，我们时常会为了几类事去市体育场开大会，或者上街游行。
第一类是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呐喊助威：欢呼毛主席发表了“五·二零”声明，声援“越老柬”人民抗击美帝，祝贺援建黑兄弟的坦赞铁路通车。
小学时我就从收音机里听过“九评”。知道自苏联老大哥变修后，除了“天涯若比邻、同志加兄弟和椰林怒火”，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小弟都跟着跑了。因而，拯救全世界劳苦大众的“道义”，责无旁贷落在了中国的“铁肩”上。
当年盛传的小道消息，那都是谣言。半个世纪后的网络时代，我们才知道，邻国有个领导叫长征，总来找周总理要援助，显然是不想重走两万五千里。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中国也有几亿张嘴等着吃饭，让总理到哪儿去腾挪那么多银子？还是一把手豪放，大笔一挥，就解决了几百亿。
还有欧洲那盏社会主义明灯，老要求中国为他加油续命。而我们节衣缩食给它的援助，最终变成了50万个水泥碉堡。想想真是悲催。
第二类是参加各种批判大会。
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中，还穿插着数不清的小高潮。神州大地终日斗得乌眼鸡一般，会上的标语也跟着魔术般变换：从刘邓陶、杨傅余、王关戚，到仓皇出逃的林贼。
参加大会的学校都有各自的方阵，队列前“风展红旗如画”，方阵中则不时泛起红色浪花，那是大家高举着的红宝书。同学们就像挺着长矛的堂吉诃德，与风车进行了一轮轮儿的大战。忙活到最后，不仅没杀死（阶级敌人），倒把自己整得神经兮兮。
第三类是公审大会。
这代人初谙世事，就赶上了狼嚎犬吠的革命造反。置身于人性中最黑暗最原始的武斗群殴、无情杀戮和相互戕害，使有些同学沾染了一身戾气，变得冷酷又野蛮。
有段时间，一些学生不回学校复课，而是流窜在社会上打群架、抢军帽，还有的见到漂亮姑娘就凑上去“挖才气”（郑州土话）。听消息灵通的同学说，“省歌”跳喜儿的漂亮姑娘，就时常遭遇小流氓拦截。吓得好人家的女孩都不敢单独出门。
青春期的孩子本来就叛逆，事情闹得太出格，当权者就该出手整治了。一时间不少学生被抓进了监狱。罪名五花八门：写“反标”、“偷越国境”、“偷听敌台”、打群架伤人......
印象最深的是23中的蒋爱国。我早已忘记他犯了啥弥天大罪，只记得公审大会开得声势浩大。公检法早被砸烂，没听说有申诉和辩护程序，也许都被省略了。会后，他就被押赴刑场吃了枪子。
被抓的还有夏泊，他因偷越国境被判了刑。
我们学校的孩子相对比较安分，但也有几只“出头鸟”。除了在社会上参与打砸抢，还把革命造反那一套带到了学校。
台上讲课，台下打闹喧哗，嘈杂的像菜市场。老师们头顶“臭老九”的大帽子，动辄就被“革命小将”起外号，嘲弄羞辱，在课堂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根本无法正常地“传道授业解惑”。
学校的革委会主任姓李，是从煤矿成长起来的宣传干部。反右时，他因为在批斗会上出过“马克思姓马，是苏联人”的洋相，知耻而后勇，开始发奋读书，并学会了尊重知识分子。因而被全校师生尊称为 “大老李”。
在极左盛行、风雨如磐的年代，为了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大老李和他身边聚拢的一批好老师，殚精竭虑，费尽了心思。
记得全校大会上，老李就用夏泊敲打过大家：“千万别学夏泊走‘下坡’路。” 说得苦口婆心。
林彪倒台后，学校开始整顿课堂秩序。为了提高大家的学习积极性，还组织了一场数学竞赛。
那时，我背负着“黑五类”的十字架，一直努力学习，想用成绩证明自己是“可以教育好的”。
我被班里选送参加了竞赛。一道难题拦住了不少人。我却灵光乍现，得出了正确答案。
就在前不久，我写的一首诗（口号拼盘），也被选中参加了建党五十年的赛诗会，并上了校园的黑板报。一时间，我这先飞的笨鸟在老师同学眼中竟混成了好学生。期末班里选三好生，我的票数竟冲到了第二名。
机不可失，我连忙递交了入团申请书，想趁机混入“革命青年先锋队”。
谁知“教育回潮”好景不长。低年级一位男生，带头贴出了批判大老李的大字报，成了“反潮流”的英雄。
几天后，有老师找我谈话：“积极要求进步是好的，但你要先和父亲划清界限，还要比根红苗正的同学经受更多考验。”
小扑棱蛾想变凤凰，没起飞就折了翅膀。好巧不巧，我刚读完了《阿Q正传》，想起赵老太爷对阿Q的呵斥——姓赵，你也配！心中一阵酸涩。
闹了半天，“重在表现”就是看得见摸不着的海市蜃楼！我再拼命表现，还是被发配在“另册”中。想想不知老爸“刑期尚余几何”？“黑五类”猴年马月才能翻身，我沉郁了好长时间。
多年的思想教育总想把年轻人都变成圣徒，却阻止不了荷尔蒙的躁动和生命的成长。
进中学后，身体发育带来的生理变化和精神迷惘，让同学们深感困惑又无所适从。
没人对你进行青春期教育。工宣队的女师傅，开口最高指示，满脸阶级斗争，看到男女同学多说几句话就深恶痛绝。老师装聋作哑，家长讳莫如深，即使提到也支支吾吾语焉不详。大概觉得孩子们都能自学成才。一切都透着诡异。
傻丫头们面对身体的发育一脸懵懂，又无处寻找答案，只能和好友私下讨论互帮互学。说来可笑，我关于女性“初潮”的认知，就是由同龄人启蒙的。
那天我和几个同学去紫荆山看演出，准备回家时，有位同伴在石凳上留下片“红地图”。几个人大眼瞪小眼，只有一个“过来人”镇定自若：“没事，她这是‘倒霉’了”。随后用手划了一圈：“是个女孩都有这一遭，你们谁也逃不过。”
因了她这句“逃不过”，却又不知“这一遭”何时到来，我好长时间都惶惶不可终日。
单纯无知的青涩小苗不止我一个。体育课练长跑，有女生找老师请假，就有傻小子抱怨老师偏心眼。看来，没开化的不止是女生。
青春期教育缺失带来的无知，让多数女生觉得生理期肮脏“丢人”，羞涩中拼命掩盖。拉练时，大部队后面跟着收容车。有位女老师当众宣布，生病或“来例假”的同学可以去坐车。这下可坑苦了女生。谁去坐车，就等于把自己那点事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所以，再难受也咬牙坚持。
伴随着身体的发育，人的心理也会发生变化。几乎每个青春期的少男少女，都会在朦胧中描绘自己心目中白马王子或白天鹅的模样。遇到喜欢的异性，也会心猿意马，眼中春波流转，心中小鹿乱跳。
可心动归心动，没几个人会真正付诸行动。不是不想，而是不敢。学校又开大会了。工宣队女师傅目光如炬，厉声正告大家：“有同学不好好学毛选，整天胡思乱想，还私下传小纸条。这是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是我给你上纲上线，你就在那‘纲’沿儿上趴着呢！”
我那时虽然傻乎乎的没开窍，但毕竟在抄家前看过《林海雪原》和《青春之歌》，隐约觉得革命和爱情并非水火不容。再说《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中也写过，伟大导师和燕妮也曾爱得死去活来。
听着女师傅的“河东狮吼”，我的思想开始分岔儿：难道她没谈过恋爱？是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坐花轿蒙盖头成的家？看着年龄又觉得不像。
政治上再钳制，思想上再禁锢，也没见谁能控制爱情这种高级精神活动。大约在我进中学两年后，校园里沸沸扬扬传出八卦：有位高年级女生竟和班主任老师谈起了恋爱。
这两位都是校园的风云人物。老师姓刘，教政治课，口才极佳，在同学中也很有威望。
而那女生是班干部和校“红代会”成员。记得她曾在全校大会上“讲用”：冒着狂风暴风去关教室的窗户，宁可生病也要保护国家财产。
这件事瞬间成了校园头条。工宣队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刘老师因此而离开了课堂，女生也随着高年级上山下乡而销声匿迹。
这件事告诉我们：无论多么封闭的年代，两个相爱的灵魂一旦相遇，就是电石火花，根本不会顾及身份及世俗眼光。
多年后，我们这届同学，还真有不少结为伉俪。这或许是当年校园种下的相思豆，结出的丰硕果实吧。
岁月的年轮总在碾压着记忆，带走它的温馨和快乐，沧桑与悲凉，留下散落一地的碎片。念及往事很快会变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我写下了这篇文字。
进中学时，我十三岁半，是个连小学义务教育都没完成的半文盲。从1969年3月入校，到1973年2月毕业，我经历了捧读宝书、斗私批修、游行示威、野营拉练、学工、学农、学军，用四年时间“速成”为共和国最没文化的高中生。
在大动乱的年代，在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贫瘠中，我的身体挣扎于压抑，思想束缚于教导。那本仓惶写就的青春日记，布满了苍白的理想与蹩脚的文字，充塞着无知和迷茫。
错过了夯实知识、打好基础的黄金时代，使我的各科知识都“先天不足”。后来，虽在大学校园和工作中努力弥补，却总是显得力不从心。
我们这届同学，只有少数在改开后考上了大学。还有一部分通过自学，补充了某些知识短板。其他则如同杨小凯先生所说：“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都冻结在那个时代，成了思想的活化石。”
多年后，当一代受过精神荼毒的年轻人眼神不再清澈，当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成了挂在树上的大妈和厮混街头的大爷，我们才体会到初高中时期文学、艺术、审美的精神滋养有多重要，没文化带来的无知和愚昧有多可怕。
好在，改革开放让古老的中国开始拥抱现代文明，融入世界潮流。如今，互联网更让十亿人拥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民智已开，绝不能再容忍愚昧和洪荒。那个万马齐喑的荒诞年代已经过去，但愿它永不再来！
我上大学后，某天在校园里听到有人指着一位男生说：“他当年曾偷越国境，到缅甸去打美国鬼子。”我瞥了那人一眼，看他没有一丝大学生的青涩，脸上写满沧桑。顿时想起了夏泊。
多年后，我的一个好友成了夏泊的同事。听她说，夏泊把当年的经历写成了小说。
新冠疫情爆发前一年，我在长途车上偶遇一位老三届，自称是蒋爱国的旧相识。他口沫横飞地对我讲述蒋当年的“光辉事迹”，还夸他拨弄着琴弦，唱外国歌时如何潇洒。让我体验了一把 “哥早已不在江湖，但江湖仍有他的传说”。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路上偶遇中学班主任吴老师，她正急匆匆往医院赶。她告诉我，刘老师得了肝癌，已到弥留之际，她正准备到医院见最后一面。算来刘老师那时不过四十多岁。我俩一阵唏嘘。
从吴老师那儿我得知，刘老师最终娶了自己的学生，俩人的孩子还未成年。
李薇薇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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