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丨萧象：革命年代，我们登台表演《六老汉学毛选》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5-24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大学时代的作者

萧象，湖南永州人，1977年入读衡阳师院外语系，1991年湖南师大中文系研究生毕业，文学硕士；先后供职于地方教育机构、省直机关和国有企业。历史研究者，笔耕不辍，著述甚丰。

原题

极端年代，

一段青涩少年的好时光

作者：萧象

1973年寒假。永州一中校园，人工湖畔，玉兰树边，夜色中的工字型青砖教学楼，隐隐绰绰，一片静谧。唯二楼西头南面教室，窗口亮着灯光，不时传出歌声，刺破夜空，似在告诉人们，本楼有人。

那是我班一帮男生在守校，亮灯教室为值班室。寒假一过，我们将从高一升为高二（文革学制，春季招生，初高中各两年）。这一升级，与之前初一升初二、甚至初二升高一感觉都不同，是登顶的升级。不仅离一直想望的走向社会独立生活，只一步之遥，更主要的，我们已是学校的最高年级，头上无人，老大独尊，有了顾盼自雄睥睨左右的感觉。所以，安排我班守校，任务落在一帮男同学身上，大家自觉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积极参加。

其实，守校也没有什么特别任务，主要是巡回教学楼，看守教室，教室除了桌椅，别无贵物。我们的值守，仅是告诫那些社会闲杂人员可能的闯入者，有人在此，请绕道而行。

高中毕业集体照

为打发闲暇，我们从学校弄来一台留声机、几张黑胶木唱片和一台录音机，用以娱乐消遣。录音机大且笨重，播放的英语语音磁带，吱嘎嘶哑，模糊不清，摆在那里，几乎没用，兴趣全集中在留声机上。虽然已是七十年代，在零陵小城，对绝大多数人，留声机仍是稀罕宝贝。留声机有手柄，放上唱片，轻轻摇两下，搭上指针，针尖贴着唱片细微的凹槽旋转，一如一圈圈扩散的波纹，发出悦耳的声音。

唱片多歌曲，其中《松花江上》和《河边对口曲》，最受欢迎，反复播放。在听惯了语录歌和革命歌曲的文革时期，前者舒缓优美又饱含悲愤的叙事兼抒情曲调，别具一格，一下就让我们喜欢上了，情不自禁，跟着吟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后者乃民歌小调，近乎口语对白，十分上口，尤其是前面几句，觉得生动有趣（当时的理解）。王小明从河北转学而来，一口北方话，唱起来别有风味。我与他对唱：我：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王：我的家在山西，过河还有三百里……他个高，一边唱，一边身子有节奏地往前倾；其他同学跟着模仿，大家手舞，足蹈，喜洋洋，美滋滋，乐淘淘。

除了歌曲，还有纯粹的音乐唱片，只是当时我们缺乏音乐知识和素养，兴趣不大，冷落待之。在我的记忆中，仅在初一上过音乐课，音乐老师是一位英语女老师兼的，学校似乎没有专业的音乐老师。

虽说没有专业的音乐老师，当年一中的校文艺宣传队可是相当出色，挺有名气。不仅为本地花鼓剧团贡献了好几名文艺尖子，也为省剧团和省体工队输送过优秀演员和运动员。很是让人津津乐道了一阵子。在没有高考不讲究升学的年代，学校最引人瞩目，也令不少人心向往之的，莫过于宣传队和体育队，宣传队尤然。

数年前电影《芳华》，讲述一群豆蔻年华的少男少女参加部队文工团，排练节目，慰问演出，从而度过一段令人羡慕而难以忘怀的美好时光。剧作家严歌苓和导演冯小刚藉此故事，演绎追寻一代人逝去的青春岁月与芬芳年华。引起同代人的共情和共鸣。

当年校文艺宣传队女队员在排练

我在学校宣传队也待过一阵，有过一段与其相似却短暂的“芳华”记忆。那是初中阶段，学校宣传队名声鹤起，风头正劲，招兵买马，扩大队伍，将我们一群入校不久的男生女生十来人收入名下。我参加演出的第一个节目，也是唯一的节目，好像叫《六老汉学毛选》。

想起来有趣，六个稚气未脱的小小少年，头上扎着白毛巾，腰上系着一根绳，眼角描上三皱纹，嘴上画着八字胡，活脱一群陕北小老汉。弯着腰，前倾头，左手搭在后背腰，右手仿持烟斗状，对着嘴唇，左边一颠脚，右边一颤步，这模样，这形状，实在让人忍俊不禁。幕布一开启，台下就乐翻一大片，真可谓未及开口笑先到，表演伊始掌声动，颇具喜剧效果。

当年的校文艺宣传队2019年纪念演出

今年初，几位长沙同学小聚。刘金秀外子李冀，乃校友学长，曾在宣传队唱过主角，与他聊起当年事，说到在蔡家埠海军机场的一次演出。我依稀记得演出后部队的“夜宴”款待——面条、稀饭、包子、花卷，让人大饱口福。李学长记忆尤深，说当晚现场观看演出的有海军政委苏振华和著名战斗英雄麦贤德。苏振华坐在前排，频频颔首点头，流露笑意，演出后还和麦贤德一起接见了我们。

经此一说，我记起了麦贤德，他的英勇事迹上过小学语文课本，当时还在疗伤养病，头上包着纱布，但对苏振华却全然没有印象。李学长只高我们一届，大一岁，但那时大一岁，感觉相互间差很大。我知道苏振华，是几年后，始知他文革受到冲击，一度谪居冷水滩的海军五七干校。如此说来，在此期间，恰逢我们到机场慰问演出，机场靠近冷水滩，基地领导尊敬老首长，将他接来观看，遂有此次遇见。

不久，宣传队精兵简政，瘦身减肥，精简了一批人。我有幸被留下。这时学校根据上面指示，开始排演样板戏京剧《沙家浜》折子戏，其中第五场《坚持》，我参加排练十八个战士之一。正当我做好准备，打算有所表现，争取有所长进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十分遗憾地离开了宣传队，就像刘峰离开了文工团。当然，他是被调离，我是因病退。

我得了急性黄疸型肝炎，突然发病，住进地区人民医院。当时的肝炎是一种很严重的传染性疾病，可我自己却毫无感觉和反应，在病房依然欢蹦活跳，生动不输往日。父母警告，好生治病，休得乱来，不然留下病根，累及终身，吓得我赶紧收敛性子，安静了许多。住院期间，高两届的学姐李丹莉，代表学校宣传队来到病房看望，送来老师和队友们的问候，有如三月窗外和煦的春风，温暖了我弱小的病体，让我感动，至今不忘。

仗着年少气旺，治疗得方，体内病毒很快得到遏制和排除，验血单上的加号，眼睁睁逐日减少，最后全部变成减号，时间不过七八天，可谓来得快，去得也快。就像今天新冠患者由阳转阴而痊愈，我也由阳变阴而出院。在家休养一段时期后，重返学校，已是一个多月后。但我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回归宣传队。

得病中断了我的“芳华”，让我失去了一段可能的“光彩”。有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失去的可能的“光彩”，后来以一种变换的方式让我又得以获取。

高一学校举行了一次作文竞赛，也是我中学四年唯一的一次。以年级为单位，统一命题，现场作业，限时完成。记得命题是“校园新风”，我哗哗啦啦写下一大篇，交卷，心怀忐忑。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已经忘记时，公布消息，我的作文拔得年级头筹，与各年级获得名次的作文一道贴在教学楼旁的宣传栏上，我由是“光彩”了一回。

这是我作文第二次上榜，第一次是初二，但不是比赛，而是各年级推荐优秀作文集中展示。这次作文之胜出，可能胜在选材和视角——我以自己病休而重返校园第一天的视角，看到学校面貌不同以往，惊讶并称赞课堂秩序和学风发生了可喜变化，或许因此获得评卷老师的青眼。

其实，自己的作文也谈不上多么优秀，只是当时普遍水平低下而已。由于持续多年教育革命的负面影响，学校的教学质量堪称每况愈下，表现之一，学生的作文水平之低每每让语文老师扼腕叹息，忧心如焚。课堂上语文老师多有抱怨，他们批改作文的主要精力大都耗在修改满篇触目惊心的错字病句上了，即便到了高中这一现象仍然存在。年纪稍大一点的老师还往往把我们与文革前的相比较，常有今不如昔的感叹。在他们看来，遇上文通语顺的算是幸运，如有文采，那是烧了高香。我的作文能文通语顺，矮子里拔了将军。

新世纪初重访母校，见到宣传栏上学生作文展示，包括有刘庆国公子佳作一篇，水平大大超过当年我们同时期。唐韩偓乃李商隐故友之子，少而聪颖，临席赋诗，才惊四座，义山感而作诗，留有金句“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青出蓝而胜蓝，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自然过程，也是必然要求。

这些年在微信群，遇到不少京沪等地老三届的，看到他（她）们在我们同一年龄时期所写的诗词文章，词句之美，水平之高，让我惊羡不已，也羞愧不已，我转对朋友谈起此事，说与他（她）们相比，当时的我们简直是白痴。

倒也不是说他（她）们的智商高出一等，主要是成长环境和教育背景影响，造成这种差距。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知识来源与获取。

知识的主要来源无疑是书籍。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培养智慧的工具，是酿造思想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要知天下事，须读古人书——人类先贤早就对此说得明白透彻。可是，我们从小学到中学求学的黄金时期，却不幸遇上流行“知识越多越反动”和“读书无用”的极端年代，但凡文革前出版的文学作品全被视为“封资修”而封禁，语文课本内容的革命性与政治性压倒人文性与文学性。

记得每到新学期开学，领到课本的第一动作，就是迫不及待地翻看语文书，从头到尾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将课文内容一览无余，结果总有些感到失望。知识的贫乏使得我们整体上精神文化营养不良，智力发育滞后，而老三届文革前基本上接受了正常而比较完整的中小学教育，具有较为广阔的阅读空间与资源，双方的智力差距由此形成。

时代的禁书与书荒，让我等读书少年常常处于饥渴状态，为解读书之饥渴，不得不四处“觅食”。主要途径，乃是向亲戚朋友、街坊邻居到处打听借阅，只要闻说某某处有好书，千方百计要借到手。一次一位邻居学姐在看《小城春秋》，向她借，初不允，说也是借来的，就要还。不死心，央求她，只看一晚，明天一早保证还，并提出用另一本书相交换，如此，才得逞。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得自王坚，如获至宝，废寝忘食，挑灯夜读，爱不释手，大呼过瘾。从邰利达处看过一本契科夫的《第六病室》。

爱书的同学相互间也时有交换分享。唐逢辉有回问我有没有什么可读的，正好手上有一本古代白话小说集，第二天便从家里带到学校给了他。不久我也从他那儿得到一本日本小说，内容好像是反映医院生活的。同学间的这种交换分享为私下进行，带有点神秘意味，因为都是文革前出版，贴了封资修标签，只能偷偷进行，塞在书包里，不能公开示人。

当然，也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作为内部资料用以阅读批判的，具有半公开性（与人们常说的黄皮书、灰皮书不同，我没有也无缘接触此类书）。我哥高我一届，就读三中，大概1972年，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及其人道主义，他们学校组织一批高年级学生进行阅读批判。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作为典型，被选为靶的，学校遂将此书发给他们阅读参考。我哥把书带回家，让我也看了。索科洛夫原本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战争爆发，应征入伍，战场上负伤，成为俘虏，九死一生，逃离虎口，从前线归来，却妻子女儿早已死于敌机轰炸，儿子也牺牲在柏林前线。战后，他收养了一个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孤儿，组成新的家庭，开始新的生活。

我被小说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深深打动，同时又不禁暗自纳闷，这样动人心弦的好书怎么是“坏书”，要批判？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对肖洛霍夫及其作品的看法重回正轨，恢复之前比较实事求是、合乎情理的正确评价。我的这一微不足道的阅读经验，从最基本的个人单元角度可以印证一种说法：极端年代，是非颠倒，往往那些被官方视为“坏”的，大多是“好”的。如果说后来在我身上出现的对所处的时代有所困惑，那么，这种阅读获得的内在的好坏和是非判断常与流行的相抵触，应是引起这一困惑的一个触发点。

《红楼梦》因毛泽东点评，1970年代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竖排本，内部发行，单位购买。我妈单位获得一套，她知道我喜欢看书，得岗位之便，先人一手，拿回家来让我先睹为快。那是一套四本，崭新的，散发着书香。我喜出望外，迫不及待，拿起就看，看了就放不下，晚上上床还在看，直到被强迫熄灯。接连两天都是如此，放学回家，除了吃饭，一心埋头看“红楼”。

我妈事先并不知道《红楼梦》内容，以为公家发行的，伟光正，高大上，老少咸宜，没有问题，见我如此痴迷，又闲来无事，随手翻看了一下前言说明。这一看，拐了场——书中讲述的是爱情故事，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故事。我妈大惊失色，立马态度大变，十分严肃认真地对我说，我不知道这书是谈恋爱的，你还小，不能受影响，现在还不能看。顺手把书收回，归还了单位。我正看到贾、薛成婚，黛玉焚稿，已是欲罢不能，难以自已，但母命难违，不得不从。为此郁闷了好几天。

其后不久，报上兴起评“红楼”，褒黛贬钗为潮势，而我对钗之温柔圆润怀有好感。1978年进入大学后，同学们聊“红楼”，品鉴人物，认同宝钗的为多数，一个重要观点是，作择偶选择，黛钗之间，当然是温柔圆润的钗好，而不是多愁善感的黛。

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有类似情形。这是难得的一本没遭封禁，可以公开阅读的外国小说。保尔的初恋冬妮娅，评论多有贬斥和排拒，认为代表布尔乔亚情感，但留给我记忆毋宁是一美好。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读书》杂志读到一篇“记念冬妮娅”的文章，心中释然，原来吾道不孤。

高一寒假一结束，我们升入高二。全年级从青砖工字教学楼搬到红砖实验楼，班次发生了调整变化。从原来五个班：高十一、高十二、高十三、高十四、高十五，变成四个班：高十一、高十二、高十三、高十四。原各班一些基础较差，学习困难的同学，集中组成新的高十五班，原地踏步，重读高一。这样，我们原高十五班主体就成了高十四班，位居实验楼西头阶梯教室。

背后是当年的阶梯教室

学校的这一调整，显示对教学质量的高度重视与真抓实干，包括前述作文竞赛，反映了当时全国教育事业出现的新气象。只可惜好景不长，对教学质量的重视，后因张铁生事件影响，视为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回潮的表现，被叫停而夭折。对教育究竟如何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学校专门组织了一次学生参与的社会调查，蒋向明被选抽参与活动，写出调查报告。“反回潮”影响之下，学校考试一度全部改为开卷，作为学生自是求之不得，而有良知和责任感的老师则不以为然，流露忧虑，因为这样，学生更不会用功读书了。

按照教育革命要求，学工学农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基本内容。学农每学期都有，不是下乡参加“双抢”，就是到何家坪学校农场体验生活，却学工一直不见踪影。同学们觉得奇怪，既然要求学工学农，何以只是学农不见学工，便向老师提出询问。或许是询问起了作用，或许学校早有安排，高二上期我们终于到耐火材料厂学工一次，体验了一回工人生活。

耐火厂毗邻学校，是我们每天上下学必经之地。这次学工，高十一、高十二是一批，我们与高十三班为一批，食宿在工厂。留给我的记忆，除了一次中餐后在食堂旁边水槽洗碗时的惊鸿一瞥，其他一片模糊。但耐火厂夏日的冰水和冬日的澡堂，是唯其独有的两大福利，一直令人垂涎不已，向往不已。刘庆国对同桌耐火厂子弟唐逢辉用军用壶盛装的冰水情，至今念念不忘，我也仿佛记得寒冬腊月被人带入热气腾腾的澡堂，在莲蓬之下所享受的酣畅淋漓。

临近毕业，班委会讨论赞成，用剩余班费购买笔记本，人手一册，留为纪念。离校前夕，同学们相互赠言，在笔记本上写下最美好的祝福。

2017年，毕业43周年首次聚会，谢美丽把保存完整的笔记本带到现场，带给大家一个意外大惊喜。同学们的毕业留言，或工整、或潦草、或秀丽、或飘逸，经历43年的岁月封尘与时间磨耗，依然清晰可辨，历历在目：

在新的岗位上做出新的成绩——汪云星

祝在三大革命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董迎红

祝在新的工作岗位夺取新的胜利——谭衡鸣

让我们的友谊万古长青——李湘生

分别是暂时的，友谊是长存的——唐逢辉

祝在新的工作上获得更大的胜利——姜玉华

祝你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学习，做出新的更大成绩——刘春文

在广阔天地里飞跃——雷国华

让革命的友谊万古长春——罗玲英

祝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乘胜前进——周绪社