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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丨李薇薇:​“见字如面”往事,那些发黄的旧书信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2-05-22


作者简历

大学时期的作者


李薇薇,笔名蔷薇,1955年出生于河南郑州,1973年下乡,1980年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后在某设计院从事技术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见字如面”的几桩往事




作者:李薇薇

 

 
记不起有多久没有提笔写信了!但在自己生命最初的若干年,电话基本属于“公家”或“首长”的专利,手机则是科幻作品绘出的充饥大饼,人们远距离传递信息互致问候主要靠写信。

那些白纸黑字一笔一划的书写,承载着亲人间“见字如面”的血脉相连,传递出恋人们望穿秋水的呢喃浪漫,见证了朋友们坚如磐石的真挚友谊,也演绎出诸多或悲或喜的故事。


1.被私拆的家信
 
我妈是家中长女,下面有五个弟妹。虽然她建国前就参加革命,背叛了自己的地主家庭,却没忘记天地人伦,依然惦记着家乡的父母和兄弟姐妹。

记得我认字不久,就时常捏着写有地址的小纸条去给亲戚们寄钱。印象最深的是某年春节前,妈妈塞给我100块钱,让分别寄给五个亲戚。虽然每家只有二十元,在当年也算是雪中送炭。

要说孝敬父母资助兄妹是人之常情。但因为姥爷出身不好,党组织就找我妈谈话,让她务必站稳阶级立场,和地主家庭划清界限。

我妈纳闷,自己给老家寄钱,组织上是咋知道的?后来她偶然发现,有位根红苗正的同事,私拆了姥爷寄来的家信,并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她气不过,就去找领导理论。可人家答复得理直气壮:“你出身不好,‘组织上’有权审查你的信件。”

妈妈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家信会被人 “以革命的名义”随意拆开。亲人间的私密话语,也成了某些人献给组织的“投名状”。

妈妈在工厂里当了一辈子财务科长。她和建国前参加革命的那代人一样,对组织极其忠诚,干工作一丝不苟。记得有个星期天,她曾因为一分钱账目没对上,就在办公室打了一上午算盘。

每到星期天,我这小馋猫就盼着父母去买鱼买肉好打牙祭,所以对她加班十分不满:“从家拿一分钱放进去不就妥了,值当加班吗?”

我妈却一脸认真:“公家的钱一分也不能错。”

就这么一位积极要求进步,恪尽职守两袖清风的好同志,却因为这些被偷窥的家信,一直被“党组织”拒之门外。

文革开始后,那些家信又成为重磅炸弹,被告密者再次引爆。我妈也被扣上“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大帽子,赶出财务科,下放到车间劳动。造反派还指着她的鼻子斥责:“你家大闺女不姓贫农(我父亲)的姓,专门随你的姓,就是想继承地主阶级的衣钵,有朝一日反攻倒算。”

连我大姐的姓氏也成了罪过,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因为父母遭受劫难,孩子们都成了“黑五类”,先后上山下乡。在农村,无论我们怎样踏实劳动,努力改造,都无法摆脱 “狗崽子”的阴影。每每到了招工、参军、上大学政审的关键时刻,那把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会杀将下来,成为拦路虎和绊脚石。

荒诞年代里,一封封普通的家信,竟堂而皇之地被人私拆偷看,还被当作“原罪”的枷锁,束缚了我妈这个孝顺女儿半辈子。不仅给父母带来了无尽的屈辱,还一次次改写了孩子们的命运,给我家两代人留下了深深的心灵创伤。
 
2.乡村来信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家六口人被拆得七零八落,分散在四个地方:父亲在单位被造反派监督劳动,两个姐姐下乡,家里只剩下妈妈、我和弟弟。

某天,老妈下班后急匆匆告诉我,她要马上去趟南阳,让我在家照顾好弟弟。没说几句,她就开始抹眼泪:“你姐也是,再忙再累也不能这么糟蹋自己。饭都吃不好,咋能有劲儿干活啊。再说万一吃坏了肚子,生病了身边连个人都没有,让人咋能放心!我一定要过去看看,再给你姐带点钱。”

妈妈边嘟囔边拿出封信:“这是你姐下乡那村的人写的。”

我连忙打开信。原来,大姐插队的知青点共有五个人。随着时间推移,有人转到了外地,有的因故回了家,只剩下她自己。

正值三夏大忙,她在大田里劳累一天,收工后还要挑水,再拉着风箱烟熏火燎地做饭,实在是太麻烦。所以,她就趁着早晨凉快煮一锅菜糊糊,中午和晚上就吃剩饭。那么热的天,通常到不了晚上,菜糊糊就馊了。村里几个要好的小姐妹实在看不下去,就偷偷给我妈写了封信。

“母子连心”毕竟深藏于基因血脉中。妈妈收到信急得火烧火燎,连忙请了假去火车站买票,恨不能一步就跨到乡下。

我看妈着急伤心,连忙安慰她:“我在家一定照顾好弟弟,你就放心去吧。再多带点儿钱,到那儿好好劝劝我姐。”

妈妈叹了口气:“就是有钱,农村那小代销点儿也没啥可买的。实在不行,就让她给老乡交点钱搭伙吃饭。”

妈说的也对,省会的糖果点心都还凭票供应呢,村里的小代销点能有啥好吃的。听得出来,妈的语气是既心疼,又无奈。心疼我姐不该这么糟蹋自己,无奈是觉得除了给她点儿钱,啥忙也帮不上。

我虽然嘴里信誓旦旦让妈放心,心里却虚的不行。因为几个月前我才出了一次事故。

那时老妈被派去黄河边修建邙山提灌站,有天晚上,我和弟弟去操场上看电影。寒冷加瞌睡,没等电影结束我就回了家。进屋就插上房门钻了被窝,想着等弟弟回来再开门。

谁知我又冷又困竟睡着了。我弟回家咋也敲不开门,以为我中了煤气,吓得大声哭喊。最终这喊声惊动了左邻右舍,邻居们帮忙撞开了房门。

这件事很快传到了工地,把我妈吓出了一身冷汗。她连忙向领导申请,好不容易才回到了厂里。如今老妈又要离开,想起这件事我就心有余悸。

话分两头。妈妈到了姐姐插队的小村庄,连数落带劝说,又给姐姐留下一笔钱。我姐看老妈为自己操心受累请假奔波,终于答应要好好做饭吃饭,不再凑合。老妈又交待村里的小姐妹帮她监督,有情况及时通报。

回来后我妈一直感慨,要不是淳朴善良的乡亲们写了这封信,家里人对我姐的情况还一无所知,时间长了,真不知会出啥事呢!
 
3.地址:内详
 
在我借调到知青办的日子里,时常会有进城的知青来聊天。

那时,我们这届知青下乡已近两年。广阔天地的高天厚土,春播夏种秋收冬藏的艰辛劳作,把大家从城里的学生娃磨砺成了糙小伙和柴火妞。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差距,也让我们经历了思想的除旧布新:褪去了初来时的幻想和激情,聊天中也少了胸怀神州、放眼五洲的宏大叙事,开始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担忧。

某天,我和一位男知青聊天时无意中谈到了人际关系。他说:“在农场除了好好劳动,说话办事还要多个心眼,注意和身边各种人搞好关系。和同学关系好会让你心情舒畅,遇事也有人帮忙。和班长连长(当地农民工)搞好关系,将来参军、招工、推荐上大学才会有人想到你。”

那时,我借调到知青办已快一年了,虽说在文革中也见过诸多的祸从口出,但终归是本性难移:说话口无遮拦,做事遵从本心。在领导面前也从不会低眉顺目,依然是个“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的缺心眼子。

所以,他这番话让我觉得俗不可耐。就直通通地反驳:“我觉得做人只要正直善良,坦诚率真,不必刻意去和谁搞好关系。只有小市侩才精于算计。有那时间干点儿啥不好,整天琢磨着咋和人搞关系,太累。”

那位同学颇不以为然,觉得我太幼稚,太理想化。“做个正直善良的人没错呀,可咱现在已经走出校门了,社会上啥人没有,多复杂呀。你还像在学校那样单纯,那样待人处事,最终只能是自己吃亏。”

我不服,用自身经历反驳他:“反正我下乡后,从当上连队司务长到借调知青办,都是靠自己踏实劳动换来的。从没刻意去和谁搞好关系,更没巴结讨好过任何人。领导、农工和知青都不傻,你付出的每份艰辛,他们都会看着眼里。”

文革伊始,我们这届同学还都是四年级的小破孩儿。虽没资格参加红卫兵,却没少在街头观摩大辩论。所以我俩就有样学样,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地一直争到下班。最终还是鸡鸭不同语,谁也没能说服对方,闹了个不欢而散。

大约过了一周,同事递给我一封信。信封上盖着挂号印戳,还贴了三张八分邮票,但发信人的地址却只写着“内详”。

那年头,凡落款“内详”的信件,都说明收信人知道对方的身份。可我对着笔迹仔细端详,却猜不出是谁写的。

看那同事盯着我的眼神意味深长,似笑非笑的脸上写满了暧昧,我也开始疑心生暗鬼:难不成是哪只“癞蛤蟆”饥不择食,盯上了我这“丑小鸭”,要借情书一诉衷肠?

彼时我已经快二十岁了,却连一张来自异性的小纸条都没见过。想象着春天终于眷顾到了“苦菜花”,那封信瞬间变成了小火炉,炙烤着手心开始发烫,脸颊也跟着升温。

我没敢在办公室拆信,度日如年地挨到下班。顾不上吃饭,回宿舍先打开信看署名,竟是几天前和我辩论的那位知青。想想刚才的自作多情,臊得我恨不能一头扎进墙角的老鼠洞。

原来,那位知青看我下乡这么久了,还浑然不知江湖之险恶,幼稚得如同幼儿园小朋友。为继续点化我这冥顽之人,他回农场后又洋洋洒洒写了厚厚一叠,还特地用挂号寄来。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知青并非“布尔什维克”,却也如此认真。看来世上真没有“一句顶一万句”的绝对真理。

按老祖宗“来而不往非礼也”的教诲,收到信件本该回复的。但我那时年轻气盛,觉得自己在辩论中已把观点亮明说透了,“道不同不相为谋”,没必要再纸上谈兵。所以,竟没搭理人家。

没多久,我在办公室接待了一位六四年下乡的老知青。她在农村扎根十多年,已有了三个孩子。离麦收还有二十多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家里却断顿了。她只好带着吃奶的孩子,到知青办申请困难补助。

这位知青大姐坐在我对面,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破衣衫,头发蓬乱,面容黢黑,和当地农妇并无二样。她怀里的小婴儿拼命吸吮着乳汁,却吃不到充足的奶水,嚎啕声在办公室久久回荡。

大姐抹着眼泪对我说:“大人吃点野菜麸子,喝点稀汤还能凑合,孩子们太可怜。我也不多要,能给我二十块钱,买点高价粮坚持到麦收就行。”

看着大姐被生活磨砺出的满面沧桑,听着她在绝望中发出的乞求,物伤其类的锥心之痛让我泪眼模糊。

我自问,如果让我在农村待上十年,会不会也变成大姐的样子?为了苟活,为了孩子,低下高贵的头颅来求人施舍二十元钱。我不敢想,是怎样的经历和困苦,让她变得如此卑微?这算不算低三下四,是不是摧眉折腰?

我不敢也不能确定,在恪守底线和脱离苦海之间,自己会怎样做。在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却时常被命运捉弄的年代,这真是一个悲催的两难选择。若放弃操守,选择扭曲自己向世俗妥协,不就变成自己都讨厌的人了吗?可若做不到洁身自好,又有什么权利去苛责别人?

我想到了那封贴着三张邮票的挂号信,终于理解了那位同学。他在农场待的时间比我长,也许遇到过不公,受到过委屈。他努力想和人搞好关系,只为了给自己营造个宽松环境,为了能够早日回城。只要他没有踩着别人往上爬,出于自保,无可指摘。

反思自己,坐在办公室里,拿着比农场高一倍的生活补贴,没切身体验过别人的痛苦,却站在道德高地上指责弱者或深陷逆境的人,这份苛求实在是偏激执拗,傲慢无礼,我为自己的作为深感羞愧。

再说了,即使不赞成那位知青的处世哲学,出于礼貌,也该给他回封信的。人家在大田里劳累一天,晚上还用休息时间写下那封长信,又特地跑到邮局用挂号寄来,就是渴望能有人交流切磋,发泄内心的苦闷。可他的这份期待和苦口婆心,到了我这儿却如同石沉大海,我真是太不懂得尊重别人了。

多年后,我又听到和看到了更多类似的悲剧。在招工无路、回城无门的境遇下,不知有多少知青和家长为了生存,为了前途,不得不去给相关人员送礼。个别女知青甚至不得不屈从于禽兽,用贞操来换取机会。

残酷的现实,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多元和复杂,明白了世间万事并不都是非黑即白,还存在着大量的灰色地带。而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在不危及他人和社会的大前提下,每个人都有权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如今,我已熬成了“阿尔兹海默”老太太,虽然大半辈子也没能学会“人情练达,世事洞明”,但榆木脑袋总算开了个缝,对人对事多了几分宽厚和包容。
 
4.地址引发的故事
 
县政府大院门口有个收发室。某天,收发李大爷让路过的大叔带给我一封信。大叔是民政局的小办事员,他瞄了一眼信封上的地址,问:“这是你家寄来的?”

见我点头,他又开始打量我:“看这地址,你家人是在省城机关工作。现在你也有了收入,年轻轻的女孩儿家,咋也不舍得给自己做件新衣服。”

大叔说的是实情。我虽然人五人六地坐进了办公室,却还是一身知青行头:上穿老妈五十年代的列宁装,下身穿条破裤子,膝盖和臀部都打着补丁,还用缝纫机轧出一个个同心圆。若头上再扣个破草帽,脖子里搭条白毛巾,活脱脱是首歌名:我是公社好社员。

大叔也许并无恶意,但我从小就讨厌“包打听”,就嬉皮笑脸地回应:“我爹妈在省城工作不假,可老爸就是个看大门的,穷!再说四姊妹都下乡,每人都要带一套铺盖,家里布票老是不够用。说出来你别不信,我铺的褥子里儿都是用日本尿素袋拼的。咋办?要不您当回活雷锋,支援点儿布票,我也去撕块花布做件新衣裳?”

大叔一脸尴尬地支吾着:“你咋还跟我哭穷,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破船也有三千钉。省城好赖有个工作都比俺日子好过。”

大叔还真是实话实说。那年头,小县城每个吃“公家饭”的人,在亲朋好友眼里都是只大肥羊!谁都想来薅一把羊毛!他每月工资不到四百大毛,拖拽着农村老家的父母妻儿,还要支应七大姑八大姨的人情世故,常常到不了月底就得打饥荒。

没几天,我又碰到了大叔。他点着我的鼻子埋怨道:“好你个李薇,还跟我打马虎眼,你爸可不是看大门的。”

原来,他从知青办的同事那儿打听到了我家情况,于是,又开始关心起我的“个人问题”。问我想不想把根扎在县里。在他看来,一个女孩儿家,有了稳定工作,就该考虑终身大事了。看那架势我若松口,下一步就敢给我发配相亲对象。

也许他是好心,可一个本该在办公室喝茶抠脚的大老爷们,却想着往“媒婆”队里钻,也真让人膈应。

我决定吓唬吓唬他:“你不知道吧,俺爸有历史问题,现在头上帽子还一大摞呢!所以,我这‘狗崽子’可不敢连累好出身的男孩儿。可要再找个‘黑五类’,‘老鸹落到猪背上’,不就黑一块儿了。索性我这辈子谁都不找,就当老姑娘了。”

大叔本来是想混条“大鲤鱼”吃的(本地习俗),没想到却碰了软钉子,从此再也不提这种事了。
 
5.内有照片,勿折
 
信件留给我的记忆并不全是苦涩,也有啼笑皆非。

我上大学时,社会远不像如今这般开放。学校曾明确规定不许学生谈恋爱,美其名曰:怕影响学习和进步。

可谁都知道,这就是现实版的“掩耳盗铃”。大学本就是爱情的最佳培养皿。学校再立规矩,定纪律,也不可能管控“爱情”这种人的高级精神活动。禁止的结果,只会让校园里出现一批“地下工作者”。

我的同学来自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多半是五零后,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那年月,大学生还没泛滥到“遍地走”“臭死狗”的地步,因而,总会有亲朋好友惦记着他们的终身大事。来往信件中也常会夹着恋爱或相亲对象的照片。

那时,全班同学的信件都被放进同一个信箱,每天由副班长取来,再分发给个人。所以,那些标着“内有照片,勿折”的信件,就给大家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也会成为同学间开玩笑或恶作剧的导火索。虽然大家并无恶意,却难免会造成误会和尴尬。

某个课间,副班长拿来一大摞信,同学们都围上去翻找。我的那封信上偏就写着“内有照片,勿折”。看到这敏感词,大家立马围拢过来。

我瞄了一眼地址,知道是大姐写来的。虽然自己心中坦荡,但架不住同学们起哄架秧子。为了避嫌,我只得在众目睽睽之下拆了这封信。

一张照片掉到了课桌上,有人眼疾手快,捡起来一看,是个笑靥如花的小婴儿。原来,是大姐寄来的小外甥“百天照”。围观的同学先是集体发出一声“哎......”,表达无尽失望,接着又爆发出一阵哄笑。

没多久,我又收到了一封写着“内有照片,勿折”,的信,还盖着三角形的军用邮戳。结果又招惹上一帮同学。在众人的催促下,我只能当众撕开了信封。

这回掉出来的是一张英俊的军人照。大家为发现了 “地雷的秘密”一起欢呼。我反复解释那是我弟弟,大家却不依不饶。好不容易抓了个现行,非要让我“坦白交代”,好争取宽大处理。

看那架势,若不说出个子丑寅卯,“广大革命群众”绝不会善罢甘休。我苦笑着展开信纸,在N双明察秋毫的眼睛注视下,露出信笺开头的称谓:“三姐你好”,才得以再次过关。
 
6

寒暑交替,光阴流转。那些依靠 “见字如面”互联互通的日子也渐行渐远。

科技进步淘汰了无数旧的生活方式,花甲老人也用上了智能手机,随时可以和祖国各地甚至远隔重洋的人建立联系,体验到“天涯若比邻”的便利。

但那一封封发黄变脆的旧信,伴随着它们所承载的厚重历史,仍会珍藏在一代人的记忆中。


李薇薇专列
献给长眠异乡的知青战友
我在县知青办的日子里
天晴朗了,他却再也没能醒来 
我那半疯半傻的少年时光
一次半道截车引发的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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